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基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数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藏族论文,东乡族论文,民族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2)05-0107-07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信息和交通技术不断便捷化，各民族因教育、就业、经济活动等社会需要，民族之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由于各民族在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的明显差异，对民族交往或民族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所以，探索影响民族交往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为我国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的民族关系中，少数民族与主流群体汉族的关系无疑是我国民族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取向和发展取向的民族认同研究观点，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现实背景，选取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与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三个变量，对进入主流群体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进行了调查，探讨了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
二、问题的提出
(一)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概念
“认同”一词是从哲学、逻辑学的“同一律”发展而来[1]，它兼有对内“求同”与对外“识别”之义，具体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同一”，即一个事物的性质和属性没有发生改变；二是“归属”和“确认”，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共同特征的辨识而归属于某一个群体；三是“赞同、同意”[2](PP.8-11)。国内学者王希恩认为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3]，将认同的概念应用于宗教和民族问题，宗教认同就是拥有相同信仰的社会成员对宗教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民族认同则是有相同民族特征(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活动方式等)的社会成员对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这一定义涵盖了上述认同的含义，涉及心理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成分，也易于概念的操作化。
但由于宗教和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两个联系紧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因为宗教是民族的重要标识，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回族和东乡族)，在民族稳定时期，它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民族认同意识的组成部分。但是，宗教又不等同于民族，它不是民族的必要充分条件，一个民族可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亦可不同，宗教认同可以增强民族认同，也可以削弱民族认同，可见，它们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都是一个人多重认同中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心理和社会意义，如它们和心理健康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群体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变量。美国民族社会学家戈登(M.M.Gordon)将民族认同作为其提出的衡量民族关系的七大变量之一，英格尔提出的民族身份认同理论里也将宗教差异、居住格局、文化差异等因素作为影响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变量[4]，在民族关系研究中，这些变量被广泛采用。民族认同在民族交往态度中发挥什么作用，宗教认同又对民族交往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国内还没有实证研究，而在西方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社会认同取向和发展取向的理论观点。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是西方群体关系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其群体成员身份带给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该理论将社会认同视为个体自我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主张个体都有一种获得自尊的动机，这种动机的满足是通过在群际背景下、在那些内群有积极表现的维度上，将内外群之间的差异最大化而实现，范畴化和社会比较协同产生了群体行为，比如情感上的内群偏爱、外群歧视和排斥等[5]。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都是一种社会认同，这意味着过分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与消极的外群体态度相关，西方有关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观点，如Negy等人对美国在校大学生的研究显示对本民族认同高的被试更多表现出外群体歧视[6]，Sidanius等人的一项纵向研究也发现民族身份的意识增加了民族认同感而增加了民族间偏见以及对民族群体间矛盾的知觉[7]。
发展取向的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是发展变化的，需经历探索和承诺两个过程，从不成熟向成熟发展，主张成熟的认同对个体具有积极的意义，反之亦然[8]。Phinney等人在Marcia的自我认同发展模型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了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其研究表明安全成熟的民族认同与积极的群体间态度具有正向的相关[9]，还有一些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民族认同感可以预测积极内群体态度，同时对积极的外群体态度也具有积极贡献。总之，发展取向的民族认同研究认为积极、成熟的民族认同与积极的民族间态度相关，因为积极的民族认同能够为个体提供安全感，避免受到其他群体的威胁，降低群体紧张感可以增加对外群体的接触，这样就相应地产生对外群体更积极的评价，并降低对种族分类的突显性和外群体同质性知觉[10-11]。
相比较上述两种取向的实证研究，社会认同取向的内群体认同偏好得到了更多的证据，而内群体认同与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相反，更多的研究表明民族认同与民族间态度具有积极的相关[12-1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近年来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从民族地区进入主流群体社会，尤其大学生是一个人口较多且比较集中的特殊群体，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凸显出来，这是否会影响他们与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对与汉族大学生交往的态度有何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有何特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论是为上述两种理论争论增加证据，还是对于促进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依据，都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在性别、民族、居住环境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2：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有显著的相关。
假设3：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与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为兰州市三所高校的524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主要来自甘肃、青海、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一年级学生345人，二年级108人，三年级71名。男生223名，女生301名。藏族129名，回族331名，东乡族64名。报告宗教信仰的被试共473名，其中回族、东乡族被试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被试信仰藏传佛教。
(二)研究工具
1.民族认同量表
