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绅论文,沙船论文,文化人论文,个案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在上海本邑绅商从事的主要行业沙船业、布业渐趋衰微的背景下，从经营这些行业的家族走出的新一代绅士，继续在本邑政治社会文化事务方面居于重要地位者不乏其人，但在近代性的商业经济领域有所建树者则难得一见。笔者以为在承认商人家族传统的演变规律外，仍有值得探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选择沙船业及王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的理由：乾隆年间江苏海运出海口逐渐南移上海，由此启动了上海县城的传统城市化进程，道光六年（1826年）清廷漕粮海运的举措更为该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年为庆贺漕粮海运成功县城重建先棉祠，建祠碑文所谓：“今兹幸以沙船运漕，懋著成绩，而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如实地反映了从事北洋海运的沙船业在上海商业繁盛中的重要地位。沙船业在上海县城经济中的地位甚至未受到1843年上海对西方的开港影响，一批资产雄厚的沙船业主直到咸丰年间仍然是上海县城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咸丰年间沪上沙船业二十四家大商号中有：“王公和”号业主王庆荣、“王春记”号业主王庆勋是出自同一个家族，其中“王公和”更名列最大的八家商号之一，入选1855年重建的旨在维持沿海安全的上海捕盗局局董。王氏家族有《上海王氏家谱》传世，且同治、民国的三种《上海县志》也录有该家族人物颇多的资料，足以成为今天探索该家族伴随着19世纪上海社会发展而衍变的过程依据。
一、沙船业主王文源和文瑞兄弟
上海邑城王氏家族于道光年家业发达后始修族谱，有文字追溯的家世仅及康熙三年（1664年）从上海县周家渡迁居县城大东门外太平巷一辈，从而该辈被尊为始祖。王氏家族的发迹与上海地方经济的起飞基本同步，道光年间以沙船业起家的王文源（1761—1832年）、王文瑞（1764—1835年）兄弟系王氏第五世。据载：文源、文瑞兄弟幼年丧父，其母“苦节抚养”，“家徒壁立”，自少“学绞索艺”谋生，后与人合资“聚所绞索为肆，始释手中艺而经营焉”；“继随商船往返渤海辽沈间，贸迁有无，家始渐裕”。家业初创后的文源、文瑞兄弟“两家未析产”，文源“以业专任”文瑞，文瑞再“以业分任”于文源诸子映澄、映秀、映坤经理，直至文瑞“年逾六十”——1824年以后“始析产为两，割宅而居”，六归文源，四归文瑞。文瑞在主持家业期间颇有冒险开拓的商人精神，他涉足贩销木材，“同业贩木旋罢”，文瑞“独任之”予以坚持；“关东山左海舶往来者，市菽为多，市人常以货多杀价”，文瑞即“设栈以贮之，且往武林以运之”。尽管王氏家业发展甚快，但是最大的一次机遇还当系道光五年（1825年）的漕粮海运。此时，文瑞“以自置海船若干只，黾勉急公，转运无误”。漕粮海运及此后上海整体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加速了王氏家业资产积累的速度，提供了文源、文瑞兄弟分家的动因。文源、文瑞兄弟于道光十二年在上海城东“建立宗祠三楹，嵌（其母）节孝事实图于壁间”，并“共治一宅于城南门外”（注：《辑庭府君行述》、《二如府君行述》，《上海王氏家谱》卷二，上海图书馆藏（写本）。）。建宅并设宗祠，这是王氏家族家业发展达顶峰状态的标志。1862年随“千岁丸”访沪的日本武士名仓信敦曾多次入访王宅及祠堂，有“高堂结构甚巍巍”，“尊居堂宇广大，结构宏丽，诚以为耐惊，盖大官高爵之居宜如斯”，“庭上之卉木亦皆珍奇”等叹赏语（注：名仓信敦：《沪城笔话》（写本），藏于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800。）。而这已是经历了小刀会事变劫难后的王氏宅第状况了。
中国传统商业社会，商人家族在经商致富后，均以捐纳或投资子弟的科举事业，提升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王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亦不出这一范围。文源、文瑞兄弟均“从未入塾受师”，即便长期主持家业，“料事明决”，并掌握“斤两乘除诸算法”的文瑞，亦终身“不识字”，但文瑞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创业一代即推动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过渡。文瑞先有“以义赈叙九品职衔”，道光五年海运事竣再得“钦加七品职衔”，再以建宗祠伸张节孝传家的家族传统。文瑞之子寿康主持编撰的家谱，于文瑞有如下赞辞：
