刘森林[1]2001年在《“矛盾”的现代省思》文中研究指明学校代码:学号:中 山 大 学博 士 学 位
付文军[2]2016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事业,这意味着他既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性分析,又要对国民经济学展开理论省思。得益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透过对一切存在的实践批判、辩证批判、历史批判、内在批判和总体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得以凸显。深谙“批判之道”,是马克思思想得以持续发力的关键。批判乃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此即聚焦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所在。从哲学批判而政治批判,从政治批判而经济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路向。借由“资本之思”而实现实践的“革命性变革”,最终达至“自由王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藉此,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完整画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早期,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私有制”、“异化劳动”、“实践”和“生产关系”等社会经济范畴的理论省察,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具体而言,从“天上迷雾”到“市民社会”、从“财产权”到“私有制”、从“对象化劳动”到“异化劳动”、从“感性直观”到实践、从“生产活动”到“生产关系”、从“批判的批判”到“哲学的贫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社会实践的转变,即是马克思在研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批判思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时期,借助于之前的学术积淀,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二律背反”——劳动致富和劳动者贫困、工作日的控制和延长、减少人数和增加产量、节约和浪费、价值的增殖和丧失——的论说。同时,马克思还展开了对“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批判性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体系由此生成。作为一部现代性“诊断说明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我们展示了商品、货币、劳动和资本的多维意蕴,并先后破解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人类之谜和资本拜物教的秘密。最后,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市场”和“时空”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的全面考量,道出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总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本真面相得以确证,各种掩盖于物物关系之下的社会关系得到了澄明。通过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马克思做着借思想触及社会现实的伟大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面对变化发展了的环境(主要是新世纪之初的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再次受到追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在场”,充分表明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理论之于时代的意义。在我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硕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也反过来印证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力。
陈多旺[3]2016年在《论现代法律程序中的交涉》文中研究表明交涉的基础涵义是通过协商达成解决问题的合意。协商的方式决定了平等与和平是交涉所应秉持的两项基本价值。应该说这两项价值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有实现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在之前的社会中平等与和平的交涉或许存在,但却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那时人的主体性还没有觉醒。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之后,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肯认,随之价值多元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多元价值并存一定程度上使得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不再绝对化、权威化,而是多元化、相对化。如此一来,价值冲突成为一种常态。如何弥合这种冲突也便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要面对的难解之题。解决这一难题,诉诸现代法律程序进路或为可行。现代程序进路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它可以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和平对话、平等协商的交涉平台。在现代程序的保障之下,平等、和平的交涉得以实现,其对多元价值冲突解决的内在机理在于:它能够在没有预设任何价值评判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为冲突各方提供交流协商的渠道,促进各方以对话的方式达成合意,从而实现在不涉及实质价值判断的条件下弥合价值冲突。交涉的存在并发挥作用,使得程序不单是一套以时空二维表征出来的行为的方式、方法、顺序、步骤,而且体现为参与主体间以对话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交互作用过程,表现为以交互性为特征的关系维度。这便是现代程序能够弥合价值冲突的原因所在,也是现代程序的本质所在。现代法律程序的本质在于交涉。程序正义要求交涉本身也要符合正义的标准。交涉固然有其外在价值指向,但更要符合其内在价值要求。平等与和平仅仅是交涉正义所应满足的两项基本价值要求。除此之外,交涉还应满足对等、理性、充分、有效、中立、自治、及时、止争以及作为终极关怀的人的尊严等价值要求。这便是一个正义的交涉所应满足的诸项内在价值。于实践维度来看,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对公权力的管控,而管控权力的重要手段就是程序。通过现代程序中交涉机制的建构,使得程序运作不再是强大的“利维坦”凭借自我意志所进行的单向行为,而是表现为在权力与权利对话协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商共治。立法程序中的公众参与、行政程序中的决策听证、司法程序中的控辩对抗都是交涉的典型体现。面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法治建设的程序进路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其原因就在于现代法律程序中以对话协商的相互性为特征的交涉机制的存在。中国的程序法治实践是缺乏交涉性的,这点在立法领域、行政领域以及司法领域中均有体现。究其根由,或与中国权力主导的传统法文化相关联。公权力的主导使得公民的私权利无力与之进行对话,交涉的局面始终难以形成。面对当下越来越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中国也需要交涉机制的建构,需要交涉机制来平衡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这不但是弥合价值冲突以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也是在现代社会中实现权力的正统性的需要。