参考多民族认同量表MEIM(Phinney，1992)和Umana-Taylor(2004)的民族认同量表(EIS)[15-16]，编制了民族认同量表，量表包括3个维度，即探索、肯定和确认。探索指个体积极参与那些能够使他们了解本民族的活动；肯定是个体对民族身份积极感受和评价的程度；确认指个体感知到民族身份的意义及其带来的使命感。共15个项目(如“我对自己的民族有强烈的归属感”)，量表采用4点计分，从0(非常不同意)到3(非常同意)，另外有一个反向计分的项目。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6，0.79，0.69，整个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个项目与模型拟合指数为：NFI=0.94，CFI=0.97，IFI=0.97，GFI=0.96，RMSEA=0.05，RMR=0.02，这说明量表的理论构想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可以作为测量民族认同的工具。
2.宗教认同量表
采用Abu-Rayya等人编制的多宗教认同量表(MRIM)[17]，该量表包括宗教肯定与归属、宗教认同获得和宗教实践三个维度，宗教肯定与归属指个体在情感上对自己所属宗教的依恋和归属感，宗教认同获得是指个体基于对所属宗教的认同从中获得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宗教实践就是个体参与自己所属宗教的各种活动(如祷告等)，该量表包含了构成宗教认同的普遍特征，用于测量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体的宗教认同，量表共15个项目(如“我的宗教信仰对我很重要”)，其中6个项目是反向计分，量表采用8点计分，从0(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3，0.75和0.80，整个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个项目与模型拟合指数为：NFI=0.94，CFI=0.96，IFI=0.96，GFI=0.95，RMSEA=0.05，这说明量表的理论构想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3.民族交往态度量表
采用Phinney(1992)编制的其他民族态度量表(other-group orientation)[15]，将原量表中交往对象“其他民族”全部替换为“汉族同学”，以适合本研究需要，并增加了一个题目(即“我喜欢与汉族同学交朋友”)，最终形成了单维度、7个项目的与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量表，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0(完全不同意)到4(完全同意)，其中有一个反向计分项，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与汉族大学生交往的态度越积极，反之亦然。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3，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各个项目与模型拟合指数为：NFI=0.98，CFI=0.99，IFI=0.99，GFI=0.99，RMSEA=0.05，RMR=0.02，这说明量表的理论构想得到了数据支持，可以作为测量与汉族交往态度的工具。
另外，本研究采用一个项目来区分被试的家庭居住环境，即“在您的家庭所在地，您周围居住的人主要是？”被试在“我本民族的人占绝大多数”、“和其他民族的人基本平衡”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占绝大多数”三种情况中进行选择，第一种情况代表本民族为主居住环境，其余两种则代表混合居住或者散居于其他民族的居住环境，以此作为考察不同民族之间接触程度的一个变量。
(三)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将所用量表编排在同一份问卷施测，被试特征变量包括民族、性别、年级、居住环境等。问卷由研究者本人和一位心理学研究生助手担任主试，采取整班集体测试，当场收回问卷的方式采集数据。数据采用SPSS17.0和AMOS18.0统计软件进行管理和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对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描述统计(表1)显示，在五点计分(0～4)量表中，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主流群体的态度平均分在2.54～3.00之间，在四点计分(0～3)量表中，民族认同平均分在2.18～2.46之间；在八点计分(0～7)量表中，宗教认同平均分在4.64～5.68之间。这说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与汉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得分均较高，他们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宗教以及交往态度整体上都比较积极。描述统计结果初步显示，藏族大学生的交往态度得分依次高于回族和东乡族，但是回族、东乡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得分高于藏族。
(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交往态度特点分析
(三)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的相关分析
对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与汉族交往的态度各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表2)，结果表明，与汉族交往的态度与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各维度及总分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越强烈，与汉族交往的态度就越消极，但是从相关系数大小来比较，宗教认同与交往态度的相关系数更大；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各维度及总分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关系数较高(R=0.67，P＜0.01)，说明二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四)交往态度对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回归分析
首先，为了在民族水平上(即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分析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与交往态度之间的关系，以交往态度为因变量，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为自变量(自变量在进入回归方程前进行了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出现共线性，后文同)，对不同民族的样本数据采取分组回归方法来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表3)，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不能显著预测交往态度，其中藏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也不能预测交往态度，但是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宗教认同能显著(东乡族大学生达到边缘显著)负向预测交往态度，这说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交往态度的预测作用存在民族差异。
其次，根据前面的统计结果，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在相关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民族和居住环境)上存在差异，为了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更严格地考察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的关系，将性别、年级、民族和居住环境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前进行了虚拟处理，女性、一年级、藏族和本民族为主居住环境分别为参照变量)，交往态度为因变量，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为自变量，采取分层回归的方法来分析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交往态度的影响，在第一步回归中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回归中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同时放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表4)，在第一步回归中，除性别外，年级、民族和居住环境对交往态度均有显著预测作用，总预测力为5%，这说明这些变量是影响交往态度的因素，与前面进行的方差分析结果也一致；控制性别、年级、民族和居住环境的影响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力由第一步的5%显著增加到第二步的7%，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再从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结果可以看出，民族认同对交往态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宗教认同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β=-0.18，p＜0.01)，说明民族认同对交往态度无显著影响，而宗教认同对交往态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一)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的情景性及其启示
