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市场化次序——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次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经济转轨始于1992年，迄今已有7年。 起初几年生产大幅下降，随后曙光初现，而1998年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提出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这一理论。本文拟从经济市场化次序的角度出发，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麦金农教授的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以渐进道路为特征的理论体系，不同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所采用的休克疗法。从麦金农教授所陈述的改革道路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市场化是有其内在规律和政策条件基础的。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是指那些存在深度金融压抑、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金融深化以及转向市场经济时所应采取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先后次序。麦金农教授提出，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为了保持非通货膨胀型的金融均衡，确保经济平稳过渡及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序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同时实行所有市场化措施，经济市场化有一个最优次序。正在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市场化的次序也因其初始条件不同而不同，但该次序的共同特点都是一致的。麦金农教授所定义的经济市场化的最优次序如下：
（一）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财政控制应该优先于金融自由化。政府的直接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过大，但可以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适当增加。同样重要的是，成功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必须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但又要较低的税收。对成功进行改革的政府来说，一个能够在分散环境中征集税收的国内税务部门是绝对必要的，在国家对绝大多数商业行为放弃了直接所有权和控制之后，必须迅速建立一种有管理的税收制度，以收回因放弃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失去的收入。
只有具备了广泛的税收基础，政府才能筹措到足够的收入以回避通货膨胀。若政府连续产生赤字，则必然导致对经济稳定的破坏和通货膨胀的发生。
（二）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使存款人能够得到、借款人能够支付实实在在的实际利息。但是，只有物价水平得到稳定，财政赤字被消灭，非集中的企业和居民户之间的不受限制的借贷才能令人满意地进行。只有在紧缩的财政控制到位、政府不必再依靠通货膨胀税或对存款者过度的准备税来获得收入以后，银行系统即发行货币的存款机构，才能摆脱严格的准备要求，并在确定“标准”的存贷款利率时不受官方指导的约束。
然而，为避免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放松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制的步伐必须与政府在总体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适应，而不能单兵突进。银行系统永远必须受到管制，以维护整个支付机制的安全运作。由于私人货币中介机构的经营中存在着道德公害问题，若对商业银行实行私人所有或私人控制，就会使改革进程归于失败。
（三）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自由化以后，政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事汇率自由化的改革了。在汇率自由化改革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次序正确、步调适当的问题，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地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首先，应统一所有经常项目的汇率，避免多重汇率，使全部进出口交易都能以相同的有效汇价进行，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其次，应恰当地制定贸易政策，逐步取消扭曲性配额和其他直接行政控制，代之以显性的、逐步降低的关税。
麦金农明确指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是经济市场化次序的最后阶段。只有在国内借贷能按均衡利率进行、通货膨胀受到明显抑制以至无需降低汇率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才能是成熟了。过早地取消对外资流入的汇率控制会导致资本外逃或无偿还保证的外债堆积，或两者兼而有之。
二
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引发的困难与其国内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决策者在政策选择上的失误。
俄罗斯经济转轨走上了激进改革道路，既然是激进改革，似乎就是全国立即全面实行市场化改革，而与经济市场化的政策次序无关。但笔者以为，即使是激进改革，其内部仍然存在一个政策次序推进的问题，从对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它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有自己的先后次序，只不过激进改革各项政策的推行间隔较短，渐进改革的间隔长。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表面上是一个先后次序，其内含为排序靠前政策是排后政策的实施基础，若没有排序靠前政策的成功实施，则排序靠后的政策便丧失了其可以发挥效力的前提，不顾其现实条件勉强推行其改革措施，必然会导致经济混乱。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是你的最后一步。”
从经济市场化次序来看，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政策选择的失误表现在：
