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特点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体系结构论文,趋势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期，围绕未来国际体系发展方向，各种国际力量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硬”、“软”较量。正确把握当代国际体系发展趋势及其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有助于廓清当前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纷争与合作，判明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代表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和中国代表的新兴大国能否实现“双赢”等重要战略性问题。
一、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及其意义
当前，围绕国际体系本质属性、基本结构及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互动模式等，国际关系学界正展开一场学理思辨与政治哲学及战略思维相结合的论争。这场学术论争的核心问题，一是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是现实主义的体系，还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体系？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最适合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二是在国际格局中出现美国“一超独大”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日益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面对这些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不同国家持不同立场、运用不同分析方法的学人，得出的结论很难一致。理论(或范式)的多样性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复合而多元特征的反映。但我们又必须根据现行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及时地对以上问题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否则难以制定出能够反映国际条件变化现实且与国际政治发展潮流相适应的中、长期外交和国防战略。
对此，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辨明不同国家、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及其转型的各种理论范式及其差异。长期以来，围绕国际体系结构及其转型，西方学界形成了阵线分明的对立营垒，一方是肯尼斯·华尔兹代表的现实主义，另一方是亚历山大·温特代表的建构主义。华尔兹从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抽象，由组成部分的排列及排列的准则来界定；结构随着单元能力分配变化而变化。华尔兹还把物质力量分配作为结构变化最主要变量。①
与华尔兹一样，其他各派现实主义者也都崇尚实力原则，将大国权力制衡作为维系体系结构稳定的关键，并对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持悲观的历史循环论。他们把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先天给定、永恒不变要素，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国际体系宏观结构进步的可能性。
温特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指的是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相对稳定的格局。温特强调，国家实践和体系进程本身孕育着体系宏观结构转型与进步的可能性；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实际上是国际体系文化的变化，而文化具有自均衡倾向，因而体系结构一旦有变化，就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其性质也会变。②温特还对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思想，一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同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属性有着根本性差别，前者属于国际体系结构理论中的宏观层次，后者属于微观层次。作为运动中的进程，两者变化的性质不同，宏观结构变化具有相互建构的性质，而互动则是微观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二是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个集体身份形成问题，主要取决于体系内各个国家对国际共有文化的内化程度有多深，其关键则是国家行为体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与其他国家共同建构一种“我们的感觉”；三是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一个“因变量”，国家在建构国际体系中身份和利益的再造，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建构关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可选择及可塑性大等特点，即如何确立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建构关系，关键在于国家自身的国际行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具有以自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点的特征；四是国家关系互动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发展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动国家行为体的主观认识，在互动关系中只有一方想把关系搞好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方同时也想把关系搞好。换句话说，互动的双方并不能完全掌握互动关系的前景。③
围绕国际体系微观结构或国际权力转变及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西方学界也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遏制”与“融合”。重视物质、力量、权力、利益，持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重视精神、规范、规则、制度和建构，持整体主义方法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想主义学派的分析基点是“融合”。“遏制”理论认为，国家能力塑造意图，相对能力的变化必然会对国家的政策趋向产生直接影响；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对比的消长和排列顺序的变化，主张运用均势、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等范式分析国际权力分配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例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具有必然性、绝对性和不可避免性，新兴大国必定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明确指出：“在21世纪前期，崛起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潜在威胁。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④
“融合”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⑤在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崛起大国互动中，国家领导人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具有关键作用，即双方关系互动的方向是可以选择的。温特指出，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化解相互间敌对观念结构，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共有观念。温特还强调，强权政治不是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属性；“安全困境”的存在是否使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关系趋向于对抗，取决于它们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持何种态度及其对外政策意图与目标。这些看法对中国制定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进行战略互动的政策、策略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参考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看，国际体系结构与任何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处于发展之中，其“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⑥。即一定的国际体系结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进程之中，结构与进程互为结果、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无论是国际体系宏观结构性质的变化，还是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的转变，都离不开国家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考察国际体系结构转型，“既不能像现实主义那样，仅仅从物质主义和物质力量对比法，也不能像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那样，完全从理念、意志和文化结构出发，而应该将两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⑦。客观地看，任何一种国际体系结构都包含有物质条件、利益和观念等三个要素。它们相互间有联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分离的，有着不同的解释作用。物质条件的重要意义部分地是由利益建构的，利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⑧。因此，国际体系转型及其进程，就像存在与意识一样是一个互为结果、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其变化的内在动因极其复杂，考察国际体系转型必须要宏观与微观兼顾，并与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社会政治实践的总体状况相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观点要求我们承认，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进步的社会事物。国际体系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化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一定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国际体系也可以说是放大的人，同样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发展、进步与整个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的矛盾统一体一样，国际体系自然属性的发展最终会推动国际体系社会属性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且应该形成。从一切都是发展的观点看，国际体系应被看作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理性发展的进程”。⑨
