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性研究专题
特约主持人：张建立
随着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跨国境、跨领域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像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了解一个国家民众的性格。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才令国民性研究持续至今仍颇具人气。其中，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大问题上。关于前者的研究成果居多，对于“为什么”即对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较少。而且，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多注重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社会政策等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希望《日本贵族的演变及对国民性的影响》《“文明开化”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文明体”建构特点》能对这一缺憾有所弥补。
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梳理其特点，探究其成因，亦是为了更深入地解析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乃至从国民性的视角前瞻日本社会未来发展走势。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把影响国家权力的纯人力因素分为质和量两个方面。其中，质的方面居首位的因素就是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研究不仅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追求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研究，而且至今这一目的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研究者所追求的应用性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日本国民性与“海上帝国”建设关系刍议》《文化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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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穿梭于“初始集团”与“二次集团”间，寻求如何满足个人基本社会需求的过程，所谓的国民性也就是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建构的。比较而言，国民性类似文化基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因婚姻观念变化，导致人类初始集团“家庭”缔结模式也发生大的变动时，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国民性的变化。因此，时刻关注日本社会“初始集团”与“二次集团”缔结模式的变化，对动态性把握日本国民性的特点，前瞻性研判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势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正在进入人口减少和“人生百年时代”超老龄社会。日本政府为了化解日本当代社会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等带来的社会危机，提出了“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政策。女性婚姻观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当代日本女性的婚姻观浅析》，从近年来反映日本女性婚姻现状的热播影视剧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不结婚》《昼颜》《花芯》，结合日本各权威机构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当代日本女性婚姻观现状及演变原因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却似隔十重雾，至今仍让诸多学人难以对其国民性述说清楚。本专题论文无论在研究视角选取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借鉴方面，均努力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所取得的一些研究结论虽然微不足道，但若能对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的探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足矣！
日本国民性研究专题
文化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 要： 每种文化都有其或显或潜的人际交往规则。显规则强调的是理性和正式规则，潜规则强调的是情感、关系性和非正式规则。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也是人类交换行为之一。人际交往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会很自然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家间的交往。对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国民性;文化潜规则;心理文化学;外交决策;河野谈话
风影独个儿来到了红琴家背后的小山坡上，吹起了笛子，吹的是她从小就喜欢听的曲子。他想用笛声将她引出来，可是落空了，他灰溜溜地走了。他没有回家，漫无边际地在山道上徜徉，走着走着，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那片挂有红腰带的树林子里。他想起了师父常说的那句话，人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如果人只是一个影子，那佛陀会不会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呢？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要都是影子，这菩提树下，要真的只是一个梦境，那倒也简单了。可世事并没有那么简单，这让风影一脸的茫然。再说，要真的是影子，那什么是光明呢？没有光明又何来影子呢？阳光、空气与水又在哪里呢？
一、“潜规则”的涵义
提起“潜规则”，人们往往容易将其作为表述人际交往阴暗面的词汇来理解。其实，每一件事情上，人类都有其应对规则。各种文化亦都有自己的规则，其存在或显或潜。显规则也可谓成文规则，多是指官方明文约定的法律、条例、协议等，这些都经过了严肃认真的制定过程，有明确合法的身份地位。与之相对，潜规则也可谓不成文规则，是指实际存在于上述种种明文约定背后，虽不成文却能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等。很多时候，恰恰是这种近似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因对其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内容的界定及评价也各异。
