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假设及其管理理念——知识社会的管理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人论文,管理理念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面临的是世界发展的新图景：信息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这一切比以往都更加全面、深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类自身。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社会”。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管理的内容在变革，管理的理念在更新，而管理活动的前提——即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也在深化。
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人是政治的动物”，揭示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时代；
二百多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认识到“人是经济的动物”，开启了人类管理史上的“经济人”时代；
今天，在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们进入了人类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时代。
一、人：文化的动物
哲学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早在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就敏锐地思考了有关人的哲学。这位因抗议法西斯上台而流亡英美等地的犹太思想家，1944年在耶鲁大学出版了《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超越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人类本质的各种假设，而提出了对人的全新的认识。
生物学家发现，任何生物体均有两套系统——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靠着前者，生物体接受外部刺激；靠着后者，生物体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二者构成了动物的功能圈。卡西尔认为，人类作为生物的一个种属，对此也毫不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这就是：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符号系统”。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有了它，人类就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一符号宇宙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和科学等。
由此，卡西尔修正和扩大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古典定义。他指出：
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在卡西尔看来，与其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不如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其理由在于人类文化的形式是符号形式。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区别，“符号”是其形式，“文化”则是其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符号的动物”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动物”。用卡西尔自己的话来说，符号，是“人的本性之提示”；文化，则是“人的本性之依据”。”
从“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出发，卡西尔批评了前人关于人类本质的看法。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苏格拉底服从德尔斐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着重于个体的认识；柏拉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研究人，“把人的本性以大写的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而在卡西尔看来，政治生活并不就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早在人发现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之前，人就已经作过其它一些尝试去组织他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如果我们想要发展人的理论，就必须采纳这种更为宽广的基础。
近代哲学家则侧重从“本能”的角度去研究人的本性。有些人说这种原始本能只有一个：自爱；有些人说是两个：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有些人则说是三个：贪婪、恐惧和荣誉。亚当·斯密就是从人的“自利本性”，而推出“经济人”的假设。而卡西尔则认为，“本能”乃是一个非常含糊的字眼。它或许能有某种描述的价值，但显然不具有任何说明的价值。把某些人类现象还原为某些基本的本能，这并不能真正说明人的本质。
从古代到现代，都有不少思想家涉及了“社会人”的命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的合群性即组织性，古代中国哲学家荀子把“人能群”作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都达到了“社会人”的认识。在现代，管理学家梅奥把组织区分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同样得出了“社会人”的结论。而卡西尔则指出，社会性本身并不是人的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独有的特权。在动物中，例如在蜜蜂和蚂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确的分工和极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而在人类这里，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有思想和情感的社会。各种文化形式，包括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就是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组成部分和构成条件。人不仅像动物那样，服从着社会的各种法则，而且他还能积极地参与创造和改变社会生活形式的活动，从而创造出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
卡西尔指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既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像古希腊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也不能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人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像近代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卡西尔认为：
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个“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人的“劳作”是人性的基础。通过劳作，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塑造了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本质。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称之为人类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依据这一观点，人性有一个逐步展示的过程，“理性的动物”、“社会的动物”乃至“政治人”、“经济人”等等，都是人性展示的不同的方面。这些不同的人性面，构成了类共同本质——“文化人”。
二、文化、科学与知识
在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中，卡西尔特别推崇科学。他说：
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人类的知识体系。它为人类指明了“6个W”的认识，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知道谁来做(know-who)”、“知道什么时间做(know-when)”、“知道什么地点做(know-where)”，从而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现代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详细分析了知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从1750年资本主义兴起至今，以知识的运用为标志，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被应用于工具、工艺、产品（如瓦特的蒸汽机），从而创造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开始于1880年前后，知识被应用于劳动（如泰罗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从而带来了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开始于1945年（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知识被应用于知识自身，这就是管理革命。
德鲁克认为，在当今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则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通过有效的管理，即将知识应用于知识，他们能够得到其它资源。他说：
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这一改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注：德鲁克：《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载《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发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总结了9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趋势，明确指出：“事情已使人们越来越清楚：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注：转引自陶德言编著：《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就此而言，世界开始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
中国技术经济专家吴季松则认为：“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注：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他指出：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以产业结构划分，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以资源配置来划分，可以分为劳力经济、（自然）资源经济和智力经济。而“知识经济”就是对高技术经济和智力经济的总体概括：
