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学的兴衰及其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兴衰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2-0014-06
北宋时期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它曾在北宋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显赫历史。当北宋熙宁年间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展开之时，王氏新学因得到宋神宗的鼎力支持而一举成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以“一道德”为指归，统治北宋的学术思想界达60余年，北宋乃至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无不受到其深刻影响。因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新学也在漫长岁月里备受非议和指斥。但重新清点这一笔文化遗产时，我们却发现新学体系中仍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
一
王氏新学的出现，与变法运动相辅相成；新学学派的成长与壮大，更与宋神宗的政治向背密不可分。自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始置经义局修撰新经，至熙宁八年六月宋廷“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1]（卷十五，神宗本纪），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王安石创立新学的过程，《宋元学案》曾予以这样的概括：“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这段脱胎于《宋史》的话将新学的主要内容、新学炙手可热的特殊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宋神宗出于专制集权的考虑，虽然对变法派官员也多有防范，但有案可稽，《三经新义》是在宋神宗的一手扶持下出笼的。
作为宋学的一个分支，新学在宋神宗登基之后才形成较大规模的学术流派。但实际上，早在宋仁宗统治时期亦即11世纪40年代，新学便已在北宋思想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标志，便是王安石在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所著《淮南杂说》的流布以及思想界的反响[2]。而王安石在仁宗嘉祐年间所上的那篇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则是他的学术思想在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展开和发挥，是经术所以经世务的集中体现。这一篇《言事书》的问世，表明新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基本上完成了对新学体系的构建。
熙宁元丰时期，新学所阐发的治国理念先后被一一付诸于变法图强的政治实践，并对北宋王朝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从《三经新义》在太学贯彻的情况即可见一斑。以新经造士，培养新型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治国人才，是宋神宗、王安石既定的方针之一。当时的北宋王朝，宋神宗曾感叹：“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4]（卷三一，选举）这种局面王安石称之为“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4]（卷三一，选举）。而其中最关键的，则是教学内容的改革。王氏新学成为北宋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后，藉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有关记载说，“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5]（卷六）。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可想而知。新学的传播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得到了习学者的认同和拥戴。北宋末年，冯澥上章忆及神宗时期的太学时曾说：“熙宁、元丰之间，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这确是事实。在太学，“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学甚固”[6]（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自靖康用人）。此种情形也得到南宋朱熹的承认。
宋神宗去世，随着太皇后高氏垂帘、司马光还朝主政，新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来自于政治局面的第一次巨大冲击。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载：元祐二年（1087年），旧党在司马光的率领下变更了科场法。随之，宋廷认为“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识诸儒传记之说”，“若非议而更之，必且大弊”，即是针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而发。而旧党党魁司马光，则更明确地将矛头对准王氏新学：“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家，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异端。”在司马光等人的策划下，宋廷禁止士人习《字说》，恢复诗赋取士，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虽未完全被禁绝，但也已从各方面备受非议和丑化。元祐时期旧党主政八年中的种种举措，动摇了新学于熙丰年间由宋神宗亲自确立的权威地位。
