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183;全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相互依存论文,主义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十年是人类社会走出冷战阴影、进入全球化新阶段的十年。冷战的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各国普遍认同市场经济观念，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技术进步的推动，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都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各国间政治经济关系带来了全新的环境，但是旧有的矛盾和问题仍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本文将简要回顾经济冷战和西方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历程，就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带来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最后简要论述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并在结论部分提出几点完善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议。
经济冷战：两个平行市场与分裂的世界经济
二战之后，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延续四十余年，构成国际关系中的特殊现象——冷战。
冷战以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对抗为主线，同时辅以经济争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推行对苏“遏制”战略，这是美国的国家大战略。“遏制”战略在经济上的体现包括，美国试图维持对几个主要经济、技术中心的控制权(日本和西欧)，同时防止苏联东欧国家获得西方先进技术，限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此相对应，前苏联选择了加强自己控制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联合，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建立“两个平行市场”，使这些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控制性影响。欧共体和经互会是经济冷战在组织方面的产物，而美国主导的、旨在限制苏东国家、中国获取技术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则成为经济冷战的象征。在冷战的40年间，世界经济被人为地分成相互隔绝的两部分，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中断。
经济冷战的其它表现还包括：
美国扶持日、欧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并容忍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致力推动西方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
争夺对中间地带(第三世界)的控制和影响，经济援助成为外交竞争的重要手段；
西方鼓励东方阵营中寻求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由化的倾向，比如鼓励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进行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鼓励其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
东西方之间进行长期的情报战，包括经济技术情报战。
60年代中后期以后，东西方经济之间的隔绝状态被逐步打破，经济贸易往来增多，成为冷战结束的先声。经济冷战被逐渐突破，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
第一，美国面临越南战争的失败，推行对苏“缓和”政策。美国在鼓励与苏东国家改善政治、安全关系的同时，扩大了东西方贸易，苏美小麦贸易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美日欧之间经济竞争和摩擦加深。美、日、欧均属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但它们在禁运和限制出口的具体内容上有分歧。出于对传统市场和地理因素的考虑，西欧和日本主张扩大对苏东国家和中国的贸易。欧日经济恢复与发展，增加了它们对美国的竞争。因此，美国工商界和劳工界要求政府改变政策，扩大对苏贸易。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要求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的呼吁冲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强了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拿起“石油武器”，提高油价，西方谋求苏东国家自然资源的愿望加强，西方国家间的分歧也加大。80年代初美欧在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上的争执是其后果之一。
第四，中国因素的变化。中国从苏联阵营中独立出来，美国出于平衡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建立了准结盟的关系。美国鼓励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并采取经济改革措施。获取中国的石油也是美国与中国建交初期考虑的一个因素。
第五，苏联经济出现停滞和衰退的迹象，促使苏联领导人考虑发展东西方贸易关系。主要是中央计划经济下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extensive growth)走到了尽头，国内出现消费品短缺、农业供给不足、技术发展停滞等较为严重的问题。
80年代初由于冷战形势再度恶化，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冷战有所加强。但是，推动东西方走向缓和，打破经济冷战的动力依然存在。
相互依存的发展
西方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与经济冷战并存。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强安全的考虑，是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政治前提。
西方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并不自冷战时代始。相互依存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产生，是贸易、投资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冷战时期，西方经济相互依存是二战前相互依存发展趋势的恢复和继续。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相互利益的交叉，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将带来国际和平。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简单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是实现和平的一个条件，远远不是充分条件。国际经济关系需要有效的国际机制来调节各国之间的利益纷争。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机制需要领导国家，冷战时期，美国有能力也有政治意愿担当国际机制的领导角色。战后美国领导西方的历史为“霸权稳定”理论提供了证明。
美国的领导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建立了二战后主要的经济贸易体系，包括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多边贸易体制(主要是关贸总协定)。这一体制安排减少了国际交易的风险，为战后欧日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宏观条件；第二，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帮助欧日经济重建；第三，容忍其它国家在经济贸易和安全安排上“搭便车”。当然，美国为维持战后西方秩序付出的代价也得到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回报，比如西方国家在冷战中坚决站在美国一边，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弥补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等。随着欧日经济的恢复增长，美欧日三边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从70年代起，西方国际经济体制由美国主导型逐步向集体协调型机制过渡，但美国的领导作用仍然是无法取代的。
在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下，西方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在贸易方面，在1963年至1973年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三倍多，在1973年至1982年间增加到原来的2.5倍多。1963年至1973年间，西方国家间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64%上升到68%。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大大上升。①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早在60年代，对外投资就开始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截至1980年，95%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将近3/4的投资又流向这些国家。②
