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学者韩民青(2005)曾预言：“到21世纪中叶的五十多年里将发生一系列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社会生产方式包括工业化生产方式将发生巨大的转变”[1]。2012年以来，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但研究发现，海量的文献给我们提供的大多是相关的新闻报道或现象解释，而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甚少。为追溯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深远的理论渊源，笔者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以期为学术界甚至是相关决策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和把握提供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为能源派、技术派、能源与技术相结合派、观念派和经济周期派。
一、能源派
(一)“太阳氢能”理论
琼M·奥格登等(1989)在《太阳氢能：超越化石燃料》一书中，详细阐述了氢经济的优点以及如何创建“太阳氢能”绿色经济系统，并指出该系统由八个部分构成：一是低污染的化石能源替代品——化石燃料危机的出现和光伏氢能的前景衍生出了薄膜太阳能电池的使用；二是光伏能源时代——非晶硅太阳能电池与光伏发电对未来的影响；三是光伏氢能系统的设计，包括寻找地点、设计光电生产系统、氢能生产、氢存储、压缩和传输以及氢能传输的成本；四是光伏氢能与其他合成燃料的比较——核电解氢、从其他可再生能源中电解氢、从生物中提取的液体能源、合成的矿物燃料以及氢的安全；五是光伏氢能取代石油的路径——燃料油，汽车油和环境问题；六是进入石油市场的途径——住宅供暖、工业热电联产和化工原料；七是向光伏氢能经济转型的途径，包括化工市场、运输燃料、住宅空间和水加热，与光伏发电并行发展；八是政策议程，包括减少化石燃料的外部社会成本、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促进光伏氢能的发展等政策[2]。
他们认为，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向“光伏氢”经济的转型，不过由于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危机以及向光伏氢能经济转型的巨大优势，这将确保转型战略处于优先地位。最近，关于太阳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光电池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氢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考虑。从水中提取氢作为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具有非常好的前景，它正从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奥格登和威廉姆斯不仅为人类找到了摆脱石油危机的替代能源，还为这些能源的开发、应用与推广以及能源系统的运作提供了详细的方案设计，同时还为人类如何创建光伏氢能经济系统并向光伏氢能经济转型的途径提供了政策建议。
(二)“以太阳能、氢能为主的新能源经济发展模式”的B模式理论
奥格登和威廉姆斯(1989)也认为氢是最富有前景的存储机制，它具有清洁、高效、可再生的特点，是一种最具发展潜力的化石燃料替代能源，可以通过太阳能电解水分子而得到，氢能也许会成为未来汽车动力的来源。也就是说，氢既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又是电能的存储介质。
莱斯特·R·布朗(2003)提出了“B模式是以太阳能、氢能为主要能源，广泛再使用、再循环和稳定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B模式包括五项任务：第一，需要转变观念，把经济作为地球生态的子系统看待，以环境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以人为本，以生态经济为核心，关注环境与生态，并将经济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特别强调要发展一种与地球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而不是像现在这种跟地球处于对立状态的经济；第二，要构建生态经济，所谓生态经济就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经济；第三，要努力放慢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提高水的生产率，提高土地生产力，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创造家庭加速小型化的社会条件；第四，要以一场能源和材料两个部门发生革命性变化为前提，那些以石化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产品不可循环利用的经济，必须转向“以太阳能和氢能为基础、城市交通以轻轨系统为骨干、城市设施主要为人民安居服务以及可循环使用”的再生经济；第五，要让市场来说明生态学真理，要通过市场的努力，或者说利用价格杠杆，使价格包括生态成本，使许多环境问题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得到自行解决，同时要发挥税收和财政补贴等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对危害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调节，最重要的是要调整能源经济结构，改变过去那种以高度能源消耗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3]。
二、技术派
(一)“制造业数字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论
2012年4月，《经济学人》刊登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系列文章，提出了制造业数字化将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根据麦基里(2012)的观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数字化制造，是制造模式的改变，是个性化制造的开端和大规模流水线制造的终结。对广义的工业来讲，制造业数字化属于产业层面上的变革，要从制造业革命到工业革命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改革，包括新能源及其应用、文化观念转变等[4]。
(二)“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的新工业革命论
彼得·马什(2012)根据历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周期，提出了新工业革命引发的新一轮“经济长周期”，其核心推动力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马什认为，下一次工业革命，即第五次工业革命，其特点包括现代商业策略的技术成分增加、大规模个性化产品的供给能力提高、世界各国供应链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生产分散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企业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环境挑战和资源使用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区域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等特点。2005年这些特征开始相互作用，并将持续到2040年甚至更久，制造业比人们想象中更令人振奋[5]。
(三)“创客”的下一次工业革命论
长尾理论的畅销作者克里斯·安德森(2012)指出，下一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启它的新篇章，认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保持经济活力的产业，可近年来许多国家却着迷于从销售和服务中赢利，把制造业实体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不过这种现象正在逆转。在过去的10年里，互联网实现了出版、广播和通讯的民主化，也导致了数字化的参与范围大规模增长，造就了一个数字化世界；现在，物质生产世界的制造业也在出现同样的现象。在《创客》一书中，安德森还解释了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3D打印和电子装备等技术如何实现人人可用，以及最后人们如何成功地将它们实现商业化。他还指出曾经每一个有抱负的企业家都需要一个主要生产商，而现在每一个具有新点子和具备一点知识的人都能将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正如谷歌、脸谱和其他企业在虚拟世界里创建成功的企业一样，这些新的发明者和创客，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重要。3D打印机(像电熔沉积建模的添加剂进程或者选择性激光烧结)、计算机数控机床(一种拉力技术)、激光切割机(这是制造商运动的主力)、G代码(3D打印机、计算机数控机床等其他生产工具使用的机器语言)、软件(如Autodesk公司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Adobe Illustrator、Solid Works、Sketchup、TinkerCAD等软件)等将成为制造商革命运动的主要工具[6]。根据安德森的观点，下一次工业革命也是新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及商业化的过程。
三、新技术与新能源相结合派
(一)“新技术与新能源基础相结合”的革命洪流理论