宋哲宗“亲政”之后直到宋徽宗统治末年，其间虽有向太后垂帘的短暂反复，但无论政局有何种演变，无论政治上的朋党倾轧多么激烈和残酷，无论最高统治集团对新学有着何种程度的理解和认识，总的来看，新学仍在形式上被重新奉为正统意识形态。如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正月，宋廷仍诏王安石封王爵，其子王雱配享文宣王庙庭，王安石被封为舒王[3]（卷一三○，尊王安石）；重和元年（1118年）十一月，翟栖筠奏：“王安石参酌古今篆隶而为《字说》，此造道之指南，而穷经之要术也。……愿诏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讹谬，存其至当，一以王安石《字说》为正，分次部类，号为新定五经字样，颁之庠序。诏太学官集众修定。”[3]（卷一三○，尊王安石）不仅王安石主持的《三经新义》及《字说》的地位被不断拔高，王安石及其子王雱的地位也有前所未有的提高。除了配享孔庙、封王爵之外，另有材料显示，宋廷还下令在其统治区域内的所有府学均建有王安石的祠堂。
北宋时期对王氏新学的第二次冲击发生在靖康年间。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赠司马光太师，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1]（卷二三，钦宗本纪），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导向，昭示了宋统治集团对王氏新学的再次否定。靖康年间对新学的批判、谴责，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王氏新学与元祐学术的“学术之辨”，最早是因有人上疏谈及科举取士的有关问题时爆发的。钦宗即位之初，有臣僚上言：
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1]（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对此，程颐的弟子杨时当即愤而上疏：“（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1]（卷四二八，杨时传）该疏中，杨时还特举两例，说明蔡京启人主之侈心，“以侈糜为事”，应奉局、花石纲之出现，是王安石直接导出来的，因此，他要求钦宗下诏“追夺（王安石）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辞不为学者之惑”。出现在靖康年间的这场有关王氏新学的激烈论争，因为北宋王朝的覆灭而夭折，但却表明王氏新学在政治上、学术上的一统地位已经严重动摇。
建炎之初，出于稳定政权、巩固政权的考虑，为了让新建的南宋政权取得北宋遗臣的一致认同，宋高宗所有的政治口号和政治行为，可以说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为元祐旧党正名昭雪，是宋钦宗的未竟之功，宋高宗公开宣称“朕最爱元祐”，自然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这又在客观上为统治集团内部品评人物、臧否学术提供了标准和导向，元祐政治、元祐党人、元祐党人的后裔立即顺理成章地成为封建士大夫追捧、哄抬乃至攀缘的对象。如南宋初年，张浚“与赵鼎共政，多所引擢，从臣列朝，皆一时之望，人号‘小元祐’”[1]（卷三六一，张浚传）。《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传》：“赵鼎素主元祐之学，谓本中（吕）公著后，又范冲所荐，故深相知”，公然与之拉帮结派。这种情形与宋高宗的政治向背直接相关。
对元祐之政与元祐之学的充分肯定，就意味着对熙丰之政与王氏新学的彻底否定。南宋政权立足未稳，宋高宗尚在金兵的驱赶下东奔西突，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即开始了对王氏新学的批判与清算，并在杨时与胡安国等人的推动下一度掀起了一些小小的高潮。建炎三年(1129)，降追废王安石神庙配享诏书，认为“安石之学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7]（卷一四，追废王安石配享诏）；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以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实录》；同年八月，毁王安石舒王诰[1]（卷二七，高宗本纪）。在两宋之际的学术消长中，杨时实为一关键性的人物。宋钦宗靖康年间，杨时曾激烈地抨击过王氏新学，从而奠定了在南宋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南宋初年，杨时充分利用其得到宋高宗信任的有利时机，不仅竭力营造批判王安石变法和王氏新学的政治气氛，并且还先后撰有《〈三经义〉辨》、《〈神宗日录〉辨》和《〈字说〉辨》，对王氏新学进行系统的批驳，从理论上对王氏新学进行了全面清算。杨时的这些活动无疑是王氏新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秦桧也与新学的衰落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秦桧主王安石”，秦桧又一度为宋高宗倚为股肱，故在秦桧得势时，新学似乎也多少藉此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如绍兴六年（1136年）十二月，以右司谏陈公辅乞禁程氏学。宋高宗下诏：“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实用。”[1]（卷二八，高宗本纪）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月，南宋朝廷又从右正言何若言，请戒内外师儒之臣，黜伊川程氏之学[1]（卷三○，高宗本纪）。但随着秦桧臭名昭著的行径被盖棺定论，如同蔡京打着“绍述”变法的幌子为非作歹使新学的政治学术形象败坏一样，秦桧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加速了王氏新学的崩溃。
秦桧死后次年，亦即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情况马上有了微妙的变化。是年六月，宋高宗下诏“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1]（卷三一，高宗纪）。随之，一些士大夫即马上承袭靖康中杨时之说，开始借种种机会对王氏之学大加抨击。如当宋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之说”时，林之奇即上疏论道：
王氏三经，率为新法也。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在孔孟书，正所谓邪说、诐行、淫辞之不可训者[1]（卷四三三，儒林三，林之奇传）。
