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学辩护——读马克#183;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洛赫论文,历史学论文,历史学家论文,马克论文,技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以时间中的人类为中心。他将历史学家比喻为童话中的一种妖怪，只要闻到哪里有人肉香，就在哪里出现。任何人阅读到这样的内容，恐怕都会哑然失笑，或许还会对布洛赫这个人产生兴趣。
布洛赫是上个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封建社会》（La société féodale,1939—40）（注：中译本见：《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和《法国农村史》（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1931）（注：中译本见：《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商务印书馆，1991。）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上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此外，他还对古代奴隶制度、卡佩王朝诸王创造奇迹的能力等诸多问题进行过引人瞩目的探讨。在《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小册子中，布洛赫更将自己的研究投向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他对历史学更广泛的兴趣和开创新历史学的雄心，体现在了他与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共同创办的影响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中。这本学术刊物倡导跨学科研究人类活动的总体史，将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的结构、情势、周期、增长等概念引入历史学，提出了一种极为丰富的关于人类时间的概念，形成了后来对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乃至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布洛赫的一些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这位早已在西方学界闻名遐尔的史学巨匠，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已经在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显现出强劲的影响力。
正如T.S.布朗在1989年版《封建社会》英译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崇高地位都取决于他的著述和行动：他是受人敬重的同事和师友，同是他又满怀激情地关注着他所热爱的法国和他那个时代的法国所进行的各种斗争。”布洛赫曾和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y Pirenne）（注：著有《中世纪的城市》（1927），陈国梁译，商务印书馆，1985。）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一到那里皮雷纳就问：‘我们先去看什么呢?据说刚刚新建了市政厅，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参观吧。’接着他完全像是要预先打消我的惊愕一样说到：‘如果我是古董爱好家，恐怕我的眼睛就会光盯着古老的东西。但我是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布洛赫肯定是非常赞同皮雷纳的提议的，因为他同样认为，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特质。布洛赫告诫大家，不要为某种文体上的冷静所欺骗，我们当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不具有这种特质。如果对现实懵然无知，怎样努力去理解过去也将是徒劳的。这种将历史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理想，使布洛赫不能逃避和冷眼旁观法国所发生的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度沦陷，身为犹太人的布洛赫被迫辞去教职。他原本可以去美国执教，但他选择留下来参加法国抵抗阵线的活动。1944年被捕，在德军集中营遭盖世太保枪杀，时年58岁。
布洛赫与费弗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很早就有计划合作为年轻的史学家撰写一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导论，阐述他们与前辈截然不同的史学思想，以此作为他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宣言书，但此项工作迟迟未能开始。二战中法国沦陷，布洛赫因此不能从事正常工作。这时，他开始独自奋力实现他们早先的这个计划。遗憾的是，布洛赫尚未完成全书，即不幸遇害。1949年，费弗尔将遗稿整理成《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histoire,ou Métier d'historien）一书出版。几年后，该书相继出现英、日等译本。40年以后，台湾和大陆也分别在1989年和1992年推出中文本（注：参见：《史家的技艺》，周婉窕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大陆本也同英文本和台湾本一致，将书名改作《历史学家的技艺》（注：英译本参见：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transl.Peter Putna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1954）.）。该书在世界各地曾多次再版，在人文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1993年，法国出版了由布洛赫的长子根据奇迹般新发现的原稿重新整理的文本，对费弗尔在整理中所做的许多改写、移动、删削和增补等，一一做了订正，使该书面貌有非常大的改观。