心理文化学视角的交换理论，阐释的是一种“信用借贷型”或“好意优先型”的“不等价交换”或“非对称型交换”，也称“等意义交换”。它把进行交换的主体都假定为不失理性但更重情感的“关系人”。作为一个“关系人”，虽然也会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但“关系人”彼此授受和回报之间依据怎样的规则，则会因交换者彼此处在怎样的社会关系中而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又皆源于规定这些交换模式的文化不同所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受认同的、与其“基本人际状态”相一致的交换模式。心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社会心理均衡”和“基本人际状态”。“社会心理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社会文化场”(socio-culture field)，这个“场”由内向外分为8个不同的层次，它包涵心理学的概念及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指的是一种“人的系统”，是对人与人相互认知和交流系统的统称[2]。
百米林带中乡土树种占22科27属29种,外来树种47科75属94种,外来树种的数量远高于原生的乡土树种[13],比例超过了3∶1 (94∶29),这与上海地区外来树种和乡土树种的比例基本一致(547∶174),反映了高度人工化和城市化是上海地区人工植被的普遍特征。
(一)经济学视角的“潜规则”
“交换”本属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对作为一种交换规则的潜规则，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也大多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进行界定和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可以对“潜规则”进行如下界定: “潜规则”就是制度体系中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且与主体制度体系相悖的非正式制度。它游离于占统治地位的主体制度体系之外, 并与主导集团的意志相违背。它规范和调整的对象是非法交易或非合法交易, 由于未获主体制度体系的承认而未具“合法身份”,从而“处于地下状态”[1]。
类似这种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潜规则”界定，往往容易对潜规则做出负面的评价。经济学视角的交换理论追求的是一种交易型的等价交换，它把进行交换的主体都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作为有理性的“经济人”，亦必定是个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人。但是，潜规则的存在会无形中增加人们实现目标的成本，影响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实现，甚至会破坏等价交换的实现。所以，囿于经济学视角来看潜规则，往往是负面评价和界定居多。
尽管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潜规则常常因徒增人际交往的成本而遭到诟病。但是，事实上由于时空的局限性与制度决策者能力的局限性，使得任何正式规则的制定都难免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导致正式规则无法解决所有情况下存在的所有问题，而潜规则恰因正式规则这种不完善性而令其具有生命力。潜规则扎根于社会正式规则的漏洞之中，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地域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绝不会因人之好恶而被轻易淘汰。因此，对待潜规则既不能一味不加分析地批判，也不能避之千里，而应主动地了解和把握它，进而学会与一个异文化的人沟通的方法。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地把握每种文化的潜规则。
(二)心理文化学视角的“潜规则”
总而言之，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传统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大大降低。传统电视节目要想在这一形式下继续发展，必须走转型与创新之路，充分分析受众的具体需求，并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宽自己的领域，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性发展；同时，在电视节目制作上引入更加先进的录制技术，丰富节目类型，提升受众的视觉体验；此外，电视节目还需要弥补互动性不足的缺陷，在节目制作中增添互动性，以此打造出更具特色的电视节目，更好地满足受众对电视节目的多样化需求。
数学教师应让学生明白数学阅读的重要性，让学生时常感到他们通过阅读而成功地学会了一些东西，以提高数学阅读的自觉性。课堂上，可以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实验、讨论、制作幻灯片等，设立小组竞争机制，及时予以表扬、奖励。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进行的交往与交换，是性质不尽相同的行为。有的是为了交换而交换，有的则是为了交往而进行交换。前者较倾向于经济性的理性行为，追求等价交换；而后者往往受感情因素影响强烈，虽不会完全忽视经济理性，但更倾向于追求一种等意义交换。等价交换比较适合使用正式的、明文的法规、制度来管理；而等意义交换所依凭的更多是某一种文化中约定俗成的非正式、不成文的规则，即所谓的潜规则。其实，心理文化学使用的“文化”概念本身指的就是“一种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的规则”[3]17。经济学视角对“潜规则”的界定，是把人的交换互动理解成了一种完全去感情的交换。当事双方在交换过程中互有权利义务关系，完全不考虑彼此的感情因素，待交换一结束，关系亦便终结。但实际上，交换主体毕竟是人而非机器，除非极特殊情况，否则完全无视感情的交换几乎不可能。因此，交换者处于怎样的社会关系中是必须考虑的变量。心理文化学不对潜规则肤浅地进行好或坏的道德鉴别，而是更关注究竟是什么样的“基本人际状态”决定了某潜规则。
二、潜规则与国家外交行为的逻辑关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结束了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1948年8月15日，在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1948年9月9日,在北纬38度以北则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后以来的日韩关系，在历史与现实、利益与情感、双边与多边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得到定位和演变。冷战体制下的日韩关系，虽实现了所谓的邦交正常化，但都是受美国主导而为，双方因缺乏政治基础和相互信任并未真正开始直接交流。冷战后的日韩关系，在两国的努力下得到全面改善，特别是金大中政权时期，韩国实施积极的对日政策，把两国关系引入了良性发展轨道。为拉近日韩关系，日本政府在强调日韩间地缘性关系的同时，还从精神层面不断强调日韩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称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美国结盟的韩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地域战略伙伴，日韩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8]。甚至还借用天皇之口公开日韩间的血缘关系，以增进日韩民众间的亲近感。2001年12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在其68岁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但是，因日韩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建交谈判中并未就日本对韩殖民统治、慰安妇问题及领土争端问题等达成共识，冷战后至今，这些问题一直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不稳定因素。
