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及其运行效率分析——基于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的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渔业论文,浙江省论文,财政补贴论文,效率论文,海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渔业包括渔业养殖和渔业捕捞，与种植农业有较大的差异。目前学界关于渔业保险及其补贴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见，不过基于以种植农业为研究对象的农业保险属性、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原因以及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风险特性与农业保险可保性问题。Miranda M.J.and J.W.Glauber(1997)[1]认为农业系统性风险较大，是一般业务的十倍。Bardsley，Abey and Davenport(1984)[2]认为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存在相关性，因此农业保险缺乏可保性[3]。二是农业保险存在市场失灵。Coble and Knight(1997)[4]通过对国外农业保险的实践经验总结认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相对较低，较低的参保率使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保费收入不能弥补赔款支出，供给意愿下降，进而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失败。Hazell(1986)[5]提出，农作物保险需要政府干预，包括政府直接经营或者政府给予保险购买者补贴，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而且由于农作物保险经营的特殊性使得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相比一般保险市场更为严重。Atwood and James(2006)[6]的研究也证实了农业保险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国内学者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集中在农业保险需求与供给、农业保险公共属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及其补贴效率等方面。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7]等认为农业保险不是纯粹的私人物品，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农业保险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正外部性”[8]。张跃华(2007)[9]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参与保险积极性的因素较多，包括农业生产面临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民受教育程度等等。尤其是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政府对参保农民的保费补贴及其补贴水平直接影响农业保险需求大小。同时，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供需双方，即农民和保险公司行为存在哪些影响，以及这些行为对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作用。近期，随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规模的扩大，财政补贴效率成为关注问题，钱振伟(2013)[10]、张旭光(2014)[11]等对国内农作物保险补贴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上述关于农业保险及其补贴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国内文献关于农业保险准公共产品属性、农业保险“正外部性”特征是基于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为主的农作物保险为分析对象而得出的结论，但对于养殖业(含水产养殖)保险、捕捞渔业保险是否也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或“正外部性”则需要分类进行研究。作为海洋大省的浙江，海洋渔业保险财政支持政策自2005年开始至今已经运行了10年，相关财政资金投入效率如何以及怎样完善财政支渔政策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渔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基于“外部性”视角 本文以渔业保险中的两个重点险种水产养殖保险和渔船船东雇主责任保险为例，探讨渔业保险外部性问题[12]。 (一)水产品与水产养殖保险 关于水产养殖保险是否存在外部性及外部性类型(正外部或负外部)问题的讨论，可以从水产品与食物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早在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日本举行的以“渔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持续贡献”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明确将水产品列为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水产品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的动物蛋白，并且作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人们的食物短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渔业水产品生产是增进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水产品养殖生产具有一定的外部性，而且是正外部性。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当发生台风等自然灾害时，可以利用保险赔款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渔业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购买和消费水产养殖保险的成本(即保费支出)由渔民承担，而消费者则享受到了水产品供应稳定、价格低廉的好处。经济学上表现为渔民购买水产养殖保险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即水产养殖保险存在正外部性。
