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利益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利益论文,需求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8）05 —0023—29
满足国家自身利益需求是国家全部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美国作为西方大国，在调整对华政策，改善对华关系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最大限度地谋求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是为自己干，而不是为中国干。”（注：[美]查理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当然，在中美关系的调整与发展中， 双向受益是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主权独立国家平等交往、合作互利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中美关系的改善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关于中方获益所在以及中国外交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已有文章论述（注：见拙作《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看中国外交的成功》，《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本文仅就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做一粗浅探讨，以期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发展框架及其走向有一个较为客观地把握。
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在美国对外政策以及谋求的全部国家利益中居于核心位置。就国际政治学原理而言，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卫本国不受外来侵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濒临两洋，邻国少而弱，无领土争端，不存在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因而，美国把国家安全利益的着眼点几乎全部放在战略安全问题上。
在战略安全方面，美国视亚欧为重点。对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直言：亚欧大陆是“地缘战略的焦点，是地缘政治的争夺目标”（注：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中国是亚欧大陆、东部大国，地缘位置十分重要。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已成为本地区乃至世界上颇具影响的战略力量。美国清楚地看到，保证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离开中国的合作或与中国为敌都不是明智之举，而整个亚太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和中国与这个地区其他大国间建立什么样的安全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于1996年6 月在访问北京、上海和台北之后向美国政府、两院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在与中国发展一种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关系，确立有效地规定双方共同利益的方法及处理分歧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没有别的外交政策比这更重要的了。它对美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它也是一个核国家，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常备军。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的合作对很多全球问题的解决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敌对冲突，华盛顿就没有几个盟友，而且会引起一场与北京的不必要的冷战而广受谴责。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就难以与东亚建立或维持一种可行政策，而东亚地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世界1/3的国民生产总值。”（注：《与中国发展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关系——美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报告》，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 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1997年9月8日发表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安全”的演说中表示，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东北亚局势仍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要保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必须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预防地区性武器扩散，保持美国对该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在印度、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造成该地区核威胁的局势下，美国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处在能够帮助消除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可能进行核战争这种威胁的地位上。”（注：[美]杰弗里·加滕：《不要让国会胁迫对华政策》，美国《商业周刊》6月13日。%＞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和较强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中国在东亚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安全至关重要。使中国成为美国合作默契的伙伴，避免因中国的一票否决而使其战略意图受阻是美国亚太战略安全中不可缺少的利益需求。当然，在接触与合作中，美国不无防范、牵制中国之考虑。这就是说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中国具有双重角色。
就保持美国的亚太地区主导权而言，中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1998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向美国国会提交的1998年度国防报告中明确提出，中俄两国在2015年以后可能成为地区强国甚至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者。其中对中国潜在威胁性的估计又明显高于对俄国威胁的估计。报告称中国有在亚洲维持军事强国的潜力。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大国，但想做地区大国，而且这一目的能够达到，因为中国没有地区对手。日本也不是中国的对手。基于上述估计，美国在与日本修改《防务台作指导方针》时，扩大了两国防务合作范围，将同盟的防范对象由过去的苏联威胁改为“多元威胁”，实际上包括了中国。甚至将我国台湾省列入其范围。美国通过对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使日本获得了发展军事力量、增加“防卫”能力的借口。美国还默许日本维持高额军费，帮助其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目的在于借日本的军事力量抑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避免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的亚欧大陆强国，以致冲破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东亚防务体系，将美国的力量逐出这一地区。正如美国海军学院战略与政策研究教授沃伦（A.Waeduen ）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点建议》中指出：“克林顿政府亚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逐渐推进华盛顿与东京的关系，以免除中国的冲击。”（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2期。%＞可见， 中国已被美国视为称雄亚太的较大障碍。面对中国的“潜在威胁”，美国认为光靠日美联手制约和阻遏是不够的，对抗也是不现实的。而接触与合作，加强双方关系往来，利于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使之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就制约日本，牵制俄罗斯而言，中国又是一支可借重的稳定平衡力量。美国与中国“全面接触”，部分地恢复同中国的军事交往和安全合作，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从而防止日本“越轨”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并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1996年以来，中俄两国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两国相互借重，形成合力，又促使美国不得不从其长远战略利益出发，根本扭转1989年以来的美中之间不正常关系，以减弱中俄对美的制衡力量。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即力图使亚太地区主要力量彼此制约，使任何一方都无力向美国挑战。70年代，面对苏攻美守的不利态势，美国与中国建立了战略关系，利用中国的力量和地缘条件牵制苏联的扩张，推动了较为稳定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式，扭转了美国的被动局面。今天，苏联已解体，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存在与己争夺地缘优势的现实对手。但为扩大冷战成果，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单级世界，美国又把安全战略的立足点放在阻止地区大国崛起，防止地区力量失衡，以避免损害美国的“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上。按照这一安全战略构想，中国既是被阻止崛起的对象，又是保持战略平衡的可借重力量。因此，与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中国建立密切关系与当年联华抗苏一样迫切，一样重要。
