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相资以为用 知行并进而有功——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融合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知行相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1 引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的辩证思考
进入21世纪，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研究又逐渐昌盛起来。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底止，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研究的论文就高达60000多篇，比前20年发表的论文还要多50%！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研究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一时刻，回顾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重新梳理学术研究脉络，探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于分析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理论联系实践”还是“理论脱离实践”，具有现实的意义。
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来分析：图书馆学应该和其它科学活动一样，都由基础研究（形成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形成应用理论）和开发研究（形成应用技术理论或开发理论）三个部分组成，从而形成上述三个不同层次，而每一个层次其目的和作用各不相同。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目的和历史任务，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及其与相关学科的结构关系以及在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思想和学科发展方向，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性质、职能、形态、历史、现状和未来及其发展规律等等。其中纯基础研究内容包含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目的和历史任务等等，而定向基础研究包含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未来及其发展规律等等。
图书馆学应用研究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把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致力于解决图书馆实际工作中提出的理论、技术方法问题，使理论服务于图书馆实践，指导实践。应用图书馆学的内容即包括研究图书馆工作的环节、程序、方法和技术，也包括将图书馆学的原理同有关学科某些实用研究结合起来，形成解决实际与应用问题的新学科。
开发研究是指利用从研究或实际经验中获得的知识，为产生新的材料、产品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和系统以及对已产生或建立的上述各项进行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开发研究是以试验为依据，应用在图书馆上，如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建设研究、复合图书馆的建设研究等等。
从图书馆学研究的体系结构，我们不难看出，事实上，我国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基础理论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作用，成为图书馆事业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面向实践，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向实践方向延伸，针对社会实践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因此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比基础理论研究更为紧密，更为直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是联结一体、密不可分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国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始终是螺旋式上升，互相促进，风雨相随。
2 图书馆学理论融入实践、实践推动理论
有研究者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为1980-1985年，这是新图书馆学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第二个时期为1986年武汉首届中青会到1991年庐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初期，理论开始走向实践进行验证；第三个时期为庐山会议到2000年常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暨文献资源建设研讨会，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融合的中期，这一时期，由于环境的突变，使得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与实践走出了平行线；第四个阶段为常州会议之后，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理论真正融入实践、并且实践推动理论的繁荣期。我们姑且循着这个思路，来探索这几个阶段中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1 1980-1985：理论呼唤实践
20世纪西方图书馆学经历了几次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包括上世纪30年代的图书馆学“科学化”变革、二战结束后的图书馆社会化趋势及对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科学认识、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图书馆现代化浪潮等等，而这些革命性的理论突破，几乎都发生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文革结束以后，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伴随着新的科学理论与学术思想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新图书馆学出现了，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图书馆学启蒙。解除思想的禁锢，在这一时期，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繁荣昌盛。
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上，出现了薛新力和于鸣镝的“关系说”(1981)，张欣毅和刘迅的“层次说”(1982)，郭星寿的“系统说”(1982)，彭修义的“知识说”(1981)，周文骏的“文献交流说”(1983)，宓浩和黄纯元的“知识交流说”(1984)[2]。
在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上，出现了“相关树”平面模式和立体多维模式，“相关树”平面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星寿(1982)、钱亚新(1984)、朱立文(1984)的两块结构，周文骏(1983)、张树华(1984)的三块结构，吴慰慈(1985)的四块结构；立体多维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欣毅(1983)的三维式，项弋平(1984)的“金字塔”式，黄宗忠(1985)的“树”式结构，李惠珍(1984)、黄宗忠(1985)的立体、多维、网状式[3]。
在图书馆方法论上，出现了二层次法、二分法、三层次法、三分法、四层次法和四分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文骏(1983)的四层次法和黄宗忠(1985)的四分法。
在图书馆属性上，主要有“藏用性”（以黄宗忠为代表）、“中介性”（以吴慰慈为代表）、“交流性”（以宓浩为代表）。
