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研究的涉身哲学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当下的哲学研究与心理学、神经生物科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正在建立着实时的、动态的联系。在这种动态联系中，一门多学科研究的范式已经广泛渗透到哲学研究之中，这种新的哲学范式即当下研究人类认知与心智本质的认知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在这种新的范式下，哲学研究的老问题被重新思考，新问题得以重视。对于隐喻(metaphor)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下得以开展的。按照新的认知哲学范式的研究策略，“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和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认知科学建构的主要研究框架”①。这种新的认知哲学范式，已被学术共同体广泛接受和认可，可概括为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研究纲领，以区别于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下的对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更强调人类认知活动的身体性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这为我们研究人类认知的本质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框架。 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兴起的同时，很少被哲学家重视的隐喻研究也渐渐地走向了哲学研究的舞台。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与隐喻的哲学研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展、成型的。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的科学建构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对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隐喻的哲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语言学之战(the linguistics war)”②，直至20世纪末拉可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以下简称为L&J)唤醒了我们对隐喻本质的研究，将隐喻的哲学研究推到了制高点上。事实上，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与隐喻的哲学研究有着不少的关联。概括地说，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的发展与隐喻的哲学研究发展是在不断交织中进行的。③下面我们来分析，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发展的过程中，“涉身-交互认知”这一概念与“隐喻”这一概念是如何共生、共存的。 一、何为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背景下的隐喻研究 隐喻以及隐喻性表达通常只被看作一种语言现象，并没有引起哲学家的重视，也很少被纳入哲学家讨论的话语范围之内。但是因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语言学之战”，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隐喻在哲学话语中的重要性。争论起初发生在语言学鼻祖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他的学生拉可夫等人之间，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关于隐喻在认知中的作用，它唤醒了语言学家对隐喻本质的研究，到20世纪末隐喻这一话题已经彻底地走进了哲学家、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的视野之中。 时至今日，主流的哲学家对隐喻在哲学讨论中的作用已经有了共识。隐喻，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语言现象；它可能还是我们心智中更深层的跨领域连接的一种认知形式(metaphorical cognition)。在挑战西方传统客观语义理论的基础上，L&J向我们阐明了这样一种新的哲学假设④：我们关联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隐喻式的，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研究只涉及对我们心智中更深层的跨领域连接的一种表面现象的讨论。绝大部分的抽象概念或者那些不能通过经验划定的概念，通常是依赖于隐喻获取其意义的；而那些不能通过隐喻进行说明的概念是通过突现而来的。 区别于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下对人类认知方式的理解，L&J吸收了来自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来建立其“涉身概念”，以解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第一，心智是涉身性的；第二，认知具有无意识(unconsciousness)的特征；第三，人类的思维大多是隐喻式的；第四，隐喻是与经验相对应，不以任何相似性关系为基础产生的一种现象。