图1 水产养殖保险的正外部性 从图1看，假设渔民消费水产养殖保险的私人边际收益是MPB，社会从渔民消费水产养殖保险中获得的社会边际收益是MSB，外部边际效益MEB=MSB-MPB，MSC为社会边际成本。当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S在点达到局部均衡时，私人边际收益MPB小于社会边际收益MSB，社会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收益MSC，社会福利没有达到社会边际成本MSC等于社会边际收益MSB时的帕累托最优均衡点。此时作为正外部性发出方，购买保险的渔民贡献的社会外部收益总和面积
。如果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边际补贴率等于MEB，使
为新的最优均衡点。此时，购买保险渔民的外部收益增加到面积
，但政府已经以财政补贴形式返还给了渔民，即参保渔民社会边际收益“内部化”。由于渔民购买保险的意愿和数量增强，则社会净福利增加
(图中阴影部分)，即
=生产者福利
+消费者福利
。
图2 渔民职业伤害的负外部性 (二)渔民职业伤害与渔船船东雇主责任保险 与家庭化种植农业生产不同，渔业尤其是海上捕捞作业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捕捞作业区域距近海越远，对渔船体量和动力的要求就越大，需要的船上作业人员就越多。如此一来，渔船所有者即船东不得不雇佣家庭之外的渔民，形成了船东与船上作业渔民之间的雇佣关系。作为雇主的船东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可能会降低被雇渔民安全保障投入，甚至雇佣没有受过任何海上安全生产技能培训的内地农民出海作业，导致海难事故频发，严重威胁被雇渔民人身安全。由于雇主船东多为个体渔民，其中多数又是通过大量借债的方式筹集渔船建造资金，自身损失承担能力十分脆弱，一旦发生海难事故，被雇渔民及其家属无法从雇主那里获得应有的经济赔偿，导致生活陷入困顿，引发社会问题，最终的包袱不得不由政府或社会承担。这种雇主船东责任风险的负外部性表现为社会公众成本大于雇主船东私人成本。经济学理论阐述如下。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图2假设某雇主船东的需求曲线D，边际收益曲线等于需求曲线，
表示价格，MC表示雇主边际生产成本，
是D=MC时的产量，MEC是边际外部成本，表现为海上捕捞作业过程因自然灾害或海难事故导致的渔民伤亡损失，则边际社会成本MSC=MEC+MC，MSC＞MC。从全社会的角度看，
为有效捕捞产量。显然
超过了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捕捞产出量
的部分就是他人和社会的损失，是负外部性的表现。 渔民海上捕捞生产充满极高的人身伤害风险，可视为一种因被雇劳动而产生的职业伤害，如何消除渔业职业伤害的负外部性问题？有效的方法是要求雇主船东承担因其雇佣过程中给渔民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将社会成本内部化。雇主责任保险则是管理渔业职业伤害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雇主船东可通过为受雇渔民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工伤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保费支出则可视为雇主因其雇佣的外部性所应承担的成本。那么，雇主船东是否会购买雇主责任保险或工伤保险？ 雇主船东作出购买或不购买雇主责任保险会产生什么结果？假设购买了保险，如果发生雇员人身伤害事故，雇主和雇员均能从中获益，表现为雇主因购买了保险而减少了其赔偿数额和法律诉讼费用等财务支出，雇员则获得了应得的损失赔偿，且雇员得到的利益会超过雇主。假设不购买保险，当雇员在受雇期内发生伤亡事故，雇主需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如果雇主缺乏足够的财务实力，即使破产也无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此时受害雇员的权益必定受到严重损害，如受害雇员因赔偿不足得不到应有医疗救治导致死亡或残疾、死亡雇员家属经济赔偿不足导致生活困境甚至家庭解体。由于雇主责任保险不需要雇员承担费用支出，因此，雇员从雇主购买责任险的经济活动中享受到了不支付报酬的好处。换句话说，雇主购买责任保险具有正外部性特征。 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雇主船东是否必须为被雇渔民投保工伤保险？根据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企业应该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必须为其员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条例规定对于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是否必须参加工伤保险以及具体步骤和实施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决定。尽管条例规定了企业应为有劳动关系的职工缴纳工伤保险，但多针对与企业签订了固定劳动合同的职工。而渔业生产中所涉及到的雇工大多数是临时用工，流动性非常大，且多数人不签劳动合同。强制个体或合作经营的渔船船东参加工伤保险，为流动性较大的临时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存在较大的操作难度，实践中也不可行。因此，在渔业生产领域，雇主通过自主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实现风险分散和风险转移具有实践意义。那么，作为渔船船东的雇主是否愿意购买保险，以及如何鼓励雇主参与投保，这是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根据外部性理论，具有外部性特征的经济活动仅仅依靠市场是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从购买雇主责任保险行为分析，π表示雇主购买保险的支出成本，E(s)表示雇主参保后转移的期望损失，
