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燕[1]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通货膨胀给予更大关注,研究通货紧缩者甚少。然而,相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常更加难以应付,因为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带来的便是旷日持久的灾难。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又一次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沼之中,抑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首轮通货紧缩,无不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继成功预言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夕再次预言,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将重返历史舞台。"这究竟危言耸听还是会一语成谶?不得不令人反思,通货紧缩是否再度来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呼声再次高起,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力挽狂澜,助推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持续走弱,CPI增速在2012年7月低于2%的水平,并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跌入" 1"时代,PPI自2012年3月份开始呈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末,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同时,GDP跌破7%的目标,实现6.9%的增长速度。由此,再度引发关于当前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不同,此轮通货紧缩风险是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时期发生的。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根据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中国已在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外,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总抚养比也于2010年开始上升。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速放缓。如果说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货紧缩风险则是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本文认为当前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供给侧的结构冲击,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负债导致的债务-通货紧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首先对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趋势,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进行初步判定。其次,从通货紧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出发,分别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再次,在对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叁个维度,提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罗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对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供需失衡论、货币供给收缩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论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从通货紧缩本质和成因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和初步诊断。从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范畴、判断标准、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详细阐述由物价水平下降、货币供给不足和经济持续衰退叁者分别或共同决定的单要素论、双要素论和叁要素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着重分析物价水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叁个经济层面的趋势和特点,厘清叁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形势做出初步判定。第四部分为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四个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建立叁机制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叁个阶段,从而得到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为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回顾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及经济影响,对比分析美国、日本通货紧缩的特点及治理经验,并探索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引发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提出实施结构化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多种政策的科学合理搭配策略,以有效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张青青[2]2005年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下货币政策效力对比分析》文中提出从现实的货币政策实践结果看,货币政策的预定政策目标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有时较小,则货币政策有效性较高;而有时又明显较大,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作为目前货币理论中的前沿课题,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同时已成为制约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了80年代的美国、90年代的日本以及1985-1994、1997-2003年的中国的大量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强于对通货紧缩的治理效果;并以此为根据从货币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开放经济环境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五个方面,论述这些因素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阐释出现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原因。 本文采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及向量自回归(VAR)等国外经济计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经济环境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模型,同时采用稳定性检验、残差回归及脉冲冲击向量等检验手段对我国不同时间序列样本阶段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政策建议。
叶子芬[3]2003年在《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1997年以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日趋明显，我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通货紧缩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难题，研讨通货紧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援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论证了通货紧缩一词的定义及其与货币供应量萎缩的一致性，从而将本文研究通货紧缩问题的范围和角度大致框定于货币量和货币政策方面。随后，本文采集了大量数据，紧紧围绕货币量、价格水平与供求关系，实证分析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发展历程和成因。进而，本文结合国情、理论联系实际地论证了我国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的成效与不足，得出货币政策传导受阻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地提出疏通信贷传导渠道、提高传导信号灵敏度、培育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等一系列完善措施建议。 凯恩斯认为国家应实行扩张的赤字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货紧缩，而国债既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筹资方式，也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联结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本文还将研究视野拓宽到国债财政政策。针对我国扩张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本文提出了提高国债效力、局部减税等政策主张。