L&J基于我们认知的“涉身性”这一特征所论证的上述四点假设，使得我们对人类认知机制的本质作出新的反思。 这种反思的第一个冲击是针对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将人类心智看作纯粹符号化的信息处理机的计算过程是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的强纲领的核心。”⑤强纲领的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坚信“生命是可计算的”，存在绝对的客观真理。即使我们不支持强纲领下的计算主义认知科学，在计算隐喻的假设下，对于人类认知机制的研究也预设了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预设了一种备受质疑的信念：人类理性提出的问题人类理性一定能够回答，即人类的认知推理过程是可计算的。 但是近来在认知科学哲学背景下发展的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越来越凸显出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的局限。如果L&J的论证是正确的，我们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式，是基于主体的涉身认知体验的，那么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所面临的关键局限就是无法简单地把概念作为符号，对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处理等过程实现机器编码。进一步来说，如何把概念进行隐喻化并在计算机上进行实现?“将人类的认知和智能活动转换成抽象符号的一个主要障碍是，任何实际问题涉及大量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本身是一个不确定集合，这些知识的绝大部分不能基于符号逻辑推理获得，即使局限于求解小范围问题的专家系统，也仍然不能克服符号逻辑功能的固有局限。”⑥ 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背景下的说明区别于“计算隐喻”为基础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这为人类认知本质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进路。这一进路是指以L&J、福康尼尔(Fauconnier)与特纳(Turner)为代表的认知科学哲学家，以“涉身隐喻”为基础假设对隐喻本质的说明。为了挑战西方传统的“真理是绝对客观的”这一基本假设，他们主张自然语言的概念在本质上是隐喻性、涉身性的，因此真理与我们的理解相关；同时还主张把人的涉身体验纳入到真理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如何对作为抽象符号的隐喻进行程序编码的问题。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基于人类与世界的外部交互，在长期的进化链条中得以保留的，那么“理性思维不可能靠我们的大脑与身体的本质而形成”这一信念将重新改写。 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是以人类认知的涉身性特征为出发点，把概念看作一种认知现象，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对隐喻的生成机制进行说明。在这种新的视野下，隐喻不仅是符号，而且是概念化的。要对隐喻的生成机制进行说明，就要求我们对隐喻的概念化过程进行说明。隐喻的概念化是涉身性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体的涉身体验；反过来，这些涉身体验促成了一个隐喻意义的产生。我们使用的汉字，正在经历着不断概念化的过程。最初的象形文字是经过先祖们在直接的视觉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后人类在文字加工方面展现出了先天的优势，通过内在学习、心理想象和模拟，不断地得以重新概念化，字形的发展越来越复杂，而不再只是对可观察现象的象形描述；在人类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稳定的字形，成为可记忆的符号得以流传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通过对语言的进化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帮助我们得出一个直觉信念：通过考察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隐喻式认知在语言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的一种基础思维模式即是通过那些极为熟悉的符号来说明那些尚处于未知状态下的自然现象。这种认知方式在人类心智活动中是基础性的，是我们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的一种先天手段。隐喻式认知的基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理性身体，隐喻的产生是一种涉身性的创造。 从人类语言的进化来看，隐喻式认知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正如维科(Vico)强调的那样，一个概念的指称是由社会活动产生的，社会秩序的前语言发端以隐喻为基础。