“存心孝友，用意慈仁，料事明决，凡遇地方公事，无不踊跃争先，为一时领袖。生平当作之事，度其大小缓急次第为之，几无遗憾，故远近大人先生莫不重公之为人，为之折节下交焉。”
儿子的赞语难免夸大，但文瑞在沪上有商界楷模之誉则亦是实情（注：《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卷二十一。）。道光十六年二月“江南提标水师右营移驻上海城守分府”，曾为拆除王氏家族祠堂前街道搭建房事专门发布告示，此事是文瑞及其家族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反映。道光年间先后出任驻守上海县城的江南提标水师右营游击的是侯澄、侯攀凤父子。侯氏靖江人，侯攀凤有武举人功名，联系侯攀凤与文源之孙结为儿女亲家事实来看，王、侯两家的关系之深是显然的。而同负责上海近海海防安全的水师将领建立起如此关系，对经营沙船业的王氏家族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瑞一支由商人到知识精英的衍变
文瑞以创业的一代启动了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衍变，文瑞的后辈们的生活经历则将商人家族到绅商家族的传统演变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文瑞独子寿康（号二如，1795—1857年）的教育经历，从中可以透视尚处创业期的商人在子弟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见寿康之子庆勋作《二如府君行述》所记：
“（寿康）三岁能识字，七岁入塾，年十三从宝山钟霖溥先生读书于南关杨氏，盛夏寒暑无稍间。年十六，大父（文瑞）命学理财。府君禀曰，儿请毕五经以从事可乎。大父喟然曰，我岂不愿汝读书，苟能是，固为老母所深喜。遂延钟先生于家。……甲戌（1814年）吴门蒋轩霞先生掌教吾邑敬业书院，府君奉大父命从之游。”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寿康“补博士弟子员”，但后“屡应秋试不售”。寿康的科举正途发展不顺，得用捐纳补充。他于“道光十五年捐建合邑节孝祠，赏加盐运司提举衔，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即选直隶州知州”（注：《上海县志》卷九、卷二十一。）。捐建本邑节孝祠不但致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升，而且还致使其长期跻身于本邑有影响的绅士行列。如邑城文庙洒扫局的款产“向由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光绪二十一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两人，王裔两人，凡四人轮年管理”（注：《上海县续志》卷九。）。
寿康“秉其尊人辑庭先生家范”，在宗族及地方慈善事务方面有所作为。“扩宗祠，辑族谱，置义庄田赡族，每年冬施絮，夏施药，岁饥施粥，筑法华至城石路，群称王善人”。寿康“诗文皆有矩度，尤工书”，其社会活动自然远超出文瑞的领域和层次。如“招邑中能文者，月角艺于曙海楼，刻同人会艺”（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留心经世，刊古文经训、资镜等集，重刊徐文定光启农政全书，上三吴种植所宜并救荒各策于林文忠则徐，激赏之”（注：《上海县志》卷九、卷二十一。）。寿康于1835年因父文瑞故世，“由是以一身担承家务经营”。尽管从科举中半途退出而从事经营商业者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对于被王韬誉为“性醇谨”，“行谊笃挚”，“雅近古人”，且已入不惑之年的寿康来说，他并不属成功者之例，而且寿康的子辈亦如此。文瑞一支自寿康一辈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已不如文源一支，这点在下述事实中可见一斑。继道光六年后，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再办漕粮海运，王氏家谱中有文源长子映澄“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的记录，寿康门下则无参与的记载。此事表明寿康家业在1840年代后期已趋于衰退，衰退的原因可能有如后的记载，所谓：“当戊申（1848年）、己酉（1849年）时，贸易多阻，势渐中落，海舶复连次遭风害”。王韬当时也有“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船主“偶失风波，家可立匮”的说法（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总之，虽然咸丰年间寿康及其子名下的“王春记”号仍在沪上二十四家沙船商之列，但财力及规模肯定已经大不如前。