赵周宽[4]2011年在《后形而上学与美学》文中认为本研究试图立足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探讨美学的可能性。“可能性”问题框架决定了,美学既不是一个僵化体系的残骸,也不是彻底的“无”。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自我生长着的美学,介于这两者之间。形而上学给美学提供了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复并激活这一“中间地带”思想张力的潜能。但如果对形而上学做“形而上”(抽象、僵化)的理解,以上的构想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后形而上学”破除了对形而上学所做的“形而上”的理解,将形而上学视为西方思想无限自反、一再回归自身根基之批判性的标示；而“后形而上学”恰恰是对这一标示之“标示性”的自觉。这样,以“后形而上学”对西方思想所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为美学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本体论保障。在本体论基础之上伸展开来的美学学科,并不能彻底将形而上学的思想“债务”一笔勾销。美学在对这笔债务的承认和担当中进行着自我建构。这门学科的自我建构过程,也是承继了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性所进行的自我辩白。美学的自我生长,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在这种“建构”和“辩白”中,将形而上学的债务以“后形而上学”的方式予以重述。这些债务包括,第一,对整全世界的追求和这一追求的辩证表达。形而上学所预设的非中介的整体世界,美学以对“感性”、“美”、“自由”等所做的辩证表达,赋予其现代性的血肉。第二,近代认识论所提供的理论言说框架,仍然是美学自我表达的基本语法。任何试图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仅从存在层面、而且从表述层面轻率抛弃的理论,都忽视了美学自我建构的复杂性。第叁,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设定(理式、存在、上帝、主体、语言等等),从“形式化”的外在先天设定,转换为内在精神之“魂”。在“形而上学”已经不具有社会机体凝聚力和意义构型力的现代性中,辩证地表达这种精神性追求,具有为现代性“招魂”的意义。以上“债务”并非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在建构现代世界方面,它们同样会转化为积极因素。要想实现这种转化,就需要深入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内在史中,完整而本质地经历形而上学自啮其心的艰难历程,经受这一历程中重重辩证法的折磨。本研究在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程序中经受了这一过程。尼采对形而上学毒害史作出系统诊断,并以“生命”为号召,呼吁对西方思想进行根本性疗救。在疗救的极端处境中,尼采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疗救本身的“形而上学性”。疗救的强烈愿望和疗救自身的毒害性,两厢对照,使尼采自陷绝境。尼采被逼到思想的边缘,也将形而上学带到边缘。这一边缘站位,正是“形而上学”自反性的极端呈露。“生命”成为尼采用以警惕任何一种形而上学迷误的醒目灯塔。尼采以“凡有生命之处,就有美”作为生命美学的总纲。由于“生命”时刻提醒对形而上学的迷误的警惕,生命美学就成为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标示,生命美学也成为对于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海德格尔以“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激活了形而上学中内蕴的自反性。在有可能掉入“无”的“存在”,与定形化的“存在者”之间,用“真理”和“艺术”作诱饵,诱使我们进入美学得以萌生的本体论领域之中。在形而上学自我批判的历史中,海德格尔确认了古希腊意义上的本质性的“美”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美学”的弹性对峙,即,正是在本质性的“美”不再可能的现代性中,“美学”科学诞生了；“美学”既是对本真“美”的回应和保存,又是对它的“遮蔽”和“遗忘”。海德格尔将这一遗忘过程与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作了互文性阐发,提示了回归本真美的可能性,要求我们至少对这一“遗忘”本身不再遗忘。这样,海德格尔的美学就是形而上学自反性即“后形而上学”的映照。“存在论差异”既是对形而上学自反本质的揭发和呈现,也是对美学自我生长之可能性的本质确认。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自我嬗递的历史为背景进行的美学发生学探源,天然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通过对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极端可能性的“经受”,在形而上学存在本体论基础上阐发的“美学发生学”,与以鲍姆伽登为标志和开山者的“美学发生学”,形成呼应。参照后一种美学发生学,前一种发生学可以看作是美学的“内史”和“前史”。作为“前史”的“美学发生学”,自觉地与任何一种僵化的美学体系保持距离。把美学保持在“前史”状态中,是一项本质而艰辛的思想任务。
徐奉臻[5]2011年在《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文中提出近代以来,以“革命”与“改革”方式呈现的“现代化”,构成中国社会嬗变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十七大报告明确把“现代化”定位为中国“叁大历史任务”之首。现代化的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诞生时代的欧洲。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大举东渐,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成为历史和人民的最终选择。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导。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流为同步的历史进程。远离马克思谈马克思,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被误读和被遮蔽,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失真”,造成“官方举旗”而“大众迷失”之困窘,也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迫切性。由六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的本文,立足于中外现代化实践,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原典阅读和原理回溯相结合、将加法与减法相结合、将内史与外史研究结合、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交织、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杂糅,就宏观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观论域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微观角度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做纵横双向多维分析。具体操作路径是:以概念的辨析为楔入点,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划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对马克思被误读和被曲解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再读与重释;对马克思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化思想,进行去蔽与复原;对有关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命题,进行二阶观察;围绕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何以中国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诸理论之逻辑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构建中国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理念与路径、“方法至上论”与“内容至上论”的功能及限度等问题,阐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是马克思思想生成的背景,也是马克思审视社会实践的视域与论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抽离出来,不仅是对历史的遗忘,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遮蔽。