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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舞台并不是永远喧闹，如果说我们经历了世纪初几年戏剧界内涵各异的种种火热景象，那么，2005年中国戏剧舞台相对于前几年，确实显得比较沉寂。但这样的相对沉寂无需担忧，经历了多年不无泡沫的虚张声势之后，有一段时间让戏剧家们冷静下来思考中国戏剧的现状与走向，对未来的戏剧健康发展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处。
相对沉寂的2005年，戏剧自有其亮点，回顾本年度戏剧发展，戏剧批评的繁荣与效用是值得特别反省的方面。21世纪初以来，戏剧批评在戏剧界成为为数不多的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人们关注戏剧批评的方式非常之特殊，它的主要体现方式，是业内外人士对戏剧批评未能起到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从而感到强烈地不满。戏剧批评比起以往更多地成为戏剧领域的反面角色，有关戏剧批评“失语”和庸俗的人情批评甚至对“红包批评”泛滥的抱怨，不仅成为有关学术会议的主题，经常出自关注戏剧发展、为戏剧的不景气现状忧心的人们口中，甚至也可以从戏剧界的编导、演员等创作人士那里听到，并且频繁见诸媒体。
作为职业从事戏剧研究与评论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对来自戏剧界内外的这些不满与抱怨既认同又不无保留。我觉得戏剧批评界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这个群体远远未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与艺术责任，对于戏剧界许多值得肯定的现象或必须指出的错误，确实都未能及时、有力地向世人揭示，戏剧批评现实的功能与正常的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健康发展所应该起到的作用相去甚远，因此，戏剧批评界无疑应该勇敢地承认自身的失职。但是如果从更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在戏剧批评领域，最关键与核心的问题恐怕不在于批评家们的“失语”。关键既不在批评家的集体懈怠，也不在于这个群体的堕落，真正的问题，或者说真正值得忧虑的现象，在于诸多批评在戏剧界经常处于被“消音”的状态。因此，与其埋怨和责备批评的不如人意，我们还不如调转目光，更多地去质疑戏剧批评在整个戏剧领域何以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未能尽到应尽的职责。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戏剧界的整体气氛和整个文艺界一样产生了不小的变化。诸多变化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批评重新开始并渐渐地恢复其活跃景象。当然，无论是在哪个艺术门类，当我们在说批评渐渐趋于活跃时，很清楚就其活跃程度而言，还远远称不上“繁荣”这样的程度，在日渐活跃的批评中，不可否认地确实存在相当数量受人请托(包括收受财物)而写的一味吹捧的“伪批评”，也确实存在一些动机或文风不够健康、用眩人耳目的夸张语调刻意渲染某些流行现象以哗众取宠的所谓“酷评”，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至少是在最近的数年里，戏剧理论界对于诸多业内外人士诟病的不良习气，始终在不懈地坚持展开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批评，批评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只要对戏剧批评家们的写作略加注意就不难看到，戏剧理论界一直在批评那些过度倚赖于舞台华丽的外在包装的技术主义或曰形式主义倾向，一方面呼唤戏剧精神内涵的回归，一方面也从不隐晦地指出某些所谓“前卫导演”的“创新”之空洞无物，因为这样的创作忽略了舞台艺术中最核心的表演以及人文价值；戏剧理论界一直在批评新创作剧目片面地追求豪华大制作的不良风气，尤其是由于这些剧目的大制作完全是为一时的排场而糟践公帑，在戏剧已经极不景气的当下却将国家划拨的大量经费用于只为一时获奖而非为公众经常性的艺术欣赏所需编排的剧目，忽视了普通百姓对戏剧的巨大需求。因为在戏剧最需要国家扶持的时刻它却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少数人(尤其是越来越无节制地掌握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与部门首脑)换取自己“政绩”的手段；戏剧理论界更在不间断地呼吁和强调要十分注重民族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对那些只学了点西方戏剧的皮毛就把中国传统戏剧贬损得一无是处，借助庸俗化的流行艺术手法以掩饰对于传统的无知的风潮痛加针砭。不仅因为我们的戏剧要有深度和文化内涵就必须尊重民族传统，而且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更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当然，对于少数几位导演过度垄断当下的新剧目创作带来的各种弊端，戏剧理论界也都有直言不讳的、非常之坦诚与尖锐的批评。即使是对于那些往往是由官方主办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各样泛滥成灾的评奖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戏剧理论界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
现在，恐怕任何人都不能轻率地、随意地说当代戏剧界缺少批评的声音。对戏剧界上述种种直接影响着戏剧健康发展的趋势，理论界与批评家的态度十分鲜明，而且，批评的言辞也越来越趋尖锐。只要随便翻检近年与戏剧相关的报刊，尤其是那些专业的戏剧类杂志，都可以很方便地看到这样的批评。而无论是林兆华、孟京辉、李六乙等当红的话剧导演，还是曹其敬、陈薪伊等因经常担任多剧种新剧目创作的知名导演，都不会对各种各样经常是很坦率、很激烈的负面评论感到陌生；而对于新创作的剧本的文学性的剖析，以及对某些有影响的演员在表演上的得失，同样并不鲜见。而且，对于有关戏剧舞台上的创作泡沫的尖锐批评，非常集中地针对着那些国家级大剧团的创作，或许这些重要剧团的名称很少在批评文章中直接出现，但是业内人士只要对这些剧团略有了解，都不会误会批评的对象。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越是小剧团、越是地方性剧团就越是很少因其创作与演出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而遭到理论家严厉批评；同样，如果说某些导演和剧作家、演员的作品的缺点很少被批评家们指名道姓地提及，那么往往是由于他们在艺术上并不重要，因而才被理论界与批评家们所忽视。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在戏剧理论界，这样的批评至少从数量上看确实算不上主流，它们可能很容易被大量庸俗的“人情批评”淹没；而且这些批评里，也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缺乏足够的理性分析的情绪化与即兴的牢骚，其理论价值与说服力之参差不齐也是事实。戏剧批评家们不够努力无需讳言，但我们仍然可以并且应该承认，当戏剧领域出现了各种弊端以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时，戏剧理论界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缺席”与“失语”。批评的声音确实存在而且经常存在，武断地说戏剧批评在戏剧界众多不良现象面前“缺席”或“失语”，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更应该警惕的倒是上述诸多批评经常处于被“消音”的状态。