每个民族国家的统治本身和外交决策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付诸具体外交行动，皆与该民族的文化潜规则有密切关系。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体现出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潜规则影响，从而给本国对外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
事实上，无论如何追求去完善显规则，也不可能最终编织一个没有缝隙的规则治理天网，去管理国际社会的各个细节。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与理想的社群，应该是充满情感和友谊，而非仅凭经济理性的利益计算能予以权衡的。作为显性规则的国际制度的成立和有效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各国际行为体的文化潜规则互相磨合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潜规则，与该国的对外交往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潜规则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重要作用
在心理文化学看来，交换的目的最终是为满足人的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隐藏在我们行为背后的规则，既决定了属于每种文化的人的基本需要是什么，也规定了满足需要的方式。每种文化对安全、社交和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的评价都不尽相同。有的更强调安全，有的则更强调地位，而有的则对社会交往更为重视。安全、社交和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各自又可进一步分为生物性、社会性和情感性三个层次。国家对外政策目标首先是满足安全的需求，而文化潜规则影响着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看待国家安全，引导一个国家侧重追求哪种层次的安全需求，因而也必然会影响其判断哪些是威胁因素，而这些也正是构成一个国家制定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心理文化基础。
(二)潜规则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外交的方式和风格
一般来说，人们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为之前都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受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归属在什么样的人物或组织之下是安全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趋向于引导人们更多地归属其初始集团，即从自己的亲属圈子中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日本文化则趋向于强调对其他社会集团的归属，即对以“家元”为典型的次级集团的归属。所以，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如何交往，当人们为满足其基本需要而采取行动时，文化潜规则往往会为决策提供有力制约，这无形中大大缩小了个人的选择余地，使人们在相同情境下总是倾向于选择相似的行为。
以上简要介绍了潜规则的涵义及其与一个国家对外决策的逻辑关系。那么，具体到日本的对外决策而言，日本文化的潜规则又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呢？下面，先简述日本文化的潜规则、日韩关系的基本情况，再具体以日本政府对待“河野谈话”态度的前后变化为例，来分析一下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例如，关于日军“慰安妇”问题，无论是1993年8月4日的“河野谈话”，还是2015年12月28日韩日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皆可谓是一种显规则。但遗憾的是，现实中这些显规则均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韩国民众自1992年1月发起的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而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的示威集会，每周三中午12 点正式开始，被称为“周三示威”。2011年，在举行第1 000次“周三示威”时，“慰安妇”受害者与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人行道上设立了第一座“慰安妇”少女像。2015年12月28日，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向韩国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10亿日元，同时不断要求韩方拆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和平少女像。结果，非但未如愿，而且2016年12月31日，韩国相关民间组织在日本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前又举行了新设的“慰安妇”少女像揭幕仪式。对此，2017年1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以召回驻韩大使等为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表示抗议，日韩关系亦因此进一步恶化。2017年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后，也多次对韩日慰安妇协议表达不满，称其未被多数韩国民众接受，不能真正解决“慰安妇”问题。2018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将解散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2019年1月16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新年记者会上谈到慰安妇问题时透露称，为将之作为对战时女性性暴力的教训，正在讨论2019年上半年举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会议。尽管2015年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所谓的“最终且不可逆转的一致”，但日韩关系并未因此得以改善，反而日益恶化了。