虽然家业的衰落与家族中缺乏经营才干者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就经营人才而言，文瑞一支由寿康开始的向绅士转移的趋向在第三代——寿康的子辈——已达无法逆转的地步。寿康有五子，长子庆勋（1814—1867年），附贡生；次子庆均，廪贡生；三子庆昌，附贡生。1856年上海移建县学，庆勋、庆均兄弟同在“监工绅士”之列。庆均后曾任崇明教谕，庆昌则在咸同年间主持南翔团练，同治年修上海县志出任“监理”（注：《嘉定县续志》卷十一；《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71页。）。庆勋、庆均、庆昌三兄弟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比其父更大的成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庆勋。在文学方面，王韬誉庆勋“秉承家学，弱冠诗名已满海上，所交多名流”（注：《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58页。）；张文虎誉其“意气豪迈，酷嗜诗，求才若渴，尝集刊朋辈诗曰同人诗录，曰应求集，曰可作集，其自著曰治安堂稿”（注：张文虎：《覆瓿集》，《怀旧杂记》卷三。）。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庆勋“先后董办海运凡八次”，其中“咸丰二年浙省试行海运，庆勋条例事宜”（注：即咸丰二年出台的《饬议浙漕海运河运章程》，议定在沪“设局于小南门外，由浙抚派员来沪”主持。见《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135—142页；《瀛壖杂志》第28页。）；次年小刀会据上海县城，浙漕海运拟改由宁波出海，“以沙船不习宁道，庆勋力排众议由刘河出口，刘河浅阻，请江浙协浚，商民便之”。与此同时，庆勋“从嘉定张编修修府创募华勇助剿”，“随官军克复邑城”，由此1855年后“赴浙以知府用”，官至署严州知府（注：《上海县志》卷二十一；《上海续县志》卷十八。）。咸丰年后期庆勋在上海地方的影响力，见王汝润日记关于疏浚南翔河道的记事：
“南翔河淤塞数年，……润说先生（庆勋）虽上洋籍，现居南翔，必须办通此河为是。叔即应允，到上海写捐壹万千。嘉邑照田征，每亩二十文，征万四千千……九年十月动工，十二月告成……莫大之利，叔彝（庆勋字）成其事，嘉邑之幸也”（注：《馥芬居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小刀会事变后，寿康因“向居老屋亦颓毁，不能入住”，即定居于当初仅作避难之计的南翔镇。移居南翔及寿康故世前主持子辈分家，这些举措都表明寿康有退出沙船业的意愿，而从寿康孙辈更彻底的绅士化倾向则表明，即便时势仍然有利于沙船业的发展，但文瑞一支退出该业已是势在必然。1857年当寿康去世之际，已成年的孙辈除庆勋长子维贤——“监生，分发浙江试用县丞”，有从事经营家业的可能外，庆勋次子维勤、三子维俭，庆均长子维孝、次子维金，庆昌三子均在业儒（注：《上海王氏家谱》卷二。）。如维勤“幼嗜学，受经于钟子英，学文于童子佩”，“遭寇乱不废读书”，“同治五年补行元年壬戌岁试，以第一名入邑庠”，“学邃于经史”，后有“附贡”功名，“宣统纪元邑人公举孝廉方正”（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卷十八；《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五。）。庆昌“工诗善倚声，著有昔梦词行世”，其长子维杰，“附贡生，亦工诗，名隽有父风”；次子维泰，光绪二十年（1894年）廪贡生；三子维城，“廪膳生，工倚声”（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卷十八；《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五。）。
在普遍绅士化的趋向下，王氏第八、第九世子弟中亦有适应近代历史变化而具有近代性者。如庆均长子维孝之子树善，光绪十五年“顺天榜附贡生”，1890年代后期曾任广方言馆汉文教习，并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后历事“出使英法等国随员，新金山领事”，有“直隶即补道”身份（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4、550页。）。又如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自治公所设立议事会，维勤长子纳善列名乙级议员，并曾相继出任副议长、议长（注：《民国上海县志》卷二。）。最著者当属维泰及其侄植善于清末的办学活动。维泰“廪贡生”的绅士身份，决定了他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资格。