⑦维科在批判笛卡尔的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说明人类社会秩序是以在个体行为或在其环境中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中产生共同感觉为基础的。这正是维科所称的“感官空间”。在“感官空间”里，其自解释特质通过主体享有的社会活动提供一个共同的指称，这一个指称实际上是通过主体所处的共同环境和对当下事态的感觉产生的。随着隐喻式认知的进化，认知范式(paradigms)的建立促成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人类交流的概念形式由此衍生出来。在维科的《新科学》中，他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概念的产生在广义上是涉身的。尽管维科并没有将新科学定义为涉身认知哲学，他的理论对近来的涉身认知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解释隐喻生成解释的一种可靠的理论基础。 区别于计算主义认知科学纲领，进化-涉身的认知科学哲学纲领强调身体或者是生物学的身体构造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研究纲领下，我们持有这样一种哲学假设：我们的知觉系统是随着生物体的身体构造而呈现差异的。L&J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我们的概念系统大部分是隐喻式的，他们强调概念产生的涉身特征，并吸收了庞蒂的身体图式(body-schema)概念。通过人类认知的涉身性，L&J看到了我们的常规概念系统大部分是隐喻性建构的；并且任何抽象化或者关乎情感的思想，通常是隐喻性的。非隐喻性的概念是那些物理性经验(physical experience)，比如“沙发上有一只猫”，因为这些是可直接观察的，不存在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和转换；它们是可以被直接理解的概念，包括简单的空间概念，比如上、下。 拉可夫以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建立强的涉身-基底论题，旨在说明“隐喻是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乏味的抽象的可能性转化为我们更接近的关于‘快乐、疼痛、高兴和自责’等身体实在”⑧。我们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符合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因为它们以我们对身体的知觉系统的感知进化而来，这样允许我们在物理环境中自如运用这些概念映射。隐喻是涉身性的，是指作为大脑的知觉系统的一部分神经结构所呈现的一种潜在的推理可能性。隐喻所展示的概念化跨领域的映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神经过程应付所处环境的延展能力；在心智能力上，表现为对基本概念的分异能力。知觉经验就以结构化和内容化的方式渗透于隐喻中得以表达。比如，当我们看见蓝色物体的时候，神经元网络与视椎体连接从而呈现给我们蓝色这一感知现象，以及颜色这一类别的结构特征。因此，“神经系统的”这一概念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的：当某一蓝色物体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在灯光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光线能够反射到我们的视网膜，眼睛的椎体获取了这种光线的反射，在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中以合适的方式产生电信号。L&J等人就是基于上述认知科学的发展对我们的感知世界和隐喻性语言进行解释的。 二、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隐喻研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与隐喻的哲学研究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展、成型的。在近来哲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中，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的发展与隐喻的哲学研究发展的确是在不断交织中进行的。我们预测，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发展的过程中，“涉身-交互认知”这一概念与“隐喻”这一概念将是一对共生、共存的概念。在对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隐喻研究进行了定义之后，我们需要细致地说明在这种新的研究纲领下，如何开展对隐喻的哲学研究，即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隐喻研究需要回答哪些问题。 我们来考察语言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概念的本质。如果我们认为概念本身是隐喻性的，那么我们需要把对概念的本质研究退回到隐喻性概念的本质研究。由此一来，对于隐喻本质的说明，已然是关乎人类认知本质的解释。在近来的哲学讨论中，关于概念的本质这一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符号接地问题”(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简称SGP)⑨。SGP指的是形式符号系统语义解释如何可能的问题。