此外，中美两国在亚太安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利益本身要求双方建立合作与信任的持久关系。如，在防止核战争，逐步减少核武库，结束核试验问题上；在保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上；在维持一个不鼓励日本发展核武器问题上；在稳定潜在的冲突地区如朝鲜半岛和柬埔寨进行磋商和合作方面等等。因此，改善对华关系，调整对华政策，无论从借重中国维持战略平衡来讲，还是阻遏中国以防止对其造成“威胁”来讲，都是符合其安全利益的。克林顿主动表示愿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拒绝把中国公开称为敌人正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战略地位考虑的。
二、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从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生意在海外的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这个国家所肩负使命的一部分。外交政策似乎是由私人公司制定或执行的。而今，在以军事对抗为基础的冷战已经结束，经济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大国的竞争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际背景下，美国的经济比以往更紧密地依赖世界市场，其外交政策的调整无疑更多地着眼于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主动改善对华关系中经济利益需求既是题中之意，又是当务之急。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是任何其它双边经贸关系无法比拟的。1996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等人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报告》指出：“最近几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大参与者。过去五年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增长得很快。很多美国大跨国公司认为，从长期来看，它们的生存将取决于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参与。对美国来说，中国目前是它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主要进口来源”，“在较大范围的地区经济方面，美国的利益越来越和中国的关系相联系。美国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在过去十多年中已超过欧洲。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中国与亚太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关系。”（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3期。%＞ 美国纽约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最近推出的新书《巨龙》指出：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对美国特别是美国工商界的意义非同寻常。对一个渴望增长的西方工业世界来说，中国犹如几个世纪前欧洲人所看到的“西半球”市场。它具有大片土地，经济增长强劲，充满机会，利润诱人。
中国对美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美国能否在21世纪维持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上。今天西方大国对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容不得美国更多的犹豫和行动缓慢。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天然超级市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近20年始终名列前茅，使她将成为21世纪实实在在的大市场。回顾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历史，其重要经验就在于美国巨大的资金和技术与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结合。 当年美国用500亿美元援助欧洲，欧洲用它购买美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 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洲发展了又有更大的能力来购买美国的先进产品，这就形成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互补性经济良性循环。现在，美国能否占领市场，特别是中国这个商机无限、蓬勃发展的现实的大市场，对于其能否保持下一个世纪经济强国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今非昔比的是，当年能够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如今，一超多强之间的激烈竞争早已取代了美国独霸市场的“旧梦”。对此，美国不仅有清醒的认识，也有深切的体验。当美国扬言对华制裁时，中国向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订购了30架喷气式客机，并提供给该公司制造一种新型飞机的权力。中国还宣布，到2000年将进口240 架喷气式飞机。美国如不放弃制裁，定货单将全部落入欧洲空中客车之手，而直接受损的将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
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还体现在中美近年来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上。据中国海关统计，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117.7 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489.9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就已达到26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3%），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按美方的统计，1990年美中贸易额为200亿美元，1996年增至635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为328亿美元。 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排在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之后）。尽管双方统计数字存在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双边贸易额呈快速增长态势。而且中美双边经济与贸易往来是在两个不同质的层次上进行的。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与中国中低档生活用品从根本上讲没有相互竞争性，而只有巨大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不仅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实惠，而且也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直接的高薪就业机会和上百万个间接就业机会。此外，美国在华投资额连年增长。从1980年至今，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达2.4万多个，协议金额420亿美元。这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为美国企业拓宽了市场。199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立汽车生产公司。数字表明，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特别是随着香港的回归，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目前，香港是美国第13大贸易伙伴，在美国的出口市场中居第11位。1996年美国对香港的出口额为140 亿美元，美国输往中国内地的货物中有60%经由香港运输。每年美国海军约有70艘军舰在香港休整。香港回归后，美国在香港的1200家公司仍然充满活力地运营着。数达3.7 万常住香港的美国人口在继续享受着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当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承受出口损失，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遏制金融动荡，确保全球经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强有力的一极地位正在凸显。美国的经济利益与东南亚金融形势密切相关，在平息金融危机，避免危机殃及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方面，美国感激中国。正如克林顿总统在6月25日访华前夕所说的， 他感激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一直采取不寻常的行动避免使中国货币贬值。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有助于控制和稳定亚洲的局势”（注：《克林顿与中国建立全面的贸易关系》，《洛杉矶时报》1998年6月20日。%＞。因而，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经济上美国更需要处理好对华关系。
总之，中国对美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对政治家来讲是选票；对企业家来讲是利润；对工人来讲是饭碗；对美国维护下世纪经济大国地位来说是关键。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中美“双方友好不会使我们有丝毫损失，而只会使我们大有所得”（注：[美]查理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三、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政治利益