马克思现代化思想是复杂的理论系统,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在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而视之,以及重“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中国化”而轻“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之偏颇,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呈现应然性上的实相强势和实然性上位相弱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至尊化和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虚空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真”的重要原因,又赋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以必要性。相关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研究内容稀薄化、水平初浅化、成果零碎化、方法线性化、状态隐性化等“热而不熟”的状态,使本研究具有恢弘的探索空间。基于西方情境和中国情境,重读、复原、走近、思考、对话、推进马克思,是弥合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应然性和实然性之鸿沟的尝试。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而言,强化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研究,不是“溢出”和“添加”,而是“回溯”与“还原”,是“回到马克思”的学术努力。如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视为一条精神之河,那么,处于争议中的相关“概念”是其“滴滴水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生成的“背景”是其“筑底河床”,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不同“阶段”是其“各个河段”。对“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传统现代化”与“新型现代化”、“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与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和大众化、“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等概念作发生学和诠释学的解读,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黑格尔的成就,为马克思的着论提供了知识框架、概念词汇和分析线索。在批判黑格尔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以“人类解放”为最高诉求的现代化理念,并以“哲学”向“社会实践”的转向,倒置了黑格尔的认识。因此,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生发,体现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演进路径。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既反映“时代”之“时势”,又受“时代”之“时势”之制约。作为“观察社会生活大师”,如果马克思对鲜活的现代化实践无动于衷,是不正常和不合逻辑的。依照库恩的范式理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突破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旧范式。《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危机期”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拉开“革命期”的序幕,《共产党宣言》最终使马克思现代化思想进入“新范式期”。在现代化的缘起层面,市民文化是马克思研究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化之源头。在现代化的过程层面,马克思隐性地区分了“文明有中心”和“文明中心论”。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设想,以及对“先发型”与“后发型”现代化关系的认识,蕴藏着冲击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生活的生产”、“世界生产”和“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均为马克思思想中被遮蔽和被消融的现代性维度。于乱相中解蔽和去蔽,有助于确证“物质生产本体论”的偏颇。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使在后马克思时代的现代化实践中处于“物理缺场”的马克思,仍然能够以“思想在场”方式展示其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在现代化的功能层面,“双刃性”与“吊诡性”是马克思现代化观的基调。以英印美中四国作为诠释“双刃性”与“吊诡性”之空间视域,马克思明示了“主观目的”和“客观功能”的不同。在充分肯定科技和经济现代化进步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异化现象。马克思生前,默认或间接使用了“现代化”。“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主体向度,“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强图式。在主观契机上,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掘墓人”。而在客观功能上,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的“功臣”。马克思研究的立足点是资本主义型现代化,马克思最早最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对亚洲现代化,马克思虽然给予关注,但其研究成果却是马克思思想的弱图像。对防卫性现代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并且,由于他的分析主要限于德国,致使中国和俄国的同类现代化成为其思想的漏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有分歧,也有相近,有彼此交织,也有重复与耦合。如果忽略这些而作孰优孰劣的判断,是非历史主义的。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双向互动两部分:一是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二是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化”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前者重“继承”,后者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建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现代化理论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又具有承继性与修葺性。科学发展观与中国新型现代化在根本旨趣和意向结构上的契合,赋予以科学发展观孵化中国新型现代化并由此构建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揭示新型现代化之与传统现代化所发生的模式转换,是当下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与理论期待。