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协调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0-176X(2003)05-0033-06
20世纪中叶开始，国际经济一体化在欧洲、美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成为各国寻求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惟独亚洲地区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始终没有得到人们足够地重视，即使是框架性的设想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探讨。自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深受重创的亚洲各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认识直接聚焦在区域货币合作上。即使中国这样的经济体——依靠自身的实力和政策——成功地规避了1997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但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区域货币合作方面的期望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需求。
一、区域货币合作——汇军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
汇率政策协调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一部分，后者是指“各国充分考虑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30国集团，1988）。理论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基于国家间存在的政策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各国的不协调决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无效率。我们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的汇率扰动对于一国宏观经济的冲击，然后再考虑政策协调对于两国的福利影响。
1.汇率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汇率扰动冲击
开放经济条件下多恩布什总需求函数为：
D=A(Y,i)+T(SP[*]/P,Y,Y*)(1)
其中，A=C+I+G为本国居民支出，消费C是本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函数，I是本国利率的函数；NX=X(Y*,SP*/P)-Q(Y,SP*/P)为本国经常项目余额，是本国和外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本国汇率的函数；Y、Y*、i、S、P、P*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的产出、本国利率、本币汇率、本国和外国产品价格。对(1)式两边取对数，并假定P*=1，则有：
其中，d为以对数表示的本国总需求LnD,u代表出口、政府支出等外生变量的变化，s和p分别为对数表示的即期汇率和本国产品价格。再假定国内充分就业，国内价格变动率与国内产品超额需求变动率一致，得
以上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汇率扰动与该国的国内价格水平波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频繁的汇率扰动冲击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到一国的进出口部门，而且还会对该国国内市场的稳定形成冲击。随之而产生的价格不确定性和大量交易成本，不但会缩减该国的对外贸易外资流入，还会使得该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大大削弱。所以，正如我们所经常看到的，一个汇率稳定性较差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也是无效率的，而且极易遭受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恶化的情况（如目前的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而反之，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认识到这种宏观政策的外部性，采取多方均可接受的汇率协调政策并长期坚持，以共同稳定某一地区的货币汇率的情形，那么，参与协调的各国福利状况都必然会得到改善。
2.汇率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Hammada图像
政策协调的收益可以通过图1的Hamada图来进行直观的说明。[16]其演示的虽然是两国情形，但其论证可以推广到多国情形。图1中横轴代表国家1的汇率政策工具I[,1]，纵轴代表国家2的汇率政策工具I[,2]。各国的目标函数定义为一系列连接福利相同点的无差异曲线U[i,j]，其中：i=1,2;j=1,2……。在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国家1的无差异曲线U[1,j]即为垂线，其福利水平由该国政策工具I[,1]单独决定。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政策工具I[,2]会影响国家1的福利水平。结果，国家1采用的汇率政策工具对于本国福利的作用减弱，因而其无差异曲线由原本的双曲线的一支，变为围绕国家1最佳福利点B[,1]的椭圆线。类似地有围绕B[,2]点的国家2的椭圆形福利线U[2,j]。
图1 汇率政策协调的福利分析——Hammada图像
有效的汇率政策（即两国协商后的汇率政策）会使两国在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达到均衡，而各切点的连线即为连接B[,1]B[,2]的契约线。在该线上任意一点的均衡均为帕累托最优，因为除非降低另一国的福利水平，否则一国的福利状况就无法改善。而在不存在协调机制情形下制定的汇率政策则是不可能导致有效契约点均衡的，国家1在决定本国政策时会将I[,2]视为给定，其选定的I[,1]即为无差异曲线U[1,j]与给定的水平I[,2]线切点在横轴的对应值。于是，根据连续变动的I[,2]可以给出连接国家1无差异曲线上水平切点的该国反应函数R[,1]。同理，国家2的反应函数R[,2]可以通过在给定I[,1]情况下最优选择I[,2]的方法类似地得到。也即，R[,2]为连接国家2无差异曲线U[2,j]上垂直切点的连线。
未经协调决策下的最终均衡点为纳什点，由两国的反应函数的交点给定。因为在此点上，两国都在无法确定其他国家政策的情形下做出了最优决策，其中任何一国都不再有变更汇率政策的动机。然而该点却是无效率的，因为它比契约线上的任何一点都更远离最佳福利点。Hamada图清楚的说明了缺乏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必然是无效率的，各国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协调达到更优的福利均衡点。
二、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新设想
自从蒙代尔(Mundell)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最优货币区》一文后，国际货币合作与协调便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和欧元的启动为区域货币合作带来了相应的示范效应。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有库珀(Cooper,1984)的“单一货币理论”和麦金农(Mckinnon,1984)的“强势货币联系理论”。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国内外关于亚洲货币合作的相关理论和文章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另一种观点就是实现货币一体化，创立亚元。笔者认为，前一种设想仅仅属于比较浅层次的货币合作范畴，难以担负起避免或抑制危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而另一方面，东亚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二战以后遗留的种种政治问题又使得亚元的设想难以实现。本文在分析和总结以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注：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在国际经济评论杂志1998年11-12期上发表题为《以汇率协调克服东亚货币危机》的文章，但文中只是提到汇率协调，并没有涉及具体运行机制。）的新设想，其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内容：
(1)确定参与方相互间的均衡汇率以及波动的大致幅度，同时明确机制参加方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
(2)确定机制化的“货币锚”。我们的设想是，既不以日元、也不以美元为锚，而是以人民币和日元共同组成双锚，这是由日本现有的经济、科技、金融等综合实力和我国经济规模、发展前景及其市场潜力等因素所必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以这个货币锚为核心构建成特殊的双层框架：一方面日元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保持相互间汇率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其它参与方货币不直接与美元挂钩，而是与日元和人民币挂钩，随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上下浮动而波动。这个框架基本可达到使参与方间货币的汇率波幅不大，且对美元汇率有调控的联合浮动，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的目的。