三、从“河野谈话”看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一些三价稀土离子如Tb3+、Ce3+，其4f-5d跃迁在可见光范围内(400-760nm)就可以被观测到，其中Ce3+离子的4f-5d发射在所有稀土f-d跃迁中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3]。Ce3+离子的4f电子包括2F5/2和2F7/2两个能级，而且。由于其5d-4f能级之间的自旋-耦合相互作用，使得Ce3+的5d-4f跃迁具有很高的量子产率和较快的荧光衰减时间，利用Ce3+的这一优势可用于制造高效率发光材料及显示器件[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在致辞中说，森林旅游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转化器”，是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的“发动机”，是助力扶贫攻坚、林区转型发展的“动力源”，还是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主力军”。
(一)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
按照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属于“缘人”型基本人际状态。其特点是，从自我认知层面看，日本人是在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际圈子中进行自我认知。其社会生活不是趋于个体而是趋于与他人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根据投注感情的多少而形成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最内一圈由亲人 (日语为“身内”) 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 (日语为“仲间”) ，最外一圈由生人 (日语为“他人”) 组成[4]。“缘人”的交换关系不是交易型交换，而是一种互酬式交换，即附带了信用、服从、地位、崇拜等情感价值的“等意义交换”模式。在互酬式交换中，行为者对交换行为投注了感情，表现为意义相等而物品可能不等。互酬式交换用来交换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事物，即一方提供所有形式的事物，另一方可用任何形式“偿还”，只要这些事物对被偿还者而言有意义即可。有日本学者认为，互酬关系所期待的偿还只是一种暗地的谅解，所以不能叫做交易，而只能说是一种诱导[3]240-241。它具有非同时性、非等价性、非限定性的特点。缘人的人际交往特点是，对于感情最浓的圈子“身内”适用娇宠法则；对于半感情半算计的圈子“仲间”，适用“义理”法则；对于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的圈子“他人”，则完全实行公平竞争法则[5]80。有日本学者把日本人的交换关系概括为“好意优先型”交换关系[6]。在日本文化中，对于违反了这些人际交往潜规则的处罚，不仅会依凭正式规则的法律制度，而且还会依据所谓“村八分”等潜规则，来把犯规者排斥于集团之外剥夺其“情感归属”，以达到惩戒目的。
(二)战后以来的日韩关系基本情况
早在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仍旧发挥作用时期，日本就已经开始图谋侵略朝鲜，最终通过策划发动甲午战争,于1895年4月17日迫使当时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终结了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将朝鲜半岛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继而在1910年8月迫使朝鲜签订所谓的《日韩合并条约》，终于完全吞并了朝鲜。于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政府建言，如何将朝鲜人彻底教化为日本的“身内(即亲人)”。例如，吉野作造就曾在《新人》杂志上撰文指出，“朝鲜人虽为法律上的日本臣民，但事实上朝鲜人并非大和民族。在大和民族创立的大日本帝国中，其地位还仅是类似于继子的地位。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虽然我们热切希望朝鲜人也像我们内地人一样对日本这个国家拥有忠诚心，但不可强求一蹴而就。”[7]265“朝鲜统治成功与否，单纯依靠表面的设施建设时代已过，现在的当局者欲成功将朝鲜纳于治下，其第一要务当全力以赴去获取朝鲜人之心”[7]255-256。日本政府采纳这些建言，为将2 200万朝鲜人同化为日本人，相继实施了各种奴化教育政策。
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所谓“国际关系”，实质就是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一种投射。人生于世，不仅每个人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要与自然界时刻发生着各种交换，而且每个人也与他者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社会交换。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质是扩大了的人际交往行为。因此，人际交换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家间的交往。比较而言，一个法制健全的独立国家在治理内部事务时，虽然不能忽视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潜规则的影响，但显规则、正式制度对于国家治理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占主流，会更强有力一些。与之相对，对于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而言，显规则、正式制度却未必总是能起到真正有效的管控约束作用，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中国学界关于影响日本外交决策因素的研究，仅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相关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已多达数百篇。既有成果，多为国际政治学领域的专家们侧重于显规则因素影响的研究，其视角亦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文章旨在诸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进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以“河野谈话”为典型个案，尝试探讨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从而为较全面地解析日本补充国民性的视角。
(三)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河野谈话”出台的影响