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经济的新型经济，它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因此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注：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三、管理的整合革命
由于知识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社会将演变成知识的社会。这对于人类的管理活动，将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此而言，德鲁克提出“管理革命”的口号是有道理的。“管理革命”的内涵是“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按笔者的理解，这里的前一个“知识”指组织与管理，后一个“知识”则指智力与技术，所谓“将知识应用于知识”，就是将组织与管理的知识应用于智力与技术的知识。换句话说，知识的经济需要知识的管理，而知识的管理则需要管理的知识。
所谓管理，指的是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人类形成有组织的社会以来，就存在着管理的实践，并发展着管理的智慧。现代社会则把人类的管理智慧专门化，从而形成了管理的知识。而为了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就必须对以往的人类管理智慧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形成新的管理知识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管理的革命”实质上是“管理的整合革命”。
人类管理智慧的全面整合，关键是管理理念的整合。管理理念是人们对于管理的认识。其中，管理历史是当代人对于人类管理经历的认识；管理文化是人类管理历史的积淀；管理精神是人类管理文化的核心。对于管理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管理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都可以通过整合，把它们结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1)管理历史的整合 人类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管理经历，并对人类的管理智慧做出了贡献。其中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智慧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影响尤为巨大。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管理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的管理，在其深度和广度上，的确是以往任何世纪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历史与现实、古代同现代又是息息相通的。今天的世界是昨天世界的发展，今天的管理是昨天管理的进步。在我们欢呼现代管理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时候，汲取人类几千年的管理智慧，从而更加自觉地迎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的管理挑战，是很有必要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现实，借鉴历史，温故知新，继往开来。
(2)管理文化的整合 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管理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当代管理来说，比较突出的是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差异。一般认为，东方管理重集体取向，而西方管理重个体取向；东方管理重整体思维，而西方管理重分解思维；东方管理重精神价值，而西方管理重物质价值……如此等等。其实，无论是集体取向还是个体取向，整体思维还是分解思维，精神价值还是物质价值，二者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而应该把它们完满地结合起来。
(3)管理精神的整合 在文化的三层次（行为、制度、精神）中，精神处于核心的地位。文化是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方式，精神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价值取向。把世界作为“人的世界”来把握，便发展出人文精神；把世界作为“物的世界”来研究，便发展出科学精神。不同文化（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人文精神”或“科学精神”的侧重；同一文化（如西方文化）内部，也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野。实际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在管理中，“人文管理”主张以人为本，把一切对象加以“人化”，注意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突出情感的逻辑；“科学管理”则主张以物为本，把一切对象加以“物化”，强调人的理性特征，突出效率的逻辑。实现“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互补，把“人”与“物”、感性与理性、情感逻辑与效率逻辑紧密结合起来，人类管理就会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四、新的管理理念
对原有管理理念的整合，必然会产生新的管理理念。如上所述，这种新管理理念，应该是古代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智慧、东方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人文管理精神与科学管理精神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管理理念，应该体现人作为文化动物的本质，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适用于“知识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在此，笔者着重提出以下四种管理理念。
(1)“变化管理”的理念 “变化”，指事物在运动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状态。中国古代的《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论述“变化”的哲学著作。在当代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变化。在经济领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济形态、经济导向、经济政策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社会领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社会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与此同时，在管理领域，无论是经济管理、政治管理，还是社会日常生活的管理，其内容与形式都必须不断更新，方能适应“巨变时代”的需要。面对变化的环境，组织如何应对，以了解变化、把握变化、适应变化、驾驭变化，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战略管理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面对变化的世界，管理者如何应对，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最终实现有效的管理？权变管理则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法。
(2)“创新管理”的理念 “创新”，指以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现代的创新理念，来自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企业组织的创新等。而随着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深入研究，创新的理念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代社会，“知识经济”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的创新意识、创新活动、创新组织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知识创新工程”与“国家创新体系”是其集中的表现形式。从管理的角度看，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管理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其中包括经营管理的创新、组织管理的创新，以及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的创新等等。
(3)“整体管理”的理念“整体”，指整个事物的全部，与事物的各个部分相对峙。在具体分析事物各部分的基础上，综合把握事物的整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从中国古代的“太极说”，到现代的“系统论”，均体现了人类所秉持的整体理念。系统工程的方法，为人类对于整体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全球管理”中，系统工程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总体的目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组织和控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管理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个领域的管理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人类管理活动的整体。
(4)“和谐管理”的理念 “和谐”，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身心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群己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和谐”）。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谐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宏观的角度看，“和谐”的理念可以运用于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形态，包括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政治管理、社会管理，并用于处理人类各大文明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的管理”。从微观的角度看，“和谐”的理念主要用于处理一个组织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管理的和谐”。
以上四种管理理念，既有各自的独立内涵，相互之间又紧密联系。在“知识社会”中，“变化”是管理的前提，“创新”是管理的动力，“整体”是管理的模式，“和谐”是管理的形态。人类管理的主体，面对“变化”的世界，进行“创新”的努力，把握“整体”的对象，追求“和谐”和效果，就能够不断地推进人类管理的进步，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