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积累、阶级冲突与劳动市场失衡——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的模型建构及现实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阶级论文,含义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宏观和微观两大分支。宏观失业理论主要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过程理论为基础，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宏观特征分析资本积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代表人物有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达茨等，他们分别从资本积累对生产的技术结构和总需求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非自愿失业的产生原因，形成的理论主要包括宏观比例失调论、消费需求不足论、投资过度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论，等等。微观失业理论则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微观组织结构特征来分析阶级利益冲突对劳动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代表性理论有鲍尔斯和金廷斯等的劳动压榨理论，及与此相关的以爱德华兹、阿克洛夫和布劳斯为代表的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等。 笔者曾以森①、马格林②、达茨③等提出的“模型构建的不同完成条件”为分析起点，分别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等角度来完成模型构建，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和微观组织结构理论(主要是劳动剥削理论)等宏微观劳动就业理论进行了梳理和阐释④。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内生技术进步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等宏微观角度，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及与此相关的经济波动与危机理论、“去技能化”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等理论进行梳理，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本主义失业产生的内在机理，以便更好地凸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在相关文献中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一、基本框架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进行阐释之前，我们先对作为分析起点的基本框架作一简单概述。假定一封闭经济体，仅生产一种商品，该商品或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该经济体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生产要素为同质的劳动和资本品。厂商占有生产资料即资本品，并雇用劳动生产商品以获取利润。经济体仅包括居民和厂商两部门，不包括政府行为，折旧率为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影响。根据以上假定，该经济体运行可用以下三个方程来概括：
(1) XP=wL+rPK (2) PCL=wL+(1-s)rPK (3) 方程(1)为产品的实物量平衡方程式，即实物产品或作为消费或作为投资。其中X代表产出，C为人均消费，K为资本存量，
为K的增长率。L代表就业总量，包括工人和资本家。方程(2)为产品的货币分配方程式，代表的含义是，产品的货币价值或作为劳动报酬或作为资本报酬(即利润)。其中P为产品价格，w为货币工资率，r为利率。方程(3)代表的是社会总消费的货币构成，包括社会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资本家奢侈品消费，其中s代表储蓄率。 以上三方程所形成的框架可以反映相关文献中“模型构建的不同完成条件(Alternative Closures)”的基本思想。为了更好地讨论资本积累对生产技术结构的影响，在该框架中引进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并令技术参数为A。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将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资本和实际工资率分别记为a=X/AL，v=K/AL，ω=w/Ap。 为讨论方便，这里假定a为常数，这样A的增加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K/X=v/a，a为常数，因此v的大小则反映了“资本深化”的程度。进一步，可将(1)、(2)、(3)式转化为：
其中
为技术进步率，
为单位有效资本的变动率。(8)式则代表劳动力的动态需求曲线。该式表明，劳动需求的增长率与s呈正相关关系，与
呈负相关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宏观失业理论：资本积累、技术变革与失业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失业理论主要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从总需求(包括消费不足、投资过度等)、宏观结构失调、技术结构变动等多种视角来对马克思失业理论进行阐释。这些理论一般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假定：(1)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2)工人仅获得生存工资率，(3)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不足的是，这些理论或从静态的线性技术角度来分析失业问题，如森岛通夫⑤、罗默⑥等，或虽重视了技术变动对有机构成的动态影响，如盐信置雄⑦、海尔杰和范德维恩⑧，但没有深入考察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本节将从这三个基本假定出发，从资本主义积累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进行模型重构和阐释，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宏观失业产生的内在机理及其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逻辑关系。 1.资本积累与内生技术进步 马克思在《资本论》曾分析了两种形式的资本积累：有机构成不变的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资本积累⑨。第一种积累代表的是不变技术的资本构成；第二种积累则要求不断地采用新的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种积累隐含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正是这种积累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⑩“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11)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体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它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而不断提高。这种技术进步既体现了内生性，又反映了规模效应，与相关发展文献中的“干中学”模型、知识积累模型等的技术进步具有类似特征，因此，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中的技术进步可用这些文献中技术进步的相似结构来表示，即可表示如下：