经典的认知科学家认为“心/脑之间的关系”就是“程序/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心灵对于大脑是自治的。福多(Jerry Fodor)甚至认为神经生物学研究与心理学无关，其心灵的表征理论把心灵看作一个具有心理表征功能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思想的语言”⑩。福多的经典表征理论把心灵看作“信息处理装备”，只是它不在计算机中运行，而是在大脑中运行。在心灵表征理论的倡导者眼中，心灵是一台语义引擎(semantic engine)。至于是如何发动的，计算隐喻下的经典假设并没有说明。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对SGP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并清晰地反驳了“心灵是语义机器”这一假设。(11) 依照以“计算隐喻”为基础的认知科学哲学纲领，如果我们把“符号”想象成“棒球”，把“心灵”想象成“棒球发射器”，把“那些发射成功后击球手所能击中的棒球”看作一个主体能够成功获取“意义”的“符号”，那么“与他人的交互的过程”就是一套计算机程序。只要在一切变量确定的情况下(棒球发射器的角度、空气的湿度、击球手所站的位置、击球手的高度和所面对的角度、臂力等等)，那么心灵完全是一个语义引擎。当然这是一幅理想的认知算法模型的画面。通过这一场景，我们可以看到，符号-语义、大脑的认知-认知算法是一一对应的概念，这是经典的计算隐喻的寓意。 为了解决心灵的本质这一难题，我们试图以算法来实现，依据算法与心灵的本质之间的模型表征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我们使用结果去解释原因，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在两个大的概念域之间的对应/映射，并不能真正为我们解答心灵的本质，当然这解释了认知算法的本质：它是一种巨大的语义存储库。这一巨大的语义存储库积累了极多的人类经验，这是第一代计算主义的成果。但是却没有真正说明人类是如何理解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符号的。 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研究背景下，我们主张将“符号接地问题”重述为“意义接地问题”(the meaning grounding problem，简称MGP)。MGP指的是，中文屋里的人是如何“理解”中文字符的，而不只是能够“回答”中文问题的。中文字符不仅是算法模型中关于世界和心灵本质的符号，还是承载语义变换的，包含语义内容。这样一来，MGP就转化为“人类是如何理解语词的意义”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对人类认知的本质的探讨，即心灵如何获取意义这一问题。对于MGP的回答区别于SGP。 SGP要求认知科学哲学家回答的是，符号是如何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表征的。在计算主义认知科学哲学家眼里，符号显然是有意义的；但事实上，意义是被假定存在的，意义并没有进入主体的认知过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下面这个问题：意义是如何生成的。 中文屋中的认知主体根据要求摆弄着各种字符，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显然不理解“他在做什么”。他试图回答各种问题，但是他并不知道问题的真正意义。他所做的无非像一个“棒球发射器”，根据各种预设的条件射出一个个棒球而已。而以“计算隐喻”为假设的认知科学家则是根据所能获取的“真值条件”来给出“正确的”答案。在上述意义上，一个认知主体是一个具有肉身(而非身体图式)的“行走的百科全书”，他并没有调动内在的自我想象与自我学习能力将注意力导向意义的理解，他并不去理解任何字符的真正意义，他只是一个僵尸(zombie)。这就是SGP所遗漏的问题，也是计算主义认知科学所遗漏的问题。认知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无疑是使用“涉身”这一概念来解释SGP。计算主义认知科学具有“计算表征”的优势，但是在语义解释问题上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 因此，在进化-涉身认知科学哲学理论下，需要结合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对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进行“接地”说明。隐喻如何“接地”，即概念如何生成的问题；意义的生成涉及人类认知的本质、人类意识的本质，即如何使得特定的心理状态下的指称具有意义。尽管在哲学传统中，已经有诸多讨论，但是意义的接地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概括地来看，在对语义如何获取的问题上，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需要解释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涉及主体获取指称的能力、主体的注意力、辨识力等相关的认知，这需要考察主体的概念分类感知、概念指称的可供性(a ffordance)，我们必须要考察一个主体是如何感知概念的，而不是仅仅去考察一个主体是如何进行简单的概念-符号的对应的；第二，在考察主体的概念知觉体验时，不可避免地要考察主体所处的心理状态，即其意识特征；第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意向性特征，概念的意向性特征是指一个概念在主体感知这一概念时的当下心理状态所指向的物体或者内容。 