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江南人口流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秦汉论文,流向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时期我国经济、政治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黄河中下游地区是经济、政治的中心，而江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移民进入后，这个地区逐步得到开发。
秦统一后在江南实行移民政策的具体做法是，把当地越人迁离原居住地，又把中原地区的人口迁到江南。《越绝书》记载了秦将浙东地区的越人迁至“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1〕，也就是今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地区，这些越人发展成以后的山越，长期游离于汉族政权之外，直到三国孙吴政权。秦又把“天下有罪谪吏民”迁到山阴〔2〕，这样中原的汉人进入了浙东平原地区，设立会稽郡后，进入浙东的汉人越来越多，到楚汉战争结束时，乌江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3〕，这一数字不包括未迁出的越人。虽然汉人进入这一地区，由于会稽郡远离中原，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边缘地带，秦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较弱，如陈涉在大泽乡反秦时，会稽太守就与项梁商量反秦之事〔4〕。
在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秦政府向这一地区的移民派出驻军。秦灭楚以后继续向南征伐，向岭南地区用兵，这样就使江南地区在战略上成为军事前哨。当时的江南是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人口稀少，一些县的设立首先是出于军事目的，用于建立军事据点。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域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5〕。其中镡城（今湖南靖县内）、九疑（今湖南宁远县九嶷山）和南野（今江西南康县内）三个据点“一”字型摆开，虎视岭南。这些驻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在他们背后，必定有很长的交通线为这些驻军提供军需补给，从事军事运输的流动人员的规模也应该很大，这些驻军和流动人员当中有相当部分死于南方，如晁错所说：“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6〕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驻军的材料，江西大余县1982年发现南野古城址，遗址表层采集到的遗物是一些生活陶器，可以引证那儿曾有居民生活；大余县1981年曾一次性出土过10余件青铜剑、矛、钺。另外，在寻乌、龙南、赣县、南康、定南都发现过青铜兵器，这些兵器均由墓葬出土，可见兵器为墓主生前所有〔7〕。特别是1976年遂川县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铜戈上的铭文可定为这是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制造的兵器〔8〕。这些死于当地的秦戍卒肯定有一部分是老死当地的，说明有一部分秦兵生活下来了。秦的驻军或转输者中也有部分不堪劳死而逃亡山林的人，如陶潜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那群人，他们的祖先在江南地区避秦乱而逃亡山林，以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然桃花源中的生活是理想化的，但一定有其原型，秦时在南方服役的北方汉人在服役过程中逃往山林完全是可能的，这种移民一旦定居下来就会长期生活下来。秦始皇曾数次把犯人、商人移民到岭南，这些“谪徙”必须经过湘水—九嶷—阳山关，或赣水—南野—横浦关这两条路线到达岭南，这两条路线为以后中原地区移民迁入江南地区创造了条件。
秦始皇曾征发越人到咸阳服劳役，何光岳先生根据他看到的秦始皇陵西侧背户村秦刑徒墓出土的瓦文墓志文的内容〔9〕，认为秦始皇曾征调南方越人参加修建秦始皇陵〔10〕。
西汉时期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针对江南东部的越人，政府采取的移民措施还是把他们迁往江淮地区。吴王刘濞叛乱时，瓯越曾组织万余人出兵相助〔11〕，平定“七国之乱”后，西汉政府为加强对越人聚居的会稽郡的控制，多次把越人迁离会稽郡。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西汉政府出兵援助东瓯，兵未至而闽越退兵。鉴于闽越强大，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仍悉与众处江、淮之间”〔12〕，其中“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13〕。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西汉政府平定了东越和闽越，汉武帝“以东粤陿多阻，闽粤悍，数反复”，“诏军吏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粤地遂虚”〔14〕。经过汉武帝时两次大的迁徙，会稽剩下的东越人的数量就很少了。这些东越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农业阶段，他们被迁到江淮地区以后，作为劳动力，有利于江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曾在河东郡（今山西西南部）开垦了大量渠田，“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15〕。如淳注曰：“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这批越人应当是处江淮之间继续北迁的东越人，他们在中原地区加入了农业生产的行列，而且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说明南方地区的生产技术也能弥补北方生产技术的不足。这批迁到中原地区的越人当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有部分从事巫术的，把南方的祭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汉武帝“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其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词，安台无坛，亦实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1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流动的人口不仅是生产技术流动的载体，也是文化流动的载体。