（一）对经济市场化的第一次序——平衡中央财政收支的违背，中央财政赤字一直伴随其经济转轨的过程。俄罗斯在转轨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巨额赤字，这说明缺乏一套有效的税收制度。改革开始后，俄罗斯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建立起一套新的税收制度，任由税收收入的流失，偷漏税一直很严重，税收的平均上缴率为50%，导致其税收收入总是徘徊在低水平。而由于实行激进改革，政府的各类转移支付却大幅增长，这就导致了巨额的中央预算赤字。俄罗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不得不压缩自己的财政开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减少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居民的财政补贴。但财政支出的压缩又造成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缺乏资金，进一步引起产出下降，进而产出的减少又导致价格的攀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同时，企业由于缺乏资金，不得不依靠自己开创商业信用资金途径，以至于三角债大规模出现。由于其税收基础狭窄，俄罗斯在压缩支出的同时，为取得税收增长，只得实行高税率，高税率使企业预期收益减少，减低了企业投资的信心，引起企业投资不足。
俄罗斯政府对财政赤字的弥补，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1995年，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弥补赤字方法主要是向中央银行借款，由于这一期间俄罗斯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高达8 %～10%， 基础货币的过多投放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 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现在，在这一阶段，俄罗斯为控制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从1996年开始采用发放高息的短期国债的方法弥补赤字。这种高息的短期国债抬高了国内市场的利率，致使工业企业无力借债，减少了工业企业的可用资金；另一方面，高息国债吸引了大量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机。1995年，俄国债占GDP的比重为9.5%，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44%。更为严重的是，国债的发行基础不是国内的资金积累，而是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流入。1997年，外债占俄GDP的比重达26%， 在国债市场上，40%的国库券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畸形发展的国债市场与投机者结构不平衡，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内在原因。
故可以看出，由于未能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是俄罗斯经济转轨不顺利和经济困难的根源。
（二）在财政连续赤字情况下，过早开放国内金融体系，放宽对银行和金融活动的监管，允许私人企业进入银行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转轨期间，俄罗斯总体金融形势表现为金融资本的早熟与过热，金融投机严重。俄罗斯的债市、股市以及新兴商业银行体系随着经济改革应运而生，正如其改革的主导思想“休克疗法”一样，它们的起步和发展一直都处在高度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之下，但如此高度的自由即使在美国这个号称最自由的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俄罗斯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注册开业和经营方面，缺乏必要的审查和监控制度。转轨初始，原来由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银行业，立即涌现出大量私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到1996年4月1日，已注册商业银行多达2599家，还有5514家其他信贷机构（不含储蓄银行分行）。如此众多的金融机构并没有为俄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必要的融资保障，更没有为提高俄资金运行效率做出应有贡献。
俄罗斯在对商业银行资金投向上没有任何监管限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包括国家“储蓄银行”在内的众多商业银行投入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量为数极少，这使银行面临强大的市场风险。1997年初，俄罗斯银行对非金融性企业的贷款只相当于GDP的10%。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兰和匈牙利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是俄罗斯的2倍。极少量的企业贷款中，绝大多数是为期不到1年的短期信贷， 基本上没有中长期贷款。俄罗斯的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为弥补中央财政赤字而培育了一个债券市场。随着俄罗斯财政赤字的越发严重，偿债信誉不断下降，导致其国债发行价格大幅下挫，同时国债收益率急剧暴涨。过高的国债收益率拉动了整体利率水平，进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1993年3月至1996年8月，俄中央银行年贷款利率为150%～220%，同期工业部门利润率为20%； 1997年，俄央行再贷款利率为28%，工业企业利润率为5.2%，这导致对企业贷款无利可图，商业银行不得不大量参与国债交易和外汇交易，从事金融投机工作。
在资金市场操作方面，俄罗斯也缺少法制和必要的监控措施。金融诈骗活动的盛行说明俄政府对资金市场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1994 年7月，俄罗斯爆发了席卷全国的MMM公司欺诈性集资重大事件， 涉及上亿美元的资金，有一千多人卷入。此后，尽管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对资金市场上的资金运作的监管力度仍远远不够。
由此可见，中央财政平衡的确是经济市场化的第一次序，在没有平衡财政之前，有必要保持对金融机构和各类融资活动的严格监控，切不可放松金融管制，否则不但会引发通货膨胀，也可能导致金融投机行为的盛行和实体经济投资的萎缩。