2.马克思的基础失业理论：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生存工资率与失业 马克思按照市场的“自愿”交易原则来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就劳动的需求而言，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增长对劳动需求产生正效应，而技术变动对劳动需求则产生负效应。因此，资本积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则是这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者起主导作用，即β+γ＜1时(12)，资本积累与劳动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当后者起主导作用，即β+γ＞1时，资本积累与劳动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当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时，即β+γ=1时，资本积累对劳动需求无影响。由于资本积累与劳动需求的正向关系反映的是经济常态，因此这里继续假定β+γ＜1，并将(11)式代入(8)式，为简化讨论，进一步假定
=τ，可以得到马克思的动态劳动需求曲线：
其中ρ=(1-γ)/(1-γ-β)，这里，当β或γ增加，或两者同时增加时，ρ也增加，因此ρ的增加可代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劳动供给方面，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在制度决定的生存工资率下，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而生存工资率是确保资本快速积累的必要前提(13)。马克思认为，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的增加独立于人口的增长(14)，是由资本积累规律所决定的。一方面，城市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村的扩张，摧毁了农村的自然经济，使得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不断加入城市的无产阶级队伍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竞争也使得一批破产的中小资产者相继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这使得工业部门劳动供给即使在人口零增长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以高于劳动需求的增长速度增长。为简化讨论，现假定劳动供给以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增长率n增长，即：
这样，我们可以将雇佣劳动的动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统一到同一(ω，g)二维相图中进行讨论。 生存工资率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就业的核心假定之一，它也是资本快速积累的基础。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15)过剩工人人口的存在，使得工人仅能获得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最低生存工资率(
)(16)。而反过来，生存工资率的特性也说明单位有效劳动的实际工资具有向下刚性，即不能通过有效劳动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来调节劳动市场的供求失衡。 图1正好反映出马克思失业理论中生存工资率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图1显示，市场的均衡工资率(
)低于工人的最低生存工资率(
)。在生存工资率水平上，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率(
)小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n)，失业呈不断扩大趋势。此时，失业率以
的速率增长(其中f代表总劳动力的就业比例)。从动态角度看，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即参数ρ的不断上升)，劳动动态需求曲线将向下方移动。与此对应的是，劳动的供求缺口将不断扩大，产业后备军规模呈累积性增长。
图1 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供求动态 3.马克思失业理论的扩展：利润率下降趋势、经济危机与失业 资本积累的后果，一是产生了日益膨胀的产业后备军，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二是在增加资产阶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失业理论与危机理论是融合在一起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来证明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伊藤诚将其视为马克思成熟的危机理论(17)。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为追逐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共同驱使下，不断改进技术，从而引起各部门进而全社会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18)。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一般利润率下降是同一过程。但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取得，从而对此规律提出了质疑(19)。下面笔者试图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一个较合理的解释。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利润率可表示如下：
该式表明，利润率r与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率ω及资本深化程度v呈反方向变动。由
。由此可得，当资本主义竞争使得有机构成(K/L)的提高速率超过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A的提高速率时，代表资本深化的v值将不断增加。再由式(14)可得，v值的不断上升，必然导致利润率r不断下降。对此的直观理解是，v的上升，即资本产能的下降必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斯威齐(20)还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斯威齐认为，如果资本家不能实现其生产商品的全部价值也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并导致经济危机。斯威齐将其称为“实现的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存在两种类型，即“比例失调危机”和“消费不足危机”，但最终都体现为“总需求不足的危机”。斯威齐的分析逻辑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也可得到较好说明。将我们基本框架式(1)和式(2)中的X用θX来代替，从而可得：
