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叙述可靠性的伦理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小说论文,可靠性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4)04-0051-05 隐含作者的伦理意图决定着叙事文本的伦理判断与价值追求，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声明“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1]22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必然体现出一定的道德伦理因素，展示出其内心深处的道德伦理观，“因为即使最高度戏剧化的叙述者所作的叙述动作，本身就是作者在一个人物延长了的‘内心观察’中的呈现。”[2]20而这种叙述是否可靠，关键要看叙述者能否反映出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即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伦理态度是否一致。这意味着，叙述可靠性主要指叙述者的可靠性。在古典小说中，绝大部分作品的叙述者是可以反映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通常称之为可靠叙述，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可靠叙述。如何判断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否一致，又需要依赖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现实感受。 一、可靠叙述的伦理专断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首次提出了叙述可靠性的问题。他指出，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人物、读者都存在着复杂的“距离”关系(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身体的)，其中叙述者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读者的判断来说具有决定性地位，于是布斯引入了叙事可靠性来描述叙述者的这种“距离”：“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2]178叙事可靠性问题一方面连接了隐含作者(它以隐含作者的伦理价值观念为标准)，一方面又与读者的叙事接受密切相关，所谓的“可靠”、“不可靠”、“可信”、“不可信”都是读者通过阅读主动建构的。叙事的可靠性与否对于分析叙述者形象，进而探索隐含作者伦理取位，把握文本的叙事伦理具有重要意义。 叙述者声音与隐含作者声音一致时我们称之为可靠叙述，里蒙-凯南指出：“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3]180。在异故事叙事中(叙述者与故事无关)，叙述者以全知视角讲述一个故事或对人物话语和情节作客观的展示，这时叙事一般是可靠的，全知叙事的叙述者往往站在一种客观公正，且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所接受的伦理位置，以其权威性驱除读者的怀疑，成为客观公正的化身。这种可靠叙事在深受历史叙事影响的中国古典叙事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正如赵毅衡所言：“在大部分中国传统小说中，叙述相当可靠，非人格化的半显半露‘说书的’叙述者所表达的价值观，与隐指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二者没有什么区别。”[4]77如历史小说一般以可靠叙事维持叙述者的权威，叙述者是以业余史官和一般伦理道德代言人的形象出现，试图达到垂鉴、劝诫的目的。 可靠叙事本身也有缺陷：“叙述者要想自己的叙述可靠，就应该尽量获得读者的认同和支持。这一目标可以用道德判断控制全部叙述来加以实现。叙述由道德判断加以控制，容易使人物带上太多的道德色彩，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从而使人物脸谱化。”[5]67古代小说之所以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与作者对可靠叙事的过分依赖相关，可靠叙事下叙述者一般不离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说教以及为说教服务的人物形象(如高大全般的儒家伦理英雄形象)大量充斥在古典叙事作品之中，这使得隐含作者无法跳出一般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伦理规范，创作出具有伦理深度的作品。 可靠叙述使读者对古典小说所叙述的一切深信不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价值观念、伦理判断都获得读者的认可。就文本中的伦理表现而言，可靠叙事形成了古典小说中的伦理专断。古典小说的可靠叙述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叙述者完全认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 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中说：“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6]436这可以说是古典小说作者共同的追求。