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体制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美日欧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日本和欧洲经济，美国经济失去了竞争力。除了在农业和若干高科技产业外，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再次引发它们之间关系的危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高，不仅表现在劳工集团而且也存在于汽车、电子等重要产业中。结果，美国的贸易思想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管理贸易”或“战略贸易”，采用一系列手段，包括利用关贸总协定“灰色领域”，通过“自我约束”、“结构谈判”等方式限制日本、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竞争。但是，美国并未倒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公平贸易”的实施与多边贸易组织的多数规定并不矛盾。
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欧经济关系重又开始稳定下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全面恢复了竞争力。经过大规模的重组和技术开发，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汽车、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连续增长。美日欧均推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放松经济管制成为世界潮流。美国跨国公司对国际企业的兼并加速，推动了全球产业重组的浪潮。与此同时，美日欧经济关系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美国对日本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态度。
美日欧企业的相互兼并、渗透空前发展，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从中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前苏东国家)也采取了积极融入国际经济的姿态，一个更加广泛的经济相互依存网络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正在加速形成之中。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其问题
冷战的结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全球化。在一些国家，不少人仍就全球化是不是西方化甚或是美国化争论不休。其实，无论从经济冷战的历史、经济价值观念，还是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扩展中的作用来看，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从投资方面看，1997年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4000亿美元，西欧、美国和日本三者合计占89.3%；同年各国接受的国外直接投资额为4240亿美元，其中西欧、美国和日本三者合计占56.5%。从技术贸易方面看，1995年全球技术流动总金额约为680亿美元，而欧美日之间的技术交易总额即达660亿美元(其中，欧洲跨国公司为340亿美元，美国为270亿美元，日本为50亿美元)，占总额的97%以上，其余国家参与的只有30亿美元。③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也是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这些体制和规则产生于西方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最突出的是扩大了多边贸易组织的管理范围。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管辖的范围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包括增长最快的电信与金融产业)、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贸易领域。同时，WTO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其裁决的约束性大大加强。这些体制和规则既体现西方对全球规则的主导，同时它们也为发达国家经济摩擦的解决提供了约束。冷战后之所以没有出现像一些人预见的“地缘经济”竞争最终破坏西方国家间关系的情形，与西方经济竞争是有序的、可控制性的这一点分不开。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前苏东国家(过渡经济国家)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这些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贸易方面，而且国内体制也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这种战略选择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出现了认同市场经济的主导思潮(被某些批评者称为“市场浪漫主义”)，而且也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是为了争取外国直接投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另外，发达国家要求市场准入的压力也增大了。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虽然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环境，但是国际体系中长久以来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宗教、种族、民族冲突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诸多重大问题包括：
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贫富悬殊加大、各国竞相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趋势。全球化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经典教科书的理论。经典经济学认为，技术变革、贸易和投资的上升会提高生产率，扩大财富，提高平等程度，但现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提高了全球经济的整体效率，但却带来了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中低阶层收入大幅下降、社会财富过分集中等负面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力量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多数国家收缩了财政规模，削弱了二战后推行的福利措施。④这种偏向资本的政策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其政治后果是，经济民族主义影响扩大，反全球化联盟形成。不少人担心，这种趋势延续下去，将导致对外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全球化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趋于恶化，低收入国家数量有所增多，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穷国与富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四十年间扩大了一倍。世界上二十个最富有国家国民的平均收入，是二十个最贫穷国家的三十七倍。⑤
第三，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间的矛盾加剧。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发展。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在经过80年代的衰退后加强。美国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对外强行推行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意图、强化自身安全的冲动加强了。借助经济技术实力推行其价值观、制度和文化的做法，激起了非西方世界的反弹。“9·11”恐怖事件是美国和人类社会的悲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严重矛盾。
第四，国际经济体系的风险程度加大，所有国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风险面前遭受损失。在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好处的同时，日益开放和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风险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不少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国际货币组织或发达国家的建议，开放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结果招致1997年波及东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国际金融风暴。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之巨不亚于局部战争，但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对防范风险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发展中国家呼吁，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国际监督管理机制，尤其要对资本流动加以规范。一些激进经济民族主义者甚至怀疑，发达国家是利用“对冲基金”(hedge fund)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发动经济战争，以达到控制这些国家经济的目的。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地区主义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全球经济体系与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差距造成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出于其自身利益、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考虑，对于解决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结构性矛盾提出的主张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张“全球主义”政策，主张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特别是主张人道主义干预；而发展中国家则担心自己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主张“国家主义”政策，认为它们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特别是要考虑到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它们主张国际社会尊重它们独立处理这些矛盾的权力。
