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能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义说来编辑工作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职业之—，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收集、整理、规范、提炼既往社会各种样态的思想、知识、信息等文明成果，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知识范本和智力支持。时变事移，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编辑职能虽然基本稳定，但其性质、功能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倘要说得具体，大致经历了以
为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透析编辑职能变化的历史，探究其间存废兴续的规律，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工作显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收集与诠释
从先秦时因礼乐崩坏，经典多有荡废，故诸子百家各有收拾抉发，由此诞生最初意义上的文献编辑与整理开始，到鸦片战争前是第一个阶段。其时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和诠释，并创建编辑体例。
在184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社会底层民众大多与文字无缘，文化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也被统治者用作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图书的载体，从龟甲到简、帛再到纸，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印制图书的技术，发展也非常缓慢。这些因素阻碍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导致可以利用的文献和信息远称不上丰富，使用和查询也极不方便。因此，收集和整理文献就成为第一批编辑家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孔子被后世作为“至圣先师”顶礼膜拜，除了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大批出色学生之外，主要是他曾经遍览古时文献，编纂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失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编辑家。但“六经”并非是孔子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说过，“六经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他是在前人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识和眼光对周朝经典文献作了独具特色的梳理，并使之流传百代、沾溉后世。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突发时期，诸子百家精彩纷呈，其时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涵盖了儒、墨、道、法、兵、名、农、阴阳、纵横等百家学说，是当时体例谨严、系统最为完备的大型图书。由于编辑之司职甚勤，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和思想得以留存。经秦之焚书，文献湮没，汉刘向父子数十年不辍收集校理图书。中国早期典籍赖此得以规范和流传，是为编辑史上辉煌的一章。兹后历代文献图书因战乱等原因或聚或散概为常情，但每个时代不乏优秀的编辑，他们集学者与编者于一身，为了文献之保存流播而呕心沥血。
重视类书、会要和通志等书的汇集和编纂，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从唐代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至宋李防等编辑的《太平御览》、杨亿等编辑的《册府元龟》，到明代解缙等人的《永乐大典》，再到清代陈梦雷等人的《古今图书集成》和纪晓岚等人的《四库全书》，征引文献无数，篇帙浩繁过千万，但总体上还是以收集整理为主。类书的出现，一方面是经历长期的发展，文化成果日渐丰富，文献积累越来越多，给阅读、学习带来诸多不便，类书的编辑出版成为解决这—难题的最好途径，并从某种程度上为后世百科全书开了先河；另—方面，凡成功的类书大都是在盛世修成，是封建统治者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王朝树碑立传的象征，同时也意在钳制思想，拢蓄人才。与类书侧重收集整理略有不同，会要是分立门类，记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宋代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都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成果也不断增加，为便于阅读，编辑工作在方法上也代有创新和发明。东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分别编制了《别录》和《七略》，在图书的编辑体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更利于读者学习和阅读。而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创先总论、再分论、后议论的体例，保存了历代典章制度及沿革情况，为后世重视和沿用。继后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参考了这一编排体例并有新的发明。总体而言，类书、会要和通志的编纂者都着眼于文献的选择和知识提炼，这些编辑家依赖自己的深厚学养，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得以保留、完善和提升，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普及和传承。
收集、归纳和整理是此期编辑职能的主要方面，他们往往通过别有深意的编排和富有创见的诠释，使以往典籍的思想得以彰显，也使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偏向深深地渗透在书中。孔子修“六经”，是他感到“礼崩乐坏”，恢复周礼势在必行，因此孔氏“六经”有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其追求也是“内圣外王”，意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编辑整理文献典籍者，除对搜集之文献校理、编次，往往还作诠释注疏，如王逸之《楚辞章句》、郭璞之《山海经注》、朱熹之《诗经集注》，均以自己的学问思考，力图发掘和展现文献的知识、思想、意义，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解读、剖析文本，最终促成了古代典籍文本的经典化。刘向父子在校阅古代典籍时，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收集同一典籍的不同版本，然后细加分析和比较，再根据自己的见解确定一个最完善的文本。如刘向编定的《管子》 86篇，所依据的文本多达564篇（在前印刷时代，古代原典的文本在传抄流行中往往呈现文种版本芜杂舛错的状况）。这个传统一直沿袭至清代乾嘉学派及此后的文献考据家们。至于杜佑的《通典》，8门200卷，体系宏大、征引广博、叙述完备，尤其强调经济的作用，其目的也是评“往昔是非”，作“来今龟镜”，即为统治者提供殷鉴。徐光启编《农政全书》，亦为实现解除民瘼之政治抱负。这些编辑家大多身居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王朝的统治，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
