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走势、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势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全球走势，结合国内外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论述，并论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历程、资本主义的衰退和复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创造中华新文化、振兴社会主义和造福人类中的作用。文章指出：从全球走势看，本世纪下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与其说是以苏联东欧的剧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不如说是新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体制而崛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成就，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某些政治家和评论家的社会主义“大失败”的错误论点。
众所周知，研究全球走势的全球学是当代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我国已经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对社会主义旧模式进行改革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崛起、并正在向经济大国发展的国家。因此，我们更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这个新兴的全球学。
一、国际形势激变
80年代下半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首先的一个巨大变化，正如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所概括的：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
与和平、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要问题同时发生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以及两极对立格局的崩溃，世界正在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基辛格在70年代初期指出，世界已出现了美、苏、中、日、欧五个力量中心。从那时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即进行某种计划调节和实行某些社会改良政策。这是从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德、意、法以及其他西欧、北欧国家更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一般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德、日、意、西、葡等国家还有实行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等重要因素，并由于进行新的科技革命，使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很快的发展，并使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和。这被称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那些国家，则相反地暴露出它的领导者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造成对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严重压制和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以苏联为例，从60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时期”。由于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加上这些国家过迟地进入改革，又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终于导致1989年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些事件宣告了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完全失败。
但有些西方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据此就宣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大失败”，这是错误的。例如，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共产主义的大失败》的书。这种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一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旧模式实行“对人民的专制主义”，②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为共和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即“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是直接违背恩格斯早在1847年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指出的“不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废除私有制”，而必须“逐步改造旧社会”的原则的；也是直接违背列宁在1921年为了纠正实行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而实行的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帮手”采取“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来满足农民的需要进行竞赛”的新经济政策，而建立的所谓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苏联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的那种僵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句话，这是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所以苏联东欧的剧变，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做法的失败，而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大失败。
再则，“共产主义大失败”这个论断之所以站不住脚，还特别是因为这个论断不符合下面要详述的在这期间同时发生的中国因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崛起这个十分触目的事实。
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崛起
从全球走势的观点看，20世纪下半期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与其说是以苏联东欧的剧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新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体制而崛起。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③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算起，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已经有147年；在这期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78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同样，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46年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邓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前面提到，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困难和饥荒很快就被克服了，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实践证明，列宁所实行的改革，即他的“新经济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可惜，列宁逝世过早，使他未能循着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一个时期有些外国传播媒体指出，邓小平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是和列宁1921年实行的改革相类似的，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邓小平所说“苏联模式”后来的“僵化”是斯大林造成的。斯大林在20年代末，不顾苏联党内布哈林、克鲁普斯卡娅等的反对和历史的教训，而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向变相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倒退，结果造成了更大更惨的经济大破坏和大饥荒。
当然斯大林以主要是向农征收过重贡赋（即毛泽东所说的“把农民控得很苦”）的办法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应当说也是取得了成绩的，这就是在很短时期内使苏联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从而使苏联人民成为取得二战反法西斯的胜利的主力军，为世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40到50年代出现了一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高潮，对此，斯大林是有功劳的。但是，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而最终陷于失败。