西汉时期，汉武帝不仅组织越人北迁，也组织黄河流域的人口南迁。西汉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汉族人不能自由迁徙，但遇上水旱荒灾，政府会组织迁徙灾民。江南地区也能吸纳部分灾民，司马迁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7〕，这种状况对灾民来说无疑是个好去处。汉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18〕。这说明江南自然条件适于农业，加上生产技术简单，这些饥民只要具备简单的劳动能力，就不会成为冻饿之人。汉武帝还允许他们留在当地。这种移民往往举家南迁，只要在南方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们就会安家长期生活。
西汉时另一类向南方的流动人口就是向南方派出的驻军。长沙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反映了当时长沙国南部（今湖南南部、广东北部连阳县）的驻军和人口分布，其中标出15个地方“今毋人”，还标出4支军队驻地〔19〕。这些军队大多数应是由北方汉人组成的。江西黎川县曾出土西汉墓画像砖，砖上有车马图案，还有“上人马皆食太仓”的文字〔20〕，此处的车马图案和“食太仓”可以推断：车马图案是北方军队的特征，“食太仓”说明墓主可能是驻扎在江南的北方军队。此墓可能与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的南伐有关，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攻占番禺后，“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21〕，此处梅岭在与黎川相邻的广昌县〔22〕。在这些驻军背后，从事军队补给运输的队伍人数一般是驻军人数的一倍〔23〕，这也是从中原向江南流动的人口。
西汉时期江南人口的增加是由外来迁入的人口所致，但很多不见于史籍记载。葛剑雄先生从贾谊留下的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长沙国人口2.5万户入手，与西汉人口最盛的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实际同一地区的户数进行比较，175年间这一地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2‰，而长江下游的原吴国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至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156年间，人中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24〕。很明显，西汉长沙国地区人口增长率偏高，这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移民迁入导致的机械增长的结果。从王莽政权到东汉初期，黄河流域陷于大规模的战乱，而江南地区比较安定，为避开战乱，中原人口纷纷南迁。东汉初年，“时天下初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25〕。这些士人在中原安定后会返回中原，但更多的下层民众只要在南方能稳定地生产、生活，他们就可能长期地留居江南。建武六年（公元30年），李忠任丹阳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26〕。三年间吸纳流民5万余人，可以说明两个问题：1.当时长江流域有大量游离不定的流民；2.江南地区吸纳移民的余地很大。江南其他地区移民迁入的文字记载虽不见于史籍，但用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甲表11中数字可制成以下表格〔27〕。
表 1两汉江南人口对比
公元2年 公元140年 净增
年均增
人口密度 户均人口 占该州人口比例%
地区
人口数 人口数
长数 长率(‰) 2年 140年 2年 140年 2年 140年
全国 57671401 47892713 -9778988 -1.35
荆州
3597258
6265952 2668694
4.03
零陵157578 1001578
544000 13.49 2.3 16.8
6.61 4.72 4.38 15.98
桂阳159488501403
341915
8.33 3.0
9.8
5.57 3.71 4.43
8.00
武陵15718025091393733
3.39 1.6
2.2
5.44 5.38 4.37
4.00
长沙217685
1059372
841687 11.53 3.1 14.0
5.43 4.14 6.05 16.91
扬州
3206213
4338538 1132315
2.19
九江835397432426 -402931 -4.76 20.7 11.5
5.20 4.81 26.05
9.97
庐江635949424683 -211266 -2.92 12.6 10.0
丹阳405170630545
255375
3.21 7.7 11.1
3.68 4.62 12.46 14.53
吴郡516295700782
184487
2.22 12.3 18.1
4.60 4.27 16.10 16.15
豫章351965
1668906 1318941 11.34 2.12
9.5
5.22 4.11 10.97 38.47
表格中的数字可以说明：江南中部的零陵、桂阳、长沙、豫章四郡人口增长最快，而同时期江南东部的吴郡、丹阳郡年增长率相比之下则偏低，而同一时期北方所有郡县人口净增长数额均为负数〔28〕，考虑到东汉时期人口统计普遍隐漏对人口地区分布的差额不构成影响，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汉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绝对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由外来人口机械迁入导致，江南中部是人口迁入最集中的地区。