我们应当看到，尽管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政策选择和相互依存关系扩展的结果，但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具有可操控的一面，但是，交通、通讯、信息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又决定经济全球化带有不可避免的后果。全球经济的出现已经使得各国经济(除少数国家外)包括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连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因此，与这种全球经济相对应，我们应当从绝对的“国家主义”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⑥
全球化对各国都产生了压力，迫使其政策思考必须从全球体系出发，必须把其它国家对全球化的回应纳入其考察的范围。
全球化时代出现了诸多跨国界问题(或西方学者与国际机构称为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紧密合作，在不少情况下需要相互让渡主权。
但是，承认全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等于排斥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主权，强调国家作为国家治理单位的有效性。国家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多数学者都承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或全球政府还没有出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无法实现“世界政府”的梦想。第二，国家仍是解决种族、民族、宗教矛盾的重要工具。发展中国家需要国家来维持政治稳定。冷战后时代这些矛盾日趋恶化，不是因为国家过于强大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国家被削弱造成的，如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地区。当然，国家应当起到维护公正秩序的作用，而不是成为袒护个别势力或集团的工具。第三，国家仍然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国家作用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的工作已经由国家基本完成，经济发展的主体主要由公司来承担。但是，对于致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仍可以在组织动员社会资源、制定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引导有竞争力企业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在防范、化解国际经济体系的风险(国际金融投机的冲击等)方面，国家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的发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考虑到完全弥合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差距尚需相当长的时间这样的现实，地区主义作为从国家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过渡将是个现实、可行的办法。与“地区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相对应，就是要加强地区内各国的协调、合作与一体化。地区主义政策可以弥补国家主义政策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种种缺陷，特别是可以较好地起到迎接全球范围的地区组织竞争的压力和防范、化解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风险等方面的困难。当然，作者提倡的地区主义是开放的地区主义。
简单的结论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尖锐对立的冷战后，进入了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人类社会的教训是：必须找出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调节、解决国家间利益纷争的国际治理模式。这一要求主要是针对由于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与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矛盾。不找出解决两者之间结构性失衡的办法，国际和平将无法保障。相互依存网络的发展只是国际和平的一个条件，远不是充分条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出现是寻找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尝试，但是其自身发展模式又容易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
过去人类社会百年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人类和平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治理机制，主要国家不能摆脱领导的责任。188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即已超过英国，1890年其工业生产是英法的总和，或是整个欧洲国家的一半。但是，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缺乏领导国际体系的政治意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不仅没有承担领导国的责任，相反，对于已经十分混乱的国际局势火上浇油，推动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从而加剧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美国在二战后的作用从正面说明美国对于维护国际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
二是要有一个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要是发达国家不能把全球主义当成扩张其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利益的工具，也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发展问题，以及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对弱小国家造成的经济风险。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金融危机都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开放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弱小国家的承受力，同时通过加强国际监管保障国际经济体系的安全。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抵制某些利益集团的不正当要求。
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意味着切实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权，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各国国情、民族文化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承认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也可以不尽相同。其中，包括提倡不同文明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在解决国际纷争的问题上，反对用技术的观点简单化地解决政治问题。用技术的观点来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只会招致悲剧。正当美国忙于在太空构筑NMD与TMD进行防卫，从空中利用“精确炸弹”(smart bomb)大打零伤亡的“干净”战争时，“9·11”恐怖事件震惊世界，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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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See Joan Edlem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third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p.99.
②Ibid,p.134.
③王春法：《跨国公司国际技术转移的新动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sjrg/y_g_259.htm。
④See Ethan B.Kapstein,“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6.
⑤辛宏：《世界银行发布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强调建立市场体制》，载《国际金融报》2001年9月17日。
⑥所谓“全球主义”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包括了不同层次的意思。比如，全球主义从道德和哲学角度可以界定为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从经济价值观角度可以理解为经济自由主义，参见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又比如，“全球主义”也可以被界定为“全球性”(globalism)，也即“横跨多个大陆的相互依存网络的世界所存在的一种状态”，See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Introduction”,Joseph S.Nye and John D.Donahue(eds.),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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