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政治实体，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行为。因而，维护国家自身政治利益当然是外交政策、外交活动的实质内容所在。从一般国际政治理论出发，国家的政治利益主要体现为维护国家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力争使其影响扩大到更大范围。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既有维护其国内政治统治的内部需要，也有“把美国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依美国的模式重建国际环境”（注：[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46页。%＞的外部需要。
就国内政治而言，白宫与国会向来存在着矛盾，特别是民主党克林顿担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共和党控制国会，双方矛盾和摩擦愈益突出。尽管美国国会反华势力仍有市场，但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等有识之士，陆续发表文章、谈话予以批驳。近期以来，美国舆论对中国积极报道增多，其中不少涉及中国在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主张美国应该在缓解亚洲金融问题上给中国“记上一功”。美国政府主流派坚持对华接触、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自然赢得了这部分人的赞同和支持。对于克林顿本人来讲，通过对华接触可以显示其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成果，扩大政治资本，转移国内对其接连不断的“丑闻”的关注，从而树立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良好形象。
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走旺、外交活跃、国际声望日益提高的独立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不看任何人眼色行事，而是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中美俄这一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新型微妙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已不再以“筹码”身份立足，而是赢得战略主动、举足轻重，必须在相互尊重、信任的基础上与之打交道的大国。1997年，中国几乎成为国际关系变动的焦点。中俄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确认双方已经建立起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哈、吉、塔五国签订边境互信和裁军协定，开创通过相互合作确保安全的新模式；中法同意结成“全面的伙伴关系”，发表了建立多极世界、反对一国支配国际事务的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就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关系达成共识；中国与东盟国家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非洲国家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外交展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它说明，今天的中国已不仅仅是西方竞相争夺的充满生机的大市场，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举世瞩目的大国，是一支联合各方面力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这一无可回避的事实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识到：单纯采取遏制政策可能会实际破坏自己的政治安全战略，一个感到受美国遏制政策包围的中国完全不可能在美国重大安全目标上与之合作，而且还可能为美国制造安全难题。对此，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讲得很清楚：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一个稳定因素，同中国发展关系对美国来说很关键，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要保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必须与中国为友，不能与中国为敌。正如克林顿访华前所说，孤立中国，对美国是灾难。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将其社会制度、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力争使其影响扩大到全球的目标是毫不含糊的。克林顿在阐释这一目标时讲到“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威胁，以保存自由体制。现在，我们寻求扩大生存在自由体制下的国家圈，因为我们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世界上每个人的意见与精力，都得以在繁盛的民主世界中充分表达……”（注：[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46页。%＞ 美国前总统里根称美国的强大是自由的典范和希望的灯塔。二战以来的历史业已表明，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就不是纯商业性的。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市场开放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有关联，政治自由又伴有民主。冷战期间，美国所扶持的西欧和日本是与抵抗共产主义和苏联相联系的。今天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同时，政治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从两国建交20年的发展历程看，几经曲折，甚至大起大落，主要在于政治原因。实际上，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中，十分重视向中国传输美国的生活方式。在支持中国的改革时，“含有以美国的价值标准衡量其得失利弊的成分”（注：[美]霍尔顿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及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在新的亚太战略中，中国是美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对象。克林顿在1997年10月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说中坦陈：对华采取接触政策是为了利用美国掌握的“最好手段”来“推进美国的重要利益”。所谓重要利益，就是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来“驾驭”“引导”中国，使之按美国画好的路线图进入民主资本主义。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接触中，经济利益绝非是单纯的或唯一的追求目标，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则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目标。
四、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几点思考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在增加。过去，美国之所以动辄制裁、施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美国把握着对华关系的主动权。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依然在美国，但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已大大增加。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等方面均有求于中国，如得不到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将遇到很大麻烦，将受到很大牵制。
第二，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在增多。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的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关系。绝对的一个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双方或多方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取代。中美双方在合作与发展中，固然有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不同的侧重点，但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增强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军队往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这些共同利益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和纽带。随着两国战略合作领域的拓宽，双方共同的利益将进一步增多。
第三，中美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根本矛盾不会消除。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构筑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不允许在世界任何地区出现威胁美国主导地位的大国，而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多极化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战略利益上的根本矛盾意味着双方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同时，依然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中美两国毕竟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存在明显对立与差异。两国在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质的区别。因而，双方在交往中依然有斗争，合作中依然有摩擦。但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美国的现实选择。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将逐步增多，双边关系的发展将可能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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