诠释往往带有编辑者的己见与思想，而其价值取向使肆意增删文本的现象出现在编辑家们的工作中。顾炎武在《日知录》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其实，何止明代，从孔子开始，历代人就根据个人意图对文本进行选择、改编。刘向曾集录《战国策》，经他整理的书稿不仅增加了说明，还删除重复，重加编订。至于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在官方修订的典籍中多见删改个人著述，“六经注我”者更是比比皆是，以致鲁迅发出这样的感叹：“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这种做法对后世的编辑工作和文化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
除小说、戏剧的出版意在“售多利速”外，编、撰一体，重文化而轻获利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宋明时期，曾出现过大量的民间刻书坊，也出现过陈起父子、毛晋父子这样身在民间的编辑出版家，他们以一己之力，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图书，推出了一大批泽被后世的文献，为中华文化传播做出了非凡贡献。但这毕竟非此阶段编辑出版之主流，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政府主导的编辑出版活动。孔子、刘向父子、郭璞、郑樵、马端临、纪昀等，本身受过很好的教育，都是学有专长、才华横溢的学问家，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投身于与自身学问相契合的编辑工作，希望通过自身卓有成效的收集、编校、诠释，或为皇家提供治世安邦之策，或为天下的读书人（也是有志于跻身官场的人）提供更完备的知识。自身的深厚学养以及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使他们成功地编辑了多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图书，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流播。流风所及，对第二、三阶段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整合与开拓
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前是编辑职能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代编辑不同，第二代编辑的职能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信息资源的鉴别、整合与开拓。
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社会功能的演变，使其开始放眼世界，通过有意识地鉴别和选择，出版了大批国外著作，掀起了一股译介潮流，进而推动了近代出版业的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睁眼看世界”，西方异质的优秀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整个社会越来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到徐寿、华蘅芳，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严复、林纾，这些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秀分子，开始关注思考中国以外的知识和思想，有所甄别地翻译、引介了域外的新异思想和优秀科技成果，目的也不再仅是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封建帝国服务，更关心的是民族的保种图存、民智开启，以及教育的普及。为此，他们引进、翻译、出版了大批此类优秀图书。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徐寿、华蘅芳等人翻译的科技文献，意在使中国人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和国家富强所需的科技手段，由此早日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走向国富民强。正如王建辉指出的那样，这些近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近代社会的中心，他们拥有的知识不再作为其晋身之阶梯，而日益成为其谋生之手段，其服务社会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追求“修身治国平天下”，走向兴办实业，包括从事出版。他们编辑出版的“译书帮助中国人打破了原有的封闭心态，培养了一种世界眼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
融合古代以来知识分子之文化抱负，整合中外古今之优秀文化，立足现实，开拓新的编辑出版领域，以开启民智，改造中国，进而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是中国近现代编辑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商务印书馆等一批现代出版机构的成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编辑事业的先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鲁迅、茅盾、邹韬奋、张静庐、郑振铎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将编辑工作与职业选择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编辑职业成为实现其理想抱负、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中西文化并重，是他们编辑工作最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突破了第一代编辑家只重视传统文化的界限，摆脱了以自身治学范围选定编辑范围的陈规，继承了严复等近代先贤“文化强国”的理想，非常关注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推介域外文化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眼光，对中西文化作了精心的筛选，通过鉴别与整合，使国外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力图为社会提供更有价值也更为有用的新文化。编辑队伍的扩大，出版事业的发展，使中国人的视野大大拓展，国民的文化素质获得极大提升，几百年来形成的与世界的距离在编辑出版事业的推动下逐步缩小。如商务印书馆既推出过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也出版过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特别是中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既有国学经典，又有西方精粹，内容涵盖文史哲数理化体育等多方面内容，对知识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出版对社会优良文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任何时代的编辑出版工作都应该承担起引导社会文化发展的使命。以张元济为代表的编辑家们就以自身实践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重视文学经典的出版、重视发现扶植新人，也可以说是此期编辑职能的特色。巴金、吴朗西等人，以独到的眼光，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外优秀文艺书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版10辑160册，涵盖了鲁迅的《故事新编》、曹禺的《雷雨》等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经典之作；黄源、巴金主编的译文丛书收录了鲁迅译的《死魂灵》等世界名著；“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推出了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淘金记》等现代小说；“现代日本文学丛书”介绍了日本现代作家的重要作品。郑振铎曾经为生活书店主编过一套世界文库丛书，计划将国外的荷马史诗、《罗摩衍那》、古希腊罗马悲喜剧以及中国的《诗经》、唐诗、宋词等中西方的文化经典汇集，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大大拓宽了编辑领域，繁荣了出版事业，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启迪了新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其中许多作品惠及大众、影响广泛。