王春雷[4]2001年在《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在不断波动中成长。客观上存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水平的不稳定性。因此，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维持适当充分就业的水平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从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性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多数国家经常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但在十九世纪，不少国家也有过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过程。就二者比较而言，历史表明通货紧缩的治理要比通货膨胀的治理更困难。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有时比通货膨胀严重的多，通货紧缩常常伴随着经济的衰退。据罗杰．布鲁特记载，通货膨胀在二十世纪频繁发生，但在十九世纪前，通货紧缩则要比通货膨胀更加普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自1997年起，一些国家如日本、中国、新加坡、瑞典、瑞士等相继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同时全球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已达叁十年代以来之最大。《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陆续刊文指出，通货紧缩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致使有人说20世纪是通货膨胀的世纪，而21世纪是通货紧缩的世纪。并预言：21世纪战争将受到各种因素的抑制，人类能够“和平共处”，通货膨胀政策将退出历史舞台。如日本学者长谷川庆太郎预言：“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的相当年代，经济将无可避免地往全面性价格低落、通货紧缩的基本方向发展。”这样的评论似乎有点简单、武断。但不可否认，怎样对待通货紧缩将是21世纪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宏观经济长期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长期并存。1994年零售物价水平达到21.7％的历史高峰值。如何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但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1999年，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断言：中国已进入通货紧缩时期。 2 内容捉要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中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尽管在陇通货膨胀方面中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上却经验甚少。 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后，中国政府首先启动货币政策工具，先后数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自1998年起更注重应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投资和消费。叁年多的实践表明已取得一定实效。但关于通货紧缩的理论研究却十分滞后。究竟什么是通货紧缩，西方经济理论对此尚无定论，国内学者也众说纷劫 至于通货紧缩的种类、成因、经济影响，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选择等问题，国际、国内的文献及着述也不多见。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是从 1998年底开始。在此之前，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实现，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大致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的断层、通货紧缩。1999年开始，国内学者对通货紧缩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通货紧缩的一般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文在通货紧缩的一般理论方面，主要对通货紧缩的概念、成因和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点对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协调搭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从通货紧缩的概念入手展开分析，通过界定通货紧缩的定义，分析通货紧缩的特征，进一步阐述通货紧缩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通货紧缩的本质。介绍并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通货紧缩定义的各种学说，得出以下几点结论：l、通货紧缩是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宏观经济现象。表现为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本质是货币价值升值的过程。2、通货紧缩既是一种货币现象，又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3、通货紧缩通常发生在经济周期的经济收缩阶段。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有伴随产出增加的通货紧缩；有伴随产。出减少的通货紧缩；也有不影响产出水平的通货紧缩。4、对于通货紧缩的度量，采用物价水平指标比较科学。5、考察了中国通货紧缩的形势并对未来通。货紧缩的趋势做出判断。 第二章着重分析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分别介绍不同学派的观点，从社会总供求AD－AS曲线、ISLMBP曲线、货币供求等不同的角度分析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方法，着重剖析中国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 内容提要3 第叁章着重分析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分别阐述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即 通货紧缩对产出的影响，通货紧缩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阐述通货 紧缩对就业水平、投资、收入和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第四章着重分析治理通货紧缩的一般宏观政策选择。首先介绍了国内外 学者提出的治理通货紧?
刘达禹[5]2016年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提出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叁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叁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黄一梅[6]2001年在《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分析》文中提出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也由坚持适度从紧以治理通货膨胀变为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防范通货紧缩。但是，实践表明，与以往年份信贷扩张必然带来经济扩张相比，本轮大力度扩张货币政策的实施，并未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启动。本文从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取向与局限性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入手，对我国这一轮扩张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我国货币当局针对通货紧缩所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没有作出迅速反应，从而使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受阻。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措施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其中包括：加快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货币市场体系、提高企业对货币政策传导信号的敏感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引导公众预期等。此外，还应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
吴国权[7]2003年在《通货紧缩时期我国国债政策经济效应及边界研究》文中指出1997年10月开始我国零售商品物价持续下降，1998年4月开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下降，同时其他相关指数也开始下降，经济学界对此已统一认定我国进入了通货紧缩期。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央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实施以扩张性国债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扩张性国债政策实施五年多里，我国通货紧缩的状况可谓是一波叁折，2000年，通货紧缩趋势有所缓解，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回升，2001年6月起，各种指标显示通货紧缩状况再次加重，2002年全国整体经济形势运行重新趋好，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升并不明显。将通货紧缩表现出来的波折性和扩张性国债政策的经济效应相联系，一般认为，扩张性国债政策起到了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但对国民经济自主性、市场性推动的内在增长因素和稳定增长机制培育作用不理想，从整体上看我国通货紧缩的隐患还在。 不同经济背景，国债政策会有不同的效应，对国债政策的研究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我国而言，通货紧缩是一个新的问题，管理层对于在通货紧缩时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还在摸索当中。从理论研究看，国内理论界研究国债经济效应的历史不长，从现有资料看，国内研究主要围绕扩张性国债政策社会总需求角度展开，而对扩张性国债政策实施后，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以及国债的金融效应等方面的研究还欠缺。基于国内这样的研究状况，本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上对通货紧缩时期我国扩张性国债政策各方面的经济效应做出分析，为通货紧缩后期治理以及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后中国债政策该如何调整提供指导，研究具体内容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方法、思路以及相关理论综述，包括第1、2、3章。 第1章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具体的研究内容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着重点是对创作思路、论文主要创新点以及技术路线的概括。 第2章首先回顾国内对通货紧缩定义及其衡量的争论，着重指出以往的研究对通货紧缩定义上的偏颇，在修正认识上的误区后，论文就我国通货紧缩重新抬头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往的研究对通货紧缩多注重仅从物价角度定义，对货币量强调的不够，这会忽视引起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由于我国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与一般货币量紧缩不是完全对应的，论文认为应该广泛地从实际货币量紧缩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两个外部标志来定义通货紧缩，这样定义简捷适用，又不失科学性，能够揭示通货紧缩的实质，即浙江大学J尊士学位论文通货紧缩时期我国国债政策经济效应及边界研究通货紧缩的货币现象木质，同时也为具体的通货紧缩的衡量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将实际货币量紧缩与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两个要素作为衡量通货紧缩的标志，以此标准评判我国通货紧缩重新抬头问题，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了后出现的一些供求方面的新问题是通货紧缩在我国重新抬头的原因。 