毛泽东在30到40年代，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列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提出了长期允许资本主义存在，长期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但是，毛泽东在1953年却照搬斯大林的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纯公有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僵化模式，而放弃了自己本来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其标志就是1953年12月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说：要做到像苏联那样“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⑤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我国绝种，也使个体私有制在我国绝种。这表明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已经走入了迷途。三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即三年大饥荒，以及1966到1976年“文革”十年浩劫，实际上就是在照搬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基础上发生的。
邓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的谈话中说：“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⑥他在1988年5月18日的谈话中说得更明确：“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是没有解决好。”⑦所谓很早就发现了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许多问题，是指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严重错误以后，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有重大成果，主要表现在：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但毛泽东对于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的八大路线是有保留的和实际上不同意的），以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学说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提出的许多正确观点上。但那时问题的确“没有解决好”，特别是没有提出和解决领导等权力过分集中，实际上是排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特权人治的领导体制问题。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加上我们所犯的“左”倾错误而形成的原有的僵化体制和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的谈话中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然，还有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引用者注）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⑧
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总的来说要纠正建国初期以来我们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错误，也纠正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下半年起到毛泽东晚期19年（如果算到1978年12月就是21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就是要实行伟大的历史转变，即邓小平所说的三个转变。邓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⑨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纲要，也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是完全可以做到人人明白、家喻户晓的。
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理论，也可以用邓小平关于中国目前的对内、对外基本政策所讲的两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坚持不断发展生产力”和“主张和平”。邓小平在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于这年10月26日的谈话中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富强，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⑩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前进，也就是中国人民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场伟大的革命，已经16年了。16年的实践证明，这条新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经济得到空前迅速、蓬勃的发展。从开始改革和实行重点转移的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就是说，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我国已经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崛起。在这16年间，先后经历了两个快速增长阶段：第一个快速增长期是1984年到1988年的5年，据统计，这5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1.5%。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称赞这个5年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的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5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11)第二个快速增长期开始于邓小平发表要求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南方谈话的1992年，这一年经济增长了13.6%，达到最高峰，1993年增长了13.4%，由于适度加强宏观调控来遏制通货膨胀，1994年经济增长回落到11.8%。1995年的经济增长估计仍将为10%左右。国内外许多专家都认为，中国遏制通货膨胀措施是成功的，是能保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快速稳定增长的。
其次，在这期间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皆知，中国对80年代、90年代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对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对冷战结束后争取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用实践证明了它是坚定的和平力量，并且它是当代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其三，在中国产生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新理论，将被最终证明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并发展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必由之路，是可供各国人民借鉴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理论。
当然，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因而它在世界上发挥的影响也还是初步的。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成功及其巨大影响预计将发生在21世纪中叶。邓小平在1987年4月26日谈话中说，如果在下个世纪中叶，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那将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12)
中国因为实行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崛起这个事实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9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正如法国《星期四》杂志1992年10月29日出版的一期中所说：“资本主义显得像个疲惫不堪的主角，在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停滞、货币紊乱、房地产萧条、工业衰退，以及投资下降，并由此导致失业猛增。至于东方国家（指发生了剧变的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陷入空前的工业灾难，面临着生活下降——至少下降30%。”看来，处于低潮的西方发达国家和转了向的“东方国家”，都犯了沉重的体制病（或者是原来的体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将不得不从调整或改革原来的体制中、或者是从建立新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体制中寻找出路。它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三、资本主义的衰退和复苏
上述法国《星期四》杂志所载“资本主义疲惫不堪”的现象，发生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这也包括创造了“东亚模式”的日本在内，它也深陷于“泡沫经济”中而不能自拔。这就结束了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所谓的“创造奇迹”的时代。可见，只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计划调节经济的经验，进行某些社会改良，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个别企业或行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直到1993年，特别是到了1994年，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才得到复苏。至于剧变后的苏联及东欧大多数国家，它们的经济下滑过程还没有结束。
在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和复苏的过程中，应当说，和平和发展两大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整个国际局势缓和的趋势还在继续，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以及从长远看来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没有改变。以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就能一家独霸和主宰世界、号令一切，是错误的估计。美国企图在对苏联的“一个冷战”结束后，同时发动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和反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冷战”，也肯定要失败的。