当甲午战后，“当道拟加松属各县典业税”，维泰“奔走宁、苏吁免”。辛亥革命期间，维泰受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平书派遣赴南汇解决动乱危机（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712页。）。维泰最大的建树则是他在新式教育领域所作努力。1896年，维泰禀请两江总督允准，就其家塾延一英文教师加课英文，并命名为“育材书塾”。次年维泰将书塾由南翔迁至上海大东门内王氏宗祠之省园。育材办学摈弃举业，而以出洋游学为目标，开设课程中文、英文、算术，学生多王氏家族善字辈子弟，也有日后成为名人的顾维钧。维泰子宰善、庆勋之孙守善作为育材学生于1899—1900年间赴日本留学，随时代变迁成为新式知识人（注：《嘉定县续志》卷十。）。1901年夏，育材书塾改名育材学堂，由肄业南洋公学师范班的植善接办。后维泰就职江南制造总局，1905年前广方言馆改制为兵工专门学堂及中学堂，维泰任校长，故世于民国初（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一；《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维泰父庆昌“晚年志在睦族，尝集资置公产，拟家塾规则以教子弟，今王氏育材学堂有昉也”（注：《嘉定县续志》卷十一。）。维泰办学有继承其父事业的意义。植善（1871—1952年）为庆昌长子维杰之长子，自1901年接办育材学堂后一生矢志于此。植善于1893年入县学，1897年赴两湖武备学堂、自强学堂考试未果，归沪就南洋公学师范班试。据载，“虽获隽而困于资，总务何梅生怜之，委事斋务，藉津贴自给，始得竞其所业”。植善接手育材学堂后，“乃就上海大东门王氏宗祠省园建栖屋七楹，力谋扩充。与唐才常、蔡锷时过从”。1903年春夏，植善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改校名为南洋中学堂，并长期任该校校长。南洋中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得两江总督“岁拨补助费4200元”，次年购地18亩建起新校舍。宣统元年迁入新址，“厥后逐年扩建，学额骤增。并变更组织，改订课程，聘秦汾、丁文江、叶达前、胡敦复等分任教务。督导学生注重科学，予以养成坚毅朴厚之学风”。从而造就南洋中学为沪上名校，历经沧桑不衰（注：周邦道：《王培孙先生传略》，载《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3页；姚明辉：《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0页；黄世祚：《王氏沙泾墓域记》，上海图书馆馆藏《上海王氏家谱》中所夹油印散叶。）。
王氏家族文瑞一支在19世纪经历了五代人的努力，从第五世“不识字”的沙船主文瑞衍变为第九世的社会精英——近代教育家王植善，而此时该家族发家所凭借的经商之业则似乎早已不再从事了。
三、文源一支由商人到官绅的衍变
王氏家族文源一支后辈的衍变尽管呈现有不同于文瑞一支的特色，但由一般商人向绅商转变的趋向是同样的。文源之长子映澄（1787—1850年），“以家督自负”，“不读书”而专心经营家业，“俾叔弟得潜心诵读”。后映澄以“道光十一年水灾捐赈，由国学生议叙八品衔”；道光十五年前后上海县城城垣修整，映澄参与“设局劝捐”事务，捐银一千两，得“交部从优议叙”的嘉奖；再于道光二十八年“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钦加五品衔”（注：《国学生鉴渟王君墓志铭》，《上海王氏家谱》卷六；《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265页。）。文源三子的发展趋向均完全不同于文瑞之子寿康，从中可见商人家族在设计子弟前途之际，兼有家族利益及子弟潜能的全面考虑，只要经营上许可就会全力支持子弟尝试科举。如前面所述文瑞独子寿康“幼即笃学”，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潜质，家族就全力投资——聘名师，“屡应秋试”——予以培养，而文瑞则勉力于经营家业至死。至于文源诸子，因缺乏在文化方面发展的潜质，由是致力于经营方面的发展，而文源就得以早早从经营上隐退。文源、文瑞后辈在第二代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区别，在第三、四代后辈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文源一支的后辈中罕有科举正途成功者。不过，文源历代子弟中并不乏尝试举业者，尤在文源长子映澄一门。如映澄次子庆棠，“幼工举业，偶患咯血遂辍试”，后以捐纳为“监生，候选郎中”；庆堂长子维圻（1837—1890年），则“甫成童，下笔千言立就，会寇乱不得试，乃由监生援例以花翎同知分浙”（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八。）。映澄长子庆荣之子维镇（侯攀凤之婿），监生，同治年间以捐纳“题补杭州水利通判”。1862年夏，维镇在交游日本武士名仓信敦之际，自称曾“同知浙江”，并谓“今冬欲入都”，“意欲请就京职之举”（注：《上海县志》卷十七；《沪城笔语》（写本）六月初八，六月二十八日。）。文源的后辈维镇、维圻入仕所走的道路与文瑞的后辈庆勋、庆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均属“杂途人员”，只是捐纳的基础有差异而已，庆勋、庆均分别有“附贡”、“廪贡”的科举功名。