是雇主因购买保险获得的私人利益。由于雇主消费责任保险存在正外部性，因此该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
，即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个人购买成本高于个人购买收益时，雇主的理性选择是不买保险。若雇主购买了保险，则私人损失π-
，雇员或第三者得到的好处
，因此需要从社会其他人所得的好处中拿出一部分对雇主的支出给予补偿。即使存在
，仍然得到
，雇主购买保险的收益小于雇员或第三人获得的收益[13]，雇主最优决策依然是不购买保险。实行强制保险是解决行为主体购买动力不足的措施之一，即强制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保险，当发生雇员职业伤害事故时，及时兑现保险保障，以实现保护雇员权益、维护劳动者利益和社会公平的目的。由于强制保险是建立在非自愿基础上的政府干预行为，其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缺陷容易出现低风险雇主补贴高风险雇主现象，对低风险雇主不公平，且强制保险外部监管成本非常高昂。 结合渔业弱势产业的现实，假使实行强制保险，作为自身财务实力十分脆弱的渔船船主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也常常会通过降低雇员实际工资或福利的方式将购买保险的成本转嫁给雇员，被雇渔民成为最终的利益受损者。因此从国内客观现实看，在以个体渔民为主的渔业生产方式下，全面推行雇主责任强制保险的内外部条件还不成熟，而通过政府保费补贴则可以刺激雇主主动购买责任保险，保费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雇主责任保险正外部性“内部化”。 通过上述两个典型险种分析可以发现渔业保险“正外部性”的存在，消除或缓解“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一是对渔民购买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当然，在浙江省，一些如“渔船全损”、“特色水产品养殖”等“正外部性”特征不明显的险种也获得了地方财政补贴，这说明，政府补贴依据不仅包含了渔业保险“正外部性”特征，还包含了其它依据，如某一时期渔业产业政策、某一地区渔民风险保障需要，以及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后一问题将另作专题探讨。 三、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运行效率分析 (一)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及运行情况 浙江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是浙江省海洋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2003年以前隶属于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浙江省办事处，2004年成为独立的地方性互保协会。2005年浙江省财政将渔业保险纳入财政专项支持范畴，并选定省内温州、台州、舟山等地试行。补贴险种为雇主责任保险(主要针对受雇渔民人身意外伤害)和渔船保险(针对渔船发生全损)。雇主责任保险按受雇渔民每份投保5万元以上，费率为0.5%，省财政补贴50元/份或按应缴互保费20%补贴；渔船保险按保费的20%补贴。有条件的地市、县财政给予补贴配套[14]。2005-2014年，浙江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获得地方财政投入共4.85亿元，其中省级财政3.74亿元、市县财政1.11亿元，地方财政补贴覆盖了全省22个市、县，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范围几乎包括全省渔区。由于政府财政的支持，渔民参保积极性大幅提高。参保渔船、参保人数分别从2005年7275艘、7.06万人上升至2014年13176艘、12.56万人，参保渔船和参保渔民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保费收入从2005年的4143.0429万元扩大到2014年的4.56亿元，增长了10倍；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分别从2005年的0.1%、35.16元/人上升到2014年的0.6%、414.53元/人；赔款支出从2005年的419.8万元增加到2014年的1.98亿元，增长了63倍。随着海洋渔业保险范围和规模的扩大，渔民风险保障水平也持续提高，2014年人均风险保额62万元，比2005年提高了8.62倍。浙江渔业互保实践表明，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后，渔民购买保险的成本负担减轻，整体抗风险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图3)。 (二)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实证分析 1.模型运用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又称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基于线性规划技术的非参数前沿效率分析方法，由美国学者A.Charnes和W.W.Cooper于1978年提出[18]。DEA传统模型主要有CCR和BCC两种，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改进模型。CCR模型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评价决策单元效率值，而BCC模型则是基于规模报酬可变假设评价决策单元效率值[19]。在BCC模型中，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CCR模型常用于被评价对象的综合效率分析，BCC模型则多用于被评价对象的技术效率分析。影响海洋渔业保险经营效率的因素有多方面，本文仅就财政补贴因素是否处于技术有效状态进行评价，故而选用BCC模型。 对于n个决策单位(DMU)，假设每个DMU有m种投入，那么在规模报酬可变时，对于利用向量所产出的输出变量
，相对有效性的BCC模型数学表达式：