第3章对通货紧缩时期扩一张性国债政策理论及其演进分析，主要从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国债资产效应、国债居民消费效应、国内对国债经济效应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回顾了国债经济效应理论的研究历程。关于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争论，论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主要内容以及巴罗的着名推论和后续经济学家对定理假设条件的质疑进行介绍，并且较为详细阐述了凯恩斯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关于国债资产、民间消费效应和国内对国债理论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勒纳、米德、巴罗、袁东、一马栓友等人的观点。 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着重对不同经济主体在扩张性国债政策实施后经济行为上的反应，主要是对资本供给效应、民间消费效应和劳动就业效应等的分析。 第4章克服了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将现实资本视作一个整体的弊病，由于现实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l响机制，论文在探讨国债现实资本供给效应时，先就我国当前国债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我国通货紧缩发行的国债减税性质明显减弱，增支性质明显加强。论文对公共投资所含项目重新划分以后，论文对国债、公共投资间的因果关系、即时影响关系和弹性实证研究发现，通货紧缩时期扩张性国债政策对公共投资的贡献正处高位，且处于高位窄幅变动的格局中，从1999年始，在我国大幅度增发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国债对公共投资的相对贡献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从公共投资增幅角度考虑，国债的贡献不是很大，没有税收增长和民间投资增长的贡献大。我们对于通货紧缩时期我国通过增发国债的办法，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扩大公共资苯效应的评价，没有目前常见文献所估计的那样乐观。以往文献忽略了通货紧缩以来其他因素增长对公共投资的贡献，可能高估国债在前期的作用。扩张性国债政策和其他积极则政政策措施间的协调还有待提高。 对通货紧缩时期国债的民间资本效应，本文的研究基于新古典理论关于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论述。对我国民间投资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民间投资与上一期的民间投资以及实际投资收益率成正相关，公共投资在回归方程中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
郝世赫[8]2017年在《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其中,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提出为这一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以McCallum规则为基础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以Taylor规则为基础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内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随着近几年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出现,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越来越成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我国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CPI与PPI持续在低水平盘桓,经济面临着爆发通货紧缩的危险。而我国中央银行在采用降息降准、调节利率水平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结合SLF、MLF以及调节外汇储备规模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并没有显着地提升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基本上是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PI无法有效的度量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主要是由于CPI易受到某些暂时性冲击的影响进而出现短暂的波动。若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将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将严重削弱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那么,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是否产生结构上的变化?究竟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窘境?如何有效地度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有鉴于此,本文重新研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部分的重要结论:本文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针对本文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本章首先给出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紧接着针对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梳理,并针对系统地整理了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以及创新之处。本文在第二章中主要针对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线性特征与非线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能够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McCallum规则而言,货币供给对于产出的调控缺乏有效性,而对于Taylor规则而言,名义利率对于产出的调控则是有效的。对于非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有显着的区制转移特征。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在经济出现剧烈波动时的宏观调控效果要显着地优于在经济平稳运行时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且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在低波动区制内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尽管我国中央银行逐渐由mccallum规则向taylor规则转变是大势所趋,但是一方面mccallum规则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仍具备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完全采用taylor规则进行市场调控的有利条件,因此现阶段我国仍然采用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准则。本文的第叁章延续了上一章的研究思路,选取混频数据来探究货币供给与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并将混频数据模型与传统模型两者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货币供给在调控时存在一定的时滞,并且在政策末期货币供给对于通货膨胀具有微弱的消极影响。而名义利率能够针对通货膨胀的波动迅速做出反应,及时缓解通货膨胀的出现的问题,并且其政策的长期有效性相较于货币供给也是较为显着的。就这一点而言,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更易于准确把握,其政策调控效果也更为显着。另一方面,混频数据模型相较于传统模型在估计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保留原始数据中蕴含的信息,提升最终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我国中央银行实现针对通货膨胀的精准调控提供有效的事实依据。本文在第四章中探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外汇储备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中的一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外汇储备总量的持续减少,外汇储备对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外界的重视。因此基于以上视角,本章采用门限模型与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深入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关联机制及其时变特征。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关联机制存在显着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当经济增速较快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显着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速较慢时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着的关联。而当我国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要显着高于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此外,通过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本章发现总体上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与卢卡斯总供给模型描述的相一致的关联机制。但是当经济遭受外部的金融冲击时,这种关联机制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种变化尤为显着。在这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正向关联逐渐减弱,呈现出一种负向相关关联的态势。因此,我国现阶段结构性减储行为符合进行资本调整、刺激需求、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宏观政策操作预期,对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低水平盘桓的影响有限。但是外汇储备的减少从客观上决定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国际资本陆续退出中国的总体趋势在短期内仍不会改变。因此,即便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需要谨慎使用。本文的第五章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采用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采用动态因子模型运用CPI篮子中8大类的指标构建出了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并针对构建出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其稳定性较强,能够有效地剔除CPI中的波动成分,而且核心通货膨胀无论是上涨幅度还是上涨速度均小于CPI,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而且,本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在一些时期内先CPI动而动,体现了较强的可预见性。