三、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对中国的积极效应
（一）静态效应
1.相对价格不确定性的消散及“贸易和投资创造效应”
众所周知，人们把对生产、投资、消费等决策的基础建立在价格机制为其提供的信息上，而由汇率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不确定性使得决策的质量下降。（注：举例为证，假定一个企业决定在国外投资并将其决策的基础建立在众多的变量之上，而其中之一就是对汇率的预测。又假定在投资后，汇率发生了超出预想的变化，建立在原先汇率预测基础上的决策变得无利可图，结果企业的投资失败，被迫关闭在国外的企业。）实际上，汇率不确定性的产生是由于汇率的变化不能反映价格的变化。由于汇率变化的幅度通常大大超过相对缓慢的价格变化的幅度，汇率的超调是不可避免的。（注：汇率超调理论最早是由多恩布什(R.Dornbush)在其1976年的《预期于汇率动态》一文中提出的，后由弗兰克尔(J.Frankel)、布衣特尔(W.Buiter)和米勒(M.Miller)等人做了进一步的推广和深化。）1985-1995年日元的升值就是一个例子。当时日元／美元汇率从1985年1月的254.18/1持续升水至1995年6月的最高点84.64/1，日元升值的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日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使日元严重背离了其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导致了许多日本企业利润下降，甚至倒闭，产出也大幅下降。随后，日元又开始大幅度贬值，使日元汇价又低于其购买力平价水平，这种剧烈的汇率波动使日本经济产生大量的调整成本和交易成本，目前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也和不稳定的汇率有一定关系。
汇率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企业减少对国外的投资，而汇率的波动则增加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使国际贸易的成本比国内贸易大得多，随着交易成本的增加，国际贸易将减少。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的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汇兑和汇率风险的人员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
2.有效避免东亚各经济体间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将约束东亚各经济体“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行为。参与贬值的各经济体往往并不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而且大幅贬值的汇率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各经济体为改善国际收支进行了一场贬值大战，使国际贸易萎缩，并导致了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引发了史无前例的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的各经济体纷纷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自由浮动。在这种缺乏约束机制、互不信任的汇率体系下，各经济体的汇率极不稳定，一遇风吹草动，贬值大战一触即发。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经济体汇率的数次大幅贬值都令人民币和我国的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国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维系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避免了新一轮的货币贬值。但无可避免的是，自身也遭受了经济发展放缓的巨大损失。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对亚洲其他经济体提出的货币合作建议都做出了积极回应，反映出维持地区汇率稳定是中国的利益所在。
3.有利于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宏观金融稳定性增强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上多数国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变成一种“无规则的制度”，对汇率自由放任、监管乏力、漏洞百出，国际投机资本有机可乘。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提上日程。金融监管的放松将会降低我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全球性金融协调机制无力应付各种金融风险和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区域性货币合作安排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肯尼斯(kenneth,2001)的计量研究证实了东亚地区密切的金融联系，[11]这为东亚地区实行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东亚各经济体，尤其是日本、中国及中国香港地区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各国在必要时可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保持地区内的汇率稳定。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有助于降低周边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安全阀。
（二）动态效应
1.汇率风险降低的“新古典增长效应”
新古典增长模型有助于阐述汇率风险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新古典增长模型可表示成y=f(k)。如图2所示，横轴k为单位工人的资本存量，纵轴y为单位工人的产出，f(k)为生产函数。图中生产函数切线的斜率等于贴现率：随着单位工人拥有的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等于资本收益率的贴现率也会下降。在A点，边际资本产出等于消费者为了贴现未来消费而使用的利率，模型达到均衡。
图2 汇率风险降低的新古典增长效应
现将该模型作为评估建立汇率协调机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依据。由于交易风险的减少降低了系统风险，会使得实际利率水平下降(F.Giavazzi & M.Pagano,1988)。（注：弗兰西斯科(Francesco)将这种收益称之为"gains from tying One's hands"，用以描述希腊、意大利等国在加入EMU后利率下降、金融趋于稳定的现象。）调节风险的贴现率的下降使得上图中f(k)的切线斜率变小，均衡点从A移至B，资本积累增加，增长率上升。该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增长路径的内生性非常显著，经济增长不再只由技术改进和人口增长这些外生变量决定。交易风险的减少导致的利率下降有利于经济保持持久的高速增长，也有利于经济体内更多资本积累的实现。此外，由于汇率的稳定性使得国内经济在低通胀、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金融状态下运转，货币协调的收益还会在长期通过对宏观经济基础的影响表现出来。这必然会拓展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并进一步引致更多的外来投资和风险资本，进而转化为增长，从而形成良性而有活力的循环增长路径。（注：多恩布什在AER上2001年撰写的"Fewer Monies,Better Monies"一文中称之为"close virtuous circle"。）而经济一旦进入稳态增长的轨道，那么货币扰动和金融的低效状况会更易于被发现，从而使得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有的放矢。[9]
2.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经济体的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提升我国的竞争力，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尚不充分。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国内金融业发展滞后，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尚需时日。鉴于人民币在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拥有相当的影响力，笔者认为首先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国际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及各项金融改革的深化，再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全球国际化，是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而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将是人民币区域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在此协调机制中，人民币与日元共同组成货币锚，其他国家的货币与日元和人民币挂钩，随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上下浮动而波动。如果这一协调机制得以实施，无疑将大大加强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届时不仅我国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将加大人民币的使用量，亚洲各经济体也将提高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总之，人民币的国际化将给我国带来以下若干方面的利益：