类似的言辞逻辑混乱，尽为无端的毁谤，无足为道。但王氏新学再一次被当做导致“靖康之难”的“邪说”、“诐行”、“淫辞”而被全盘否定，这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对南宋最高统治者而言，再以屡屡被称之为“邪说”、“诐行”、“淫辞”的王氏新学作为官学，这无疑极不现实。新学的颓势和没落不可避免。
二
新学如若从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国学算起，前后将近60年，如加上此前此后产生影响的时间，共在两宋的历史上存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影响重大深远的学术派别，竟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归于沉寂，乃至最后在历史上几近销声匿迹，许多新学学者的著作以及围绕这些著作而撰述的文字至今更是荡然无存。从宋开始，历元明清三代，在正统封建文人学士和封建士大夫的许多著述中，王安石创立的新学几乎成为异端邪说的代名词。那么，王氏新学究竟有没有理论价值？我们又应如何估价其理论价值？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这里首先应予指出的是，熙宁元丰之后激烈的党同伐异对新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种种复杂的重大影响，并由此歪曲了王氏新学的本来面目。如前所论及，宋哲宗元祐之后，新学因为宋廷内部各派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一步步沦为了朋党倾轧的政治工具，所以李朴在徽宗即位之初即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1]（卷三七七，李朴传）既然如此，那么两派的进退出处便直接关系到学术的崇黜。虽然至少从形式上看，北宋时期的党同伐异似乎不仅没有影响王氏新学的传承，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新学的地位，但对于一个学术流派而言，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倾轧以及新学被当成政治斗争工具的结果，无疑也在客观上促使其逐渐庸俗化，从而掩盖了新学学术体系自身的严肃性和内在价值。
而南宋王朝建立之后，封建帝王的政治功利主义、官僚士大夫的趋炎附势以及南宋君臣的许多诬枉之辞，也同样不能对王氏新学进行相对客观、相对公允的肯定，其结果也进一步扭曲和丑化了新学的本来面目。宋高宗宣称“朕最爱元祐”，多次昭雪元祐党人，并将元祐党人的后代如范冲、常同等罗致于朝廷，委以修撰神宗与哲宗《实录》等重任；同时，也不止一次申斥王氏新学，据《中兴小纪》绍兴十二年六月乙亥所载宋高宗云：“《六经》所以经世务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说，岂能经世乎？王安石学虽博，而多穿凿以私意，不可用。”宋高宗还对王居正说：“安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之说。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黻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8]（卷二五，待制王竹西先生居正）这简直就是杨时的传声筒，其对评价王氏新学带来的不良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南宋的许多官僚士大夫，在此政治环境下也对新学进行过百般诋毁，前述林之奇用“邪说、诐行、淫辞之不可训者”之类的言辞诋毁过《三经新义》，就是极端的一例。又如说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启绍圣中章惇、蔡卞罢此经等等[9]（卷一五，绍圣废春秋）。随着时间的推移，凡此种种，也使得人们对新学的评价进一步错乱。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虽然南宋君臣间或有少许对王氏新学略加肯定的言辞，但也不能彰明其本来面目。同是一个宋高宗，在不同的时间则又同意“以近世儒臣所著经说，纂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要“取善者颁诸学官，使学生有所宗一”，认为只有如此，“则师王安石、程颐者不至纷纷矣”[10]（卷三○，绍兴十四年辛巳记事）。秦桧死后，宋高宗曾下诏对程、王之学，“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这实际上都是对新学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承认和肯定。但不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形式上有所肯定，宋高宗不过是施展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其着眼点是南宋政权能否巩固。朱熹认为，“一时元臣、贤士群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弊之实”，对新学的攻击大多也未击中要害，只有杨时一人才时有所及[11]（卷七○，书两陈谏议遗墨）。这种情况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南宋初年能够给予王氏新学以客观评价的官僚士大夫是微乎其微的。
就王氏新学的本质而论，它原本是应封建专制统治之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也确曾为北宋的封建统治起到过一定的作用，没有与北宋政权及南宋政权构成根本的矛盾冲突。杨时、林之奇之流说王氏新学尽为“邪说淫辞”之不可训者，无论于情于理，都显得十分荒唐而不合逻辑。作为一个学术体系，限于创立者以及传承者自身的识见，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是不足为怪的，但这并不能抹杀一个学派自身所具有的存在价值。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可作如是观，同样，对曾在宋神宗在位期间奉为官学的王氏新学更应作如是观。
不过，综观历代封建文人学士和封建士大夫对评价王氏新学的言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不管是崇尚新学者还是反对新学者，对其充分加以肯定的也大有人在。最早给予王氏新学以较高评价的，恐怕还得算参与“元祐更化”时的旧党人物刘挚。他在元祐元年弹劾黄隐的奏疏中有如下的文字：
故相王安石经训经旨，视诸家义说，得圣人之意有多，故先帝以其书立之于学，以启迪多士，与先儒之说并行而兼存，未尝禁也。隐猥见安石政事多已更改，辄尔妄意迎回傅会，因欲刻安石之学……夫安石相业虽有间，然至于经术学谊，有天下公论在，岂隐之所能知也！[12]（卷三九○，元祐元年七月末附）