小说的叙述者也本着“劝善惩恶”的宗旨来叙述故事。不妨以历史演义小说为例。历史演义小说旨在宣扬史书大义，“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削馋人”(《梼杌闲评》总论)[7]1，起到劝化人心、裨补世道的作用。所谓大义，实际上主要指儒家的政治伦理及家庭伦理，正统观念，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德目等等。这些由先秦儒家开始的伦理理想，自西汉以降成为文人士大夫的自觉追求，并逐渐固定为封建时代维系统治的意识形态。历史小说的可靠叙事无疑强化了这种伦理决定论。完全在作者控制下的叙述者出于维系传统伦理规范，使愚夫愚妇明了圣人大义的启蒙意识，在叙述中不厌其烦地证明“大义”崇高的合理性，这样不同伦理力量的对抗冲突和儒家伦理的最终胜利就成了历史小说的固定模式，小说对情节的编排、人物的塑造无不为阐发“大义”服务，历史人物成为面目单一的伦理实体，道德律成为可以解释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深入整个历史事件的全部角落，甚至人物的内心深处，这为其叙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供了保障；叙述者或隐或显的介入实际上是一种极富修辞意味的劝说行为，使其成为伦理正确性的代言人，令读者主动认同其伦理判断而无从选择，历史小说的这种叙述形式，与其名为劝说，毋宁说是专断。 《残唐五代演义》主要意图在于传达唐末天子失德、战争频仍、民风日下而导致的王权朝不保夕。这一思想同史官编史的宗旨相一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其开篇即表示对“三家分晋”的态度：“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8]3，强调“何谓礼，纪纲是也”[8]1。反观《残唐五代演义》，第一回开篇诗云：“德衰征伐尚，风漓治乱循。”[9]198“德”指君主之德，“风”指世俗民风，王德衰而争战频，风浇薄而国不保。叙述者同样是以“坏礼国乱”的感叹，表达对儒家传统伦理的呼唤。《残唐五代演义》共六十回，在叙述五代历史之前，用了三十四回的篇幅描写黄巢起义、李克用保唐、田令孜弄权等唐末风云际会的历史场面，直至第三十五回才写到朱温逼昭宗禅位建立后梁。对于李唐王朝的衰落，叙述者首先以“天数”释之，第三回则云：“世之盛衰，国之兴废，皆有定数。太平时节，国有英雄扶社稷；离乱之时，天生奸佞乱乾坤。”[9]199将纷繁复杂的王朝衰落归结为伦理道德上的失范。诚如有学者所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是以“‘残唐’——‘保唐’的斗争为主线”展开情节[10]97。从小说内容的安排中，可以看出在对待整个唐王朝的历史，包括唐五代的态度中，作者始终以李唐作为正统政权。通过对唐末正面势力如李克用保唐大军的神化，以及对以黄巢、朱温为代表的篡唐势力的妖魔化，叙述者试图表明儒家政治伦理的权威性及其不可侵犯性，五代的迅速消亡似乎恰好证明这一态度的正确。可靠叙事加强了伦理权威的合理性，使读者认同“虚假的权威”，这无疑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使历史问题为伦理哲学问题所取代，从而无法洞悉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其二，叙述者有效控制叙述 赵毅衡指出：“如果一个叙述者能够在叙述全过程中充分显示他对意义诠释的控制，能充分地把叙述主体各成分加以统一的叙述者，他就是可靠的叙述者。”[4]71《警世通言》卷二十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叙述者首先通过人物之口，说明宋朝胜过汉唐之处在于“不贪女色”，下文便以“不贪女色”来控制整个叙述。赵太祖护送赵京娘回家，少年男女，千里同行，为免瓜田李下之嫌，二人兄妹相称。京娘出于感谢太祖护送之义，愿意以身相许，太祖以“兄妹相称，岂可及乱？”[11]195应之；京娘到家后，京娘父母也主动提出将女儿嫁给太祖，太祖大怒，觉得受了侮辱，掀翻桌子，上马而去。京娘为堵人言，自缢而死。通篇故事，太祖作为护送者，豪放仗义，一路上杀了不少歹徒，甚至有点滥杀，但叙述者丝毫没有责备太祖；作为“兄长”，大义凛然，果断拒绝京娘的好意，最终导致京娘自杀，叙述者也没有责备太祖。无论作为护送者还是作为“兄长”，太祖都是一身正气，不近女色。小说结尾的诗赞云“汉唐吕武纷多事，谁及英雄赵大郎”[11]197，照应了开头所说的宋朝真正超越汉唐之处在于“不贪女色”。显然，叙述者在叙述这个故事时，赵太祖不贪女色的宗旨贯串始终，使读者相信赵宋王朝的一大特色是不荒淫误国。 二、不可靠叙述的伦理意味 可靠叙述比较好理解，不可靠叙述则复杂得多。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伦理观发生冲突时，叙述者的态度就值得怀疑，叙述很可能就成为不可靠叙述。古典小说的叙述一般是叙述者控制下的可靠叙述，但有时候，也出现有些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叙述的情形比较复杂： 其一，叙述者的叙述与事实不符 古典小说的叙述者一般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所叙述的未必全与事实吻合，未必都是可靠的。与事实不符的叙述大致有几种情形：一是叙述者对人物的评价与人物的真实品质不一致。《红楼梦》第三十回，王夫人发现金钏儿同宝玉调笑，怒骂了金钏儿，并将之赶出贾府。其后，叙述者有一段评论：“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个，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气忿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之母白老媳妇来领了下去。”