基于“批判视域”,以“时间”和“空间”为建构性变量,有助于指认“方法至上论”和“内容至上论”的合理性与功能限度。作为一种新解读范式,“回到马克思”是涉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容及其方法论的系统工程。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机统一。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应然性层面的学术理想与实然性层面的学术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否认之,难免陷入“学术乌托邦”之藩篱。因此,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做“走向马克思”和“贴近马克思”的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与本真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称度,更具可能性与可操作性。协调“文本主义”和“现实主义”,沟通“当年”的“着述者”之“原本”和“当代”的“解读者”之“释本”,关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马克思的恩格斯化倾向、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间距,是现代化思想研究“回到马克思”的题中之意。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当代化和大众化相结合,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沟通,是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念。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显性化,有赖于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由“隐性自在知识”向“显性自为话语”嬗变。其中,从“隐性知识”到“显性话语”的嬗变,反映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存在状态”的变化。而从“自在知识”到“自为话语”的嬗变,则揭示了马克思现代化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状态”的历史趋势。
魏泳安[6]2017年在《中国精神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精神”之于中国这一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因为精神的存续,使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也使得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命质感、心性本体、民族气节和人格理想等高贵优雅之精神境界得以传承和彰显;更使得中华儿女能够在民族危难关头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探求国家救亡和民族振兴之道。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奋斗目标。在这一历史关口,我们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凝心聚力、兴国强国。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既关涉着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关涉着改革和现代发展;既体现着国家发展的精神和意志,也体现着个人成长的中国体验和精神世界。中国精神包含了民族性和时代性,将中华文明“独立之精神”系统完整地呈现出来。民族性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时代性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而将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会贯通,便成为中国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当前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我们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点,并通过有效的教育方式最大程度上凝聚国家精神力量,构建良好社会精神风尚,促进个体心灵秩序的安定和国家认同。中国精神教育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清晰把握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总结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首先,从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和生成了中国精神,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促进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在寻求国家救亡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淬砺和升华。纵观整个中国精神的发展轨迹,其表现出继承性与超越性、客观性与能动性、思想性与实践性、进步性与曲折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规律。其次,从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来看,中国精神教育的过程体现着马克思关于“精神”形成和转化的一般原理,即,中国精神的实质和过程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转化”的一般原理,马克思的“精神”形成和转化理论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思想遵循。同时,中国精神教育既关涉着宏观层次上的精神风尚和精神凝聚,也关涉着微观层次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因此,中国精神教育必须在宏观层面上把握民族性的精神传统、时代性的精神贯穿、世界性的精神彰显,并在微观层面上探究中国体验、精神生活、精神成人和精神信念等个体性的精神内化机理。第叁,从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古代中国精神教育体现出家国同构的特点,其具体体现为大一统的教育主线,道统与政统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吏、士、长相结合的教育格局,以及修己安人的教育理念;近代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体现为“中体西用”的特点,即,开展国民性的价值批判,促进科学和民主的本土迁移,并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塑造时代新风貌;现当代的中国精神教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精神旨归,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指引,注重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实践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现实诉求,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首先,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精神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迸发出新的时代精神要素,这主要包括了 : “四个全面”的战略新布局、五大发展新理念、常态化反腐的政治新生态、彰显核心价值的文化新样态、信息社会的创新活力、“美丽中国”的生态新境界、大国外交的国际新形象、体现家国情怀的教育新思维等,这些新的时代精神要素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时代条件。