托夫勒(1996)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理论”，指出第三次浪潮意味着工业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文明正在兴起，它涉及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的各个方面，是一次综合性的新文明革命，本质上是一次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如第二次浪潮将煤、钢、电力和铁路运输组合在一起生产了汽车等许多产品来改变人类生活一样，在还没有把所有的新技术——计算机、电子、来自外层空间和海洋的新材料、遗传工程以及与此相应的新能源基础结合在一起以前，人类是体会不到这种新变化的真正含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股史无前例的革新洪流”[7]。根据托夫勒的观点，单方面的技术进步无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新技术与新能源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就有可能促使革命的发生，但是他并没有清晰或者明确指出哪种技术以及技术与何种能源相结合并如何产生革命。
(二)“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论
杰里米·里夫金(2012)认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还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同时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通信技术与新能源体系的结合，将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和能源支撑，将带领全人类摆脱能源危机，从而步入新能源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五大支柱，具体为：一是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资源、地热、生物能、海浪和潮汐能等；二是将每一栋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三是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氢是一种广泛用来存储间歇式新能源的介质；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即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五是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这些支柱将带动相关配套产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交通运输业、能源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8]。
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既构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体系，又具备了成功的实践典范，如巴西、摩纳哥、圣东尼奥市正在进行新能源开发、存储、共享和利用等绿色革命，因此里夫金的论断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处于萌发状态，而是已经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里夫金的理论框架指导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发生。
四、理念派
(一)“自然资本论”的新工业革命论
保罗·霍肯等(2000)在《自然资本论》一书中指出，自然资本论包含资源基本生产率、将工业资本主义中无所事事的人裁剪下来、一种稳定的服务和流通的经济、再造生活社会的商业基础等四项战略。他们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自觉地改变发展战略，改变价值观，从人类统治自然、人类征服自然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并以新的价值观为指南，开拓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工业系统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创建一个新型工业体系。该体系的特点包括：一是珍惜自然资源，尽可能用较少的材料和能源，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大幅度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二是师法自然，模仿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来设计工业生产流程，使废弃物排放为零；三是重视对自然资源投资，以支持和扩大现有的自然资源，平衡自然生态系统；四是倡导一种服务经济，消费者通过租赁货物得到服务，制造商既是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又是服务的提供者，他们的目标是用汽车、地毯、空调设备等产品来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该理论的实质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生产率、发展服务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9]。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
梅多斯(2001)指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的”，并运用全球体制标准的相关科学和经济理论、世界资源与环境的统计资料、计算机信息整合模型、世界观或思维方式或看待问题的基本方法(以系统的观点为主)等四种观察工具，描绘了一个“有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具有地域性和国际性双重特征的网络协作组织”的可持续世界。梅多斯认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和粮食生产及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最可能的发展结果是人口和工业产量的突然减少并无法控制。但是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并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在将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全球的均衡状态将会达到“地球上每个人的物质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并且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实现个人潜能”的理想状态，越早开始努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还指出，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此次工业革命也是无法计划或命令的，此次可持续革命将是有机和渐进的，将是在无数人的想象、观点、理念、理论、实验和行动作用下发生的，每个人都能够为这场革命作出贡献，向可持续世界的过渡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可能的[10]。
可见，梅多斯是从理念层面去展望下一次工业革命的，“人人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主体”的观点为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中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工业革命遵循‘理念—理论—实验—全面爆发’的渐进过程”也为当前人们对“工业革命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争论提供理论依据。
(三)“工业危机与新工业革命”的新工业论
韩民青(2010)是对新工业革命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在《新工业论：工业危机与新工业革命》一书中，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大阶段六小阶段：第一大阶段是生物文明，包括“天然生物文明和人工生物文明”两个小阶段；第二大阶段是化学文明，包括“天然化学文明和人工化学文明”两个小阶段；第三大阶段是物理文明，包括“天然物理文明和人工物理文明”两个小阶段。其中，采集渔猎天然存在动植物的原始时代对应天然生物时代，人工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的农业时代对应人工生物时代，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工业时代对应天然化学时代，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时代对应人工化学时代。当人类深入能够创造能力、时间和空间的层次时，就可以创造新的宇宙了。
人类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时代(即第二大阶段的第四小阶段)，这是工业时代本身工业化生产带来的能源枯竭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的必然结果。同时，世界范围内已经兴起了一场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已经超越了科技领域本身并影响了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涉及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物质科技、数学与系统科技等综合学科，其深远的影响包括直接导致新产业革命甚至已成为新产业革命的前奏[11]。