当前我国面临着爆发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产生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现象并不是突发的外部冲击所引起的,而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所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此外,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宏观政策,加之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严峻等,因此我国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依然保持着通货膨胀水平较低这种现象。本文的第六章在第五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深入探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核心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反应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名义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方面均表现出了显着的时变效应特征。但是,货币供给、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调控效应方面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代表,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类似,其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有着脉冲响应较快,反应力度较为显着的特点。但是,由于其反应速度快,调控力度大,很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于预期相悖的效果。尤其是货币供给,虽然在政策实施初期能够显着地提升核心通货膨胀水平,但是当政策实施一定时间之后,其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反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名义利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不同经济阶段下利率冲击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具有相似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我国处于怎样的经济时期与经济阶段,利率渠道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并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利率渠道作为货币政策施行的中介工具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本章认为尽管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要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更加契合中央银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宏观政策目标,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更适合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张曙[9]2006年在《通货紧缩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探析》文中研究说明1997年下半年至2002年，我国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我国发生了通货紧缩，外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因是包括收入分配、消费不足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不足也是通货紧缩的经济表现之一。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对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党和政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做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对收入分配的高度重视和调控成了其中的闪光之点。 本文以通货紧缩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为研究对象，从通货紧缩的相关理论、收入分配的不同差距入手，对那一段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既指出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文中还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在剖析问题之时，笔者的思路主要是以动态和联系的观点分析收入分配，而不是就收入分配问题而论收入分配问题；同时，以中央的相关政策为指导，以大量的数据和材料为依据，立足于事实，客观分析，从而避免了对问题的主观臆测和结论的随意性。 文章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提出了研究通货紧缩时期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意义；第二部分是通货紧缩的相关理论问题，主要包括：通货紧缩的概念，我国通货紧缩的形势分析、成因分析，对通货紧缩效应的不同评价。第叁部分具体分析了通货紧缩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主要剖析了那一时期我国的地区收入分配、总体居民收入分配、城乡收入分配、城镇内部收入分配以及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李浩然[10]2005年在《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采取增发国债、增加财政支出及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措施,为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使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的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大量的隐性债务日益显性化,财政风险问题随即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而且随着政府投资的力度的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民间投资及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开始引起大家的讨论。 本论文首先在对通货紧缩的治理问题上,归纳了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对通货紧缩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判断、合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搭配与正确的政策取向、注意宏观政策的效应、适时的政策转换。其次对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起因、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效果。尤其对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加了人民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加大了科教投入,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随后通过实际数据说明了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对积极财政政策中实施减税政策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说明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下,减税的观点不合时宜,因为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基础和条件。 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时,对政府财政风险的具体类型进行了归纳总结: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显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指出我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债务累计风险、效率损失风险、结构失衡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体制回归风险、源于预算外资金的财政政策风险。并就防范财政政策风险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说明。指出我国应该关注和防范的财政风险的重点是隐性和或有债务所带来的风险。 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研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与渐进转换。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在本章中首先对“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进行了解读,指出了“稳健”的叁重内涵。最后说明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
参考文献：
[1]. 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D]. 周继燕.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2].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下货币政策效力对比分析[D]. 张青青. 中南大学. 2005
[3]. 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析[D]. 叶子芬. 暨南大学. 2003
[4]. 通货紧缩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D]. 王春雷. 东北财经大学. 2001
[5].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
[6]. 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分析[D]. 黄一梅. 暨南大学. 2001
[7]. 通货紧缩时期我国国债政策经济效应及边界研究[D]. 吴国权. 浙江大学. 2003
[8]. 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D]. 郝世赫. 吉林大学. 2017
[9]. 通货紧缩时期我国的收入分配探析[D]. 张曙. 云南师范大学. 2006
[10]. 我国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研究[D]. 李浩然. 西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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