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史是人类的认识史，举凡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逻辑思想以及宗教、伦理、科学、经济、文学、史学等所有领域的认知活动与观念体系都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经历了由前现代与准科学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它像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一样，其间不乏曲折与坎坷，但时至今日，可以说，已基本创立了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所应具备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科研队伍与经典著述。反思这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意义自不待言。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用近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始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此书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曾留学美国，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他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即是一部有关思想史的论著，着重讨论了先秦墨家与名家的逻辑思想。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则是在他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以及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案的基础上扩展、充实与丰富而成。
其实，在20世纪初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问世前，已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六卷），该书系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但胡适的著作在方法上有革命性的突破，开创了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新门径。
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意义，胡适在本书“导言”中明确指出这样三点：（一）“明变”，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一是个人才性不同，二是所处的时势不同，三是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学者还要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书的特色与贡献，蔡元培先生在该书“序”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辨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经穷年累月，是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是平行法，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至4页。）
上述胡适本人所谓“明变”、“求因”、“评判”与蔡元培所说的“证明的方法”、“平等的眼光”与“系统的研究”等，显系有着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象与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形式方法的影响。尤其应该指出，胡适系美国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实用主义重经验事实与效果效用，故尔，胡适研究哲学史，强调要把思想学说的客观的效果、影响和价值作为评判思想学说的标准。这些方法与特色，不仅使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与中国古代《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等思想学术史论著迥然有别，由于它在方法论创新上的自觉与充分，亦使之与此前多少受到西学濡染的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思想史著述区别开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甫一问世，便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产生震动，两个月内即再版印行，颇有点洛阳纸贵的意味。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意义，择其要者而言之，即是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而其中的不足在于，该书对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占篇幅较大，而对于哲学家的思想，除名家、墨家部分论述的较为深刻外，其他部分在今天看来讲得则略显疏浅，不够精细。另一大缺憾是，该书上卷在时间断限上止于先秦，他计划中包括中古、近世部分的下卷，虽总是为其萦怀牵挂，但终生未能完成，遂成遗憾。《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近代以来用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撰述，胡适虽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集大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与胡适一样，亦有留美经历。他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新实在论，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偏重于伦理学。冯氏回国后，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册，三年后，即1934年又由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上下册。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上始自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是第一部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通史、全史。至于《中国哲学史》的成就与不足，作者本人在学术性自传《三松堂自序》中各讲了两点。关于成就，其一是人们向来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间白”。而冯氏则认为先秦辩者之中实际上分为二派，一派以惠施为首领，主张“合同异”，另一派以公孙龙为首领，主张“离坚白”；其二是人们从来认为，程颢与程颐两兄弟的思想完全一致，而冯氏认为二者的哲学思想不同，程颢乃以后心学之先驱，程颐实以后理学之先驱。至于书中的两大弱点，冯友兰认为，第一点是讲佛学失于肤浅；第二点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像王夫之这样的大家，书中也只是稍带而过。（注：《三松堂自序》，第224至225页。）
虽然都是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但胡冯二书却各有侧重与优长。简言之，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在资料的真伪与文字的考证上用力颇勤，占了很大篇幅；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更强调思想的挖掘与义理的阐发。关于二者各自的特点，冯友兰先生概括为“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注：《三松堂自序》，第223页。）当然，就整体学术水平而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超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尽管胡适对冯友兰其人其书颇不以为然。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于195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译者为美国卜德(Derk Bodde)教授。时至今日，该书仍是由中国人撰写的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
此外，冯友兰还有一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亦流行于欧美。此书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成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论著“贞元六书”之后，此“小史”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虽然在篇幅上远逊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写得精粹透彻。冯友兰的这部著作，后来由涂又光教授翻译成中文，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于198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前此论及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小史》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方面，尚有一些就有关专题、文本、断代、人物和范畴等进行具体研究的高水平的论著，如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书智书局，1929年）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二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絮明书店，1937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38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凤书店，1944年）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三友书店，1944年、1945年）、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群益书社，1945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1945年）、贺昌群《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杜国庠（守素）《先秦诸子思想》（生活书店，1947年）等。
当然，应该指出，无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小史》，正如书名所示，都仅限于对思想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史的研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通史、全史。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
