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韩玉霞 李美美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湖北武汉430022）
[摘 要]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要从其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发展轨迹入手进行研究。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大钊就将中国革命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中华青年反抗强权的运动，不仅是爱国行动，更带有国际主义色彩，应将其放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下来理解。基于对十月革命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解，他认为世界历史将发生巨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布尔什维克的风潮会席卷中国，中国必须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进行变革。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李大钊积极宣传、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倡导青年知识分子投身现实政治运动，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关键词] 李大钊；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1]6。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参与者众多且阶层构成复杂、诉求多样。所以，我们研究五四运动不能离开时代背景、历史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参与“五四”都有各自不同的诉求、主张和期待。“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独立派一般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而以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及其学者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则从整体上贬低五四运动，或者批判它对民族遗产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却特别赞扬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把它归纳为划分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和中共政治生涯的起点”[1]。因此，研究五四运动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切入，就有不同的视角。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队伍最前列。他不仅参与五四运动，而且在五四运动中充当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并不是纯粹的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非常关心现实政治，“对于他来说，政治是一种爱好，而并非职业。他一生都关心着中国的解放，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了服务于民族，牺牲个人的精神。”[2]8。因此，李大钊对五四运动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判的视角。
由图2可知，马尿酸的RT=6.472 min，峰面积与马尿酸浓度曲线拟合相关系数R2=1.0，说明该保留时间处的峰面积能够反映马尿酸的浓度大小。
一、唯物史观的视角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到来，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相对于同是新文化运动重要旗手的陈独秀，李大钊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唯物史观视角更加突出。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了抨击守旧派的保守文化观，陈独秀曾经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批判守旧派的过程中，陈独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认为西方文明要比东方文明先进，在这种认知的指引下，他坚持西化论。陈独秀指出，中国“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显然，面对如何取舍中西文化这个问题，陈独秀坚持全盘西化，主张用西方文化全面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同样是抨击守旧派的保守文化观，李大钊也写文章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17、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来表达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李大钊对东西方文明做了总的评判：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做出总体评判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文明各自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根源，比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东方文明建立在农业基础上，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工商业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文明在各种具体形态上，比如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就文化本身而论，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文化。到了近代社会，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占据优势的状态，是因为近代社会不是“以静为基础”，而是“以动为基础”，“动”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静的文明”处于劣势。如果我们还是固守“静的文明”必然会被时代潮流淘汰，因此，需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也就是用西方文明的长处来改造东方文明的不足。由此可见，李大钊虽然承认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西方文化的优势，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主张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来弥补东方文化的短板。
李大钊在分析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理论态度就是唯物史观的文化观。他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文化的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文化，农业时代和工商业时代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态，而到了近代社会,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相对于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东方文明就更加凸显自己的优势。因此，近代中国若想积极追赶世界历史的发展步伐必须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此外，在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上，李大钊又表现出了他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虽然李大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但他并没有像保守派一样抱残守缺、盲目排外，而是主张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特别注重从经济层面入手来研究社会问题，比如道德的产生是受物质因素的影响，“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风俗与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4]143,147,148。正是受到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的影响，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渐孕育了适应新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文化。
二、国际主义的色彩
在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钊、陈独秀都已经开始关注世界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但是，陈独秀比较倾向于认为协约国的胜利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有益影响，他甚少把俄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革命进程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协约国是为“民主和人道主义进行正义的斗争”，因此他“把战争看作英法进步民族力量反对德国军事君主制度的斗争。他们设想人道主义压倒军国主义、民主压倒专制的胜利，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有益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坚信协约国为世界正义而战的想法加速了他们对西方最后的幻灭”[2]65。对于俄国革命，陈独秀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对欧洲战况的影响。他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中主要观点是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从而在协约国的胜利中获取应得的权益，但俄国二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甚少提及。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在中国，北京取代上海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而位于北京的北京大学，在时任校长蔡元培的改造下，成为了激进知识分子的聚集地。陈独秀、李大钊都在北大任教，都是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和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曾参与领导过五四运动，但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源于他们不同的历史观，源于对当时世界上发生的重大革命事件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关系的不同理解。
电费核算作为电力企业营销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会直接影响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但是部分管理人员不具备相应的核算知识，对该项工作缺乏重视，因此，电费数据的准确性以及真实性有待考究，并且因为受到核收技术的约束，造成电力企业的管理效率低下。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李大钊已经建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在他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有明确的表达：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5]575，他认为法国革命代表了19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俄国十月革命则代表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它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它具有“世界主义”的意义，是不可抗拒的浪潮，“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集中而称为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5]602-603。这时候，李大钊已经把俄国十月革命看作一场伟大的、改变世界的运动的开端，这场改变世界的运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而中国在具有“世界主义”、带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必然会进入世界历史舞台，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这说明，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李大钊就具有一种世界历史的眼光，他早就将中国革命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
选择种植优良的花生品种，是确保花生高产、优质的关键。首先，选购花生种子时，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确保种子的良种率。就桃林山区而言，一般情况下，是要选择早熟、抗旱的品种；其次是，要实施种子分类播放，主要的原因是大小不一的种子一起播种，会出现发芽不齐的现象，亦或是有不发芽的地方。小苗、大苗一起生长，会争抢土壤让的养分，时间一长，就出现了小苗发育不好甚至是死亡的现象。