（三）冒然推行自由贸易。在实行“休克疗法”的初期，俄罗斯就不顾国内经济转轨的进度，放弃国家对贸易的必要干预。由于转轨前，俄罗斯的国内市场受到高度保护，外贸集中管理，本国企业一直缺乏对国外竞争的适应能力。实行自由贸易后，面对强有力的外国产品的竞争，本国生产者不知所措，从而造成了毁灭性的生产萎缩。例如，俄罗斯食品和轻工产品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洋货，而本国本来就不强大的轻工业产值连续下降，1996年产值只相当于1989年的13%；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向西方出口的只剩下石油、金属等原材料产品，而曾是前苏联主导产品的机械设备，其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1／10。这种被俄经济学家称为“非洲化”的进出口结构，受国际市场行情波动的影响极大，容易遭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冲击。对国内有前途的产业进行适当保护和扶植，视本国经济实力逐步放开国内市场，对经济转轨国家实现平稳过渡和经济结构改造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四）汇率过早实行自由浮动，同时资本项目也过早对外开放。转轨之初，卢布便实行完全自由浮动；俄罗斯股市从90年代初开始对外资开放，1994年非居民被允许进入短期国债市场，1996年外资可以同时参与国债一级二级市场。
由于过早实行自由浮动，再加上俄罗斯国内的高通货膨胀率，卢布汇率连续大幅下降。1992年1月放开物价后，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90∶1，此后卢布的汇价便节节下降，并在1994年10月11日引发了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二”的卢布暴跌事件，使卢布与美元的比价接近4000∶1。 1995年1～9月，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从17.8%下降到4.5%， 卢布的汇率也一度趋于稳定。但在1998年俄罗斯债市危机的影响下，卢布汇率再次大幅下降。卢布汇率的巨幅波动，主要源于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而高通货膨胀率与中央财政赤字紧密相连。所以在财政赤字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汇率的自由浮动必然会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
资本项目的开放、外汇管理的松懈，也导致外汇大量外流。这就削弱了俄罗斯本国的经济投资能力。由于俄罗斯国内始终未能培养出足够的内部投资者，外资对其债市和股市影响相当大，从而导致其金融市场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性和极其脆弱性。在俄罗斯国库券（卢布）市场上，40%的国库券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这样虽然有助于弥补赤字和稳定物价，但也使俄宏观经济“稳定”极为脆弱，199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便是明证。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同时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开放经济条件下要同时维持内外均衡，往往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处于两难境地。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娴熟的调控技能，可以根据各个时期调控目标的不同（侧重内部均衡或外部均衡），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以达到调控目的。俄罗斯经济实力有限，又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再加上缺乏必要的政策手段与实施经验，控制市场运行的能力极度不足。在维持内外均衡的同时又要达到经济目标，这使俄罗斯在政策选择方面的空间很小，面对开放过早的资本市场，往往力不从心，难于达到预期效果，只会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和经济矛盾更加尖锐。
三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与其对经济市场化次序的错误选择是分不开的，在其经济转轨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而忽视了其经济政策的基础即本国国情，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其经济政策之间的内在规律基础，妄图迅速走入自由市场经济行列，最终使整个经济陷入泥潭。根据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俄罗斯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平衡中央财政收支。平衡收支的关键不是依靠其对财政支出的大量削减，而应建立在增加收入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俄罗斯的整个税收系统效率低下，腐败严重，平均收税率只有50%，俄罗斯政府应加大力度对税收系统进行改革，堵塞偷漏税的源头，建立一套税基广泛、工作有效的税收系统，为中央财政提供充分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加大转移支付和补贴的力度，减少转轨时期的阻力。同时，也只有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才能杜绝通货膨胀和由国债大量发行引发的高利率现象，刺激私人投资，为经济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对国内金融活动实施严格的监管，加强国家对金融的控制。可以考虑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尤其要限制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加大处罚力度，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真正为产业资本进行融资，而不是进行金融投机。同时，对各类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严格审查，坚决打击诈骗行为。
（三）对国内市场实行适度保护，尤其要加大对轻工业的保护。俄罗斯轻工业水平本来就低，更应对轻工业施以适度保护使其有机会发展壮大。在国内轻工业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之后，再有条件、有步骤地开放其国内市场。这样也能有机会调整其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克服“重大轻小”这个顽疾。
（四）对资本项目加以控制，实行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这样可以减少外汇的大量流失，也能避免巨额国外资金的投机性操作对国内经济带来的损害。同时也减低了俄罗斯政府协调内外政策的难度，有利于政府为了国内经济目标而采取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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