三、隐喻式认知的涉身性：一个可能的框架结构 要建立一种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隐喻研究框架，即对隐喻本质的说明，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提出一个可能的框架结构，以供后续的实证研究分析。这一框架结构的基本假设是：隐喻的生成是一种基本的意义指示方式，是与我们的涉身体验紧密相关、以异质抽象相似性原理为基础的一种认知现象，通过“概念整合”，我们能够具有心智的一种核心能力。本文在吸收L&J的核心假设和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一个隐喻意义的生成机制至少涉及六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的概念：知觉符号、语词的初始概念化、行为模式、共同指称、涉身概念化、意象图式、概念的分异和抽象化、想象(think)、想象(see)，以下进行分阶段说明。(12) 第一阶段：语词的初始概念化——知觉符号的产生。在隐喻意义产生的第一个阶段，隐喻概念所依赖的基础概念是那些可直接观察的知觉符号(perceptual symbols)，这些知觉符号是基于我们身体的直接感官体验，以“同质相似性”(homogeneous similarity)原理为基础产生的、基于大脑状态的、关于外部指示物存在的一类概念。基础概念的产生，比如古象形文字的起源，是依赖于我们固有的“同质相似性”关系，这种关系是传统哲学中的相似性(likeness or resemblance or similarity)的惯常建构模式；“同质相似性”原理可定义为：这是说明一种具有对称性关系的关联原理，即A与B相似，那么B必定与A相似。“同质相似性”就可以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相似性关系。比如，一朵白玫瑰与一朵红玫瑰的相似性、一只活生生的北极熊与一只北极熊娃娃的相似性。 第二阶段：行为模式导致的“共同指称”。根据维科的观点，当人们忽略自然现象的存在时，人类的自我觉知开始显现：他们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解释那些令人疑惑的自然现象。比如雷电的出现，使主体在心灵中产生一个“感官空间”，在这一“感官空间”中，储存一种共同的感觉。在主体的共同行为中，一个新的内在感觉在所在场的每个心灵中呈现，随即一个共同的指称产生。每个心灵的意向，通过各自的行为指向内在的心灵，又根据对方外在行为的观察进行推理并确认一个共同“理解”的“共同指称的存在性”，这一意向性的“共同指称的存在性”足以说明打雷时人的行为表现。基础语言的起源在上述原则中得以展示。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之际，要想对自然的必然性(比如打雷及其人们的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描绘，会借助于一种天然的途径：隐喻式认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一原则在人类解释自我、解释自然现象、解释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是如此的恒定和有效，以至于这是我们必须要说明人类认知本质的关键原则。 所谓的“行为模式”是指，对于某一自然现象，一个理性的认知主体的基本身体图式(包括肉身的我与自我的觉知)所呈现的可观察的行为模式。在一个打雷场景中，行为模式是指：每个人作出相似的一些行为，比如战栗、去抱某物/某人的欲望、跑回山洞、寻找躲避物；自我觉知是指每个认知主体对这些现象尝试说明所作出的自我反思活动。这种行为模式是个体开始觉知这些相似的“身体反应模式”的基础，这种模式是由每个个体互相观察对方的外在行为活动，以及每个个体的内在觉知(比如觉知到这种自然现象发生时，我所产生的一种直观感觉)所给予的。 第三阶段：涉身概念化过程。狭义的涉身概念在基础概念的形成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几乎每个认知科学家都不会质疑这一点。这使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词的意义基本相同(假设语言是可通约的)。但是，有人可能会质疑，因为语词的概念化过程不尽相同，语词的意义，以及由语词组成的隐喻性陈述的意义可能不会完全相同。一种基本假设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语词的概念化过程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词的概念化过程由于其社会文化差异的不同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体现在具有相同意义的隐喻(以标准形式“A是B”来看)，所借用的语词B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用于解释A的B事物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认为，这种假设是合理的。这是因为主体的概念化过程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身体在认知中积极主动启用的新的认知资源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这是由于主体在概念化过程中所依赖的广义涉身认知过程的差异造成的。 在涉身概念化过程中，“内在学习”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指在某一共同的场景中(比如“打雷”中)，个体通过相互观察对方的行为模式在心灵中的自我觉知和自我学习。在每个个体的心灵中，开始产生一种相似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这一意象图式是指“我们的感知与感觉运动活动的互动产生的不断再现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导致了我们经验的内在一致性和结构的相合性”(13)。