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内关于“知青运动”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年代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4(2000)04
在当代中国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事件中，就涉及范围之广、牵涉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来看，包含诸多时代问题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可回避地成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敏感话题。
当“知青文学”这种艺术体裁在反映该重大历史事件的局限性日益暴露时，为了更加科学、严谨、深刻地审视分析和理论总结，自1987年张化的《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问世以来，国内学者在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中终于逐渐走出沉寂清冷的低迷氛围，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专著”概论
较之“知青文学”相对滞后的“知青运动”学术研究，曾一度使关于知青运动的专著陷入了寥若晨星的尴尬境地。而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十余部著作正已强劲的势头冲破这种僵局。其中颇有影响的主要有下列几部：
《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属于出版较早、体例严整的一部作品。作者明确认定：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决策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严重悖离。并以此作为该复杂问题的枢纽，按“文革”前中后三阶段对运动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诸如人口失控、教育体制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进行了综合分析。[1]
杜鸿林撰写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在凸现唯实风格、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把全书划分为：“风”起青萍末，“潮”蜂涌下乡，“荡”图存奋争，“落”归根返城，“析”是非评说五大部分。[2]对缩小城乡差别， “再教育”理论等阐明了个人见解，也引发了史学界相关人士针锋相对的讨论。
刘文杰则从反思和政策研究的角度推出了《激扬与蹉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书。他从人口问题、城市发展、经济结构、就业体制、农业建设、思想教育、边疆开发和国防卫戍等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运动的起因、后果及在“文革”中的特定形态。[3]
5卷本，126万字的《中国知青事典》系统阐述了1953—1993年间有关史事、人物、文献和制度，堪称第一部关于知青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工具书。该收反对孤立地表述事件本身的变迁，“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复的‘过热’与‘紧缩’，无不给它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4] 类似如此翔实的作品还有一部是吴洵主编的《中国知青总纪实》，其中有关知青政策的文件与档案，为后人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5]
史卫民、何岚的《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则运用大中取小、以小见大的撰述方式，记载了当时安置知青最完备的组织系统。他们认为生产建设兵团是“把发展军垦事业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大规模尝试”，但它的领导体制和组织方式，“不是发展大型国营农业企业的合适模式，也不可能超量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6]?
编年史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纪实性史书《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主要侧重官方政策的运作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运动的嬗变过程。在记述旧体制兴衰的过程中，以总览全局的视野分析了知青运动的缘起、发菜、高潮和衰亡。[7]
定宜庄和刘小萌以穿透历史的学术眼光对运动进行了严肃思考。前者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 》集中探寻“文革”之前知青运动的最初源起和发展脉络。通过回张知青这一特殊群体，充分揭示了当时“部署得相当完备、组织得堪称周密、操作一度进行得也颇为理想的活动”最终走向失败的缘由。[8] 后者的《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年》主要着力于“文革”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史， 挖掘出许多掩蔽在壮观表象后的复杂背景，并对70年代末的返城风潮和整个知青群体做了客观的历史定位。[9]
相对“先以较大篇幅写实，再以客观笔触评价”为模式的长篇专著，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知青运动的专业论文也正不断涌现。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段，以犀利的笔锋指向某个关键问题，体察的角度往往超过面面俱到的纪实性著作，由此“知青运动”的研究现 晚是可见一斑。
（二）知青运动起因探源
由于知青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关于这一课题的考察，尝得们已提出了大量解释。
起源于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最初只是一项在农村、边疆探索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序工作。然而，“文革”的严重混乱，使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知青运动的直接原因从一开始就被归结为是：“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10]
除了直接原因外，有人还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为需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片面强调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因素。”[11]在《对上山下乡运动复杂成因的系统论说》中，作者杨久梅列举了各方面的因素：（1 ）就业压力困扰和红卫兵社会分裂与政治分裂的现实原因；（2）青年学生必须接受“再教育”， 解决无政府状态压力的理论因素；（3）顺利发动还与当时决策机制的弊端，社会环境政治化有关。[12]
以上种种因素概括起来无外乎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所谓经济动因就是从压力角度入手，分析劳动就业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内部矛盾。而政治动因则侧重从毛泽东的一贯理论，“文革”中结束桀骜不驯的红卫兵运动的需要等方面进行探讨。
在诸多原因中，刘小萌就认为“经济的原因应是主导的，政治的原因是次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孕育着深刻的发展矛盾，而单一化的结构不仅无法化解矛盾，还在客观上关闭了群众自谋职业这扇门。虽然，运动在1968年勃然而兴时又加入了“文革”这一新因素，但“在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个人动机不会公开表露出来，而是被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裹的严严实实”，所以，“经济因素依旧在起作用。”[13]，事实上，在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这种现象是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的，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14]（1）1967年底， 中苏边境上剑拔弩张的态势使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被夸大到将推进世界革命的地步；（2）对当时教育制度不满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使上山下乡成为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理想社会的重要步骤；（3）为解决学生中的派性，必须把已产生的离心力并在多方面起着消极作用的大中学生们分散到广袤的农村去。