其中0＜θ≤1。当0＜θ＜1即出现了总需求不足。由式(14)’可以看到，当θ越低，即总需求θX越低时，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所实现的价值就越低，从而导致利润率r就越低，即出现了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 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引发经济危机。因为，当利润率下降到不能弥补资本折旧的损失时，即当r＜δ(其中δ为折旧率)时，将出现“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可以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但它也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准备了物质前提(21)。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表现为，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以后，资本的贬值和更新将使得单位有效劳动资本即v值下降，从而促使利润率逐步回升，投资增加，劳动需求也随之增加，经济开始复苏。不过，“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22)。 利润率的下降及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带来失业的上升。在我们的框架中，X用θX表示后，劳动的动态需求曲线可变为：
由式(12)’可以看到，不论是由于有机构成的快速提高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还是由于社会产品的实现困难所导致的需求不足从而引发的利润率的下降，都将导致劳动需求的下降。结合图1可以看到，在生存工资率的假定条件下，利润率的下降，将导致劳动动态需求曲线向下移动，从而导致劳动供求缺口扩大，失业进一步上升。 4.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波动与均衡 马克思曾认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他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23)。工人的工资是在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和最高界限之间变动。“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24)马克思还认为，工资的变动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25)。从马克思对劳动力价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短期内工资是可以调整的。罗默(26)、马格林(27)、达茨(28)等后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新古典框架讨论了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从波动到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他们的动态分析可以用以下两个方程来概括：
图2 有效工资率(ω)和储蓄率(s)的动态调整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微观失业理论：劳动压榨、阶级冲突与失业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微观失业理论，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冲突”、“剥削劳动”等一些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一套较系统的劳动市场微观理论。利皮茨(29)将其称之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劳动市场理论”，并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阐释。利皮茨认为，该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市场理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作用。所谓“政治”，利皮茨认为是一种能强化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支配能力和支配权力的制度安排。鲍尔斯(30)也强调“政治”在劳动过程中的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过程中的两种关系，即资本主义“市场交换”过程中买卖双方的自愿关系和“工场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后者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区别于瓦尔拉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鲍尔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基础之上：一是从资本家视角看，维持对工人的控制优于对生产效率的改进；二是资本家通常通过差别工资和控制生产过程等手段来分化工人；三是强调非自愿失业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作用。劳动压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微观劳动市场理论，该理论较好地揭示了“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本节则运用本文所构建的框架对该理论及其相关的“去技能化”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做一个简要阐释。 1.劳动压榨与劳动市场的非出清均衡 鲍尔斯(31)、利皮茨(32)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创建了以解雇为基础的劳动激励模型即劳动压榨模型，这类模型从分析的技术方法看与夏皮诺和斯蒂格利茨(33)等主流文献的效率工资理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从制度结构看，前者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特性，后者则强调了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理性。正如鲍尔斯所认为的，马克思模型与主流模型的区别不在于市场结构的差异，或是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差异，而在于对生产过程本身的分析。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都渗透了“政治”的影响，即都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 概言之，劳动压榨模型既运用了新古典方法，即假定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函数具有凹性特征和边际递减规律等，同时又继承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法，强调生产过程中“政治”的作用，即假定资本家拥有对生产过程及资产和生产剩余的控制权，资本家与工人利益冲突的解决通过资本家对工人施加强制力来实现(马格林(34)、鲍尔斯和金廷斯(35))。因此，劳动压榨模型则是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方程(即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生产过程模型”来完成模型的构建。该生产过程模型假定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监督工人的劳动，并威胁工人如试图偷懒将予以解雇，以迫使工人尽最大可能地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因此，此类模型都将“工人努力程度”和“监督”作为内生变量。这里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被解雇的成本，而被解雇的成本反过来又依赖于当前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的价值。具体而言，工人的努力程度e和被解雇成本
的决定可用以下两式来表示：
对监督投入现实的测度，戈登(36)曾提出四种指标作为对监督投入的度量：一是私人非农雇员中非生产雇员所占比重，二是监督雇员占私人非农雇员的比重，三是工头工人占制造业工人的比重，四是管理人员占非农雇员的比重。为讨论方便，本文将监督员工占雇员的比重记为ξ，并假定监督雇员的工资与其他雇员的工资相同。 由此，根据努力函数的界定，投入生产中的实际劳动量即为eL。根据本文框架中的假定a=X/AeL，有X=aAeL，结合瓦尔拉方法，可得厂商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