在图书馆学科性质上，以李严(1985)等人为代表，认为它是应用科学；以桑健(1985)等代表，认为它是管理科学；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它是社会科学[4]。
这些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十年浩劫后图书馆学人的思想释放，更是图书馆学人对经验图书馆学的呐喊。它们的诞生，确定了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基调，吹响了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号角，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题：这些理论，如何检验、如何向实践方向延伸。
2.2 1986-1991：理论走向实践
1986年夏的武汉的中青会和同年秋天的南宁文献资源布局会，孕育图书馆事业的更大发展和图书馆学的新的突破，促进图书馆学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
“武大中青会”是图书馆学“新启蒙”进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会议。在武大的会议首先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开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风气。会议上，当时《图书馆学通讯》上刚刚发表了张晓林的《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袁咏秋主编当时正组织一场关于“图书馆研究方向”的讨论，她将张晓林等人请到会上，组织了一场“图书馆研究方向”的“会中会”，激烈批判经验图书馆学。另外，黄纯元的会议论文《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篇文章的主体中系统讨论了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问题，但在文章的结束部分，黄纯元由发展战略研究引申到图书馆学理论。文章写道：“作为基础理论研究，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甚至陷于一种无结果的永不休止的探讨中。更值得忧虑的是，许多研究者对现实问题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漠感，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非常微弱”这种现象，以前也有许多学者指出过，但黄纯元老师没有停留在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简单批评，而是由对于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将此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操作化层面[5]。会议结束后，《图书馆》杂志立即就这一主题征文，并举办理论研讨会。高校图工委也结合高校文献资源建设，召开了发展战略研讨会。可以说正是经过这次会议的普及，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才形成大潮的。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起，使传统图书馆学的那种微观的、经验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实践的研究，如文献资源研究、全国文献资源布局研究等，体现了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价值取向转变。
“南宁会议”是我国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宏观文献资源建设实践在文献资源布局理论指导下开始实施的新起点。南宁会议直接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的开展。在“南宁会议”上，许多与会者提出，要合理布局我国的文献资源，首先应该对我国文献资源的现状进行调查，只有摸清了家底，文献资源的布局才能够有的放矢。1987年6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决定将“全国社科文献资源调查”课题作为“七五”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988年8月，刚刚成立不久的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文献资源专业组又决定将这项课题纳入其领导，并将调查对象扩展为包括所有学科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这次全国文献资源调查，调动了全国万余名图书情报工作者参加，历时四年，共调查了500多个有代表性的图书情报单位的研究级学科文献收藏2000余个，建立起了“全国文献资源数据库”和“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用户评议数据库”。整个调查工作，无论是参加调查的人数、涉及的地区和系统，调查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调查方法的科学性、调查结果的可靠性，都足以说明这是一次意义重大、构思恢宏、规模空前的文献资源调查，是一项同时具有基础性和开拓性的工作，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对我国文献资源布局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这两次会议的现实意义，从学术的层次来看，图书馆学人最初是从“学”（理论）入手逐渐开始了对“术”（实践）的关心，并开始了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价值观念的追求，纯基础研究不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旋律，定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始成为图书馆学人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定向基础研究的热点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文献资源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图书馆学”等等，都是能够拨动图书馆人心弦的实用研究。此外，面向资源、服务与管理的应用研究也如火如荼。以图书馆管理为例，这一时期发表的管理应用研究论文达1300余篇，研究内容有：“图书馆管理理论”，包括一般性理论、方法、目标管理、质量管理、竞争战略及其他综合性论述；“图书馆管理体制”，包括图书馆领导体制、管理模式、图书馆法、图书馆政策及图书馆规章制度等方面的论述；“图书馆业务管理”，包括图书馆业务流程管理、图书馆评估、图书馆统计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管理等方面的论述；“图书馆行政管理”，包括图书馆领导与决策、思想政治工作、岗位责任制、经费等方面的论述等等[7]。此期研究成果之所以数量多、内容丰富且质量较高，主要原因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为图书馆应用研究的高峰期，这就为此类成果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材料。
2.3 1991-2000：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1991年以后的十年，两件大事对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是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二是自动化、网络化的高速发展。这两件大事给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三组矛盾：一是市场经济热潮造成的人才流失严重与自动化、网络化高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市场经济热潮引起的图书馆“产业化”所带来的短期利益与人民文化生活需要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三是自动化、网络化高速发展与应用研究滞后之间的矛盾。这三组矛盾将我国图书馆事业带入了一个低谷，可以说，这是中国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理论与实践冲突的十年。
这是一个懵懂的十年，很多图书馆学人的视点重又回复理论研究，有的人在专注地描画世纪末的图书馆学地图，鸟瞰式进行着一种“世纪对活”，继续弘扬理论图书馆精神；一些人在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寻找新的注解，试图以“产业化”来解决图书馆的发展问题，一些学者则从教坛来到图书馆担任领导职务，重又开始了对“术”的研究。这十年中，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呈现了基础研究成果寥寥可数、应用研究与工作实践具有一定冲突的特征。