刘挚为追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重要人物，最了解当时朝野对王氏新学的态度，也曾对熙宁至元祐“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的状况大为不满，[4]（卷三一，选举四）因而这段文字也最有说服力。
钦宗靖康年间，当新学的厄运已经降临时，仍有臣僚上言，认为“王安石为名世之学，发明要妙，著为新经，天下学者翕然宗师”[13]（卷八三，上钦宗论王氏及元祐之学）；据说一再对《字说》进行讥刺的苏轼，也认为“荆公之学，未尝不善”[6]（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再如吕本中的门人林之奇，对王氏新学的攻击如前述，“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14]（卷一九，周礼集说条）；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对王氏新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朱熹，在谈到《三经新义》时也不无褒奖之辞，认为“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尽平生心力，岂无见得著处？”[6]（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此外，新学的理论成果还常为后世学者所采纳。如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就在其著作中吸收了王安石《书义》的若干内容。另一学者黄伦，在其所著《尚书精义》中，“荟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王安石的《书义》也有不少被其收录其中。以上的事例证明，从学理上看，王氏新学确有其传之后世的合理价值。
新学不仅显赫于宋代的学术政治，而且流风所及，也曾从某一方面影响到元明清的学术发展。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屏山鸣道集说略》案引元裕之语：“国初学术，祖金陵之余波，概可知也。”王宗沐在其《临川先生文集·临川文集序》中盛赞王安石“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这些话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颂谀之辞，而反映出新学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关于王安石的经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周官新义》条是这样予以评价的：
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余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
经学发展到清代，高水准、集大成之作迭出，且清人也没有任何成见，这一评价应该说是较为客观的。另一名重要的新学学者、王安石之婿蔡卞所撰《毛诗名物解》，清人也认为“其书虽王氏之学，而征引发明，亦有出于孔颖达正义者”[14]（卷一五，毛诗名物解条）。据《宋元学案》所考，王氏门人也有一些著作陆续在哲宗、徽宗两朝颁行于学官，为学人推重，如陈祥道的《论语解》、许允成的《孟子新义》[8]（卷九八，荆公新学略），这也从另一方面间接地肯定了新学的学术成就。
即令是最为时人或后人诟病的《字说》，也有人予以肯定。《宋元学案》引倪氏《经鉏堂杂志》说：“荆公《学说》以转注、假借皆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徇也，若其间说象形、象意处，亦自有当理者。”今人郭沫若在谈到王安石的学术特点时，则认为“王安石研究学问的方法，与程、朱、陆等不同”。他注意到文字学，所著《字说》的解字法有四，即形、声、义、位，“与现在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差不多”[15]（王安石）。以当时的情况论，试想，如果《字说》一无是处，一无可取，仅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那又岂能得到宋神宗的认可、然后让“主司纯用以取士”，作为“一道德”的又一重要工具？又岂能得到后世学者的这般推崇？
从北宋开始，为数不少的封建士大夫和封建学者在评价王氏新学时，以王安石流入于佛、老为说，最典型的莫如朱熹对王安石学术的评价：“王氏之学，正以其学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释之所谓道者为道。”[11]（卷三四，与东莱论白鹿书院记）王安石是否流入于佛老另当别论，如果一定要以此为由对新学进行诟病，那么众多的理学巨擘也当在抨击之列。理学的开山祖程颢、程颐是如此，程门弟子亦多如此。如杨时，当年程颐曾在“学者雕落，多从佛学”的情况下赞赏“惟杨、谢长进”，他自己也在《与吴国华书中》亦对王安石大加抨击，认为“王氏末年溺于释、老，又为《字说》，此为大戾”，但据《宋元学案》卷二五《龟山学案》引黄震所云：“龟山气象和平，议论醇正，……乃不料晚年竟溺于佛氏。”黄震在举述数列以实其说之后，竟用了“可骇可叹”这四字加以评价。笔者在此无意刻意为新学开脱，旨在说明有宋一代，封建文人和士大夫援佛、援道入儒蔚成风气。理学家是如此，王安石也不例外。因此，王氏新学的学术成就与理论价值不能因此进行简单抹杀。
三
以上从纯学术发展的角度对王氏新学进行了若干梳理。据笔者看来，王氏新学的理论体系中还存在着其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面，即其中有着跨越时代的恒常价值。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笔者以为，王氏新学之所以常为历代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和封建文人所诟病，乃在于新学所体现的价值与传统意识形态反差太大，超出了时代的容许程度所致。而如今看来，这些却正是新学的精华所在。以下试通过解析新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加以申论。