人际交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不同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需要。本研究结果表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对本民族及其宗教有着积极的认同，同时，他们对主流群体汉族也有着接触和交往的积极态度，这说明他们对“本民族”和“他民族”有着双重认同的特点，具有多元的民族文化意识，对民族间交往持开放性的态度，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认同和交往态度也表现出一些个体差异，体现出它们的社会情景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以本民族为主居住环境中的被试，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显著高于那些混合或者散居于其他民族居住环境中的被试，但是他们与汉族交往的态度显得消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混合或者散居于其他民族的居住环境中的被试，长时间具有民族间接触与交流的机会，相互之间了解得更多，已经适应民族之间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能积极地评价和应对。另外，进入主流群体社会中，随着年级的增高，被试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呈现出减弱趋势，但与汉族的交往态度得分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由低到高的变化过程。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由民族地区进入主流群体社会时与汉族大学生交往的态度是积极的，有很强的接触和交往愿望，但是接触初期，由于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差异，他们之间的交往表现出一些障碍和矛盾，随着更多的相互接触和交往，对于彼此的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相互之间也能更加包容和尊重，交往态度也变得更为积极，这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接触过程中双方文化适应过程的一个表现。
综上，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交往态度具有社会情景性，随着接触环境和时间而发生变化，所以，民族之间接触与交流的机会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为民族成员之间只有相互接触与交流，才能相互了解，相互了解才能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才能相互欣赏，这样才能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实质上这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具有相似性。此外，对于当下各“非民族院校”设置所谓的“民族班”、“预科班”，将少数民族学生善意地进行隔离组织教学，其利弊孰大孰小，这是需要反思和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减少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接触的机会，而强化了民族边界呢？
(二)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
首先，从本研究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与交往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似乎支持了社会认同取向民族认同研究的观点。但是，方差分析和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三个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与交往态度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即藏族被试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均不能显著地预测交往态度，回族和东乡族被试的宗教认同能够显著负向预测交往态度，但是民族认同同样不能预测交往态度，这表明民族认同对外群体态度没有必然的影响，社会认同理论的“内群偏好必然导致外群歧视和排斥”观点不完全准确，“内群偏好”固然在不同群体中都得到了证实，但是“外群歧视和排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此外，社会认同理论是建立在“最小群体”实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其推广性本身有局限性，并且西方的民族认同研究，多以有色人种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跟我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种族歧视、隔离甚至种族屠杀的事实，这种痛苦的历史记忆仍然影响着当下的民族关系，而我国则不存在这种现象，所以，这些都是造成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的重要因素。可见，对研究结果的分析，结合研究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分层回归中，控制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居住环境和民族)的影响后，民族认同仍然对交往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是宗教认同的影响显著。这个结果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有关系，也符合我国的社会背景，因为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均为少数民族，他们都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而汉族学生却大都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由于宗教的核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具有天然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双方对宗教信仰的敏感性和警惕心理可能对交往态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宗教认同又与民族认同具有很大的重叠性，这种重叠性就造成了民族认同与交往态度之间的负相关。
再次，发展取向的观点认为民族认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群体认同和群体间态度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成熟的民族认同与更开放和积极的群体间态度有关[18-19]。也有学者主张民族认同是一种对群体间关系具有重要而真实意义的社会认同，给青少年提供同其他民族相接触和获取其他民族理解的机会跟多了解自己民族一样重要[11,20]。本研究分层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学变量(如民族、居住环境、年级)对交往态度的预测力(5%)高于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总预测力(2%)，这就表明，民族交往态度更多地与社会情景相关，随着民族间接触与交流的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和民族间态度则更为积极和成熟，在这点上，本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发展取向的民族认同研究的观点。
最后，本研究发现，藏族被试与汉族的交往态度要比回族和东乡族更为积极，并且其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都不能预测交往态度，这个结果可能与民族文化差异有重要的关系，尤其是宗教价值观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信仰佛教的汉族大有人在，藏族和汉族通婚的也有，但是这种现象在回族、东乡族与汉族之间却极其少见，所以，将来从文化和宗教价值观视角来研究宗教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探明其中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相关理论基础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讨论，本研究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具有双重认同的特点，他们对本民族积极认同的同时，也有与汉族交往的积极态度，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不同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对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交往态度有显著的影响。创造民族间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可以让民族成员以多元的文化视野对待民族差异，在降低本民族认同偏好的同时，增加对外民族交往的愿望。
第三，宗教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存在民族差异(藏族与回族和东乡族)。采取有效手段和方式，合理地进行宗教宣传和教育，降低宗教的敏感性，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