在基础理论研究上，早在1989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停滞的征兆，图书馆学学术论坛的沉寂让吴慰慈等学术带头人多少有些不安，于是及时召开了1991年庐山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这是一次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清理学科现状，规划学科未来”的任务，会后，以匡庐发表了综述文章《清理学科理论现状，规划学科建设未来——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论研讨会速写》，应该说，会议是具有前瞻性的，匡庐的文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学科建设的弱点，但遗憾的是：大家的理性很快被席卷而来的市场经济热潮淹没了。在之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有刘洪波的图书馆知识组织论和对图书馆学价值观的评析(1992)，1992年、1997年郭星寿和李惠珍分别提出了“活动说”，1997年郑金山推出了“符号信息说”，1998年丁国顺推出了“公共信息流通说”，同年梁灿兴撰文推出了“知识可获得性说”，叶鹰提出了“有序化信息时空说”，1998年徐引篪和霍国庆在我国首推“资源说”，1999年徐引篪和霍国庆提出了新的“图书馆学体系”。[8]此外，在纯基础理论研究上，就很难看到有闪光之处。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图书情报专业杂志和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专业论文达到30000篇以上，其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约占6%，其它的多为应用研究，存在盲目地跟随时代潮流而不考虑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浮躁心理，很少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指导工作，图书馆应用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当然也不乏清醒者，如范并思，他在“世纪之交的思考”的第6封信《应用图书馆学需要变革——范并思致刘迅》中，提出“应用图书馆学需要改革”就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他说：“在离下个世纪仅有的几年时间里，要使中国应用图书馆学越过杜威追赶现代学术潮流，这个任务似乎太艰难了。好在差距主要是图书馆学思想的差距，而非技术问题的差距。中国应用图书馆学需要的是一场思想变革。要通过变革造就这样一种气氛：你研究的问题可以是细小到一个图章怎么盖的问题，但你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必须符合科学的规范”[9]。
2.4 2000年以后：理论融入实践、实践推动理论
进入21世纪，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研究进入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时期，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从2000年开始到2007年底为止，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研究的论文就高达60000多篇，比前20年发表的论文还要多50%。综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存在三个特点：一是定向基础研究蓬勃发展，理论研究立足于实践；二是理论家走入实践，实践提升理论；三是开发研究成果显著。
2.4.1 定向基础研究蓬勃发展，理论研究立足于实践
图书馆理论界对定向基础研究的重视，可以说常州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常州会议是2000年4月中图学会召开的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工作暨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大多为中年学者和馆长，如范并思、张晓林、初景利、肖希明等，这次会议由吴慰慈教授和卢子博馆长主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对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对公共图书馆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可以说，世纪初人文图书馆学和公共图书馆精神研究的澎湃大潮，可以溯源至常州会议。正是这次不起眼的会议，又一次吹响了图书馆学研究号角。与20年前图书馆学研究高潮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一些相同之处：两次高潮皆是以实用图书馆学为主力，两次高潮的出现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背景和理论自身发展的需求。但是两次高潮亦存在明显的差别：1986年前后的“发展战略研究”和“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均以效率和效益为价值取向，而当前的“人文图书馆学”和“制度图书馆学”研究则是以人文和制度为基本价值取向。
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公共图书馆精神。关于公共图书馆精神有两篇重要文献，那就是范并思的《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10]和《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建150周年》[11]。《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是系统论述和呼吁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章，此文指出，公共图书馆是各类型图书馆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与西方图书馆学颇有深度的公共图书馆研究不同，我国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问题尽管十分关心，但研究却缺乏深度。理论界对于公共图书馆精神、公共图书馆立法与管理中涉及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问题，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职能，尤其公共图书馆思想在新的信息环境、经济环境下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可能选择的对策等，没有开展深入的讨论。《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创建150周年》，则是从世界范围和法理视角阐释公共图书馆制度／机构原理的重要文章，这是范并思公共图书馆制度／机构理念的最早亦是最完整的一次阐述，它构成了范并思公共图书馆原理思想的基础。
此外，在21世纪初的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在科学价值观指导下人们的研究心态得到合理调适，研究者在新的学术环境里已经不再有脱离实践的彷徨，为研究者们解除“理论脱离实践”紧箍咒的是吴慰慈教授和杨文祥教授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思考》[12]，此文从学术层次性视角解释了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的关系，指出他们均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2001年吴慰慈、杨文祥的《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13]和王子舟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14]是世纪初理论图书馆学领域的两篇重要文献，吴、杨之文的功绩在于阐释了图书馆学学术的层次关系，及“学”与“术”的各自特征，而王文则从学术史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图书馆学的发展作了认真梳理。王子舟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感想》[15]把理论的效用摆在最前面，他认为，理论有解释问题的功用、指导实践的功用、科学预见的功用等。尤其是，图书馆学的学术传统将本学科划分为理论与应用两大板块（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无疑是对理论功用的一种肯定。