历史学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它研究的合适对象是个人还是人类，它是科学还是艺术，社会科学家是否有权利满足于将当代的解释局限在当代，现实是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无意的史料为什么更重要，历史学的目标是褒贬历史还是理解历史等等诸多问题，在该书中都有饶有趣味而又专业的解答。上述问题一向更为哲学家所关注，但布洛赫并不认为自己的思考是哲学视角的，他将自己的目标视为去试图解决同行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他谦称该书是“喜欢就每天的工作进行冥想的手艺人的备忘录，是长期摆弄尺子和水准仪却并不自诩为数学家的手艺人的笔记。”这本写于50多年前的小册子并未随时光的流逝而褪色，任何热爱和关心历史学的人，都能从这位史学大家的思考中加深对历史学的理解。
布洛赫在论述历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去研究历史的同时，对加诸历史学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饱含感情的语言风格，使本书颇像是一篇辩辞，难怪法文本要取《为历史学辩护或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样的书名。英文本和中文本的书名看起来简洁，但该书独特的气质却丢失了。全面介绍这位年鉴学派缔造者的史学思想并非笔者所能胜任的，这里仅想将布洛赫为历史学的存在所做的辩护回放给大家。这种考虑无疑与目前我们历史学所面临的外部问题有关，希望通过聆听这位史学斗士的辩护，坚定我们对历史学的信念。
这本小册子是以一个少年的提问开始的。历史学有什么用?布洛赫宠爱的儿子曾好奇地问他。恐怕有些人会认为这句话单纯，但在布洛赫看来，毋宁说它是非常适当的。童言无忌，孩子讲出的这句话，引出了历史学的正当性问题：历史学有存在的理由吗?以是否有用来评判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在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已难以估量地拉大了几代人之间心理距离的今天，人们更容易认定历史学是无用的。一些人会问，要操纵和修理发电机，难道还有必要先精通伏特的流电学理论吗?对历史无用的抱怨和功利地看待事物的本能心理，往往使人们产生一种极端的态度，去否定历史学的存在。历史学家正是因此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压力。布洛赫当时并未给儿子一个完满的解释。数年后，他将有关思考写进《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希望以此作为回答。
布洛赫认为，与“知其然”相比，智识的本质绝对在于“知其所以然”。其结果是从智识来看，唯有能在诸现象间建立起说明性关系的，方才是真正的知识。其他的只佩称为“杂学”，不能把它们看成是理性的出色工作。因此，历史学有权利要求承认它是一门值得为其努力的知识，在于它不是毫无关系地、无限度地仅仅罗列事实，而在于它带给我们对事实合理的分类和理解的可能性。不管历史学是否有用，或存在怎样的应用于行动的可能性，它都与历史学是否有理由存在是两回事。人们不应当将基于“有用”这个词的狭隘意义上的历史的有用性问题，与其主要在智力上的正当性问题混为一谈。历史的有用性是第二位的。不能把是否具有促进行动的力量视为评价某项研究价值的标准。如果否定人类有满足超越功利的智力兴趣的权力，它将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损害。
布洛赫为历史学存在所做的辩护，其精神来源于西方的一种思想传统，那就是对求真本身这种智识活动的肯定。不过，布洛赫更加进了一些近代科学的理念，如探求事物的关系等。我们从罗素更为直白的表述中，也许更能加深对这种传统的理解。1904年，罗素在《论历史》一文中说：“历史学之有价值，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一点，尽管不是它的价值的全部，却是它的所有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一切知识之作为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益处的……。有关任何历史事实的知识，便具有这种益处，哪怕它再也没有别的益处。”当我们感叹西方学术的繁荣时，支撑这些学术的思想传统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传统中国，历史学曾是最为显赫的知识门类之一。古代文献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门类，历史学即位居其一。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以后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一批新学在中国的传入，使历史学仅仅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支，其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对历史学仍怀有敬意。文革中，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工具化，带来了它的虚假繁荣，其后果则是它的名誉丧失殆尽。当那个悲剧时代结束后，历史学不再成为“社会发展简史”的注脚，社会也变得更为功利地看待历史学。在政府的科教发展规划中，历史学多少被边缘化了。公众虽然仍表现出对历史浓厚的兴趣，一些有关历史的轻松活泼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受到他们欢迎，但这种对历史的热情大都停留在娱乐的层面上。对大部分人来说，历史学远离现实生活，是一门无用的学问。