在上面谈到的哲学史思想史的著述与研究者中，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和吕振羽等人系作为中国早期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他们较早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来清理与研究中国思想史，披荆斩棘，别树一帜，成就卓绝。而其中当以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和邱汉生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分量最重，成就最大，影响最广。
此书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成于60年代初，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凡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其中，《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侯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基本框架，融会了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与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后再版时易名为《论语新探》）中的见解与史料，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
《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汉末清议。其中指出，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把儒家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加以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加以唯理化，把秦汉王朝更替归结为奉天承运的天道之必然，把专制制度神化为官制象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法则；同时，论述了《白虎通德论》统一今古文学异议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此外，该卷把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异端思想家首次列入思想史的论述中。
《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论述魏晋玄学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术内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学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其中，着重探讨了由汉末经师的融通古今、不拘师法，到魏晋名士的风流放诞、发言玄远的经济政治原因；并从魏晋名门的合同离异来分析魏晋思想的合同离异，探讨了清谈玄学的政治根源。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分上下两册，论述隋唐宋元明各代思想学术，涉诸经学、佛学、史学思想、理学以及反理学思潮。其中，第一章“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全卷的理论背景依据，以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为其理论支点，着重论述了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中的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地主阶级统治形式的改变、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由此进而分析了唐代专制主义政权的阶级支柱、统治阶级内部豪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联合与斗争、以及唐宋党争的实质。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脱胎于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册，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思想开篇，以维新先驱龚自珍勇敢的历史预言结束，论述了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早期启蒙思想。其中，详尽分析了章太炎具有科学性的成就、重大思想变迁以及复杂的哲学面貌。
此外，侯著《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论述了清朝末叶至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想，后经侯外庐的学生与助手黄宣民先生校订，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为名于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堪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六卷。另外，侯外庐于70年代末曾主编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78年），论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哲学与社会思潮，在内容上可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互为补充。
这样，《中国思想通史》上始自周公、孔子，下迄于孙中山、鲁迅，涉诸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与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思想在内的社会思想，通贯上下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说，《中国思想通史》不仅是迄今学术界最为完整的一部中国思想通史，也是目前仍无人能整体超越的中国思想史巨著。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中所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侯外庐先生总结了如下五点：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与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注：《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中国思想通史》的巨大成就与特色，是与侯外庐等先生的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体系、治学路数以及所浸润的时代精神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对之进行反思，大致讲来，似有如下三点：
（一）原典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侯外庐是《资本论》的最早的中文翻译者之一，他受李大钊之托，为翻译马克思的这部巨著于 1927年负笈法国，学习德文与法文，展转多年，研习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以及西方哲学、文学、经济学和法学著作，对《资本论》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着准确的理解与精深的研究，这不同于曾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俄化的”或曰“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侯外庐是“最大限度的原典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与深刻的把握，为他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当然，在一度盛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阶级斗争化和庸俗化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里，像侯外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倒成了异端或另类。比如，侯外庐依据《资本论》的本义，指出生产方式的定义应为：“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者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注：《韧的追求》，第227页。）认为不应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相加。结果，由于所谓“跟斯大林唱对台戏”而在50年代受到批评。又比如，在50年代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即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并从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等层面对此做了深入阐发。结果，侯外庐的这一说法又被指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说他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遂受到政治上的严厉批判。（注：《韧的追求》，第254至255页，第249页。）当然，所幸的是，侯外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坚持真理的执著精神，使《中国思想通史》免于人云亦云、追风赶潮的弊端，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与纯洁性，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与神圣。
（二）民主与科学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侯外庐一方面在治学上秉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坚持真理的执著精神，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与学术立场上，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对专制权力的批判精神。而这两点，恰与“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相契合。
（三）从社会史把握思想史。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从社会历史背景来把握和透视思想观念。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史有着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形成一整套的系统理论。他对思想史的深邃阐发，是以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精深理解为依托的，因而，立论每每准确深刻，坚实确凿，有着极强的理论穿透力与历史厚重感。
当然，无庸讳言，侯外庐主编的六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也有其不足与遗憾。要言之，一是本书文字艰涩，深奥难懂，非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学者难以入其堂奥；另一缺憾是，全书各卷成书时间跨度较大，由于社会与学术环境的不同，各卷的分量亦有参差。
