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育与交易维度：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所有制论文,维度论文,乡镇企业论文,产权制度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商品经济形态。在商品经济形态下，市场的发育状况可以充分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状况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市场的发育状况。因此，一种比较科学的做法可以是从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来探讨相应产权制度的构建。
一、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之一：社区政府内化制
（一）社队企业的产生与社区政府内化制的形成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以下简称TVE ， town and
villageenterprise或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 即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企业的发端并不是以“市场替代物”的面目出现的，而是作为生产者或生产组织出现的。社队企业作为生产组织，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其产生的原委主要在于“安排多余劳力，筹集大量资金”，支援农业现代化。耿明斋则将TVE 这一支援农业的生产目标具体化为利润最大化、产值最大化、职工收入最大化和社区福利最大化4 个目标。这4 个目标一部分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所内生的（如利润最大化目标），另一部分则应该是政府所具有的。于是，受当时人民公社制的影响，社队企业及以后的TVE （改制以前）形成了具有以下特征的产权安排：
1.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即归社区全体成员共同占有。这主要是因为在企业创办的投资中，集体积累占有较大的比重。这种积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原人民公社制下社队集体的资金积累和实物积累；二是在乡镇企业创办初期，在乡村范围内组织农民轮流务工，按出工日计工分回队参加分配。因此，归属权主体应为社区成员集体。所谓集体所有（即集体对企业产权的所有）正是从归属权这一层面上命名的。
2.实质上归属权为社区政府（即乡〈镇〉村一级党政基层组织）所有。产权是权能和利益的有机统一。权能的行使必须体现产权主体的意志，若按非产权主体的意志行使产权权能，产权主体就没有获得相应的产权权能，从而也就没有真正获得相应的产权。归属权的权能主要包括：（1）主体对归属权的保护，即排他行为；（2）主体对是否并如何转让一种归属权及获得另一种归属权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决策；（3 ）主体对归属权以外的三项产权是否让渡、让渡给谁、如何让渡及何时让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决策。社区成员集体显然不具备这些权能，因此并未真正获得归属权。社区政府才是归属权的权能行使者，而且企业收益也归入乡（镇）村财政（或作为计划外收入和开支），并由乡（镇）村干部决定其分配。
3.企业产权不清晰。企业产权的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与其外部经济主体（最主要的是企业的投资者）之间的产权关系；二是企业内部对企业拥有产权的进一步分解和安排，也就是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或治理结构。企业产权清晰也就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产权关系要界定清楚；二是企业内部产权分解后，各成员各部门的的产权关系要界定清楚。所谓产权关系界定清楚，一是权能关系界定清楚，产权主体必须与能够干什么必须量化，有契约依据，不得随意；二是利益关系界定清楚，产权主体必须和能够得到什么必须量化，有契约依据，不得随意。TVE产权不清晰（即产权模糊）具体表现在：（1）社区集体与社区政府之间产权关系模糊。 按“社区集体—社区政府—TVE”的委托—代理链， 社区集体与社区政府间应是企业归属权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没有进行委托—代理谈判社区政府就获得了归属权的代理人资格，也没有经由其他途径界定权能与利益关系，社区政府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全权性和随意性。（2 ）企业与社区集体间的产权关系模糊自不必说， 企业与社区政府间的产权关系亦模糊。 在“社区政府—TVE”这一委托—代理链中， 作为代理人的乡镇企业负责人有两类：专职的企业家和乡（镇）村党政干部。但无论是哪一类其经营权的权能行使和利益配置都没有明文的或约定俗成的契约规定，而是受社区政府（委托人）的意志的随意左右。就产权权能的意志性而言，社区政府是企业归属权与经营权的真正拥有者，但因为没有契约性界定而被模糊化、随意化。（3）企业内部产权关系模糊。 社区政府既然是经营权的真正拥有者，它便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或成员。它与名义上的企业负责人之间应就经营权的权能与利益进行界定。如上所述，实际上没有。
可见，这一产权制度的最显著特点有二：一是产权关系模糊；二是社区政府进入企业产权结构内部。权且谓之为社区政府内化制。TVE 发展及其改制的历程表明，社区政府内化制主要存在于市场缺损阶段前期。
（二）社区政府内化制得以稳定的四维度分析
“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是节约交易费用。”（注：《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第63页。）社区政府内化制的成就有目共睹。那么，它是怎样节约交易费用的呢？或者说，怎样分析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呢？对此，威廉姆森采用了三维度分析法（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注：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Martin L.Weitzman和Chenggang Xu采用了一维度分析法（协作能力the ability to cooperate）。本文将其揉合在一起，称四维度分析法。
维度一：协作能力