以上分析说明，在非出清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对于既定的均衡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和监督投入水平及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努力程度，工人感觉就业与非就业并非无差异的。换言之，在非出清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利润最大化厂商拒绝接受失业工人以当前在业工人的努力程度而低于当前的工资水平来进行工作，即均衡工作高于市场的出清工资，从而使得劳动市场的产业后备军长期存在。 将该劳动市场的微观机制纳入本文分析框架能更直观地看到劳动压榨对失业的影响。在本文框架中，引入努力函数后，劳动投入L则需用eL来代替，此时的动态劳动需求曲线为
，其中
代表工人努力程度的提高率。根据以上分析，市场的出清工资为
，竞争性均衡条件下
=0，竞争性均衡工资
高于市场出清工资
]。由图3可知，在竞争性均衡工资
水平上，劳动供过于求，且竞争性均衡工资不能自动下降到市场出清工资，失业将长期存在。另外，图3还显示，压榨程度的变动将对劳动就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压榨程度的提高，将导致劳动需求下降，进一步加剧劳动市场的失衡。
图3 劳动压榨与劳动市场的失衡 2.“去技能化(de-skilling)”、劳动市场分割与劳动压榨 鲍尔斯(37)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本家对利润的竞争性追逐，必然要求他们所组织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利于维持他们对工人的控制。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作所呈现出的枯燥、琐碎和其他各种令人不悦的特征都或可归因于此，而不代表为技术特征合理要求的体现。由此，当前广泛采用的生产组织形式，包括当前所使用的技术，并不仅是外生既定的可供选择的技术与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以及工人对闲暇和各种工作环境的选择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资本的阶级利益。简而言之，资本家为强化对工人的控制，倾向于采用能弱化工人技术水平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技术设施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即资本主义企业的“政治”特性必然导致在技术选择上存在“去技能化”的倾向。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去技能化”倾向，马克思主义文献给出了多种解释：一是认为通过用非熟练工人与机器的结合代替熟练工人，厂商能够削弱工会的议价能力；二是认为在熟练工作中，工人垄断了生产过程的精确信息，如将复杂工作分解为几个简单工作并进行“时间—动作(time-motion)”研究，厂商可获取生产的准确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制定计件工作率以提高监督水平；三是认为对厂商而言，降低工作的技术含量与雇用新员工以替代由于偷懒而被解雇的旧员工相比，成本相对更低(利皮茨)(38)。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去技能化”的生产技术的选择服从于劳动压榨的目的。 将技术选择作为阶级对抗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厂商选择技术不考虑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竞争性要求。在新古典框架下，利润最大化也必然是技术有效的，即能实现既定实际要素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但如果厂商将一部分资源用于维护他们对生产过程的支配权或用于确保获取更多的租金，效率、成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 道(39)认为，在垄断条件下，由于经济租金的存在，厂商可能将更多的资源投入非生产领域以提高它们的议价地位，这种策略将导致技术上的非效率性，因为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更偏好于“生产更小的经济蛋糕，占有其更大的份额”。列维(40)认为，在竞争性市场，由于作为工作激励的解雇威胁所导致的外部性，为利润最大化所选择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出现技术上的非效率性。鲍尔斯从劳动压榨的角度分析了利润最大化与技术效率两者相背离的可能性。根据本文框架，鲍尔斯的分析可理解为，由于努力程度函数的凹性特征使得
，厂商则可以通过提高工资从而增加失业成本、减少监督投入并将监督员工转变为生产工人，以提高工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增加产出，因此，实现利润最大化的(
，ξ)组合，并不能实现技术有效。 劳动市场分割也是实施资本主义劳动压榨的重要手段。爱德华兹(41)曾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控制的三种机制：一是简单控制，主要是管理人员对员工的直接监督；二是技术控制，主要是运用机械设施例如生产装配线来控制生产步骤、限制工人渎职的范围；三是官僚主义(bureaucratic)控制，这主要指的是厂商试图诱使工人将厂商的目的内在化，以降低工人与厂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前文以解雇威胁为基础的激励模型，主要分析的就是第一类控制方式；“去技能化”的生产技术选择则是第二类控制方式的具体体现；劳动市场分割就是第三类控制方式的其中之一。阿克洛夫(42)的“投桃报李(partial gift exchange)”模型、长期合同理论和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等都与此相关。 劳动市场分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分化工人，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种不用提高工资水平就能增加工人的失业成本，从而提高工人努力程度的有效方式。鲍尔斯(43)曾认为，工人对工资等的议价能力与工人间的团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因此资本家倾向于对不同工人(甚至是相同能力的不同工人)采用差别工资等劳动市场分割手段来促使工人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妒忌仇视，以削弱工人间的团结，从而达到加强劳动压榨的目的。用本文框架分析此类劳动市场分割，可将个人努力程度函数修正为：
其中，u代表工人的团结程度，R代表工人间的不平等程度，该函数满足
。该函数含义为，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资差别越大，导致工人间的不平等程度R越高，工人的联合程度u就越低，从而导致工人的努力程度e就越高。 四、结语：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含义 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劳动市场理论的重要理论分支。本文试图以相关文献中“模型构建的不同完成条件(Alternative Closures)”为基本框架，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分别以资本积累所推动下的内生技术进步和以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等作为分析主线，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宏观失业理论和微观失业理论的模型构建，并根据所构建的模型分别对马克思主义宏、微观失业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以便更好地凸显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在相关文献中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宏观失业理论是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分析基础的，从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宏观比例失调、技术变革等多种视角来对马克思失业理论进行阐释。