对于知青运动起因问题，虽然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总体看来，相当一部分学者都以“文革”为界采用两因综合说。崔禄春提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困难问题，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基本不含政治动因。”[15]60年代初至“文革”前，为缓解“大跃进”失败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开始了政策调整。这期间上山下乡的目的逐渐“由纯经济考虑，变成多角度考虑。”[16]并在极左路线牵制下，终于“由发展经济为主的政策蜕变为以路线斗争为主的政治运动。”[17]
（三）知青运动分期探讨
对于这场持续1／4世纪之久的运动，人们总习惯于分段观察。这便在知青运动的分期问题上出现了一定分歧。
当然，无论是两段说、三段说还是四段说、五段说都不应该是毫无依据的胡分乱划。正如柳建辉所说“必须区别运动和非运动阶段的界线，注意历史大背景下小背景的关系。”[18]知青工作从1955年作为一项政策来执行的目的就是以就业为主， 而并非政治性的思想改造。 只有当1968年12月23日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最新指示”发表后，它演变为与整个“文革”错误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看清了运动与非运动这种质的差别，才可能在考察知青史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分段。
两段说的主要意见就是把运动分为“稳定顺利的前期”和“动荡曲折的后期”。该论说中比较一致的的看法是认为：前者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黄金年代”和正常发展时期，后者由于“文革”导致的社会动乱和倒退，知青运动被推向了曲折和矛盾的境地。[19]但对于两段的界线却存在明显争议，凡是将整个过程统称运动的人皆把“文革”作为分界点：运动的前十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年代的产儿，后十年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果。与之相对的研究者则严格区分运动与非运动，坚持以1968年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为界进行前后划分， 即“ 1955-1968年开始和发展时期，1969-1980年蜕变和衰落时期。”[20]
1981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总结报告，上山下乡25年史被划分为3个阶段。1955-1966年的第一阶段属于试验阶段，工作开展基本正常；第二阶段从1966-1978年， 受“左”的影响， 问题最多； 第三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0年，上山正乡在此时段内进行了政策调整。随后，有一部分学者对三段划分表示赞同，但在具体分界年份上仍有出入。方奕就把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推前至1962年中央精减工作会议召开，他认为“自这一年起，城市青年学生取代了以前的回乡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21]因此，可将其确定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由此看来，知青运动进程中的性质转变、规模收缩和政策颁布都已被人们当做分期依据而普遍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有人索性采用细分的方法，大中套小，层层划分，于是又有四分法和五分法。刘小萌、顾宪章等人采取的就是四段说，其中顾宪章既把1962 年作为转折， 又的马1966年作为分界，提出了“探索阶段、有计划地展开阶段、再教育的政治运动阶段和重大历史转折阶段。”[7]而柳建辉则以大小分期的方法，把1968年作为界线分为前后两大段，前段为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由提出到付诸行动的阶段，“其中又包括1962年前的试点下乡与之后的有计划展开两个小阶段，”后段是知青运动由兴直到自行结束阶段，“其中包括1968年到1970年的运动兴起，1970年到1978年10月前的运动展开进行和在这之后到1981年的运动结束3个小阶段。”[18]
（四）主体与理论的研究
知青运动的主体都是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和少量社会青年。人们否定知青运动，但并不否定知识青年。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能够超越情感的羁绊，以冷静的心态公正评说。
有人认为，“知青”在改变中国农村贫困面貌的宏大社会工程中，在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22]比起闭塞的农村，城里来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想当然的被认为是农业技术革新的有力推动者，给落后的农村输进了新的思想和观念，拓宽了农民的视野，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多少打下了些文化基础。[23]然而比起国家现代化丧失的潜在机会与人才相比，知青的贡献实在微首其微，提前步入社会生活的他们因城乡间差异、价值上不同而显得无所适从。当主体自身对“文革”理论与实践产生怀疑后，反感的情绪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嬗变。
在一系列运动理论中，目前人们有所涉足的只有“血统论”和“再教育理论”。血统论以血缘关系（即出身）评判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并决定其社会地位。“广大农村，狭小的生活范围、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是它存在的文化条件，两千年封建世袭制度的传统与观念，是它存在的历史条件；而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抬头，到‘文革’期间极端化阶级斗争论则是它存在的政治条件。”[24]血统论在现代社会的表现为对血统卑微者的歧视和对特权利益的维护，“非劳动阶级出身的青年在重大问题上都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他们唯一得到鼓励的去向就是上山下乡。”[25]同时由于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误解导致重体力劳动而轻脑力劳动。历经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农民在上层看来具备了教育者的资格，千万年轻学生被送进了曾经“问题严重”的农民怀抱。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使困惑的“知青们在对主流政治怀疑的同时，对主流文化的背弃也自然而是然地产生了。”[26]
知识青年有过被政治模式塑压出来的整体性格，然而当他们第一次深入到社会底层，洞悉社会真貌时，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愚昧足以令他们震惊。严峻的现实使各种偏激的思想和狂热的政治热情很快消散。于是，“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27]物质的贫民、精神的贵族们在全面专政鞭长莫及的广阔农村“率先冲破了思想的罗网，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28]
（五）知青运动结局思考
由于第一手资料的缺略，当代史很多问题研讨都难以向纵深发展。知青运动研究也明显存在着对已知史料重复堆砌，对事产论泛泛而谈的不足之处。不过，汇总各种零散的评论之后，倒也有助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说体系。
首先，还是得从史实的陈述上来关注运动的结局。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不久，各地便掀起了知青大反城的高潮，近千万知青的返城，成为人类迁徙史上又一个“奇迹”。这其中同样也参揉着诸多复杂的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