Weitzman和Xu将TVE 称为产权模糊的协作组织（vaguely definedcooperative）。 所谓产权模糊， 作者是相对传统的清晰的（well —defined）产权理论而言的。他们给协作能力赋予一个系数λ（0〈λ〈1），协作能力的大小与λ值成正比，λ→0，说明协作能力差， λ→1说明协作能力强。通过轶闻性的证据（anecdotal evidence）推断，西欧λ→0，东亚λ→1。最后得出结论：对于低λ值的西欧，适用清晰产权理论，对于高λ值的东亚适用模糊产权理论。
对于东西方协作能力的差异，从价值观念差异的角度也许更好理解。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白皮书中提出“亚洲价值”的五大原则：（1 ）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2）国之本在家；（3）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5）各族和睦与宗教和睦。简言之，一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二是和谐。“西方价值”一般指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λ值要比西方λ值大许多。具体到TVE，高λ值的直接来源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思想。 如前所述，TVE的前身是公社、大队企业。 而人民公社的前身为农业合作社（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思想可以概括为“协作”二字：组织成员服从组织领导的行政指令，组织成员之间默契互助，集体利益至高无上，“狠批私字一闪念”。可以说，人民公社是“亚洲价值”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强化实验。这个实验的20多年历史，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使其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这种人民公社思想支配下，社区政府内化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节约了交易费用：（1）无需在契约的谈判、制定和实施方面花费时间与精力。 （2）由于企业成员之间高度协作和相互信任，人人视自己为企业主人。 发生契约中没有列出的意外事故（contingencies）时， 人人都会负以责任，并进行有效处理。这在契约明确的产权明晰制下是难度很大的。（3）以口头协定代替书面契约， 即使在书面契约中也有以模糊条款代替明确条款，从而有利于维持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生意要做长远的，生意不在人情在。而在明淅的契约中，事事依照契约条款行事，一旦触犯条款，惩处即接踵而至，不容考虑以后的长远利益和“人情”。若非得考虑，便只能修改契约。
维度二：资产专用性
在社区政府内化制下，一个突出的专用性资产是社区政府官员（包括村一级和乡〈镇〉一级的党政领导人）。他们或是直接兼任企业领导职务，或是间接控制企业。其专用性表现在：（1）个人才能：首先， 占据党政领导职位的官员都是比较优秀的人才。由于卖方市场阶段初期不存在人才市场和人才供给短缺，他们是最适合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的；其次，他们从人民公社运动中跌打滚爬过来，最擅长组织人民公社制下孵化出来的TVE的具有同样协作精神的民众。（2）政治权力：在人民公社制时期， 政治处于中心地位。 国外的文献证明， 在市场不完善（incompleteness）与不完善（imperfection）的市场缺损前期，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极大地促进了TVE的成功，尤其在获取关键性的原材料、 中间产品、资本和营销能力或市场进入等方面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耿明斋证明了政治权力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节约了TVE 的交易费用：首先，政治权力的内化大大节约了企业自身寻求“要素租金”和“政策租金”的费用，并能减少企业“寻租”费用的不正当开支；其次，政治权力的内化能缓解传统观念的排斥（在传统观念里正统的企业是国有企业），从而减少企业因遭受社会歧视而支出的交易费用；最后，政治权力可以整合各方利益，在协作精神薄弱的环节发挥作用，从而减少企业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摩擦。（3 ）营销能力：这是政府官员个人才能与政治权力的综合体现。在市场缺损阶段前期，尤其是在TVE的起步阶段， 由于市场的极度不完整与不完善，企业产品的销售主要在不同地方政府之间谈判决定。一地的产品销往另一地，一方必须以政府的面目出现，另一方则以政府出面的方式接纳。而具体谈判过程中的成功程度，则取决于政府官员个人本身的才能。
维度三：交易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曾被认为是导致交易费用上升的“公认”的“关键属性”。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在卖方市场阶段，政府官员占据信息优势。若无社区政府的内化，TVE在信息上将毫无优势可言。因为， 在人民公社时期以及在撤销公社、大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TVE “都未形成一个经济组织系统，行政管理业务仍不少。”（注：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党组报告：《各地要开创乡镇企业新局面》，载《经济日报》1984年3月9日第三版。）政府官员不仅对社区内部的事务了如指掌，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也都一手包揽。可以想见，若无社区政府的内化，TVE将无从起步。
维度四：交易频率
“一般说来，只有对高频率的交易建立专门的保障机制才是经济上合算的。”（注：《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87年第50期，第16页。）也就是说，社区政府与TVE之间的交易频率很高时， 内化社区政府才是经济的（即能降低交易费用）。社区政府与TVE 之间的交易主要是：社区政府为TVE提供资金、原材料、能源、销路等保障TVE的建立、营运和维持，TVE则向社区政府上交利润，既保证了其财政收入， 又彰显了其政绩。由于双方存在互为依赖的关系，其交易频率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概括出社区政府内化制的存在基础：先决条件是市场发育处于缺损阶段前期，直接原因则在于人民公社思想的根深蒂固与延续、党政干部的资产专用性与信息优势以及社区政府与TVE之间的高频率交易。 由于市场缺损阶段前期分娩不出（真正的）市场主体，作为一种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阶段，它同样谛造不出以（真正的）市场主体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产权明晰制度。产权模糊制是这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唯一选择。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几十年人民公社思想的强化，使接纳社区政府进入TVE在观念上成为名正言顺，也为社区政府在TVE产权结构里的有效运作提供了意识上的润滑剂。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党政干部所具有的资产专用性、他们在市场信息上的优势以及TVE 与社区政府之间交易频率的高密度，则进一步巩固了社区政府在TVE 产权结构里的地位，并使之成为TVE产权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 社区政府内化制是生产力的选择，是文化的选择，是经济（ecnonmical）的选择，它是历史的必然。