意象图式一旦在个体心灵中产生，会在心灵之中长期储存，并形成记忆，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每个个体开始对“打雷”这种现象进行抽象概念化的阶段。按照狭义的涉身认知的观点，基于每个个体的基本生理反应，每个个体的概念化过程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主体的其他认知体验(与环境的交互)考虑在内时，把主体的深度涉身行为纳入到考察范围时，我们会发现个体的概念化过程可能会很长。 第四阶段：意象图式与概念的抽象化。一般而言，“意象图式”是我们进行概念化与概念分类的基础，是语义结构形成的基础。语词意义的生成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象图式”。在隐喻式认知中，通过第三阶段的内在学习，自然现象与身体的感知体验经心灵加工形成意象图式，是形成原型、概念化、范畴化和抽象化的基础。这是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部分。L&J(1987)认为“意象图式”是先于语言存在的，是知觉与涉身的基础。认知过程中的“意象图式”通常被隐喻式地转换为语义结构。这就使得“意象图式”成为语义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大部分的“意象图式”是与肌肉运动知觉经验紧密相关的。兰加克尔(Langacker)则宣称“意象图式”大部分是抽象概念化构型(configurational)和基于日常的身体经验的。如此一来，“意象图式”在我们的心灵生活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兰加克尔强调“意象图式”的涉身性，认为通过“意象图式”，主体以其为基础可以隐喻性地映射到其他的概念域。(14)因此，“意象图式”是先于语言存在的，是涉身的；“意象图式”在主体进行隐喻式认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主体为了获取关于“雷电”这一现象的感知，解释个体所觉知到的相似的“身体反应模式”，通过心灵的自我学习，感知概念逐渐开始产生，而这一过程依赖于主体不断地回忆“打雷场景”。随着“意象图式”在主体知觉体系中稳定以后，一种相似却又天真的认知模式开始储存于大脑的记忆之中。在不断出现的“雷电”自然现象中，这一“意象图式”得以不断地修正和重建，直至主体可以隐喻式地将其映射到其他的概念域。此时，一个感知概念“怕”就产生了。因此，基于“意象图式”，知觉符号借助于主体的想象与内在学习，是对关于“雷电”这一现象产生的内在知觉的抽象化。我们经常使用的隐喻，比如“大发雷霆”，是上述抽象化隐喻映射的结果。 当一个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念领域时，尤其是从较具体的概念域(雷电概念域)到较抽象的概念域(害怕概念域)时，“意象图式”的使用是涉身的隐喻式认知的核心。“意象图式”的使用可能是自发的、无意识的、有意识状态下的、简单的、完形的(gestalt)。L&J在其著作中使用“OVER”这一例子来说明了“意象图式”的使用，关于“OVER”的抽象映射涉及不同的轨道(trajectors)、路标(landmarks)和道路(paths)。(15)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概念，本文采用约翰逊的定义：“我们为了能够对那些与我们有关的、有意义的经验进行理解和推理，必定存在一些关于我们的行动、知觉和概念的模式、秩序。一个‘图式’就是关于这些模式、秩序、形状和规则的，抑或是那些进行中的活动。作为有意义的结构，这些模式主要自我们生存空间中的身体运动层面产生，这包括我们的基本身体运动、我们与外界物体的交互和我们的感知觉交互。这些[涉身的]‘图式’是组织我们的经验和理解的动态结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式’包括少量的部分、关系；这些内容在比较模糊的情况下组织和形成我们的很多知觉体验、意象和事件。‘意象图式’在心理组织层面运作，其运作介于抽象的命题结构与特定的具体形象之间。”(16) 第五阶段：概念的分异与抽象化。我们的常规概念系统大部分是通过隐喻性建构实现的。这一实现过程是涉身交互的，主体在已具备的知识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复杂的心理模拟、想象、情感与虚拟感知创造出一个新的感知空间整合而成的。在语言共同体的使用和个体的交互中，一个隐喻性概念的产生是涉身的隐喻式认知的结果。人们产生的“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怕”的内在感官是超越于雷电的。因为附带产生的还有对他人的担心、自身的迷惑。当人们忽略自然现象引起的存在时，他们尝试使用各种方式来解释那些疑惑的事件，通过那些较熟悉的去解释那些不熟悉的场景或者状态，以对神秘的自然现象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分异”概念可用于对抽象化过程的进一步解释。“分异”是指根据某些条件在同一属中对不同的类进行区分。比如，“乡愁”是一种对于家乡的怀念之情，可归为“感觉”这一大类，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概念类中“相思病”、“乡愁”等等。对“乡愁”这一概念进行分异，就可把它定义为“当一个人远走他乡时所经验到的一种不同于家乡的、不快乐的感觉”。因此，“分异”是与“抽象”相生的。某一概念或者体验经过分异后，会成为一种抽象性概念，这实际上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衍生”这一概念相似，指的是名称转移的意义形成的过程。“分异”即指在原初的概念上增加一些其他的概念以实现意义变化。由雷电这一自然现象所产生的主体的“恐惧感”到“天神的发怒”，即是人类认知能力中的概念分异能力。