国际体系在发展中呈现阶梯式的前进趋势与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中趋同性日益增多是一致的。因此，在“人类整体性急速加强，远远超出个别国家的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形成的”⑩新的历史时期，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观点值得世人深思。从一切文化范式具有的自我实现特性看，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异。只要遵循现实主义思维定式，一个国家永远走不出在国际安全方面面临的“囚徒困境”。因而，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肯定，国际体系与人类文明形态一样总体上将不断地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跨区域、跨国家及民族的普及，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超越国界、区界的流行，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的距离(差别)已明显地缩小，各国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等也发生着趋同性的变化。在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各种形式共同安全或集体安全框架、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积极倡导新安全观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国际体系结构基本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当前，随着国际经济领域内的合流与分流进程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或区域内，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加快发展，构成现行国际体系的许多要素或已消失，或正处于消失、转变的过程中；国际体系各个层面、领域呈现明显的动荡不定状态；国际体系基本结构处于一种“复合状态”之中，国家之间关系总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化；民族、国家间关系进一步朝多样化方向发展。即是说，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基本特性已不像现实主义说的那样是处于一种单一的无政府状态；在全球范围内，实际上存在多种国际政治文化、国家间关系互动模式、国际关系行为逻辑和发展趋势；多种形态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家行为逻辑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间发展。与这种国家间关系发展多样性相应的是，在国际安全和合作问题上，不同类型国家遵循着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而不仅仅是遵循着一种所谓的“囚徒困境”逻辑。同时，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对外关系也不再仅仅按照现实主义指导思想行事，而是信奉多种行为哲学和逻辑，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安全政策。它们将一些国家视为竞争对手，同时把另外一些国家当作“朋友”，至少是争取成为这些国家的“朋友”。此外，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之间的关联性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权力结构之间联系趋于弱化；处于不同社会发展形态国家之间关系发展不同步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一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加强了美国在国际安全、军事科技等领域内的“一超”地位，使国家发展不平衡和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状态进一步突出；另一方面它又促使国际经济权力进一步分散化，并导致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三个领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仅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
当前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及其变化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这种复合状态的普遍存在。促使国际体系呈现出这种普遍复合状态的动因很多。首先，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多种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和价值观念体系。而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或信息)这三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文明的同时存在、相互碰撞，既增添了全球范围内冲突的多发性，使整个世界进入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迅速发生变化的新时期，又造成不同文明占主导的地区内国家之间关系处于截然不同的状态，造成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在国家安全上信奉不同的行为逻辑。同时，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日益增多，网络革命、科学技术革命进程加快；世界范围内人的生活差异、思想差异趋于扩大，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变化节奏普遍加快等，造成各国政府在培育自身适应世界变化的能力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面对迅速变化的客观世界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日益增多，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阶层所选择的应对之策不尽相同。
其次，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发展不同的国家，人的社会思想观念，包括对国际体系的观念和认识也不一样。当代国际体系基本特征变得越来越复杂反映出，国际体系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物质存在。“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11)“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12)国际体系的物质性在于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和艺术实践的基础，因而也是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因。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相互之间不再视为主要安全威胁，这说明国际体系宏观结构基本特性及其变化与国家物质生产水平所规定的国家整体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范围内，国家的发展又不可能是均衡的。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阶段后，世界各国发展不平衡状态进一步突出。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使少数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在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国家发展不平衡和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状态进一步加剧在国际体系宏观层面上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家间关系性质出现了多样性。二战以来，随着北大西洋地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四个主变量的发展，这些国家在全球性安全问题方面的利益趋同性有了明显的上升。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仍按照建构主义所定义的所谓“我活也让你活”的洛克文化逻辑，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同时，在非洲等少数地区，一些国家的对外关系仍深受霍布斯丛林逻辑文化观念的影响。
当代国际体系基本特性日益“复杂化”表明，在人类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时代后，世界的同一性、统一性正以纷繁复杂的、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国家的同一性与独特性、共性与个性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可能性；国际事务的复杂性、综合性、交融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国际体系发展的主导方面。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传统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及其遵循的行为逻辑，来应对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的国际环境。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始终处于单一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在安全上除了“自助”别无他法及国际政治永远充斥着权力竞争的自然法则和行为逻辑，不应成为我们观察世界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唯一立足点。现实主义无政府逻辑可以解释世界上局部地区和一部分国家的对外关系行为，但与国际政治的全部客观现实并非完全吻合。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制衡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敌意逻辑被激活，国家的行为方式就会使它们成为相互生存的威胁，所以国家行为本身成了问题的一个部分。(13)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遵守对邻居不使用暴力和实行互助的原则，在宏观层次上消除安全威胁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对广大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谈论要在国家之间实现“永久和平”是不现实的。即是说，国家之间能否实行集体安全原则，不是依赖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发展基础之上。没有强大的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物质性要素支撑，在国际安全中，国家“自助”或“搭便车”就不会仅仅是个别现象。
三、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变化特点与趋势