政治动因：（1 ）林彪集团的破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失败，[29]使对“文革”的否定倾向在广大知青中迅速得到认同；（2）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确立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不再将返城风暴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30]（3）在思想解放的同时， 国家高层在具体措施上开始进行调整，以争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于是，升学、招工、参军、病退和困退成为大量知青借用的返城手段，这“对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31]
经济动因包括两方面：（1 ）由国营农场经营不景气造成的亏损严重、人浮于事的状况使得农村、边疆贫穷、落后的程度超出了知青总的承受力；（2）70年代末期， 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城市产业布局的扩大，带来了对新生劳动力需求的增加。[32]
文化动因则是指知青从小构塑的文化梦与毛泽东及其社会舆论所渲染的文化理论之间的固有差距加速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变化，促使知青对农村文化的离心倾向更趋明显。“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知青从“新”文化价值观撤出，重新认同了“旧”文化价值观。在此意义上，返城风潮也可看做是“知青从农村文化圈中撤出回归城市文化圈。 ”[32]
其次，关于知青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负效应占了上风。但那些对上山下乡前期工作和知青群体较为肯定的研究者也都在论文里中肯地提到：领导者发动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初衷是良好的。让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深入农村，既减轻了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又可以使城市“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改革农村落后面貌的积极力量。[33]所以，有人觉得：“知青运动为研究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人才，同时又为补充财务人员创造了条件”。[34]还有人认为：“运动促成了人为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客观上冲破了地理藩篱，密切了全国城乡、地域间的联系与沟通，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但与发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相，更多人倾向于“社会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的消极影响。（1 ）当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时期，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与世界发展趋势的相反扼制了现代化进程。[35]（2）具体政策的反复多变，下乡与返城、 留城的随意性，成为当时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宁的因素之一，了例中国社会政策的腐败程度加剧。[36]（3 ）运动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尽的心理重负和精神损耗。一代人的文化贫困“加重了文革给我国造成的人才奇缺的严重局面”。[37]（4）加重了国家负担，安置费投入达100多亿元，却仍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有庭造成了负担。
（六）多角度、跨学科的探索
知青运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错综复杂的变迁相伴始终，要理清这场运动的发展脉络，必须借助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角度、跨学科的互补研究。十年来，人们已经开始了在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和全新突破。
知青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是人们最主要的争论焦点。观点一认为：上山下乡并非是“文革”的产物，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上山下张胗会继续搞下去。因为“知青的优势在于他们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农村、山区、边疆最需要的就是这些。”[22]观点二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围，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36]目前，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看法。
从经济学角度探究的学者往往都很关注“知青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关联。“大跃进”的兴衰、“知青运动”的起伏显现着有趣的反向振荡态势。1955年，为解决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拉开帷幕。1958年“大跃进”运动骤起，在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上，知青下乡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大跃进”失败后，知青运动又被提上议程。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就是企图通过让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改造农村来加快农村社会变革的脚步和农业现代经的实现。”[12]但刘小萌认为“伴随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和农业人口城镇化。”[9]（p，854）上山下乡运动反其道而行之，导致了经济、文化、科技的断裂和倒退。
从红卫兵运动到知青运动的过渡是人们又一个观察视角。 1968年9月，随着“文革”夺权阶段的结束，红卫兵的历史任务也终结了。毛泽东希望他们复课闹革命，以使整个局势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他们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毛泽东对红卫兵一代人的失望之情导致再教育理念产生，他清楚地认识到：“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忠实可靠力量，不是红卫兵，而是工农兵。”[38]于是，原本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我数人成为主力军。这种社会角色的逆转使迷惘后觉醒的知青“为历史变革的到来作好了思想准备。”[39]
当人们一致反对把知青上山下乡当做政治运动来搞时，又不得不承认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仍然存在。最近，国家又做出了开发西部的号召，这就说明支持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长期进行过去，由于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理论探讨，结果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近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劳动就业》、[40]《知青运动与文化冲撞》、[41]《“文革”对“老三届”学业和家庭的影响》[42]等一系列颇有新意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最后，我想以朱维铮教授的一句话来表达这篇综述的写作目的，即“对材料的辛苦爬梳、对种种矛盾陈述的认真清理、对历史实相的细致考察、对已有旧论新说的多方比照、对历史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才可能对业成过去的某些历史现象洞幽发微。”
[收稿日期]200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