文源的子辈致力于家业经营，在沪上沙船业界长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在道光十六年重建城隍庙戏台捐款的名录中，王氏名下就有“王公和”、“王利川”、“王如川”三号（注：其中有否属王寿康者尚待考订。），而到二十年后的1856年上海二十四家商船号名录中，还有“王公和”号，在映澄子庆荣、庆棠，映坤子庆模名下。“王公和”系当时沪上最大的八家商船号之一，并凭此入沪上“会捕局”八会董之列。凭借经营上的优势，文源的孙辈在地方事务领域取得完全不输于文瑞后辈庆勋的地位。1856年春，曾主持过上海商船会馆的浙江名绅沈柄垣之子沈宝禾来沪遍访沙船主，庆荣、庆模和庆勋同为接待的绅士之列。庆模在协助庆勋从事浙漕转道刘河海运事务后，又以“分发浙江候补知县”身份“驻局专办”船商捐务，并在1860年任职沪上捕盗局（注：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240页；《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248页；《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242页；《上海县志》卷十七；《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文瑞一支后辈如庆勋兄弟等是以科举正途打开进入官场的大门，并辅以捐纳扩展发展空间的，而文源一支则是单纯以捐纳为途径进入官场，其中又以庆棠门下为最。庆堂长子维圻，“咸丰庚申（1860年）粤寇围杭，城中粮绝，维圻创用轮船运米千百石”，因此，1862年李鸿章入驻沪上后，“留办转运兵米”，平定太平军后，维圻得历充绍兴、湖州等府厘局总办。庆堂次子维煜，“咸丰末年以监生助捕盗钜资，叙花翎盐运司运副加道衔分两浙，历充海运津沪总会办”，光绪年后以“运副”之职涉足浙江盐务。庆堂三子维藩，监生，董浙江海运沪局二十余年（注：《上海县续志》卷十八。）。文源、文瑞后辈的发展，就社会文化的角度而言，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和途径，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言，则似殊途同归。光绪十八年，在上海《重修商船会馆碑》文中，已不见任何王氏家族成员参与重修商船会馆事务的痕迹，其早已退出该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光绪年后，随着沙船业的全面萧条，文源曾孙、重孙一辈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谋利的趋势越演越烈。见于民国县志记载有：映坤之孙维垲，“附监，署浙江常山县典史”，“补寿昌、会稽等县典史”。而维煜五子全以捐纳：长子宝善，“监生，署直隶长芦济民场大使，保升知县”；师善，“监生，浙江候补典史”；积善，“监生，浙江候补巡检”；本善，“监生，浙江候补县丞，代理鄞县县丞，岑港巡检”；煦善，“附贡，浙江试用知县”。相对而言，文瑞一支后裔捐官者就少得多，仅见庆勋三子维俭一门。维俭，“监生，两浙候补盐经历，署石堰、双穗等场大使”；维俭子焕善，“监生，浙江试用府照磨”（注：《上海县续志》卷十七。王维煜子王师曾主持《续修王氏家谱》，并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刊印。）。王氏家族子弟捐官浙江者如此众多，想必与维圻、维煜兄弟（自然也包括庆勋）在浙江官场建立的关系网相联系。退出沙船业后文源一支的家业资财的流向从中亦可略见一斑。
四、王氏家族商业传统丧失的原因