同时,当前中国也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关口,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积极与消极的并存、主导与多元的同在、发展与平衡的冲突、复杂与现实的抵牾等,是中国精神教育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此外,在当前的中国精神教育中也存在着简单化、功利化和零散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瓶颈,也是当前中国精神教育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需要把握教育的目标、原则、基本向度和教育特殊性,并从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关键。具体而言,需要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叁个层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目标;从传统型与时代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等方面来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原则;从历史、国情、世情和党情等方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向度;对青少年、党员干部、媒体工作者、新经济组织从业者等典型人群和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地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中国精神教育方略。此外,中国精神教育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教育系统,需要注重教育的契机把握、形式选择、主体联动、过程持续和生态契合。第叁,在明确中国精神教育思路的基础上,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体自我层面上的精神修为,这需要注重人格修为、践行社会关爱、树立家国情怀、省思时代境遇、发扬敬业精神;二是家教家风中的中国精神教育,这需要挖掘优秀传统家教家风成果、促进家教家风时代文化涵养、发挥家教家风中的榜样示范;叁是学校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从实施中国精神教育的分阶段有序推进、将中国精神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中国精神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中国精神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促进中国精神教育的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着力;四是社会层面上的中国精神培育,需要从道德实践滋养、优秀文化传承、核心价值彰显、文艺创作表达、大众媒介传播等方面来开展,从而最终形成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当前中国精神教育。
王丹丹[7]2018年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叁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叁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李瑞君[8]2012年在《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文中提出市场经济、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热点。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国家认同的分散性、被动性、单一性、稳定性特点,现代国家认同具有互动性、竞争性、自主性、主动性、选择性的特征。现代国家认同建设的责任在于政府,以文化维系国家认同是国内社会和谐,降低统治成本,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为持久和有效的武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福利需要；提供公共文化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实践证明：多民族地区开放、自由、平等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相反,区隔、封闭、歧视性的文化环境,则容易滋生民族隔阂,阻碍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从文化的理论视野来考量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在新疆学界刚刚开始起步,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为指导,运用政治学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政府责任理论、公共政策理论等,结合民族理论、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拟采用理论阐释(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与实证分析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实证调查法、比较法等,探究新疆民族地区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的互动规律；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成因,与现代文化相遇而临的危机及文化现代化趋势,揭示文化现代化的路径与策略。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具有必然性,其动力有两个：一是国家治理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二是少数民族个体在比较的文化环境中萌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第一章描述当代新疆文化的总体概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点；转型期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文化危机,分析危机的表现、对个体和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原因；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紧迫性；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正确认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的先进性与落后性、民族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等几个关系。第二章从多维视角阐释当代新疆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要求。从理论上论证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现代文化的国家认同功能,政治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国家认通问题出现的文化因素以及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问题的文化因素。第叁章运用比较法,从理论、政策与实践视角比较了文化现代化与困家认同的耦合关系。首先,阐释了政治行为与民族政策,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互动机理。其次,以历史比较的视野分析了古代中国的困家观和国家认同特点；古代新疆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民国时期新疆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再次,以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为例,分析了文化现代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再次,借鉴东部发达省区文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第四章实践省思。首先,梳理了政府责任理论、公比社会理论、公民文化等相关问题,提出转型期民族地区政府责任及政府能力的转型趋向。其次,回顾建国以来国家对新疆民族地区治理文化的变迁,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重点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评议。第五章提出重塑国家认同的文化现代化路径：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加快进行以民生建设为核心的社会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锁化建设；推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培育参与型文化；积极推进社会关系契约化,营造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立足日常生活世界,型塑回归生活世界的国家认同教育文化。构建现代德育文化教育内容；充分发挥社会、学校等教育主体的引领作用：积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外出流动的机会。