王氏新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进取精神和实践精神。《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记载有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之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段对话，宋神宗告诉王安石：“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答曰：“经术者所以经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经术所以经世务，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理想追求，也是整个王氏新学体系的灵魂所在。
前文提及朱熹在评点前人对新学的批判时，认为大多数人对王氏新学的诘难与指责不得要领，“考一时诸贤之论以求至当，则龟山杨时指其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鉴者，最为近之”[11]（卷七○，书两陈谏议遗墨），惟有杨时一人才切近了王氏新学的要害。现在看来，朱熹的看法也大致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内圣与外王，是王氏新学从不偏废的两个方面，即不仅要讲内圣、讲仁义礼信，也要讲外王，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在这一点上，新学既与讲究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偏重于所谓“内圣”的理学有着极大的差距，也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传统儒家相去甚远。通经是为了致用，问道是为了行道，只懂经术而不能经世务，新学便不成其为新学。
王氏新学的显著特色之二，是具有异常的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和超越时代的特点。新学体系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体现了罕见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王安石在新学建立过程中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但不拘一格，并不恪守某一家之说，他是力图通过吸取释、道、法以及诸子百家学说之长来充实和弘扬儒家的学说和义理的[2](P186)。他认为，“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家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是何等的气象与气魄！在熙宁时期屡为反变法派所攻击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等语，也正是王安石为探求义理并付诸政治实践的传神写照。这种惟理是求、一往无前的理论勇气和推陈出新、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是那些恪守传统儒家信条的腐儒们无论如何难以望其项背的。
王氏新学超越时代的特点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现只举一例加以说明。熙宁四年（1071年），时任御史中丞的杨绘为了达到罢免王安石的目的，煞费苦心地从其早期的成名作《淮南杂说》里找出“有伊尹之志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贤而求贤审官可也”等言辞对他进行弹劾，认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13]（卷八三，上神宗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以杨绘善长攻讦的政治嗅觉，可以说他嗅出了新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以其所持有的曲学偏见，他是不会、不能也不愿朝另一方面去理解的。类似的言辞我们还可以从《周官新义》卷一三解释“太仆”、“赞王盛事”时看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内不能正其身，虽曰用牲祭，鬼神犹弗享也。大臣众矣，所与治其人，莫尊乎太宰；近臣众矣，所与正其身，莫亲乎太仆，故赞牲事以此两官。”其实，这些言辞并不是杨绘所说的什么王安石有异志，而是王安石在绝对专制政治制度下对君主个人的行为以及君臣关系的一种见解，旨在发明古训，对封建专制君主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在两宋的学术思想史上，各家各派大多伏在专制帝王的脚下，以其学说极尽效忠、美化、神化和圣化当朝君主之能事，而惟有王安石敢于从理论上阐发扼制专制君主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说明王安石有着一般俗儒不具有的理论勇气和智慧。
通过以上对王氏新学体系的内涵进行的粗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学体现在治国理念方面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儒家学说以及二程创立的理学均有重大差异。从封建统治需要的角度看，王氏新学所特有的强烈的经世精神、进取精神和实践精神可以被个别想要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用来解决若干社会问题，但为所有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并不现实。因为从传统中国的情况看，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毕竟是少数。至于新学所特有的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和超越时代的特点，则更不能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所接纳，王氏新学所具有的这种特殊价值取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局部的矛盾。不过从本质上讲，新学与宋代理学相比，二者只是“道”不同而已，而并非如朱熹所说的“王氏之学，正以其学不足以知道”。新学最终为封建统治者所舍弃，乃十分符合封建专制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但是，无可置疑，王氏新学至今仍是一笔尚待我们挖掘的思想财富。
[收稿日期]20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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