[12]412此处叙述者称赞王夫人是个宽厚仁慈的人，但从前文王夫人知道事情的来由在于宝玉来看，她责罚金钏儿其实是在偏袒宝玉，谈不上“宽仁慈厚”。到三十二回中金钏儿含羞而死后，宝钗与王夫人谈论此事，王夫人告诉宝钗，自己只是一时生气，“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12]438。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前后对照，此时的王夫人显得很自私、很虚伪。但叙述者对王夫人似乎一直有好评，在抄检大观园一回中说：“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12]1027将“饰词掩意”“往事”并提，使读者又一次回忆起金钏儿一事中王夫人表现出的伪善。王夫人行为上表现出的自私、虚伪使叙述者对王夫人“宽仁慈厚”、“天真烂漫”之类的评价让人无法相信。二是叙述者对事实的报道不够充分。《红楼梦》对贾珍和秦可卿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明说，但从秦可卿卧室的摆设、贾珍在秦可卿丧事上的举动以及焦大酒后的醉骂声中可以略窥一二，但上述穿插在小说中的只鳞片爪的描写仍让人无法充分体会出二者之关系，焦大的醉骂既可以看作是知情人的泄愤，也可以看作是酒后胡话而当不得真。叙述者由于没有充分报道事实而让人对自己的叙述摇摆不定。三是叙述者对自身的叙述由于切身关系而让人怀疑。唐传奇《游仙窟》的叙述者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回顾了自己在仙窟中的艳遇。但鉴于两方面的原因，《游仙窟》只能是不可靠叙述。一方面，作为爱情传奇，《游仙窟》写的是人神之间的感情，这不排除叙述者有所寄托，但人神之恋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游仙窟》里的人物都是才子，不仅叙述者和崔十娘才华满腹，五嫂也是精通诗书，甚至连十娘的女仆浣衣女也出口成章，一个才子们之间的故事很可能是叙述者为炫耀才情而虚构的故事，不能当真。 其二，叙述者的意图与叙述内容不一致 古典小说的叙述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叙述意图。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说虚构作品：“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6]230通观《警世通言》，总体上符合此种意图。但具体到每篇作品，叙述者的意图与小说内容未必都很吻合。卷二十七《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写秀才魏宇在华光庙边的小楼里被冒名吕洞宾、何仙姑的假神仙所迷惑，弄得奄奄一息，家人请来道士与假神仙斗法，落败，华光菩萨也奈何他们不得，后来神将天兵下界，才将他们征服。小说主体写魏宇与假神仙的交往和道士与假神仙的斗法，神将天兵征服假神仙，则是通过华光庙里五显灵官的话语传达出来。题名“大闹华光庙”，但“大闹”没有得到具体展现，华光庙具体只写了庙旁的小楼，华光庙斗法则是虚写，所谓“大闹华光庙”，实是有名无实。小说开头及结尾的题诗表明了小说的道德目的。开头题诗云：“少贪色欲身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11]269结尾题诗云：“真妄由来本自心，神仙岂肯蹈邪淫！”[11]275但细读小说，“心不瞒人便是仙”和“真妄由来本自心”在小说中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叙述者的道德目的和叙述内容不一致，使得叙述本身的可靠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在《警世通言》中毫不出彩的原因之一。 其三，叙述者的价值体系有问题 古典小说叙述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通过小说来进行儒家的道德说教，或者借助小说来表达佛家的业报观念，等等。一般说来，古典小说叙述者的价值体系在叙述过程中是一致的，但偶尔也有例外。《甘泽谣·圆观》写圆观在托生这一天，和李源相约：“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13]753。十二年后，李源如约前往天竺寺，托生后成为牧童的圆观对李源说“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坠，即遂相见”[13]754，说完后便吟歌而去。总体上看，叙述者的价值体系出现问题，一方面，似乎要体现一种来世业报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似乎纯粹是为了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仅仅叙述一个奇异的故事，不再关注故事的主题。是要描写一个反映来世业报的故事还是纯粹展示一个奇异而没有主题的故事，使故事的具体描写显得很不合情理。李源特地赶来赴约，得到的回答却是“慎勿相近”，既然是“慎勿相近”，为何十二年前又有约定？难道圆观约定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李源“勤修不坠，即遂相见”，将二人见面的时间推迟到未来？但直到小说结尾，“李公拜谏议大夫，二年亡”，二人仍未见面，那么此处所说的“即遂相见”没有得到落实。按理说，既然圆观主动和李源相约，见面时不应该如此，如果说此次见面只是为了约定未来再次见面，但再次见面的约定在下文中又没有回应。就是说，此次天竺寺相约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这与圆观知晓未来的神通不相吻合，让人有理由怀疑故事的叙述是否可靠。 