“无用往往有大用”，这是我们一部分学者为历史学辩护时常常诉诸口边的一句话。它大体是对这样一些情况的概括：一些当初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用途的研究，最终却带给人类非常大的恩惠。历史上确实不乏这样的事例，从中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我们也许会让人们对历史学怀抱信心，但从逻辑上讲，这些事例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历史学研究在不可预见的将来就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将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寄托在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上，恐怕是没有说服力的。
西方思想传统中对知识本身的热爱与尊重有他们的理由，我们不能随意诠释为是对无用事物的欣赏。“无用”的观念与中国最具影响的思想传统中的道家脱不了干系。知识被人类用于邪恶，即所谓“智伪巧作”，使得道家对知识深恶痛绝，并演进为对智识本身的否定，“绝圣弃智”、“结绳记事”成为他们理想的社会。道家的反智识主义后来与法家的愚民主张相结合，更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知识的钳制。一些纯粹智力上的兴趣，在中国都只能是昙花一现，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或多或少是这种反智识主义传统影响的结果。用“无用”观念来诠释西方那种认为知识本身就有其存在理由的观念，恐怕会误导人们对西方这一传统的理解，也不利于认清我们自身思想传统基因存在的缺陷。
布洛赫反对从功利的角度为历史学辩护，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位为知识而知识，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对历史学在现实中的应用不闻不问的学者。相反，布洛赫对自身所处的社会有着深切的关怀。到法国北部农村去参观的人，无不对田地奇妙的形状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在时间的长河中所有权的变更改变了它原来布局，但把可耕地如此大量地分割成那些极其狭长的带状土地的风景，一直让布洛赫时代的农学家感到疑惑不解。无疑这种土地配置带给农民耕作极大的不便。一些性急的政治评论家认为它是民法及其难以避免的结果引起的，并认为通过废除相关法律，就可除此弊端。布洛赫指出，实际上这种田地的结构有着古老的根源，新时器时代晚期的开耕者甚至更直接地影响了它的形成。他告诫大家，对原因的误解常常与解决方法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无知不仅妨碍了对现在的理解，也危害到现在的行动自身。
当莱布尼茨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走出来，转向对德国帝政时期的古文献和古年代记的解读时，他感受到了“知道特异事物后的喜悦”。布洛赫提请我们注意不要从我们的学问中将这种诗意的部分抽取掉。那种认为历史因为对感性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而不能满足我们的知性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大陆中文本《历史学家的技艺》文笔优美，致力于践行布洛赫对历史学诗意气质的期待。但该译本也存在一些不足。最大的缺憾，是这个译本与内容上有很大修正的1993年法文新版本擦肩而过。台湾译本早大陆译本两三年，大陆译本未提及此版本并作出评论，实在是不应有的疏忽。笔者受语种的限制，不能就中文本和法文本进行比较，但对比2004年日文新译本（注：参见：マルク·ブロック著松村剛訳『历史のための弁明：历史家の仕事』东京：岩波书店2004.）来看，大陆本在译文的准确性上也有待改进。如布洛赫在导言中的一句话，日文本译为“看起来完全无所贪图的思索是否会令人惊异地有助于实践，这是不能事先决定的”。中文本译为“不可能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因为布洛赫是针对实用主义所做的批判，因此译作“完全无所贪图的思索”要比译为“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更为有的放矢一些。笔者在撰写本文时，在书店还发现两本书，并从中受益，它们是罗素著《论历史》（何兆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和余英时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愿推荐给对史学价值讨论感兴趣的读者。
布洛赫在该书给费弗尔的献辞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精诚合作，为建立更为宏大更为人性的历史学而战斗。在我撰写这部书时，我们共同的任务正受到许多威胁。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公正的命运的暂时的败北者。我确信，我们在真正意义上再度开始合作的那一天，像从前那样公开、自由地再度开始合作的那一天，必将来到。”遗憾的是，布洛赫并没有看到法国解放的这一天。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我们为所有死难烈士致哀时，我们也更加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伟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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