与陈独秀不同，李大钊并没有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协约国的胜利上。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也用事实证明了李大钊的看法，协约国的胜利不代表中国的胜利。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李大钊就认为这是一种先兆，中国也会发生类似的革命。他曾经说过：“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芽，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平心而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5]364此时，他迫切期望俄国二月革命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明确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4]1011920年4月，李大钊再次撰文强调：“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4]214在李大钊看来，五四运动作为中华青年反抗强权的运动，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不仅是爱国行动，更带有国际主义色彩，因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将其放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下来理解。“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行动……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个大同盟……发起一联合大行动”[4]213。1922年，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再次重申：“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阵线上联合起来。”[4]577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理解，都不是将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行动，而是将其提升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将它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人类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它们是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在新文化地理学影响下，旅游活动赖以发生的空间逐渐成为特定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不再只是客观纯粹的有形存在。性别关系在旅游空间和地方社会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为该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长期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权力关系。在女权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影响下，存在于旅游意象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性别关系自然成为学界批判分析的对象。由于父权制存在的长期影响，男性最初在旅游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主动地位和话语权控制，旅游的空间和地方，包括具体景观在内，都被涂上了一层性别化色彩，以优先满足男性游客的凝视需求⑧。
三、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李大钊看来，五四运动不仅同十月革命一样，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而且是具有现实历史意义的行动。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他自身的个性密切相关。李大钊本人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一个实践家。基于对十月革命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解，他认为世界历史将发生巨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布尔什维克的风潮会席卷中国，中国必须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进行变革，否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因此，他预言中国的革命风暴也会来临。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准备，这就要求在中国普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此，李大钊开始积极宣传、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李大钊不仅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积极带领青年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了激起青年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专门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团体。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曾经回忆过：“我在李大钊的关怀之下，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从那时起，我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此外，还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学生通过李大钊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如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重要成员。
尽管当时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新时代的曙光”，它的潮流必将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同时，李大钊也深感忧虑，“惰性不仅充斥于中国，而且似乎还被看做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2]79。“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理论作怪，就是惰性。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步的力量大的多”[5]618。李大钊的这种忧虑一方面是受到欧洲革命失败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在李大钊看来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5]676。这种忧虑情绪也促使李大钊开始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矛盾之处。
鉴于这种情况，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一般理论，而是深入中国现实，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他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体脱离民众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他此后开展的活动中，特别注意发动群众。他认为知识分子理应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要成为反帝战士，而且要成为政治活动家。“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4]208。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使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为此，他不仅鼓励青年学生组织社团活动开展政治讨论，将思想付诸行动，而且还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中国如果要走进现代文明的进程，必须走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联合的道路。虽然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与俄国不同，但他仍然提出要效仿俄国，“我们的青年应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5]648。而且当时李大钊就预见到中国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首先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解放归根到底在于农民的解放。“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5]648-649。他主张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唤醒麻木的农民，让他们有追求解放的意识，使他们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为了激发青年学生参与社会改造活动的热情，李大钊曾经写了《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号召青年“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5]663，667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写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文中他号召采取“直接行动”，青年学生要投身政治运动中去。青年学生受他的思想的鼓舞，将其作为领袖。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成为学生们制定行动计划的地点之一，这与李大钊积极倡导青年知识分子投身现实政治运动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李大钊特别重视五四运动，在他看来，“双十”（辛亥首义日）与“五四”（运动）“这两个日子，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4]108。李大钊以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运动的精神和行动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政治运动，而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反抗强权、“直接行动”的精神也回应了李大钊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期待。在李大钊看来，五四运动不仅是反抗强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4]464；五四运动也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大联合运动，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将这种联合精神坚持下去，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参考文献]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2]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Li Dazhao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n Yuxia,Li Meimei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s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study on Li Dazhao shall begin to from his activities and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Li Dazhao connected Chinese revol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He believed that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s a movement of Chinese youth against power,was not only a patriotic act,but also an internationalist act,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s proletarian movement.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history,he believed that there would be tremendous and historic changes in world history,and the tide of Bolsheviks would sweep across China,China must adapt to the trend of world history and make changes.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upcoming social changes,Li Dazhao actively promoted and seriously studied Marxist theory,actively advocated that young intellectuals should join the real political,movement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aus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Keywords: Li Dazhao;May Fourth Movement;New Culture Movement;Marxism
[中图分类号] K261.1;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5-0025-07
[收稿日期] 2019-03-04
[作者简介] 韩玉霞（1982-），女，山东日照人，中共湖北省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李美美（1995-），女，河南临颍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2017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苗苗]
标签：李大钊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