第一，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不但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改革，而且将逐渐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民币一旦完全国际化后，中国就拥有了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发言权也将随之增加；一旦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也会做出重要的贡献。
第二，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减轻或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
随着我国的入世，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经济往来，特别是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活动步入空前的发展时期。而汇率变动始终是困扰和制约开放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在20世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没能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导致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的长期不对称，致使核心债权国、以间接投资为主的日本因外汇汇率的波动惨遭损失。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高，在外贸、乃至在其他经济往来中所占的比重越是显著，我国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就越小；一旦人民币完全实现国际化，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增加铸币税收入
任何国家发行纸币都是借助货币发行权向纸币持有者筹集资金的一种行为。人们手中持有多少纸币，相应的价值就被发行者筹集而去。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无偿从别国征收铸币税。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这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财富流失。而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国不仅可以在国际交换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从而减少外汇储备，而且相当于间接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行人民币，获得铸币税收入。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不断加大，其收益也会逐渐增加。
四、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对中国的负面效应
1.人民币加入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会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下降
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之后，我国要同其他参加协调机制的经济体保持相对固定的汇率，要求各成员实行紧密协调的货币政策，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国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更甚的是，由于我国是双货币锚中的一锚，必须根据协调机制成员的数量和经济规模确定人民币的发行量，比之原先仅根据国内情况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情形要复杂的多。此外，由于成员的相对自由的进入或退出，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为复杂，甚至在特定时期难以兼顾内外均衡。另一方面，一旦我国国际收支恶化，也不能随意地借助人民币贬值来改善经常账户，也即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汇率工具的调节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分析远不足以成为反对汇率协调机制的理由。从表面上看，加入汇率协调机制致使本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下降，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完全意义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不可能存在的。诚如麦金农[17]和威廉姆森[18]所言：“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
2.维持本币稳定的成本提高
加入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后，外汇管制不能再充当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工具。同时，随着汇率协调机制的运行，区域中的经济体会增强对人民币的盯住，加大对人民币的持有量。而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越大，维持人民币稳定的难度就大，成本也会随之提高。又因人民币在汇率协调机制中的特殊地位还需承担更多的义务，如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低通胀等。此外，在参与汇率协调机制和充当货币锚角色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不稳定所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静态的成本。超过预期的经济周期下行，动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一旦出现国际抛售，人民币会加速贬值，必然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的衰退。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衰退引发的英镑抛售风潮，不仅加剧了当时英国经济的恶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其长远的经济发展。
3.管理、协调成本增加
参与汇率协调机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管理问题，国内管理机构的增设，国际协调的增加，成本不断上升；而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寻租”行为又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监管难度的增强必然导致管理成本提高。此外，虽然从长期来看，加入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对国内各地区、各行业而言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在短期内，对外开放部门和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显然会更为直接、迅速地获得相应的利益，导致部门和地区间发展的进一步失衡，由此产生的协调进一步增加了成本。
4.人民币境外流通规模的增大可能会引起伪币的增加，使我国经济遭受损失
一般地，纸币流通的广度同出现伪币的可能性成正相关关系。如美元，是当前国际上流通最广的纸币，据保守估计，流通中的美元有1亿多是假钞，其中在其境外就高达7900多万元。国际市场上一旦出现大量人民币伪钞，不仅会给我国带来经济损失，损害人民币的信誉，而且也会增加我国的防伪成本。
由此可见，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对中国而言是利弊兼有的，但从长期和动态发展的意义上看，利益必然超过损失。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着亚洲的货币合作。继《清迈协议》签订后，朱镕基总理于2000年11月在第四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宏伟构想。此外，中国还将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开放。这些举措都表明了中国积极推动亚洲合作的态度。在日本经济复苏无望、欧美经济自顾不暇的国际背景下，面对全球性衰退和通货紧缩压力，发展中的大国不仅需要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适时地分担国际义务，互为促进，而积极筹划和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不失为中国真正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200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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