东汉时期中原人口大量迁入江南，改善了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促进了江南的开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到公元2世纪初，江南已能调出粮食赈济其他地方的灾民。当时，黄河下游诸郡经常遭灾。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政府“调扬州五郡租米赈给东郡、济阳、陈留、梁国、下邳、山阳”〔29〕，李贤注“五郡谓九江、庐江、吴郡、丹阳、豫章也”〔30〕，永初七年（公元113年）“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饥民”〔31〕。调出粮食的地区主要是江南，赈济的地区是黄淮地区。东汉政府为了减少调运粮食所费的经费和时间，还把饥民迁到江南地区，永初年间御史中丞相樊准曾提出“依征元和故事，遣使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既省转运之费，令百姓各安其所”〔32〕，这一提议得到政府批准。
江南地区人口的非自然增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说明：江南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是吸纳移民的主要地区，同时也为大规模吸收移民创造了基本条件。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北方大乱而南方相对安定，北方中原人口在战乱和少数民族内迁的压力下大量南迁，揭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期大规模人口南迁的序幕。
秦汉时期人口流向江南呈现以下特点：
1.分布不平衡。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秦以来的人口流动作了一次总结。根据前面表格的内容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从公元2年到140年，荆、扬两州新增人口中有88%集中在零陵、桂阳、长沙、豫章四郡，而这四郡的地域面积仅占荆扬二州的39%，其中豫章郡新增人口131.9万、零陵郡新增人口84.4万、长沙郡新增人口84.2万、桂阳郡新增人口34.2万，而江南的会稽郡、吴郡、丹阳郡等在同时期吸纳的新增人口则很少，就是说，江南人口主要流向洞庭湖—湘江和鄱阳湖—赣江两大区域。
2.人口流向江南是以家族迁移为特点的零散持续的渐进过程。谭其骧先生早年在考察湖南历史上的移民时，在地方志和氏族志中发现：东汉时有三个民族姓氏的家族从河南迁入今湖南湘阴县，有一族迁入长沙附近〔33〕。曹树基先生在做同样的调查中发现东汉时有一族从外地迁入湖南平江县〔34〕本人在阅读吴宗慈编撰的《江西通志稿·氏族略）时发现：南昌罗氏、章氏皆随灌婴从北方到豫章定居，“冯氏，本江东大族，汉定天下，迁其族于此”〔35〕。东汉中平年间的豫章郡建成县，“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36〕，根据这条材料可以推断：（1）这批移民能从今河南上蔡迁到今江西高安而不散落，说明这批移民内部一定有一个具有很强内聚力的宗族核心。（2）这批移民能在侨居地上再立一县，说明这批移民内部的宗族核心是在政治上有影响的豪族。西汉武帝时司马迁说江南“无千金之家”，到东汉时江南基层社会已完全控制在豪族手中。
3.人口流向江南使江南家庭规模变小。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以其中西汉元始二年与东汉永和五年的数字进行对比，制成每户平均人口状况表（见下页）。表中可见，荆、扬二州每户平均人口数的减少与北方各州每户平均人口数的增加形成鲜明对比，从各郡的每户平均人口来看，江南人口最集中的零陵、桂阳、长沙、豫章四郡皆减少，而北方的广陵、梁国、右扶风、京兆尹皆增加。
秦汉时期与人口南迁的相关因素：
表 2两汉黄河中下游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对比
州 郡
司隶 豫州 冀州 徐州 荆州 杨州 青州 京兆尹 右扶风 梁国
西汉 4.40 5.18 4.57 4.56 5.38 4.51 4.37
3.493.86
2.76
东汉 5.04 5.41 6.53 5.86 4.48 4.25 5.86
5.365.36
5.18
州 郡
广陵 零陵 桂阳 长沙 豫章
西汉 3.83 6.61 5.57 5.43 5.22
东汉 4.89 4.72 3.71 4.14 4.11
1.突发性移民往往与政府的行政、军事手段有关。突发性移民往往是政府从稳定统治、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才强制组织移民的。如秦政府曾把“刑徒”迁往江南，甚至岭南等人口稀少、生活与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使这些不稳定因素远离统治中心，以分散不稳定因素对统治政权的影响。这类移民不仅包括“刑徒”，也包括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失败的群体，如东汉永平年间诸王不断谋反，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淮阳王反，政府从广陵、楚、淮阳、济南等地区“徙者数万，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37〕，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诏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38〕。这类移民因政治斗争又会被迁回，没有稳定的流向。这种突发性移民还包括那些反叛少数民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政府征服了反叛的南蛮九真，“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39〕，同年平定了在成都反叛的杨伟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40〕，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平定了南郡潳山蛮的反叛。“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于江夏界中”〔41〕，这种移民也是政府行为。