2.样本选取与变量设定 本文依据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提供的数据，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评价一定规模地方财政补贴条件下，补贴政策对浙江省海洋渔业保险产生的实际效果，具体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对关系。纵向评价是以2005-2014年各年作为决策单元，反映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各年的投入产出关系；横向评价则是以2014年的截面数据为决策单元，反映浙江渔业互保协会本部及辖区23个市县财政投入与产出情况(受限于数据不完整，仅对2014年做分析)。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1)投入变量。浙江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包含各个财政级别，本文按省级及省级以下选取投入变量，以反映不同层级财政资金投入规模；选取财政补贴占农林水务事业支出比重来反映海洋渔业保险整体财政资金投入强度；选取财政对海洋渔业保险具体险种保费补贴比率反映具体险种财政补贴水平，具体包括：省财政补贴X1、市县财政补贴X2、财政补贴占农林水务事业支出比例X3、财政补贴率X4。(2)产出变量。财政补贴降低了渔民保费支出负担，其参保积极性会大大增强，保费收入是最直接的产出变量；赔款支出、风险保额、收入水平等指标能够直接反映渔民参保后获得的实惠；风险储备金反映渔业保险经营机构大灾风险准备金累积水平和抗风险实力；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则反映渔业保险占当地GDP比重和人均购买保险的能力。确定产出变量7个，分别是：保费收入Y1、赔款支出Y2、风险保额Y3、风险储备金Y4、渔民人均纯收入Y5、保险深度Y6、保险密度Y7。由于本文评价的对象为浙江渔业互保协会，且23个样本点均为协会分设在全省主要渔区的经营机构，所处环境基本相同。因此，本文DEA模型暂不考虑自然、经济及社会发展等外部环境变量，也无必要对模型做SFA回归分析及相关修正。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将投入产出数据导入，分别得到2005-2014年浙江省海洋渔业保险财政投入效率评价结果和2014年浙江省各地区海洋渔业保险财政投入效率评价结果(表1、表2)。
从表1结果看，2005-2014年十年间有8年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规模报酬不变，表明财政投入效率较高，无资源浪费现象。2006年、2008年纯技术效率值均为1，但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不够理想，分别为0.986和0.943，低于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收益递减，说明在既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水平下，产出未达到生产前沿，产出效率低于其他年份。总体看，近十年浙江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运行效率较高。
从表2结果看，协会本部、舟山、普陀、岱山、定海、台州、温岭和洞头等8个办事处(含本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为1，说明上述8个办事处当年财政投入资金效率较高，不存在资源浪费。海盐、上虞、嘉善、淳安、乐清、平湖、嵊泗、玉环、路桥、椒江、临海、三门、瑞安、苍南、平阳等15个办事处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均小于1，说明产出未达到生产前沿，财政投入和经营管理仍需要改善，15个样本办事处中，上虞、淳安两地纯技术效率值为1，说明这两个地区地方财政投入不是影响渔业保险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两地分支机构内部经营方面具有改善的空间。 从规模报酬情况看，协会本部、舟山、普陀、岱山、定海、台州、温岭和洞头等8个办事处规模报酬不变；海盐、上虞、嘉善、淳安和乐清等5个办事处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平湖、嵊泗、玉环、路桥、椒江、临海、三门、瑞安、苍南、平阳等10个办事处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浙江海洋渔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财政补贴是影响渔民参保积极性、保险规模扩大以及提高渔业生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因素。2005-2014年浙江海洋渔业保险省、市县二级财政补贴效率评价结果显示，浙江省海洋渔业保险地方财政补贴资金运用效率总体较高，为保障渔业生产，分担自然灾害和海难事故损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体到2014年省内23个经办机构截面数据效率评价结果看，协会本部等8个办事处财政补贴资金效率已达到最大化；海盐等5个办事处财政补贴规模仍有一定的空间；平湖等10个办事处规模报酬递减，说明财政补贴规模在当前路径依赖下，已接近饱和，继续增加现有险种的保费补贴，会降低单位投入效率。 (二)建议 1.扩大海洋渔业保险范围，将现有以渔业捕捞为主的保险扩大到海水养殖、休闲渔业、渔业生产加工、渔业生产融资担保及渔民家庭财产等领域。重点开发海水养殖领域保险，加快扩大海上网箱鱼类养殖、浅海贻贝养殖、池塘南美白对虾养殖及浅海紫菜养殖等险种试点范围，满足浙江省建立海洋渔业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保障需求，促进财政补贴效率。 2.进一步提高现有渔船保险、渔船船东雇主责任保险保障水平，着重提高现有渔船承保比例，放宽中小渔船承保条件，扩大保险赔偿范围，增进渔民福利。 3.加强协会下属经营机构网点管理，优化经费核算管理体制，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理赔服务水平，加强大灾风险储备金管理，提高渔业保险经营机构整体运行效率。 ①数据来源：浙江省渔业互保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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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浙江省渔业互助保险协会数据的海洋渔业保险财政补贴与经营效率分析_财政补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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