扬州凭借濒临长江、运河的地理优势，成就为清代盐业及漕运重镇，它在康雍乾三朝的极尽繁华基本上与上海县城在嘉道年后的迅速发展有相似的动因。道光年后运河漕运的衰败，尤其是1832年两江实施的盐政体制改革——“纲盐改票”，由大盐商家族支撑起来的扬州城在改票后不及十年，“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注：《金壶七墨·浪墨》卷一，民国上海进步书局出版。）。扬州盐业的兴衰与上海沙船业的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可比性。一旦经营环境有重大的变动，如战乱、灾害及政府对行业的经管体制性的变化，原先经营该业的商业巨子即全军覆没。这表明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的整体性的脆弱，它缺乏保险、融资等一整套商业配套体制。明清以来商人出身的言论者在以“士商异术而同志”争取商人应有社会地位的同时，又对财富抱以虚无主义的立场，实是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整体性脆弱的反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个体资金也随时地转移向商业以外的领域——如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或因分家而导致的家业分解。沙船业的王氏家族这样的发展趋向，于创业的第一代人而言，是在最低层次上——捐纳——展现，于第二代人即已进入更高层次——科举、文化、慈善领域的全方位的展现，于第三代人则以进入仕途官场为标志达到相当高的地步。王氏家族文瑞一支的发展趋向重复的是盐商的旧路，所谓盐商中“黠者顾与名人文士相接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注：《金壶七墨·遁墨》卷一；《浪墨》卷一。）。种种因素决定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即便中国进入近代以及动乱的时期得以推延，假以靠漕粮海运发家的第一批沙船业主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而这批沙船主家族能否数代延续也是问号。
虽然由于航运业造就了上海经济的繁荣，但近代前的上海甚至不具备局部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上海绅商家族的影响及其政治文化活动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地方。在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上海本地绅商家族从事的传统经营逐渐趋于衰微，这些家族的新一代传入，尽管他们仍然在本地事务方面居于首要的地位，但基本上已经退出商界。这样一种衍变趋向，究竟是近代后的时势造就，还是受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左右？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处在一种不是“轻视”一语所可言尽的微妙地位上，正是这种微妙性决定在传统商人家族中不可能产生出世代经商的天职意识，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在时局环境及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因素外，这是中国商人家族缺乏延续性发展的最大内在因素。
《民国上海县志》记：“吾沪帆船行驶北洋者，曰沙船，专走牛庄、天津等埠，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钜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日减少”（注：《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二。）。上海沙船业在咸同年间遭遇社会动乱、海上安全的威胁打击及西方轮航业的竞争，决定该业渐趋衰微的命运，然沙船业主的后辈并未凭借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进出口贸易之地的优势以及临近租界的地理优势，在经济领域寻求具有近代性的发展途径，而还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寻求出路，如在科举、捐纳求官外寻求包括典当业等传统的经营活动。这样的局限性不只表现在沙船业界的王氏家族，沪上传统的豆米业、布业经营家族也同有如此现象，推而广之，扬州盐业家族在道光年间的消失。即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凭借地理经济条件形成的地域乃至家族网络和模式一旦形成，突破该网络和模式寻求新的发展的难度及成本似乎相当大。如果顺此思路，解读开港后的上海经济舞台上身手不凡的广东香山籍、浙江宁波籍、江苏苏常锡籍商人群体出现的原因，似可以这些地方恰是清代中国经营西洋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的地域范围，当地原已经存在的外贸经营传统的网络和模式十分便捷，乃成功地适应近代时局变化实现了异地经营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