这标志着抽象概念的衍生，分异与抽象是很难区分的。 第六阶段：“异质抽象相似性”(heterogeneous similarity)原理和隐喻意义的生成。隐喻是在与经验的相对应中产生的，这是无可置疑的。在语言进化的初期，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展模式大致也是相似的；最初的知觉符号，是建立在“同质相似性”原理基础上的。当知觉符号一旦确立，此后的内在概念化过程是依赖于“意象图式”的。以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比较，最初的语言学习可能依赖于“天真相似性”(naive similarity)。天真相似性是指，在人类认知的初期，多见于2岁～5岁之间的儿童，他们在观察事物与学习语言时，大多是基于这种“天真相似性”原理习得语言，借助于外界的干预、纠正，这种“天真相似性”原理会发展成为我们完备的认知“异质性相似性”原理。皮亚杰的理论研究表明11岁以下的儿童仍然不具备高阶的类比推理能力，(17)仅具备简单类比推理能力。但是这一研究成果已备受质疑，最新的成果表明已经延伸到2岁左右的儿童。 但是，仍需说明的是，在隐喻式认知的第三阶段之后，认知不再局限于概念系统与经验的对应，而是主体基于广义的、深度的涉身体验对其过去经验的抽象、想象与对其他知识内容的综合实践。在实践中，主体高度依赖于“异质抽象相似性”关系，这一相似性关系是指，对于隐喻“萨莉是个很冷漠的人”(Sally is a block of ice)，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冷的”时，是在表达“这个人在情感上是冷漠的”这一隐喻，在冷的事物与情感冷漠的人之间无法找到“任何”字面上的相似性来确证。存在的只是某种非字面意义上的相似性，也就是关于知觉、感官等的涉身体验的相似性，而这些关联大部分是存在于心灵中的，是异质的、抽象的相似性。笔者将其定义为“异质抽象相似性”。其原理如下：表示B与A相似，这种相似性关系是单向、不可逆的。 关于意识的本质，我们现在仍在外围进行解释。基于我们的基本假设，思维大多数是隐喻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隐喻式思维予以说明。人类的长期进化促成了我们隐喻式思维的产生，而更多的语言进化的研究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契机。概念化过程离不开主体的想象。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化过程都离不开想象。这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的：“实际的记忆大都不是过去的感觉的遗迹，而是过去的概念化或语言表达的遗迹。”(18)想象是基于这些实际的记忆与当下主体的深度涉身体验，进行重新概念化的过程。隐喻，作为一种不寻常的命名方式，需要主体对概念A、概念B所涉及的一般意义，在新的场景下重新命名。这种重新指向，需要主体去引导自我的实际记忆，即语言表达的遗迹结合新的刺激和其他的知识资源，实现新意义的生成。 在隐喻的生成与理解机制中，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想象”概念：想象(think)与想象(see)(19)。通过派利夏因(Pylyshyn)的这两个概念，笔者将要说明的是：在一个隐喻的生成过程中，主要涉及想象(think)这一概念。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思维空间或非欧几里得空间，你是否能够做到呢?假设一个参与者认为他能够做到，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在心灵中存在非欧几里得空间呢?按照派利夏因的观点，这是可能的，但是只能是在“想象(think)”这种意义上才能实现，参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地使用心灵之眼“看见”非欧几里得空间的，因为非欧几里得空间不是那种可以实际看见的东西。“想象(think)是想到或考虑某物为真的那个假设场景，或者在心理上构造一个符号模型，或者‘描述’某物在其中为真的一个‘可能世界’。想象(see)是想象你在观看某物，或者当它发生时想象你所能观察的实际时间E。”(20)因此，我们不能想象(see)非欧几里得空间的原因是，它不是那种可以被看见的东西，也不可能用观察的实际时间去衡量。当我们去想象(see)时，我们的一种先天偏好是想象(see)某种具体的实在物或者想象(see)一个实际的、物理上可实现的事件。 一个隐喻的生成、理解不是通过想象(see)来实现的，它不是像一栋大楼的构造一样可以被看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隐喻偏离了惯常的命名中心，就应该排除在可解释的范围之外。我们不知道黑暗的轮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think)来说明其视觉特征。这与我们缺乏的某种知识有关，非欧几里得空间只能被想象(think)来模拟以构造这样一个模拟物并获得指称。对于一个隐喻的生成、理解，主体是在引导着自己或其他的参与者去想象(think)而不是想象(see)。 在一个隐喻的创造过程中，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某种知识，我们只能是通过心理模拟来构造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大多是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产生的。当打雷时，古人试图说明这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能对这一现象进行说明，只好诉诸于其他的构造形式，而最原始的构造是发生在心灵中的，他们试图构造一个心理空间以说明看不见的“天神”、“天神发怒的真实样子”，这正是以隐喻式认知来补全关于“雷电”的缺失知识。