二战以来，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变化的最基本特征在于其和平性，即国际体系微观权力和平转移越来越突出，几乎所有重大的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基本上都是在和平状态下实现了转型。例如，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内部经济权力结构实现了和平的转变，日本及欧共体国家经济崛起，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美、欧、日三“极”结构。这一结构性变化对国际关系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作为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主导国，美国大体上和平地接受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中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政治现实。美国对德国统一、欧盟成为欧洲和全球地缘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未曾采取武力遏制的政策。同时，苏联解体、美苏两极对峙结构崩溃及美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占据独特的主导地位都在和平的状态下完成。美国积极推动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平地促使国际政治、安全结构由“两极对峙”转为“一超独大”。再如，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和平崛起，中美关系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动越来越具有决定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性质，这一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国际权力结构性变化也在和平中进行。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在和平状态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上，由东亚国家对美国的单向依赖，逐步转为相互依赖；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下降；东亚经济增长方式也由过去的“雁行模式”，逐步变为由“中日双引擎”来拉动；中国日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政治上，东亚主要国家之间已不存在冷战式的硬性抗衡，美国、中国、日本、东盟、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较量具有更多的软性色彩，形式也更为隐蔽。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政治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美国政治影响力的扩展相对停滞，面临的政治挑战继续增大，而中国、东盟和日本的政治影响力趋于上升。
又如，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亚洲和谐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权利等级关系中都有新的发展，亚洲和谐进程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新的亚洲力量均衡模式在和平状态下基本成形。近年来，虽然美国在亚太安全上的超强优势地位没有受到明显挑战，其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及以美日、美韩、美澳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还有所巩固与加强，但美国在亚洲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其控制亚洲国际关系进程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亚洲发展模式和亚洲价值观已占据上风。随着美国对亚洲经济发展依赖度的不断上升，美国经济已变得更加脆弱。保持、加强与亚洲的经济交往已成为美国维持自身繁荣和实力的关键所在。在亚洲国际关系宏观结构上，美国已难以阻止亚洲多极化进程的发展。而美国在亚洲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又给亚洲国家和力量中心推动地区和谐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出现上述和平变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实践活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主题，发展经济、维护和平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面临的根本性任务。这一根本性任务规定了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方向只能是和平的。只要国际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主题不会变，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模式的和平特性也不会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和国际相互依存特性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至少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许多领域内，各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已经密不可分。他者的生存成为自我生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暴力、消灭他者的可能性虽没有完全消失，但其必要性、迫切性都大大下降了。尤其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使它们之间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彼此间政治、安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保持“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总体和平局面可以维持”(14)状态，客观上已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共同的对外政策目标。因此，即使国际体系主导国中有些人没有放弃通过加强军事同盟体系、武力威胁来阻止新兴大国崛起的传统战略思维，但这些国家主流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可能以发动全面战争的方式来压制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只能在不危及地区和全球总体和平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延缓新兴大国在地缘经济、政治中影响力的扩大。此外，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的和平转变还表明，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相对于军事、政治因素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因素对正常国家关系的影响程度趋于下降，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加深相互经济依存度已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关系发展的主流。冷战后，国际安全体系中地缘政治因素趋于下降，地缘经济、各种类型的多边安全协调机制的作用趋于增强，国际恐怖主义与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非对称性战争，迫使国际体系主导大国不得不在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更注重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同时，全球范围内市场、法制、自由贸易体系不断扩大，国家间相互交往、影响手段大量增加，增强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参与当代国际体系互动的能力，提高了它们在各自地区力量平衡体系中的相对和绝对地位，维系国际体系结构性稳定状态已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大国的发展及支持。而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利益一致性的增强，又促使国际体系主导国从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角度，不断地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提升其对新兴大国的容纳度。可见，随着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不断进步，其对国际权力转移所产生的和平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总之，由于新兴大国崛起对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与以往大不一样；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内部结构和对外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及霸权国家跨国公司利益多元化和外化程度不断上升，建立更高层次国家关系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的一项共同任务。鉴于大国之间的关系互动对崛起的中国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崛起的方式，中国在致力于塑造更加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全球政治环境时，需要采取更多的主动行动，处理好中国与国际体系主导国之间愈益复杂的关系，并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共存”、“共荣”关系，以推动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继续朝趋于进步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美]肯尼思·华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327页。
④[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9页。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9、43页。
⑥弗·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⑦傅耀祖、顾关福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第33页。
⑧《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7页。
⑨赵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9-301页。
⑩[俄]根纳季·久加诺夫著，何宏江译：《全球化与人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11)《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第1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页。
(13)[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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