二、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之二：社区政府外化制
（一）社区政府内化制的变迁依据
TVE的产权制度改革始于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 正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的阶段，也是社区政府内化制由鼎盛转入衰退的时期。这种改制，常常被认为是由于产权模糊与政企不分。上述四维度分析表明，产权模糊与政企不分本身并没有对错。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对其是非曲直作出判决。下面试依照四维度分析法进行探讨。
维度一：协作能力
如前所述，社区政府内化制下高λ值的协作能力的直接来源是人民公社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思想越来越弱化。（1 ）无论是农民自发的包干到户，还是中央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都受到了一批为人民公社无私奉献的党政干部的抵制。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强大优越性面前，很快就转变了观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人民公社制于1983年顺理成章地取消了。从人民公社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实际上是对一个协作组织的分解，就如企业体制被肢解为市场体制。就广大农村社区而言，其λ值大大减小。笔者曾在家乡听老农说：“现在要像毛主席时候那样修一个水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2 ）对外开放使西方追求自我的个人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泛滥，80年代的几次大学潮与此不无关系。城市价值观念的变化也通过各种渠道带入农村。依Weitzman和Xu所言，λ值趋小的情况下，产权模糊会导致交易费用上升。
维度二：资产专用性
在卖方市场特征逐步褪隐的过程中，社区政府对TVE来说， 其资产专用性逐步减弱。（1）个人才能：首先，经过市场大浪的淘沙， 各种专职的经营人才纷纷涌现。80年代初听到马胜利、步鑫生和年广久等还如雷贯耳，到80年代中后期则随处可见这类人才的存在了。TVE 已经不是非要政府官员领导了，相反，其领导行政的才能用于企业经营，随着企业的市场化，显得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其次，随着λ值的趋小，其行政的统一号令作用已经弱化，TVE 已非政府官员组织才能的用武之地。（2）政治权力：经济建设中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精神， 政治日益转变为经济的配角。随着买方市场特征的逐步显现，政治权力在原材料、中间产品、资本、营销能力或进入市场等方面为TVE 提供帮助的能力明显减弱，甚至无能为力。耿明斋所论证的政治权力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作用也全面褪化，以至于消失和转变为对交易费用的增加：首先，随着双轨制的淡出历史舞台，市场的日益发育，市场运作法规的不断完善，租金和类似租金的“政策租”在交易生活中已所剩无几，欲依靠政治权力之内化以加强获取“租金”的能力已失去了凭据。其次，随着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强劲崛起和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社会公众对乡镇企业普遍看好，信任危机期总体上已经渡过，欲依靠政治权力之内化减少“社会歧视”的费用，整体上已属多余。再次，价值观念多元化、个人主义思想有相当基础以及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藉助政治权力整合各方利益会引起各方的反感，增加企业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摩擦。最后，政府对“讨价还价”费用的节约是通过行政强制来实现的，这种行政强制，在买方市场日益显现和市场机制日渐成熟的情况下，会使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日趋上升；在单一目标趋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耿明斋认为，TVE的4个初始目标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向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靠拢），会严重阻碍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企业利润可视为负交易费用）。（3 ）营销能力：消费品买方市场特征的显现，市场变得复杂难测，短缺经济下的行政营销方式已经行不通，政府官员不再可能同时谙熟政务和市场，横加干预只能导致企业的严重损失。专职的市场营销人才应时崛起。
维度三：交易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TVE创立伊始其信息优势在社区政府一方。 经过在市场里多年的锻炼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信息优势自然过渡到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经营者手里。
维度四：交易频率
在步入买方市场的进程中，TVE逐步直接向市场取得所需的资金、 原材料、能源等，向社区政府的索要逐步减少乃至消失。既然无求于社区政府，TVE也就想尽各种方法抵制向其上交利润。 两者之间交易频率大为减低。
结论：社区政府内化制的存在基础正在和已经失去，对其施行变迁已是必然。
（二）社区政府外化制的导出