四、50年代至7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曲折发展
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异常险峻，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一样，在基本的研究方向上出现偏差，走入误区。这一个方面表现在，受前苏联日丹诺夫有关哲学史定义的影响，过分夸大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似乎整部思想史的全部内容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争斗的历史，而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即是从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唯一的视角来给历史上的思想家、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定位、定性，“对号入座”，“贴标签”。这种思想史中“两个对子”“两军对垒”的研究定式实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学术领域的表现与投影。
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受政治风云的左右而缺乏客观独立性、科学性与严肃性，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附庸，突出表现便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
当然，尽管这一时期政治环境恶劣，但还是有个别哲学思想方面的上乘之作问世，如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便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的玄学研究著作。这里，还应提出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本书在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但初稿完成于1937年，1943年曾在大学印为讲义。该书不同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它不是以哲学家为纲来写，而是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等几大部分，下又细分为若干子题目，逐一铺展，条分缕析，论述得清晰精当。此书以其全新的撰述体裁、独特的审视角度与精细的理论爬梳而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此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至1979年）前三卷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亦是一部体系完备、论述深刻与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通史。
五、80年代至9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进人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方法手段多元化。“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中国思想史领域也开始摆脱原来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的学风与影射史学的方法，强调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与科学态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又开始吸纳与借鉴其他的一些哲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出现了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可喜局面。比如，意义哲学、阐释学、符号学、接受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比较哲学、文化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等等理念与方法都被应用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来，丰富与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手段、视角与层面。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深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研究内容拓宽与深化。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较以前有所突破，研究范围拓宽了，研究内容也深化、细化了。在思想史领域的一些专题、人物、流派、思潮、区域文化和文本著作的研究方面有了长足推进，有相当一批高水平的论著问世。如：有关儒学起源与特质，有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等；有关老庄道家研究，有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和《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有关《周易》思想研究，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和《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金景芳和吕绍纲《周易集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四卷，华夏出版社，1994年）等；有关佛学思想研究，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吕
《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计划为八卷，已出两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85年）、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有关道教思想研究，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至1996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有关玄学思潮研究，有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葆玹《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等；有关宋明理学研究，有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和《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下两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8年），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和《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有关近代思潮研究，有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有关逻辑思想研究，有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等；有关伦理思想研究，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8年）等；有关无神论思想研究，有牙含章、王友三主编《中国无神论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们知道，滥觞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学，至今已历经三代。从时间上讲，20至40年代为第一代，1922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问世，开启了现代新儒学；尔后，张君劢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主张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重振儒家学说；冯友兰著《新理学》等“贞元六书”，声言他的“新理学”不是“照着”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详尽阐述了新儒学的理论观点，被视为新儒学的代表作；熊十力杂糅儒释，独创“新唯识论”，提倡发扬儒家《易》理之刚健精神。50年代至70年代，为新儒学第二代，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四人联名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提出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此后，唐君毅著《中国文化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哲学原论》；牟宗三著《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与性体》；徐复观著《中国人性论史》；东方美著《科学哲学与人生》。从80年代至今乃为新儒学的第三代，主要有刘述先、蔡仁厚、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就地域而言，现代新儒学第一期肇端于大陆，第二期则发展于港台，第三期进一步发展于港台并扩展到海外。“新儒家”一词，30年代曾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用来指称宋明理学，该书把子学时代的孔孟看作原始儒家，把阐释、发挥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视为新儒家。而现在学术界所讲的“新儒家”，主要是指“五四”以来一批诠释和弘扬儒家传统的学人，尤其包括当代活跃于港台学术界的一些人物。这些人也常被称作现代新儒家、20世纪的儒家，其学说也常被称作现代新儒学、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学所致力的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工作。而所谓“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就是指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受到巨大冲击而显著衰落之后，为了重新复活儒学，确立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努力。现代新儒学是一支活跃于港台与美国的文化哲学思潮，过去，我们大陆学者对其知之不多，不甚了然，近年来，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有了推进。在方克立先生主持下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已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专题研究系列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出8本；专人研究系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4本；《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出2集；《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已出11本。另外，还出版有关现代新儒学的个人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数百篇。大陆的新儒学研究不仅激活了港台新儒学，客观上也为其在台湾谋求新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契机。而且，现代新儒学已为大陆学人普遍认知，由“绝学”变成“显学”。