由于这些理论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性来分析资本主义失业原因，因而与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西方主流文献相比，更具全局观和洞察力。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存工资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作为基本假定前提，来阐释资本主义失业和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生存工资率下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是支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积累的基本机制，并认为资本积累必将导致失业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这些观点较好地把握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本文宏观部分则试图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阐释。本文这部分内容分析的主要特点是，从内生技术进步的视角，考察了这些文献所涉及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资本积累所推动的技术进步，是以节省劳动为目的，这即意味着，资本利润的提高是以牺牲劳动收入为代价的，那么不平等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 从马克思主义宏观失业理论所引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快速发展，试图将大量资源集中投资到现代工业部门，尽管这些国家从统计绩效看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增长，但由于这些部门采用的是高收入国家所采用的节约劳动的现代机械设备和技术，日趋严重的“资本深化”是这些部门所呈现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是，就业的增长远低于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传统的农业部门对劳动的吸收已趋饱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被推向城市，而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有限，这些人口在城市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最终沦为城市的赤贫人口。这种现象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与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纪欧洲的景象是极为相似的。因此，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所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微观失业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冲突”、“劳动剥削”等思想作为理论出发点，以新古典的瓦尔拉方法为分析工具，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为分析对象，对生产过程中阶级冲突的就业影响进行了考察。代表性的理论有劳动压榨理论、“去技能化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等。这些理论区别于新古典劳动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了“政治”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即强调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本文的微观部分则通过构建模型对以鲍尔斯、利皮茨等代表的劳动压榨理论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并探讨了“去技能化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与劳动压榨理论的内在联系。本文分析表明，劳动压榨理论的理论贡献在于，该理论揭示了只要存在阶级利益冲突，存在劳动雇佣关系，资本主义失业就不可避免。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论是采取“去技能化”的生产技术，还是对工人采取“分而治之”，即采取劳动市场分割策略，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对劳动的控制，强化对劳动的压榨。 泰勒主义管理模式可以说是采用“去技能化”技术选择以实现劳动压榨的最好的现实例证。它将一项复杂的工作分解为若干个组成部分，并将对生产任务的管理权从生产工人的手中转移给工程管理人员，同时通过对“时间—动作”的研究来构建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估体系，从而加强对劳动的控制。这种管理模式(及与此类似的管理模式)不仅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企业，也存在于正在积极融入全球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工业企业。只要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了资本主义因素，其工业资本必将倾力实现其对劳动使用的最大化，劳动压榨则是在所难免。这种由工业资本发展内在逻辑所导致的对劳动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是产生社会不公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值得发展中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①Sen,A.K.,Neo-Classical and Neo-Keynesian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Economic Record,1963,Vol.39,pp.54-64. ②Marglin,Stephen A.,Growth,Distribution and Pric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95. ③Dutt,Amitava K.,Growth,Distribution,and Uneven Development,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0-66. ④黎贵才、卢荻：《技术变革、劳动压榨与失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业理论的模型建构与阐释》，《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⑤Morishima,M.,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p.129-144. ⑥Romer,J.,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93-173. ⑦Okishio,N.,Notes on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Vol.1,No.1,pp.93-100. ⑧Heertje,D.Furth,A.,Van Der Vee,R.J.,On Marx's Theory of Unemployment,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1978,Vol.30,No.2,pp.263-276.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724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4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0页。 (12)当正效应起主导作用时，由(8)式可得Cg[，k]＞g[，A]，再根据第(11)式，有β+γ＜1。以下分析类同。 (13)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9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页。 (16)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力的价值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可以按同样的比例增长(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7页)。因此，这里将固定的有效劳动的实际工资ω(=w/Ap)视为生存工资是合理的。 (17)伊藤诚研究发现，在《资本论》出版以前，马克思对危机主要是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等流通领域角度来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危机问题的考察已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并将利润率的下降视为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参见伊藤诚：《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形成》，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7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5-257页。 (19)Philippe(1980)曾通过数学式子的推演试图来否定这一规律。详见Philippe，V.P.，The Falling-Rate-of-Profit of Crisis:A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by Way of Obituary,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Spring,1980,No.1,pp.1-16。Wolff(1979)则试图通过统计数据来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参见Wolff,E.N.,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The Organic Composition,and the General Rate of Profit in the U.S.Economy 1947-1967,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6,No.3,p.340。 (20)Sweezy,Paul,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p.93-210. (2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6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5页。 (26)Rormer,J.,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arxian Economics,Econometrica,1980,Vol.48,No.2,pp.505-530. (27)Marglin,Stephen A.,Growth,Distribution and Pric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97-109. (28)Dutt,Amitava K.,Growth,Distribution,and Uneven Development,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46-50. (29)Rebitzer,J.B.,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s of Labor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Vol.31,pp.1394-1434. (30)(31)Bowles,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Walrasian,Neo-Hobbesian,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Vol.75,No.1,pp.16-34. (32)James B.Rebitzer,Unemployment,Long-Term Employment Relations,and Productivity Growth,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7,Vol.69,No.4,pp.627-635. (33)Shapiro,Carl,Stiglitz,Joseph E.,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Vol.74,pp.433-444. (34)Marglin,S.A.,What Do Bosses Do?: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Th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74,Vol.6,No.4,pp.60-122. (35)Bowles,S.,Gintis,H.,The Problem with Human Capital Theory:A Marxian Critiqu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Vol.65,No.2,pp.74-82. (36)Gordon,David M.,Who Bosses Whom?:The Intensity of Supervis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Labo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Vol.80,No.2,pp.28-32. (37)Bowles,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Walrasian,Neo-Hobbesian,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Vol.75,No.1,pp.16-34. (38)Rebitzer,J.B.,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Economics of Labor Marke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3,Vol.31,pp.1394-1434. (39)Dow,Gregory K.,Internal Bargaining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87,Vol.8,No.1,pp.13-38. (40)Levine,David I.,Just-Cause Employment Policies When Unemployment Is a Worker Disciplin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Vol.79,No.4,pp.902-905. (41)Edwards,Richard C.,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1979,pp.145-147. (42)Akerlof,George A.,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1982,Vol.97,No.2,pp.543-569. (43)Bowles,S.,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Walrasian,Neo-Hobbesian,and Marxian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Vol.75,No.1,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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