总体来说，韩民青把自然、人类与文明的存在形态、发展规律和演进历史作为研究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的理论背景，描述了工业文明的演进、工业化的本质和局限以及工业危机在各个领域的表现，阐述了新工业文明的本质和特征、新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新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的任务和目标，此外，还特别阐述了中国在全球新工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新工业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自然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选择。
五、“长波(周期)理论”的大讨论
嶋中雄二(2012)与吴东华进行了一场以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为基础的大争论。2012年7月31日，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刊发了嶋中雄二的《世界经济即将触底回升》一文，包括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理论的48-60年的长期波动即工业国家从起步到发展壮大过程的波动，也即供给学派的长周期理论，该文认为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将在2012年跌入谷底，之后会进入上升阶段；二是新工业革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新能源体系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社会体系的重大变革[12]。
吴东华(2012)针对嶋中雄二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长波理论是在工业化、卖方市场背景下供给学派提出的观点，而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买方市场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多重危机背景下，长波理论已经失效，并以此为依据，给出了“2012年不是经济触底回升，而是全球各经济体继续进入衰退，直至2016年开始复苏，但真正复苏要到2019年”的趋势判断。换个角度理论，根据吴东华的观点，此次经济危机将持续10年之久[13]。
无论是嶋中雄二还是吴东华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现实依据。对于运用长波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得出的结论，二方面取决于应用者及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现实所处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环境。至于长波理论对于时间范围的划定，也只是基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48-60年是根据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和社会数据推算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期限。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和社会，对经济复苏的预测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到底我们所处的这个长波是比48-60年要长还是要短，要根据全球范围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但无论我们的经济处于长波理论的哪个阶段，抑或是经济何时复苏，都阻挡不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趋势和浪潮，乃至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
六、结论性述评
尽管学者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法不同，但是对工业革命起因和基本内容的讨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革命的演进。根据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相关观点，尽管并不一致，但是总体上遵循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即遵循“理念—预测—理论建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路径。例如奥格登和威廉姆斯、霍肯、梅多斯等人的观点是理念型的，托夫勒的观点是预测性的，布朗和韩民青观点是理论性的，而里夫金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型的。
二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容。根据学者们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可以认为，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计算机与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物质科技、生产制造技术、数学与系统科技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前提，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基础。
三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观点。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互联网技术与新能源相结合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称为能源革命更为合适。此外，实现新能源的网络互连技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物联网技术”，因为能源是一种物质而不是一种信息。二是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亦称为制造业革命，属于产业领域的革命。前者的“新”体现在能源本身，革命的爆发点在于通过互联网技术把新能源互联互通实现“网络物联”之时；后者的“新”体现在技术本身，革命的爆发点应该在于当这种新技术应用于生产制造并带来极大效益之时。
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很显然，以上是分别以新能源和新技术为主导的两个“第三次工业革命”观。纵观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纯技术或纯能源领域引发的革命，只是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工业革命的发生一般都是多个领域革命相结合。当物联网技术与新能源结合构成的新能源系统以及新的生产技术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等领域，并引发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使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连锁性革命时，便发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图1所示的是技术革命到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生机理，两种或多种新技术分别以不同路径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
图1 技术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
综上所述，人类正处于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期，工业化危机需要新工业革命来化解，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新工业革命，社会需求也需要新工业革命来满足，新一代技术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条件，新能源应用技术为新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基础，同时，新的工业革命将带来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显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既是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的必然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形势所逼、技术已备的形势下开发新能源并为人类所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社会责任，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目前发生的能源革命、制造业革命等第三次工业革命，机会是均等的，相关信息的传播以及技术的应用推广也是开放的，只有主动争取才能抓住大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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