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区差异的实证研究_增长速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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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产业增长速度的地带差异分析

2001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4610亿元,第二产业49069亿元,第三产业32254亿元,经济总量规模得到了快速的扩张。与此相同,三大地带(注:东部指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指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西部指新疆、西藏、宁夏、甘肃、陕西、贵州、青海、云南、四川。)及其内部各省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效地支持了全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九五”期间全国GDP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5%,以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为标准的区域年平均增长率的区位商值表明:(1)三大地带中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东部地区有8个省份快于平均增长速度,按大小排列依次为上海、福建、天津、河北、北京、山东、浙江、广东;中部地带有4个省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按大小依次为湖北、河南、湖南、内蒙古;西部地带只有2个省份高于平均水平,依次为西藏和甘肃。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区位指向也极为明显。东部地带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依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带仍然低于全国水平。从地带内来看,“九五”期间东部地带12个省、直辖市中,只有广东、广西、海南、江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带却只有湖北和河南高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带也仍以甘肃和西藏高于平均水平。很明显中、西部地带及其内部省份人均GDP增长速度普遍滞后于全国水平。再次,从三次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三大地带中东部和中部地带第一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带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西部地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中部地带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地带内部,三次产业的省区增长差异也是较大的。(1)第一产业的区位指向,东部地带以海南、福建、上海、辽宁、山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辽宁高于全国水平在1倍以上;中部地带以河南、内蒙古、吉林、江西、安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河南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不仅超过平均水平1倍以上,而且大于海南的水平;西部只有青海、贵州、陕西、新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青海为负增长,但西部中甘肃的增长速度则达到了全国水平的3倍。(2)“九五”时期由于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三大地带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放慢,其中以东部地带更为明显。中部地带内湖北、黑龙江、湖南、内蒙古、河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最快的湖北省也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但超过的幅度都不算高。西部地带内部有西藏、新疆、陕西、青海、甘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国整体来看,第二产业最大的差距也没有超过1倍。(3)第三产业在“九五”时期成为多数省区、市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扩大消费的主要领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为18.35%,远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在东部,只有广西、海南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带内,黑龙江、吉林、山西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带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西藏和贵州。

二、我国产业产值构成的地带差异分析

当区域之间各产业以不同的增长速度变动时,产业间的产值构成比例必然会发生相应地变化,而这种产值结构比的变动实际上就是区域分工格局的演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分工格局已经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改变。

首先,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强的对应性。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区域,其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比较落后的特征。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带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其三次产业构成1999年则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并且随着逐步的发展各个产业构成的变化也进一步表现为第一产业不断收缩,第二、第三产业构成逐渐增加的特征。相对来讲,中、西部地带尽管在变动方向上与东部地带形态相同,但由于其发展水平的滞后使得第一产业构成仍然比较大,中、西部地带产业结构水平明显劣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从“九五”时期区域各产业的区位商值来分析地带内部各省份的产业构成的变动,就能够进一步地发现产业结构变动的省区差距信息。一方面由于“九五”时期国内受到了较大的外来因素冲击,另一方面国家又在这一时期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因此区域产业的区位指向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发达区域的工业受到了强烈的抑制。但就现存的区域产业产值构成状况来讲,仍能够反映出区域产业构成上的变动规律。

(1)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带,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GDP增长速度的有两类省份,一类是北京、上海、天津;它们共同的特征是第二产业区位指向明显小于1,而第三产业的区位指向大于1。由于这类地区经济状况水平在全国处于最高水平,因此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第三产业产值结构比明显的大幅度上升。另一类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区,包括河北、山东、浙江、福建4省,它们的三次产业区位指向当中以第二产业为最高,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全国工业地域分工格局当中有着较高的地位。除此之外,在其余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个省份中,除海南、广西不作分析以外,另外3个省份广东、辽宁、江苏也是经济发展较高的省份,但由于其增长速度的减慢使得它们第二产业的区位指向基本上是小于或等于1,同时与1995年相比,1999年该3个省份第二产业构成都有轻微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第二产业在全国的地位。

(2)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带,由于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北的第一产业始终保持着较高区位商值,因此这些省份的第一产业构成依旧比较高,基本上都在25%左右;黑龙江、湖北第二产业的区位商值最高,相应地,它们的第二产业的产值构成在地带内也是最高的,湖南第三产业的区位商值最高,它的第三产业构成对应也是最高的。山西三产的区位商值均小于1,故不作分析。这就表明,在中部地带内,产业区位商值的高低与产业产值构成的大小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

(3)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带,其内部各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生产力水平也比较落后。地带内西藏、宁夏、甘肃、云南、四川的第一产业区位商值比较大,在全国区域分工格局中第一产业有着较高的地位。但从产值构成的变动上看,这些省份的第一产业构成却都在持续下降,有趣的是它们的第二产业的构成也在不断下降(1999年相对于1995年而言),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构成却迅速提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一方面第三产业构成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为第一产业提供服务的部门得到的较大的扩张,另一方面各个区域都将第三产业作为本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造成区域产业政策向第三产业过度倾斜的结果。相比而言,其余的省份第二产业的区位商值都大于1,并随着第一产业构成下降的同时,第二产业的构成不断提高。