布热津斯基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中译本题为《大失控和大混乱》），反映了美国面临的重重困难，从这个意义说来，它比作者1989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一书是有进步的。但作者主张美国同日本、欧洲联合起来领导世界，这仍是必然要破灭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梦想。作者还毫无事实根据地断言，中国有可能领导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造反，甚至说中国可能与伊朗、俄罗斯结成三国联盟来造成全球性混乱，这更是想入非非了。这只证明作者对社会主义中国是很无知并怀着很深的偏见。
四、亚洲新价值观冲击欧美
日本《选择》月刊1995年1月号发表的题为《新价值观冲击欧美》的文章，是引人注意的，因为它揭示了目前国际社会最深层即文化层中正在发生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指出，欧美国家正受到发源于将近2500年前孔子学说（即儒家学说）的新价值观浪潮（即“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这篇文章说：“目前欧洲正在经受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在这第三种价值观中显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格局，也许会把欧美国家从文化及产业创造力的衰退中拯救出来。”作者说在这之前的两次价值观浪潮，就是使欧美各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权威主义和否定权威主义的个人主义。
“权威主义以及否定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曾经是20世纪价值观的两大潮流。第三种价值观则呈现多种多样的形式，因而尚未得到‘某某主义’的名称。其特征是个别人对社会显示其能力，重视给人对社会的责任等等。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看作是一种综合的关系。”“在60年代后半期，德国青年对权威主义作了最强烈的反抗。同那时一样，也是德国青年掌握了这次价值观转变的主导权。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变化是西欧和大西洋世界共同的现象。”“在重视社会的联系的个人主义这一点上，同70年代末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态群众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而90年代新思潮所不同的，并非力争实现社会制度变革，而是要培养能够有意识地与迅速变化的社会相适应的个人。这就是要造就不陷于危机的人。”“新价值观的特点是在尊重个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寻求社会的合作。对于‘隐私领域’和‘与邻居合作’、‘独立工作’和‘集体作业’、‘行动自由’和‘家庭’这些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几个有关问题，需要在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决定态度和行动。”“切忌走极端和偏向某一方面，但是要把表现个人意志的态度活动摆在新价值观的最主要位置上。”“在欧美国家最先把这种‘个体’与‘全体’的平衡作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的是企业。这表现在采用日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汽车工业出色地恢复了竞争力”。“重视家庭与调和精神的东亚儒教（按：‘儒教’应称为‘儒学’，因为孔子思想是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宗教——引用者注）圈的经济的发展对欧洲人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影响，这是难以想象的。看来，体验过权威主义的灾难和个人主义淫威的欧洲人，终于在20世纪末期明白了‘综合考虑问题’的道理。”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全球走向的观察是深刻的，因为他看到了以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为典型表现的权威主义，即压制个人自由发展的专制主义，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他还看到置社会利益于不顾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同样是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但是日本《选择》月刊所说“综合考虑问题（即综合考虑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利益）的道理”，或者是他们所说的“综合主义”，其实不是别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而为世界各国人民世代以来所梦想、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只有结合成为社会，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共产党宣言》说：“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利益。
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人的世界各国人民自己的生存条件所必然产生的，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必然产物。
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3)
因此，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宝库中，有着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是毫不奇怪的。
五、中国传统文化将再造辉煌
在将近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就产生了同样以治国平天下（包括统一天下即统一中华各国）为己任、主张为治国平天下对人类作奉献的两个显学（即由孔子创造的儒学和由墨子创造的墨学）。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在众多的知识分子中，“不入于儒，则入于墨。”可见这两个学派当时在中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那时就有了孔子的大同社会思想（这种思想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始社会理想的反映），有了孔子的以“仁”即爱人和对国家人民的“忠恕”为中心的为国家、为社会、为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并且不惜“杀身成仁”的思想；有了墨子的“兼爱”、“非攻”，并且不惜奔走呼号、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思想；有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且不惜“舍生取义”的思想。而且这种为社会的大同，为人类的兼爱作奉献的伟大而崇高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在中国人民中流传了下来，一直发展到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如同列宁所说，他有着热烈地同情劳动群众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4)毛泽东在这里讲的，首先就是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上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珍贵思想。
毛泽东把上述中国古代儒家和墨家为社会的大同、为人类的兼爱作贡献的思想，同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要以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最正确、最高尚的价值观。
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包括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创造和还在发展、完善中的中华新文化的理论基础，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这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殊的凝聚力。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关于以孔子和墨子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将可能对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并不只是本身受过中国儒家学说影响的日本人这样看，欧美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个例子是人们常常引用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名言：“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另一个例子是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5)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将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在振兴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和造福于世界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在世界上再造辉煌。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②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就指出的。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9页。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273、139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702页。
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261、134页。
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328、376-37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224页。
(13)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4卷，第125-126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15) 转摘马彪：《儒学的历史回顾与21世纪展望——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言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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