因为，理论的目标是认识，应用的目标是实践。二者有一定的疏离，但又是联结一体、密不可分的。范并思的《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什么？》[16]提倡“研究观念而非概念”，“研究制度而非机构”。他认为图书馆学基础应该研究那些从宏观的角度或者抽象的角度制约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东西，其中最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观念，历史上图书馆事业的进步，或者是有先进观念的传播作为前提，或者是伴随着观念更新同步进行。在当前进行着的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先进观念对开发、使用信息技术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如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观念、利用为本，等等。而将图书馆当作制度来研究，其实质是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研究“图书馆与社会”这一大课题。如研究社会对图书馆的投资制度，图书馆制度的法律保障体系，图书馆人应该遵循的规范、价值、或道德体系，图书馆与其它信息服务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等等。这一领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可以寻找到属于“宏观现实问题”的理论土壤。
作为应用图书馆的人文图书馆学，其自身就植根于实践。引起人文图书馆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些问题本来就来自实践，因而近年来人文图书馆学研究很快就得到实践领域的关注和追捧，理论和实践融合和互动，产生一个又一个亮点。近几年的图书馆学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图书馆权利和自由的研究，这些正构成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从纯理论研究、定向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真实写照。
2.4.2 理论家走入实践，实践提升理论
理论家具有较强的职业敏感性。关注人文精神在图书馆实践领域的推行成为他们在构筑理论大厦同时考虑的重要课题。如王子舟教授在2004年曾组织研究生赴5省10县进行大范围基层图书馆调查、撰成《基层图书馆生存状态忧思录——5省10县图书馆调查纪实谈》[17]。李国新教授调研后，发表文章《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县级图书馆的振兴与乡镇图书馆的模式》[18]。在人文精神的驱动下，许多专家、学者将研究目光转移到人文图书馆学与实践的结合领域，如王子舟教授已经启动的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弱势群体图书馆知识援助的政策研究”，以及杨文祥、范并思等专家正在进行的关于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关于信息公平获取的政策研究等，都反映了理论家对实践领域人文关怀的关注[19]。
近几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利用学术优势，借助年会、理论峰会、专题会议等各种形式和活动，有力地推进了人文图书馆学的发展。如2004年的苏州年会以“纪念中国图书馆百年”和“图书馆精神”为主题，使图书馆精神和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宣传和融合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使这一年成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中国历史性回归”的一年。在2005年的理论峰会上，又确立了“图书馆权利”的主题，使理论研究具有衔接性。中国图书馆学会还面向基层和实践举办一些专题会议，如2005年10月在河南林州举办的“首届百县馆长论坛”，这次会议围绕“中国县级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重要成果《“百县馆长论坛”林州共识》[20]。中图学会还采取多种形式，如组织业界专家、教授赴贫困地区免费讲学，宣传图书馆人文精神等等。
在理论导向上，叶鹰提倡图书馆学研究人员深入调查研究图书馆的客观现实，运用科学的市政研究方法，从实践中发掘规律，同时，通过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架构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形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合力，推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1]。
正是这些图书馆学家更是身体力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试图研究实践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深刻反映了图书馆学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应用图书馆学发展最好的时候，理论和实践关系亦是处于最佳状态。
2.4.3 开发研究成果显著
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理论与实践互动或者说图书馆理论融入实践、实践指导理论在21世纪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开发研究的兴起。作为学科繁荣和成熟的典型标志，这一过程应该早在20世纪90年代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兴起时就应该为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介入，但我们推迟了近十年，但这并不晚。在对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开发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型的开发研究、复合型图书馆模型的开发研究和合并院校图书馆融合模式研究。在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型的开发研究中，几年来，各类研究成果多达1000余项，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建成了不少大型和中小型的区域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CALIS在东北、华东北、华东南、西南、西北、华中、华南等地区的中心文献保障系统和省中心等等[22]。在复合型图书馆模型的开发研究中，以珠海市图书馆黄海明的《复合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以珠海市图书馆为例》一文为例，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是知识资源集散中心、市民终身学习教育中心、区域图书馆网络中心、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文化交流休闲中心[23]。合并院校图书馆融合模式研究在世纪初基本上发生在每个大学图书馆。
以上是三个大的开发研究项目，此外，一些小的项目如国家图书馆的绩效评估体系的开发，富平等人在《确立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图书馆科学管理》[24]等系列文章中作了介绍、分析和研究；湖南大学图书馆书院文化数据库的开发，郑章飞、樊志坚等人在《书院文化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25]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总结；对于岗位设置与图书馆人力资源系统的开发，陈斌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岗位聘任制系统的开发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岗位聘任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26]为题进行了探讨等等。
3 结语
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事业正在兴旺发展，无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或者是在实践中的开发研究，“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图书馆学人正在用自己的每一点点成绩编织我们共同的梦想！
（来稿时间：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