将编辑工作与文化追求、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第二代编辑家与第一代编辑家迥然不同的地方。整个封建社会，因为学在官府，编辑出版活动基本上被统治阶级控制，从事编辑工作的大多是官职在身的知识分子，其编辑工作立足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维护与坚守，重教化作用，不以经济回报为目标。宋代朱熹刻书牟利，就受到时人讥讽。民间出版业虽然以牟利为目的，但势力薄弱，影响力有限。清末民初，国家权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在减弱，社会文化始呈多样化态势，“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和为封建皇权提供服务不再是第二代编辑家的追求。他们博通古今、汇通中西，不再以传统的文化作为编辑活动的主要资源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变迁，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创办了多种类型的明显带有资本主义运营性质的民营出版社，以自己的独特眼光努力推进新思潮，为知识阶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其出版物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读者，出版过开明青年丛书、世界文学少年文学丛刊等优秀图书；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赵南公的泰东图书馆、张静庐的光华书局则主要出版文艺图书，当时文坛的多数作家，如鲁迅、胡适、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均为编辑慧眼识出而获出版……这些富有理想和社会良知的编辑家与才华横溢、同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知识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新了文化，也开创了新的出版格局。
作为安身立命之职业选择，出版活动无疑具有突出的商业色彩，而经营活动又使编辑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鉴别和整合出版资源，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使古今中外的文化惠及知识阶层，实现了编辑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另—方面，卓有成效的编辑工作、成功的商业化运营也带来了较好的经济回报，为编辑出版事业实现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以往人们看重的往往是主持者的文化眼光和出版魄力，实际上，这套书同样展示了出版者的商业才华。此时国门已开，各种思想激荡碰撞，开始觉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了解外部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愿望非常强烈。商务印书馆主持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高超的商业运作技巧，使这套丛书既领风骚于一时，也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其他如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中华书局的新文化丛书都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同时主持者在编辑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生意经”。
编辑家与出版人的分离在此阶段初见端倪。一些早期获得发展并迅速壮大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普及知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王云五、陆费逵等一批早期职业出版人，本着“在商言商”的宗旨，在经营事业过程中日渐保守。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教科书等获利项目上，对中西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化重视不够，反倒是像泰东、亚东、现代、北新、开明、良友这样的中小型出版机构的编辑家们站在了时代潮头，领时代风骚，出版了许多反映新思想、倡导新文化的经典作品。在政治思想方面，孙中山《孙文学说》完成后拟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商务印书馆以“在商言商”理由拒之门外；影响广泛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1930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全译本由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推出（此前，译者郭大力曾数次联系商务印书馆，终为主持者所拒）；《共产党宣言》，1920年由又新印刷所推出；《马克思传》由骆驼书店1946年出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哲学讲话》的书名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在学术著作方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最早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修订本由北新书局1931年推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由联合书店出版，《甲骨文字研究》 1931年由大东书局影印出版……在文学艺术方面，《鲁迅杂感选集》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鲁迅全集》由复社1938年出版；郭沫若的《女神》由泰东书局1921年出版；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由开明书店出版；老舍的《骆驼祥子》1939年由人间书屋出版；曹禺的《雷雨》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像“商务”、“中华”这样的大社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下未能对推动学术、文化、思想的新潮做出更大的贡献呢？为什么领时代风骚的是那些中小型出版社呢？