通过对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概览可知，日本为了一己之私利，自古以来一直不择手段地想把朝鲜半岛划到自己的“身内”即亲人圈子或者是“仲间”即伙伴圈子里。2014 年 2 月 20 日，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议员山田宏对原官房副長官石原信雄的质询以及日本政府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表明，“河野谈话”实质就是日本文化潜规则体现在日本处理对韩外交上的政治产物。
按照实验方法分别测定钴产品生产过程CoCl2净化液(样品3，实验时稀释了5倍)和Co(NO3)2净化液(样品4，实验时稀释了100倍)两个体系中Cu、Fe、Ni、Cd、Zn、Mn、Ca、Mg、Na、Si、As、S，进行加标回收试验，结果见表11。
日本的一些右派政治家善于狡辩，对于日本当年的侵略历史问题，他们不是认真反省其加害于亚洲人民的侵略行为，而是惯于通过在历史事实上进行所谓的真伪辨别，企图以此间接迂回地否认或弱化日军的侵略罪行。日军强征慰安妇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虽然“河野谈话”中也明确体现了召集“慰安妇”的强制性，但安倍政府却一直坚持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日军强征慰安妇。当年制定“河野谈话”的知情人原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回答议员山田宏的质询时，也承认并没有直接证据。石原信雄还承认，日韩两国政府曾私下就谈话的文字表述做过修改，在谈话的起草过程中，也没有就关键证据——受害“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并且在对受害“慰安妇”的问询尚未结束前就起草了谈话的草案。石原信雄的证词，在日本政府2014年6月20日向国会提交的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既然没有直接证据，那为何日本政府依然会出台与事实不符有损日本形象的“河野谈话”呢？山田宏称，“河野谈话”并非是为了确认某个事实，而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政治文件，这完全是日本对韩国的各种“配慮(即客气)”的结果。石原信雄在回答质询时亦称，本以为出台“河野谈话”后，慰安妇问题能够就此揭过，却未料到当时日本政府的意图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为此感到很遗憾[9]。
也就是说，恰如山田宏所评价的那样，“河野谈话”的出台，实质就是日本政府相关人等遵循日本文化潜规则处理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结果，是遵循日本文化潜规则处理对韩外交的政治产物。日本人的“身内”圈子彼此是最近的存在，感情最浓，关系尺度的把握不需要各种特殊的“配慮”。外侧是没有投注感情甚至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人”圈子，即便予以再多的“配慮”也没有用。而恰恰是居二者之间的“仲间”，是一个需要各种“配慮”的圈子。需要“配慮”的关系可视为感情因素尚未完全进入、需要仔细把握的人际关系状态。日本学者土居健郎将这个地带称为“义理”的世界。“义理”是一种促使人们维护交换平衡、维护人际关系稳定的规范。它既是一种责任，也是履行责任的礼仪，还是偿还欠情的义务[5]90。从“河野谈话”制定者之一的石原信雄的证词来看，当时日本政府出台“河野谈话”显然是把韩国作为一个“仲间”圈子成员来看待的。从日韩关系发展史来看，这也是在其文化潜规则的驱使下，顺应日韩关系发展的一种外交行为。直至近年来，日本仍未放弃让韩国遵从其潜规则行事的努力。例如，安倍晋三初任首相的2006年，日本政府为了拉拢韩国推行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2006年10月9日，安倍首相就任后首访韩国，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会谈，“就日韩两国作为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要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达成一致意见”[10]。其后直至2014年底，无论是短暂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时期，还是再度执政后的安倍政府，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基本上都是将日韩关系定位为“日韩两国是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重要邻国”[11]。
但是，日本自以为是的潜规则，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历史终究是历史。无论采用何种理由，进行何种诡辩，皆改变不了历史本来的面貌，相反，它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清醒，让人感到其嘴脸更加丑陋罢了。”[12]仅凭出台“河野谈话”这样一份政治文件且又言不由衷出尔反尔，显然难以得到韩国的谅解。2013年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韩国在对待日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导致日韩关系一直磕磕绊绊，两国在长达两年八个月内连一次真正单独的日韩首脑会谈都难以实现。于是，日本对未能会其意按照其潜规则行事的韩国，不仅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予以施压，而且还采取日本式的“村八分”处罚，从情感归属上对韩国予以排斥。
例如，日本外务省在2014年4月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还称“日韩两国是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重要邻国”，但到2014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首先将韩国剔除出其价值圈，仅称其是日本的重要邻国。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位也改变了说法，称“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邦。”[13]2015年4月，日本外务省新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也都统一改称“韩国是日本最重要的邻国”[14]，不再把韩国归属为与日本具有相同类属身份的国家。2015年12月28日，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仓促达成协议后，日本外务省在2016年4月及2017年4月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日韩关系的定位表述进行了微调，称“对日本而言，韩国是共享战略性利益的最重要邻国。”[15]但从当前的日韩关系现状来看，据日本《读卖新闻》与韩国《韩国日报社》2016年4月进行的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者中，66%的日本人与82%的韩国人认为当下的日韩关系非常不好；60%的日本人与81%的韩国人认为彼此无法信赖；39%的日本人与73%的韩国人反对日韩政府2015年12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关于是否应该拆除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62%的日本人与9%的韩国人回答“应该”，27%的日本人与87%的韩国人回答“不应该”；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此次协议对慰安妇问题做最终了断，74%的日本人与23%的韩国人回答“应该”，16%的日本人与75%的韩国人回答“不应该”；关于为了改善日韩关系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62%的日本人与80%的韩国人选择了“围绕韩国的原慰安妇问题”[16]。