三、我国产业结构效益的地带差异分析

仅仅了解区域产业结构的产值比例和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不够的,实际上伴随着产业部门的分化与整合,由结构变动也会产生结构效益。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区域产业的结构效益,此处引入区域内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并用某产业结构比例与该产业从业人员结构比例的比值来表示产业的结构效益指数,数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结构效益越好,反之亦反。1990-1999年期间,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转移并没有都引起该区域产业结构效益状况的改善,有些比例虽然上升,相反却引起了结构的恶化。

首先,从三大地带的结构效益状况来看,东部地带第三产业有着相对较高的结构效益。通过对1990、1996、1999年3个截点的数据比较分析,发现东部的第三产业结构效益指数在三大地带之中同期内是最高水平,相对而言第二产业的结构效益指数却比较低;中部地带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效益指数都比较高,与其它地带相比第一产业的结构效益最佳,二、三产业的结构效益与最高水平相差不多;不同的是西部地带以第二产业的结构效益为最佳,而第三产业的结构效益却是最劣的。其次,从三大地带的动态结构效益变动趋势来看,中部与西部地带一产业和二产业在1990、1996、1999年表现为逐渐递减的趋势,第三产业则逐渐提高;这表明在中、西部地带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第二产业在吸纳就业的同时,第一产业仍在吸收剩余劳动力,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东部地带第二产业结构的效益持续上升,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90年代总趋势上是下降的,因此东部第三产业在就业方面的“蓄水池”功能逐渐发挥起来。此外从全国整体来看,一、三产业结构效益90年代也是在下降的,而二产业的结构效益却在不断提高。换句话说这表明东部地带产业结构效益的变动趋势与全国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一方面东部地带在全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当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和较高的权重,另一方面东部地带经济发展水平高,劳动力的流动多是从中、西部向东部移动,于是劳动力的跨地带流动使得东部结构效益变动趋势成为了全国结构效益变动趋势形成的主导力量。

四、我国产业结构偏离-份额的地带差异分析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地带间的产业结构不仅有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差异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但是,如果以全国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话,地带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呢?而这种差异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呢?基于此,笔者将使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对这些问题展开具体的研究。

该方法是以一定时期全国各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比例为基准,分别计算各区域按照全国平均增长率可能形成的假定份额,进而将这一份额与各区域的实际增长额进行比较,分析区域各产业总产值增长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情况。因为这种偏离主要是产业结构因素和区位因素造成的,所以可以计算产业结构偏离因素来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P[,j]是j区域产业结构偏离份额(注:一般地,计算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额的值如果是正值,则表示区域产业结构素质较好;如果是负值,则表示区域产业结构素质较差,导致经济增量增长放慢。此外,与产业结构偏离份额紧密相连的另一指标是竞争力偏离分量或差异偏离分量。),e[,j]是该区域总产值,E是全国总产值,t是期末,0是期初,i是各个产业。

按照上述原理,针对我国三大地带,根据“九五”期间国家与地带三次产业增长的实际情况,可以编制偏离-份额分析表(表一)。

表一 “九五”期间三大地带产业偏离-份额分析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年鉴》

表二 我国三大区域偏离分析比较表

表三 三大地带产业竞争力偏离分析表

从偏离-分额分析比较表可以看到:(1)中、西部地带在“九五”期间总产值的实际增长量小于全国份额分量,也就是小于中、西部地带按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时的增量。而东部地带情况刚好相反,可见东部地带发展情况相当好。(2)东部地带结构偏离份额为正值,达到了851;而中、西部地带情况则不同,结构偏离份额分别为-519和-318(见表二)。由此可见,在我国东部地带的产业增长潜力最大,一方面兴旺部门比重高,另一方面产业部门发展速度也快。而中、西部地带产业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很强,尤以中部地带更甚。(3)在“九五”期间,西部地带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地区政策失误、管理不善等,产业竞争力比较差,竞争力偏离分量分别达到-161,这一劣势加上结构的偏差足以将中西部推到了危机的边缘。中部地带产业竞争力没有明显的优势,而东部地带的竞争力偏离分量则明显大于零,达到了1533,可见相对于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带有着显著的产业竞争力优势。(4)从偏离份额来看,东部地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确实在全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带整体情况欠佳,特别是在中部潜伏的问题更多。

为了进一步说明地带内各个产业的状况,从表三可以看出:(1)东部地带竞争力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正值,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第二产业明显优于其它地带,竞争力偏离分量达到了1533,但是该地带第三产业问题却是比较突出,“九五”期间只有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达到了-106,可见总体产业竞争力提高受到阻碍的主要因素是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2)中部地带第一、二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都为较小的正值,基本保持了微弱的竞争优势,但与东部地带一样第三产业问题过于集中,但问题并不十分明显;(3)西部地带中第一、三产业保持着竞争优势,相对于东部而言,第一产业的竞争优势不算大。但西部确实三大地带中唯一的一个第三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保持正值的一个区域,这可能与西部整体经济发展层次低,相应第三产业产值的基数低、初始规模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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