因此，“天神发怒”是在想象(think)中产生的，这依赖于主体的感知与深度涉身体验。对于“雷电”的知觉符号，则是在不断地想象(see)中产生，主体结合其切身体验，开始依靠记忆，获得对过去经验的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心灵所呈现的是想象(see)的“雷电”，因为物理事物的指称大多是对过去的事物的表达的概念化或者语言表达的遗迹。 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能够论证上述哲学研究范式和模型在理论上是可行的，那么在研究方法上对于隐喻的涉身研究需要结合哲学分析的方法和认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我们要解释的关键问题。哲学分析是一种思辨性的扶手椅式的论证方式，有其优势所在，那就是能够提出合乎逻辑的思辨性论证，在对人类心灵本质问题上亦能提出推动哲学发展的思想实验；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下，采用认知实验的研究范式来研究隐喻的觉知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也就是研究那些与隐喻的感知、辨识、想象和内在体验等有意识的脑部活动，从而为我们解释隐喻意识难题和概念的“基地难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数据。 在涉身-交互认知科学哲学背景下的隐喻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自然化的研究视角，结合我们对大脑隐喻意识活动所具备的先验哲学思辨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科学地说明隐喻意识经验的主观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方法就不仅是单纯的概念分析，而且是基于可控的实验对人类的大脑结构和心理活动所依赖的脑区定位的相关科学发现推导出来的。从方法论上来看，可以为我们所研究的内容提供科学的、实证的一手材料，为我们对人类认知本质和意义难题提供有效的依据。我们期待这种自然化的研究范式为人类认知本质的研究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持。 注释： ①⑤⑥刘晓力、孟伟：《认知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金城出版社，2014，第73页；第36页；第57页。 ②R.A.Harris,The Linguistic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③本文的重心是在隐喻的哲学研究说明之上，对于涉身-交互认知科学纲领的完整定义和解释，请参见注①。 ④(15)G.Lakoff,and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⑧G.Lakoff and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Basic Books,1999,p.576. ⑦T.Bergin and M.Fisch,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edition(174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8. ⑨S.Harnad,"The Symbol Grounding Problem",Physica D,42,1990,pp.335～346.http://www.cogsci.soton.ac.uk/～harnad/Papers/Harnad/harnad90.s gproblem.html. ⑩J.Fodor,The Language of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1)D.Cole,"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DB/OL]//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13.http://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3/entries/chinese-room/. (12)M.Glenberg & P.Kaschak,"Grounding Language in Action",Ps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9,2002,pp.558～565. (13)(16)M.Johnson,The Body in the Min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4)W.Langacker,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outon de Gruyter,2000. (17)J.B.Matlen,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nalogical Reason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2006. (18)W.V.O.蒯因：《语词与对象》，陈启伟、朱锐、张学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20)派利夏因：《计算与认知——认知科学的基础》，任晓明、王左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图式理论论文; 认知计算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