究其原因，恐怕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目的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引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政治、学术、文艺作品，有的市场前景良好但与当时政治环境不相宜，大的出版机构的主持者为求稳健长存，只好忍痛割爱；有的作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市场前景并不看好，立足于产业利润回报，精明的他们更不会涉足。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出版人，他们逐渐把产业的发展壮大作为最核心的问题，当文化与产业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只能退居从属地位。鲁迅曾以“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的断语，影射这个时期大型出版社过于注重产业的经济利益而不顾文化发展的倾向。中小型出版机构的主持者或编辑考虑经济利益少些，重视文化意义的意识强些，凡遇有较高文化价值的出版资源，往往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甚至敢冒被取缔的风险。正是由于此原因，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大都选择了它们，从而成就了它们在新文化的传播和新思想的散布方面的突出地位。
这是一个思想激荡、英才辈出的年代，信息和知识的丰富为第二代编辑家提供了丰富的编辑素材，从业者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学问背景使这个时期整体的出版活动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出版物典雅而又质地优良。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在公司运作中得到广泛运用，尤其是一些民营的出版机构，大多采用股份制形式，责权利明确，经营规范，有较强的发展动力。西方先进印刷技术传入，雕版时代结束，铅印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上的保障。图书发行渠道也广泛而畅通，有些资金充裕的出版公司在全国建立多家分支机构，小的出版公司采用相互代为销售的办法，使图书的发行非常便捷。虽然第二代的编辑家也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问家，但突破了第一代编辑家编、撰一体的身份。在对待文化和产业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任职大出版机构的出版人更重视产业经济利益，看重经济回报和产业稳步发展；厕身中小出版社的编辑家更具有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以文化追求作为事业的前提。二者虽有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学问为编辑工作奠定了基础，但其编辑工作却远远突破了其学问的范围，既专注于出版的文化使命，又不放弃出版的商业价值，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人。从价值趋向上看，他们彻底摆脱了“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窠臼，把“开启民智”、“为社会提供精神滋养”作为工作的核心目标，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劳动，使上千年来形成的知识精英化局面得以彻底改观，知识迅速从社会精英阶层向社会大众扩散，为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贡献了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编辑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总署在全国开展公私合营改革，1953年始，出版行业开始执行比较严格的计划政策。十几年中，编辑职能—方面继承第一阶段的收集、诠释传统，出版了经、史、子、集等方面诸多古代典籍，推出“标点本二十四史”，启动《辞海》修订等工作，另—方面整合国外出版资源，引进出版了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大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经典文献。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在这一时期的编辑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论古代典籍还是现代作品，无论是马列主义文献还是其他国外译著，编辑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作了精心编辑和诠释。由于实施计划经济，编辑职能重新回归文化本位，图书的社会效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效益不被重视，市场的作用被弱化，出版的经济功能几乎完全被忽略。出版环境的变化带来编辑思想的转移，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编辑思想和编辑成就的发展都放慢了脚步。
三、创意与造新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迄今，是编辑职能演变的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都有飞速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队伍不断扩大，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信息量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海量的信息充斥着社会的角角落落；随着信息的增加和新旧信息的快速更替，多样化的文化观念逐步形成，与此相伴随的是，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接收工具，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更新速度的加快，使出版业的整个生态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变化的规律，发现并引导社会流行观念和思潮，把握变动不居的读者趣味成为现代社会对出版业的基本要求。相应的，在编辑工作中，编辑的职能也就更多地表现为创意和造新，即通过独特的创意制造出全新的文化商品，以获得市场的认同。
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国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升，文化需求越来越广泛，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社会大众，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对于编辑而言，就是要研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捕捉大众感兴趣的话题，研究他们的文化需要，创造富有新意的作品，谁能做到这—点，谁就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199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册《图片中国百年史》，许多从全国征集的照片未能选入书中，编辑觉得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旧时照片肯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他们组织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每幅照片撰写精到的文字，然后再按主题分类编辑。1996年他们推出《老照片》第一辑，引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创造出一股“老照片”热，获得极大成功。