（1）随着改革的深入与买方市场的出现和成熟， 社区政府将逐步确立公共服务机构的形象。对TVE来说， 其资产专用性程度将逐步趋向零，成为通用资产。（2）信息优势从社区政府到TVE的成功过渡，使社区政府在TVE面前的不确定性逐步消失， 解除与其内化合作的风险成本渐趋减小。（3）两者之间的低频率交易， 使得建立社区政府内化制这一“专门保障机制”已经不是“经济上合算的”了。可见，在买方市场阶段，TVE与社区政府的一体关系必须终结，社区政府从TVE的产权结构里退出成为必然，而λ值趋小则加速了这种退出或者说为其退出塑造了文化氛围。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权且谓之为社区政府外化制。
（三）社区政府外化制的理论初步
1.（社区）政府外化制的充分性。上述思路只明确一点，即政府的外化是必要的。那么是否充分呢？即在市场机制相当成熟的时候，政府从乡镇企业产权主体的退出，一定能节约交易费用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现实的市场机制运作中，政府缺席的产权制度能使企业高效运作，无论是西方的上百年历史还是中国的近几年经验都证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TVE也是如此。
2.（社区）政府外化制的多样性。政府的外化是具不同程度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买方市场尚未成熟的环境里，对于不同的企业，政府的完全外化并不一定就能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即使在市场成熟阶段，对于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政府的不同程度的内化反而更能节约交易费用。但总的趋势是：在买方市场时期与市场成熟阶段，政府在总体上与本质上要退出企业的产权制度。
3.（社区）政府外化制的历史性。TVE 的社区政府外化制施与发展，将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最终完成，使乡镇企业自身发生突变，即乡镇企业概念消亡，与城市企业趋同，（注：杨东涛、熊立新、陈刚：《论乡镇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载《南京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版》1997年第7期。）然后将在城市企业的起点上，进一步发展政府外化制。 可以预言，政府外化制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从而进行新的产权制度革命。我们可以从其具体交易的四维度特征中导出这种新的产权制度。
三、结束语
（一）本文的逻辑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商品经济形态下，市场发育状况决定产权制度的供求与配置。市场缺损阶段前期适合社区政府内化制，市场缺损阶段后期与市场成熟阶段适合社区政府外化制。
2.生产关系推动（即节约交易费用）还是阻碍（即增加交易费用）生产力，则可以从交易特征的四维度分析导出。
（二）政策性结论
1.由于成熟的买方市场尚未到来，就我国总体情况而言，λ值的大小与西欧国家尚相去甚远；企业遇上困难还常常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的资产专用性时隐时现，甚至在有的场合会得到强化；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信息优势也不可能一倾而入经营者手中；企业与政府间交易频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并不稳定。所以，社区政府外化制时代并未真正来临，主要还处在内化制向外化制的过渡阶段。
2.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社区）政府内化（或外化）的程度亦不同。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按经济地理的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具体说来，目前买方市场的成熟度以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社区）政府的资产专用性程度、（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频率和（社区）政府的信息优势也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因此，（社区）政府的外化程度也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基本态势。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与不同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也不相同，从而（社区）政府内化（或外化）的程度也就不应相同。如在服装行业，市场已进入成熟阶段，λ→0（社区）政府的资产专用性、 （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易频率和（社区）政府的信息优势也都进入零状态，从而该行业内TVE目前已呈现出完全的（社区）政府外化制。而在新兴科技产业， （尤其在文化科技落后的地区）则需要（社区）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介入扶植，因为在这一产业领域里，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高屋建瓴的气度的（社区）政府无疑（起码在某些方面）将具有信息优势并呈现出资产专用性，企业也愿意与这样的政府加强协作，从而交易频率也会相应提高。所以，TVE的改制不能一刀切， 也不必以“政府不干预”为荣。
3.对于个别市场发育（或市场化）程度不够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社区）政府内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培育市场或市场能力（通过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完善市场法规，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等等），而后寻求外化（通过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文化素质，政府逐步向公共服务机构的角色迈进，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等等）。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逻辑顺序。实践中，外化在培育市场时并列发生，市场在外化过程中进一步发育，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
4.由于TVE是国有企业的一个缩影，在总体上， 这样的思路同样适用于国有企业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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