其四，反讽 反讽与讽刺不同，讽刺是对人物或现象进行挖苦、嘲弄，是针对人物或现象的某一方面进行正面夸张性的描写，反讽则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反讽时，叙述者非常清楚自己在说反话，即布鲁克斯所说的“所言非所指”[14]46。反讽之所以造成不可靠叙述，是因为反讽叙述者的真实意图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基本重合，反讽的表面叙述与叙述者的真实意图相反，其实就是与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相反，从而造成不可靠叙述。用赵毅衡的话来说，反讽，“即叙述者有意让读者感到他不可靠……叙述者表明的意义导向完全不能作为释义依据，叙述文本字面义与确实义(隐指作者体现的意义)明显相反。这样就出现了文本诱导而生的不可靠叙述”[4]69。用浦安迪的话来说，反讽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15]123。反讽可以明贬实褒或明褒实贬。《红楼梦》写贾宝玉时，有不少明贬实褒造成的不可靠叙述。如第二十九回：“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与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这段话中的“下流痴病”“邪书僻传”是贬斥之词，但《红楼梦》叙述者对宝玉的态度，又始终是同情的。叙述者说这些话时，对宝玉的性格是肯定的，对他看《四书》、《五经》之外的书也持赞扬的态度，因而这些话是正话反说，是反讽，其叙述是不可靠的。其他如第三回评价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词，第二十回所说的贾宝玉“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都是运用明贬实褒、寓褒于贬的反讽手法，表面上贬斥的叙述不可靠。反讽也可以明褒实贬。《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师徒四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来到灵山圣地，叙述者对灵山的庄严宝相极尽奢华之描写，如“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灵鹫高峰[16]1167，“黄森森金瓦迭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的雷音古刹[16]1170，“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云，遮漫万道”的藏经宝阁[16]1172，叙述者在名义上极尽所能地描绘灵山圣地的庄严气象，然而叙事主体所贬斥的恰恰是在金碧辉煌的表象掩盖下，极乐世界佛祖尊者索要人事的丑陋现实。 其五，叙述的不置可否与隐含作者不一致 反讽是叙述者故意制造与自己真实意图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在积极地制造不可靠叙述。叙述者也可以消极地制造不可靠叙述，即叙述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不做任何道德上的评判和价值上的裁定；而隐含作者对事件和人物都有自己的评判，这样，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拉开了距离，形成不可靠叙述。《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中记录了一个复杂的伦理故事[17]149：一女子向医者买堕胎药，医者认为不合理法，不肯将药卖给她，后来梦见为冥司所拘，原来是女鬼状告他杀人。女鬼向冥司申诉，认为之前向医者买药时，胎儿还未形成，如果及时堕胎，无非“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然而医者却不肯卖药，导致胎儿逐渐长大，女子不得不将其产下，最终子遭扼杀，女子也因奸情败露而被迫自缢。叙述者通过文中冥司的喟叹传递出自己的伦理判断：“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叙述者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如果从当时社会情境出发，此女子因为奸情而有孕，最后身败名裂而死，完全是咎由自取，没有同情的必要；如果从人性的角度衡量，医者的做法就显得迂腐，毕竟人命关天，处事应该根据事势的利害轻重来处理，不能执死理。叙述者展示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伦理故事，似乎是女鬼、医者各有道理，然而我们可以从结尾处“医者悚然而寤”感知到，隐含作者的情感是偏向女鬼一方的，医者应该根据事势的利害轻重来处理情况，这里可以看出叙述者客观的描述中有隐含作者的声音，叙述者的客观描述不是真的“客观”，而是隐藏着隐含作者的价值取向。 与可靠叙述的伦理专断相比较言，不可靠叙述伦理意味的获得需要通观文本，因而这种伦理意味显得更加隐晦曲折，一旦被读者发现，能够带来更大的愉悦感，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叙事效果。不可靠叙述的伦理介入可以说是一种更有意味的形式，隐含作者的存在及其伦理追求，均离不开对不可靠叙述的把握。标签：残唐五代演义论文; 古典小说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警世通言论文; 游仙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