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这些批评，并没有在戏剧界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当人们抱怨“没有批评”时，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说批评不存在，而是说在戏剧界，批评根本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创作与演出以及戏剧行业的健康发展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在一个健康的戏剧环境里，批评应该而且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指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足以致一部作品甚至致艺术家于死地那种判决书式的功能，而是指因为它是由一批职业从事戏剧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的专业见解，所以能够基于更客观冷静的视角给作品以解读和评价，以帮助观众欣赏作品以及判断作品的优劣；同时这样的批评有专业人士的职业素养为背景，因此有可能基于更开阔和更长远的宏观视野对戏剧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更有利于艺术健康发展的判断，帮助国家相关部门做出艺术领域的决策，因而能够为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导向，最终对艺术家的创作也足以产生不可或缺的积极帮助。
也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对戏剧批评而言，它的繁荣与否就不能止步于有没有批评这样的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还要看这些批评是否实现了它们的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当下的戏剧批评才确实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批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关键在于戏剧理论界对种种不良现象提出的哪怕是很尖锐的批评，事实上也很少起到实际的矫正时弊的作用，批评并不能真正实现它作为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重要功能——真正悲哀的并不是没有批评，而是批评虽然发出了它的声音，这些声音却好像在真空中一样难以得到有效的传播——这种现象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批评的作用被畸形放大的现象一样不正常。
批评失效导致艺术领域的种种歪风邪气得不到及时纠正，健康良好的艺术氛围难以形成。由于批评丧失了应有的效用，当我们面对那些必须提出严肃批评或者原本只需要通过批评的方法解决的不良倾向和错误行为时，经常不得不动用刚性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府与艺术家之间的紧张感；同时却不能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观众健康的审美趣味，以此营造一个能够有效阻滞劣作出笼、有利于佳作问世的社会氛围，推动艺术自然而然地健康发展。而戏剧界的诸多不良风气不仅不会因批评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甚，长此以往，其后果之堪忧自是不言而喻。
批评失效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所谓批评失效，一方面是指理论界的批评声音不能通过某些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有效地传递给公众以影响公众的审美趣味与判断，另一方面指的是专家的见解不能有效地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而如果要深入探究，当然也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艺术理论界的声音如何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公众。现代社会为专业人士面向公众的思想传播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现代社会的发育与大众传媒的发育不仅同步而且高度相关。但是它的前提是大众媒体要具有足够的公共性。这里指的是，现代社会环境里正常的大众传媒，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在这里，除了普通公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更被优先提供了表达自己专业见解的机会，当艺术领域的专家的见解通过公共媒体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大众时，它对艺术、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同步放大了；专家的专业见解以及批评借此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批评的功能才能够得以充分实现。
然而，假如媒体失去了这种公共性，它一旦成为媒体的编辑记者们卡拉OK式的自弹自唱，它就由一个为公众提供资讯服务的公共平台成为媒体从业人员自己的发声筒，它的声音与立场，必然受制于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的视野与水平；更不用说，还会因为媒体从业人员对表达渠道的直接控制形成实际上的传播垄断，因而为传媒领域滋生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便利条件。因而，媒体的公共性是保证艺术领域的舆论监督充分实现其功能的重要前提。可惜，近年里，为数不少的面向大众的报刊以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呈现出明显的非公共化趋向，它们因为有意无意地放弃公共性而沦为少数媒体从业人员私人空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弊端也因之显露无遗。多年来，我们从大众传媒的戏剧类新闻报道与评论版上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的，不是专家的见解与独立的评论，而是大量的由创作者提供给媒体的宣传稿和他们自我宣传的言论，或者媒体人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且不说我们无法期望由创作者自行提供的宣传稿和广告式自我推介具有起码的客观与独立性，媒体人员的立场与见解的可靠性也很难保证——虽然不能说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不具备艺术上的专业眼光与水准，但是要求一个长期从事面向大众的报刊采编工作的编辑记者像戏剧专业研究者那样长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与研究戏剧，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有深度的见解，那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可以想见，这样的媒体并不能替代批评，并不能起到公正客观的戏剧批评所应起的作用，因为它既不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也没有起码的独立性。
大众媒体不注重或者不愿意为研究者和专家提供表达渠道，并不意味着专家们无从表达自己的见解，无论是戏剧还是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都可以在专业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但是如果专业人士的观点不能通过大众媒体充分提供给普通民众，如果专家只能在专业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干预社会的能力显然就会极度萎缩。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正是由于在大众传媒范围内，戏剧界的专家向公众提供专业见解的路径被严重堵塞，才导致整个批评对艺术家的影响力被严重挤压在一个远离公众的狭小空间里，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是仅仅局限于经由媒体筛选过的那一小部分内容，而在这样的筛选中，专家的意见恰恰是遭到屏蔽的最重要的一种声音。即使在专家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时，这些见解也经常被大众传媒波普化甚至歪曲，因而，也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戏剧批评对戏剧创作与演出中种种弊端的矫正功能的实现。