200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高端的学术著作“名家专题精讲”，编辑事前作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详细梳理了列选作者的学术研究状况，同时结合读者的需求，确定了每种图书的主题，经作者许可动手搜寻摘编最能体现作者原创精华的文章。正是由于编辑的创造性劳动，使得此套图书别具一格，以丰富的信息，集中展示了当代著名学者的理论建树与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五辑共30种，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话说中国》 16卷全部出齐，立刻在国内引起较大轰动。这套书的文字与以往同类图书并无多大区别，为什么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人的喜爱？应该说，编辑的创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丛书的策划者研究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借鉴了多媒体的链接形式，精心配上精美图片，使图与文、人与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阅读享受。又如该社获得“世界最美的书”称号的《沈从文和他的湘西》、《黄永玉和他的湘西》亦由编辑一手策划和运作。在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的主体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可以说，如果没有编辑面向读者和市场的创意，就不会有这些精美的图书。
造新，也是当代编辑创造性劳动的表现。与创意不同，它主要是将已经存在的图书以全新的面貌再次呈现给读者，而不是创制出新的图书。自15世纪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以来，人类信息和知识的增长以几何级数剧增，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日趋广泛，历史上的优秀思想和经典文献也更多地得到保存。虽然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是人类以往历史阶段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品，仍然是我们需要认知鉴取的营养。为此，除了采取延续至今的传统编辑手段，整理重印历史上的文化珍品之外，针对当代人的阅读需求、阅读时间、阅读习惯、接受能力的种种变化与差异，以造新的手段，拉近这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经典与当代人的距离，实属必要。北大版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以清代刊行的阮本为基础，在注记中博采众说，择善而从，在校勘上实过前人，同时加以现代标点，改用横排，并以繁简两种字体印行，以适应读者的不同需求。这对于中华书局1980年版的影印本来说，当属一种造新。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现代作家精选本”，编选者于“精”
“新”二字上下工夫，在不大的篇幅内，精选能够体现作家精髓的传世名篇，使人—卷在手，尽得作者神采，这也是适应读者需要的选本造新。
现代编辑借助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的使用、图书材质与载体的多样化、印刷工艺的提升等科技条件的发展为图书造新创造了可能。编辑在掌握新科技的情况下，如纺工巧织，将已有的图书（出版资源）重新包装，使原本变成了雅致光鲜的新版，虽然前后内容并没有改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起步最早，成就显著。几年前，他们出版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事实上他们出版此书时，该书的旧版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但经过编辑的全新处理，原来简陋的双胶纸换成了质感良好的铜版纸，紧密局促的版面不仅变得疏朗，而且增加了精致的图片，虽然定价较高，但出版后仍受到社会的欢迎。此后，他们又与香港、台湾的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一批设计美观、印制精良的版本升级书，依然受到市场的认可。如今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编辑加入到图书版本升级的造新中来，甚至上海古籍、北京三联等老牌出版社亦纷纷以造新之势，推出了许多传统经典的“版本升级”品。如前两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图文本《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以及图文本四大名著，精美的图画与文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人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客观地说，版本升级这种造新方式，适应了时尚化阅读时代读者求新求异的心理，顺应了市场潮流，有利于文化普及；当然，如果编辑过分依赖形式更新，忽略原创性图书选题的开发，也会使编辑及出版社的创造力受到影响。
立足于创意与造新的编辑是现代社会的传媒人才，已经与旧时学养丰厚的编辑家渐行渐远。现代社会，新媒体、新技术不断出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社会全面进步，在此种条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日趋多样化，原本精神产品的某些教化功能正逐步为大众的娱乐需求所取代。尤其是当前图书市场已完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根本性转变，图书出版由编辑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一度成为业内外争论不休的话题。市场经济对编辑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编辑心中必须有市场，并善于观察、了解和把握市场状况，才能适应新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需求。娱乐化要求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吸引大众的兴趣点，并以此获得大众的眷顾。身处娱乐化要求日渐增多的时代，图书要适应新的形势，又要引导这种需求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既与时俱进，又有守有为，只有在创意和造新上抓住大众消费心理，不断突破，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深谙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对社会的趣味和审美倾向感觉敏锐，是这一代编辑的突出优点，但学养的匮乏使他们对优秀文化缺少应有的憧憬，在将图书和出版作为产业成功运作的同时，也弱化了图书应该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出版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我们希望，当代的编辑能够向第二代的优秀编辑家学习，在做好商业出版的同时，坚守出版的文化本位，使图书的文化价值得到体现，使出版的文化使命得到传承。
从收集、汇辑、诠释到开拓、鉴别、整合，再到创意、造新，经历数千年的发展，编辑的主体功能大大地强化，编辑的职业成分逐渐变异，在进步的同时亦有退化，特别是编辑职能的基本技艺方面，丢失了不少优良的传统。我们期待当代编辑能够在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条件的同时，继承历史上优秀的编辑传统，这样才能期望编辑的劳动能最大程度地推动我们的出版事业获得更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