刘绍峰[9]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叁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叁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王华[10]2011年在《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题为《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是以2000年至2009年间发表出版的乡村生活小说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学批评的社会学分析法与作品细读的方法,参照比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说主题,着重归纳和梳理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几种主要的主题指向变化,并探讨它有何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原因等问题,旨在通过与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主题的比较,指出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的新变。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界定了“乡村小说”与“主题”的概念,并阐述了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变化的历史语境以及本文思路框架。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乡村的解读,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界定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小说”、“乡村小说”等概念。本文在对各个概念进行对比后,选择采用“乡村小说”这一涵盖性较强的概念来涵括它们。“乡村小说”这一批评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乡土和农村”,可以清楚的看到“乡村小说”与“新乡土小说”概念相比,除同样具有与传统的继承性,还具有与传统的断裂性。对“主题”概念的辨析首先介绍西方传统的主题概念演变,其次是主题概念在中国的流变史。由此来界定文学作品的主题不仅包括文学话语的谈论对象,也包括文学话语本身所显示的核心意味。参照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主题,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具有哪些新的元素?相同主题下有什么不同意蕴和内涵?笔者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确立论文的思路框架。本文拟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叁大主题的变化：以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为参照对象,结合相关的文学作品,对乡村现状的观照、传统文化的反思、家园意识叁大主题在新世纪有何变化进行详细论述,同时还比较新世纪作家对同一主题的不同表达。上述叁个主题构成论文的叁章。第一章集中论述新世纪乡村小说对乡村现代化现状的观照。首先比较新世纪乡村小说对八九十年代乡村现状的批判与反思这一主题继承与拓展。新世纪作家在继承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权力批判基础上,批判权力之恶,对权力的批判从官员道德批判延伸到体制批判与官本位文化的批判。其次新世纪作家在反思八九十年代“国民性批判”主题基础上,从宏观政治批判转向微观政治批判,从抽象的国民性批判转向塑造国民性的乡村日常生活批判,拓展了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内涵；新世纪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集中在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批判上：作家在反思贫穷、富裕、道德与欲望问题的同时,思考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问题。再次新世纪作家除继承八九十年代城乡主题中城乡对立主题外,开始转向城乡互补、城乡融合的主题创作上第二章集中讨论新世纪作家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反思。新世纪作家在继承了八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危机、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文化冲突创作主题基础上,创作重点转向思考现代民族文化建构这一文化主题上。新世纪乡村小说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思路主要有：一是批判现代文化、哀悼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叁是乡村文化的重建。作为新世纪出现的热点生态文化主题,本论文主要探讨作家对现代生态文化的批判和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和继承。第叁章集中讨论新世纪乡村小说重建家园的主题。新世纪作家在贴近城乡现实的基础上,思考如何重建城乡家园。在乡村家园重建问题上,作家主要关注乡村现代主体生成、现状、处境、前景等问题。在城市家园重建问题上,作家主要反思城市批判、提倡在乡村城镇化、城市乡村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结语部分简要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变化的原因以及其文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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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付文军. 兰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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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形而上学与美学[D]. 赵周宽.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5]. 从“隐性自在”到“显性自为”[D]. 徐奉臻. 吉林大学. 2011
[6]. 中国精神教育研究[D]. 魏泳安. 兰州大学. 2017
[7].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8]. 当代新疆民族文化现代化与国家认同研究[D]. 李瑞君.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9]. 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10]. 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D]. 王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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