（三）发掘新的思想资料。这一时期，我国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就思想史典籍而言，亦有相当数量的有关帛书、竹简、木简等得以重见天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出土了一座战国楚墓，随葬品中有一批竹简，共804枚，后经专家整理为13种18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四篇，约一万三千字。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这批竹简的照片、释文和注释，书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国内知名学者李学勤、庞朴和李泽厚等就《郭店楚墓竹简》的思想史意义进行了创造性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对我们准确认识先秦思想史的一些疑难问题意义重大。它提出、解决或接近解决了如下一些思想史问题：其一，早期道家不反对“仁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儒道两家渊源处即旗帜鲜明、互相攻讦，这似乎成了学人的共识。然而，简本《老子》的出土，则改变了我们这一常识性的观念。如今本《老子》十九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句话在简本《老子》中则有不同的表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这里不见了今本《老子》中的“圣”、“仁”、“义”，意义不同寻常。考之简本《老子》，其中确实不含有蔑弃儒家“仁义”的内容，这也许说明，儒道两家最初并非视若水火。其二，以“水”为元素的宇宙模式。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太一生水》，系道家学派的佚文，其中讲：“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似是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同的道家的另一种宇宙演生模式。《太一生水》以“水”为宇宙本源，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水为万物之源”的说法相似，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认知。其三，儒家“五行”指仁、义、礼、智、圣。《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之徒“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此“五行”，唐杨倞注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20年前，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有一篇讲“仁、义、礼、智、圣”，篇首残缺，学者名之曰《五行》。20年后，郭店楚墓竹简出土，有一篇与帛书《五行》内容相似的竹书，以“五行”两字开篇，是为书名。简本《五行》的出土，对确定儒家《五行》的内容与了解思孟学派的思想特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四，早期儒家也重“情”。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题为《性自命出》，其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纳之。”这说明，“情”在早期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汉儒与宋明理学的所谓“性善情恶”倒是“别子为宗”，离竹简代表的原典儒家的真精神相去甚远。
（四）引介海外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成就是，不少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著被引进，或介绍，或评说，或翻译，或再版，数量蔚为大观。这类著作，往往方法新，视野广和较少意识形态的限制，这无疑有益于激活大陆学者的思想史研究。
这一方面表现在，港台及欧美的华裔学者的有关论著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传播，如港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三卷）和《中国艺术精神》、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和《才性与玄理》、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下卷）、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九卷）与钱穆的诸多相关著作，以及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成中英、杜维明的著作等都被介绍到大陆来。
另一方面，许多海外汉学家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著作被介绍或翻译。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英国学者葛瑞汉的《阴阳与相关思维》和《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荷兰学者许里和的《佛教对中国的征服——佛教在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传播与影响》、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中国思想史》，以及美国学者列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狄百瑞的《道学与心学》和《心学与道统》、霍尔与安乐哲合著的《通过孔子而思》等等一大批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名著开始为中国学人所了解。
（五）切近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来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者提出、切入与审视思想史问题的角度，用以对其进行估量与评判的价值标准，都与他们对现实的关怀交织在一起。因之，一个时期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往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的“儒学热”便是一个例证。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经济持续高度发展，加之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及地区连创经济奇迹，于是引发了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又一次文化热潮。有人称这次文化热为“儒学热”。据统计，仅90年代上半期国内就出版了儒学研究方面的论著300余部；仅就近年而言，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儒学的文章每年都有500余篇，除了对儒家人物、范畴、命题、思潮的具体研究外，相对宏观的讨论题目有“儒学与人学”、“儒学与实学”、“儒学与宗教”、“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人文精神”、“儒学与现代化”及“儒道何为主干说”等等。不同于往常，这次文化热或儒学热已不局限于国内，关于儒学的研讨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为当今国际文化论坛所关注，无论是褒是贬，是肯定还是排拒，是弘扬还是防范，谁都不能无视儒学的存在。当今国际文化上热门的话题如“后冷战时期”、“亚洲模式”、“亚洲价值”、“全球化”、“文明冲突”、“当代新儒学”、“意识形态终结”、“中国威胁论”，以及“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等，都与对儒学的认知与探讨有着不同程度或不同角度的关涉。“儒学热”已持续数载，且方兴未艾，热情不衰。可以预言，对儒学的热烈研讨，将成为中国、亚洲甚或世界跨世纪的一大文化景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儒学已经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格局紧密关联在一起，因此，它成为思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了“儒学热”以外，近年思想史研究的其他热点，如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估、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反省、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中国本土文化与全球化关系的讨论等等，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此外，除了上述所列举的成就外，这一时期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也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如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至1982年）、萧萐是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3年）、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至1985年）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六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至1989年，第七册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书名分别于1992年在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和1999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已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至1994年）。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以其敏锐的思想、畅达的文笔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而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他提出或强调的“乐感文化”说、“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和“西体中用”说等都曾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
当然，就中国思想史的“通史”著作而言，无论在体系规模还是学术功力上，抑或在思想深度和理论的穿透力上，以及在材料梳理与人物挖掘上，尚无人整体超过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呼唤着新的中国思想通史巨著的诞生；而要产生这种凌云杰构，首先要产生博通古今、纵横中西与思想深邃、境界非凡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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