其次需要讨论的，是专业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如何才能对政府的戏剧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应该说，戏剧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直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将它与相关的邻近行业相比，无论是与美术、音乐、舞蹈比，还是与影视比，更不用说与文学比，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方面，戏剧都体现出某种特殊性，而这种特殊关系，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剧在文化部门的机构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尽管当时的政府架构深受前苏联影响，但是在文化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并没有照搬苏联将电影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位置的模式，反而为戏剧和戏曲设置了专门的“戏曲改进局”，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佐证。诚然，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里，政府的决策与戏剧创作与演出之间的相关程度是很有限的，戏剧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特殊的艺术语境——这是由于戏剧已经越来越沦为一个处于市场化边缘的艺术门类，随着市场的萎缩，全行业对财政资助的依赖程度急剧提升。2001年全国文化部门所属文艺表演团体经费自给率首次下降到30％以内，而到2003年，每场演出平均所获得的国家补贴已经突破7000元，而在1995年这个数字是2100元，在1985年这个数字是200元。在戏剧表演团体对国家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升高的背景下，政府的文化与戏剧政策对剧团、对整个戏剧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力也同时在急剧膨胀。
政府以及公共财政对戏剧影响力的提升，本该同时使得戏剧批评对创作与演出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政府之所以能高效有序地治理社会，其秘密在于政府的决策过程，尤其是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时，可以高度依赖因社会分工日臻细密而在各领域内出现的术有专攻的专家。当然这里所说的依赖，并不是指政府将决策与资源配置的权力完全托付给专业人员，而是指政府在考虑决策与资源配置时，会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专家群体的分析与研究的结果，通过对众多专家不同意见的权衡，更深刻地理解一项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对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能够有比较清晰地预见；可以使得公共资源因合理配置而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也正因为此，如同媒体一样，当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只相信自己的见解与判断而忽视了相关领域内专家的作用，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更趋向于按照官员们的个人意志行事时，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虽然我们的社会从整体上看似乎正在向更具现代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相反的趋势同样存在，那就是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教育以及其他公共事务领域，行政主导的趋向不仅没有减退的迹象，相反却在渐渐增大。而且，这里所说的“行政主导”，更应该读成是“行政长官主导”，行政长官的个人见解与好恶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力日渐显著，这里所说的决策权当然也包括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力。而当政府官员有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机会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按照个人方式做出决断以及分配公共资源时，我们当然很难期待政府会自觉主动地将这种决策权让渡给另一个专业人士群体。
在政府决策对戏剧的导向作用日益增大，公共财政对戏剧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从事戏剧研究的专家们的意见与作用没有得到决策者应有的重视，显然会更进一步导致专家的意见与批评的价值在艺术领域被边缘化，而直接从事戏剧创作与表演的艺术家们之无视理论和批评家的存在，更是必然的结果。坦率地说，政府在戏剧领域决策与资源配置方面相对仍比较封闭，这已经成为批评失效的直接原因之一。
客观、公正、坦诚而具备专业水准的戏剧批评对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现实是我们既然希望鼓励与推动戏剧批评走向繁荣，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就是要为戏剧批评充分发挥其作用营造一个更良好的环境。这样的良好环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那就是要给专家们提供更多面向公众发言的机会，同时政府在决策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也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从事戏剧研究的专家。它需要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意识与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政府官员对科学决策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更需要通过某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以及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解决理论与批评经常被“消音”的尴尬局面。而从根本上看，其实这两个层面均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需要加速全社会的现代转型。
因为无论是媒体的公共性还是政府决定的科学性，都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戏剧批评领域所存在的上述疑惑与尴尬，其实远远不止于戏剧门类，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诸多艺术行业，类似的现象甚至更让人难堪的现象，难道不是普遍存在吗？
(文中部分内容曾刊于《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