据日本《读卖新闻》2018年6月进行的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者中，关于日本是否有必要就慰安妇问题进一步谢罪，14%的日本人与91%的韩国人回答“有必要”，77%的日本人与8%的韩国人回答“没有必要”[17]。从这份民调数据来看，若日本不能认真反省历史，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一味基于其文化潜规则行事，两国间基于各种利益磨合而出台的显规则恐怕也将只能停留于一纸空文。如今，日军“慰安妇”问题已经变成关乎韩国的民族尊严问题。如何处理日军“慰安妇”问题，也成为日本对韩国外交决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综上所述，文章用心理文化学的方法，以“河野谈话”为典型个案，主要通过当年制定“河野谈话”的知情人原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回答议员山田宏的质询、日本政府2014年6月20日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以及包括“河野谈话”在内的日本对韩政策等资料，尝试探讨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日本外交的影响，补充了国民性的视角。遗憾的是，由于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限制，对于“河野谈话”决策的不同环节，潜规则通过哪些人、组织和事情体现出来，其具体的作用模式(或模型)又是什么等问题，目前尚难以做出翔实的梳理。
最后顺便提及一点，其实，从日本国民性的视角来看，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影响了日本外交决策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特点，就是深受日本文化潜规则中“親子”(oyako)关系等影响所致[18]。文章的粗浅尝试，期待能够对丰富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等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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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百八十九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EB/OL].[2017-05-05].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50212siseihousin.html.
[14]日本外务省.外交青书2015[M]. 東京：日本外务省,2015：30.
[15]日本外务省.外交青书2017[M]. 東京：日本外务省,2017：17.
[16]日韓共同世論調査[EB/OL].[2017-06-05].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opinion/koumoku/20160513-OYT8T50008.html.
[17]日韓共同世論調査[EB/OL].[2018-08-07]. https://www.yomiuri.co.jp/feature/opinion/koumoku/20180703-OYT8T50002.html?from=yartcl_blist.
[18]张建立.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J].国际政治研究，2013(4)：35-49.
On the Influence of Unspoken Rules of Culture on Japanese Diplomatic Decisions
ZHANG Jian -li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interpersonal rules, explicit or latent. Explicit rules emphasize rationality and formal rules, but unspoken rules emphasize emotions, relationships and informal rules. As a kind of interpersonal rules, unspoken rules are also in essence rules of exchange. Social exchange behavior occurs not only between individuals, but also between various groups representing individuals. Countries are relatively large groups of humans. In fact, the so-called diplomatic behavior between countries is a human exchange behavior. The unspoken rules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will naturally affec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roups and even between countries. For an anarchic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influence of unspoken rules of culture on diplomatic behavio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not be ignored. Japanes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Kono Statement” typically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unspoken rules of culture on its diplomatic decisions.
Key words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unspoken rules of culture; psychoculturology; diplomatic decisions; the Kono Statement
中图分类号： G13 /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4-0002-07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4 .001
收稿日期： 2019-01-28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国民性研究”(GJ08_2017_SCX_2977)
作者简介： 张建立(1970—)，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化与社会思潮、日本国民性研究。
[责任编辑 孙 丽]
标签：日本国民性论文; 文化潜规则论文; 心理文化学论文; 外交决策论文; 河野谈话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