2.突发性移民的另一类是与战乱和灾荒有关。这类移民规模较大，主要是外部因素迫使他们离开原居住地，很少是自愿的。如果他们进入环境比较安定、政策比较宽松、农业生产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就可能就地开发生产，成为稳定的移民。如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42〕。两汉政府的诏令中说到流民时，往往都说流民愿回去的给他们配种籽，并登记户籍，不愿回去的就让他们就地安置，这种诏令在西汉史籍中经常可以看到，特别是东汉时期，江南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已经普遍被注意，加上江南地广人稀，容易获得土地，所以，受自然灾害而迁到江南的移民容易在江南定居下来，成为稳定的移民，这部分移民流向江南的数字是较多的。
3.与持续、零散、渐进式移民相关的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和中原地区自然资源的有限。黄河流域土质疏松，易于耕作，但长期社会稳定导致人口日益稠密，加上北方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化，已经不能自给。如西汉时，常年由关东经黄河、渭河向关中地区水运粮食400万石，这只能满足关中十分之一人口的粮食供应〔43〕。解决中原地区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之间矛盾的现实途径就是向人口稀少、水土丰富、气候较好的江南地区进行跨区域移民。江南地区虽然土质粘实，但从西汉以来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开垦江南成为可能。所以，西汉以来，特别是东汉时期，大量黄河流域人口在长时期内稳定南迁，这是流向江南移民的主体。
秦汉人口南迁与江南社会进步是同步的。在地广人稀的前提下，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交融和扩展的过程。
注释：
〔1〕〔2〕《越绝书）卷2，卷8。
〔3〕〔4〕《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5〕《淮南子》卷18（人间训》，岳麓书社1989年3月版。
〔6〕《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点校本。
〔7〕《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第30页。
〔8〕《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8期，第137页。
〔9〕〔10〕何先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82页。
〔11〕《史记》卷106（吴王濞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12〕〔21〕《汉书》卷95《南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点校本。
〔13〕《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14〕《汉书》卷95《闽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点校本。
〔15〕《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16〕《汉书》卷25《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点校本。
〔1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18〕《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9月点校本。
〔19〕《湖南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93页。
〔20〕《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2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4～25页。
〔23〕《汉书》卷25《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点校本。
〔24〕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8页。
〔25〕《后汉书》卷76《任延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26〕《后汉书》卷21《李忠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27〕该表中（1）②③⑤项数字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④⑥⑦项是本文著者根据梁方仲先生的数字计算所得。
〔28〕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5页。
〔29〕〔30〕〔31〕《后汉书》卷5（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32〕《后汉书》卷32《樊准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33〕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346页。
〔34〕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第654页。
〔35〕吴宗慈（江西通志稿·氏族略》，油印稿。
〔36〕《汉书·地理志》引《豫章记》。
〔37〕《后汉书》卷48《杨终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38〕《后汉书》卷3《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39〕〔41〕《后汉书》卷86《南变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40〕《后汉书》卷18《吴汉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42〕《后汉书》卷73（刘虞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点校本。
〔44〕本文所用古今地名对照采用张传玺、杨济安《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的“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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