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苏轼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探讨，然而众家持论多异。苏辙以为：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又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1]大抵以苏轼创作为黄州、岭南两变，把“乌台诗案”作为苏轼诗风变化的分界线。以后论者，多与这种分法相类。“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以为：“苏轼初学刘禹锡，故多怨刺”：“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2]南宋胡仔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3]东坡居士的友人参寥也认为，苏轼黄州以前诗作，受到刘禹锡影响，而渡岭越海以后之篇章，则“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4]这些划分，都明显地带着宋朝“以学问为诗”的诗论印记，着重点在于寻求苏诗与前人的师承关系。
其实，苏轼也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的，他何尝只学刘禹锡、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诗既有刘禹锡相似的怨刺，又比刘诗丰富深邃；有李白的豪迈风格，却又少其狂放；虽不乏杜甫的“老而严”处，但“沉雄”不及杜甫，也少杜甫的迂弱之气；苏轼晚年“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5]，但苏诗中“与民同乐”的旷达胸次非陶渊明的闭门幽处可比，陶诗的清新自然处也是苏诗难以追及的。离开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志趣，孤立地将诗人的某些作品同前人的某种风格相比较，推断出“学某似某”，并以之为作家作品分期的依据，这种划分势必难以揭示诗人创作的独特个性。很明显，作家有选择地学习前人，在个别作品中借鉴前人的某些技法，这是创作过程的外部特征；而何种思想情绪支配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借鉴选择，才是创作个性的内在特征。只有抓住内在特征的划分，才更合乎作家创作发展的轨迹，对于探求作家的创作个性及文学成就，也更有价值。
笔者认为，苏轼诗歌创作的分界并不是“乌台诗案”。苏公黄州诗作题材方面虽然有所变化，但诗中所蕴藉的思想情绪并未产生质的飞跃。这个飞跃实际上产生在这场痛苦反思的终结，确切地说，苏诗创作前期终结与后期开端的标志，是《题西林壁》的创作。
一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奉诏于黄州改谪汝州，这是他由第一次谪居向第二次入朝转机之际。苏轼途经九江，游历庐山，共写下十三首庐山吟景诗，其最末一首便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前人对这首绝句兴味颇浓，评论不少。冯应榴《苏诗合注》延引姚宽《西溪丛语》——“南山
律师《通感录》云：‘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其实，这是东坡诗笔陈法。早在熙宁六年，苏轼杭州通判任上所作《法惠寺横翠阁》诗中便写道：“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可知这“纵横”之笔本为信手拈来，绝非变用他人典实。《施注苏诗》则引《华严经》坐实，以为此诗“佛悉往诣，各转法轮”。清王文诰《苏诗集成》以其为“顾注不顾诗”之论，他说此诗本为作者“一时性灵所发”而就。横庭坚也曾美誉过这首诗，称其“了无剩语”，有“不传之妙”[5]；《宋诗精华录》亦称“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然而，诗中“性灵”凭何所发？妙处何在？寄托了何种“新思想”？这些问题，诸多评说皆未触及。
清初著名学问家纪晓岚批阅苏诗数次，他不大满意《题西林壁》，称其“尚不取厌”而矣，若“以为高唱则未然”。但他以为此诗的意味“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6]，倒是颇有启发性的。联系上述问题，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不但“顾诗”，而且顾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情绪，就不难发现：这首诗是苏轼对人生世事的“彻悟”之作，是彻底的“以禅悟世”！
苏轼的父母深受佛教思想影响，苏轼曾与人谈及：“先妣方娠，梦一僧来托宿”；“轼八九岁，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右。”（《冷斋夜话》）在《子由生日》一诗中，又写到：“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可见佛教与道教思想对苏轼影响的久远。因此，在其仕途坎坷、无力“兼济天下”之际，他总是用佛老思想来自我解脱。早在嘉祐六年(1061)冬天与子由第一次分手时，他曾写下了著名的禅悟之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至通判杭州，与惠勤、参寥等名僧交游，寻求着“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病中游祖塔院》）的排解。经受“乌台诗案”的残酷打击之后，苏轼踏入了“细雨梅花正断魂”的贬居生活，沉浸在“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次韵子由》）的痛苦之中，进行着“我田方寸耕不尽”、“看花叹老忆年少”（《孔毅父以诗戒饮酒……次其韵》、《安国寺寻春》）的迷茫反思。在对世事的无比困惑之中，只有老、庄哲学中的相对观可以安慰他：“醉里未知谁得丧，满江风月不论残”（《与潘三失解后饮酒》）。但这种慰藉只是短暂的，今查苏轼黄州诗作一百七十余首，融佛老经义入诗者数十处，几乎都处在“人间如梦”的迷茫之中。黄州四年，在苏轼的内心深处，儒、佛、老三家思想还处在互相矛盾之中，尚未达到圆通透脱的境地。
苏轼离别黄州，一路与参寥携手而行，历九江，游庐山。据苏轼所言：“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7]可当他到达父亲曾经游宿过的圆通禅院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其《……追次慎韵》诗序所述甚详：“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以示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详，乃追次慎韵。”当初东坡戏子由诗云：“君到高山几日回，一时抖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慎长老和诗云：“东轩长老一相逢，已见黄州一信通。何必扬眉资目击，须知千里事同风。”诗中后两句反映的旷达胸宇和慎长老写诗后“趺坐化失”的奇迹，无疑使苏轼大为震撼，这种情绪在《追次慎韵》中显透得十分清楚：“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处觅穷通。偶留一诀千山上，散作人间万窃风！”[8]诗中一二两句，作者将自己多年来身世沉浮的忧患意识同慎长老旷达通脱的胸次作了对照。毫无疑义，多年来苏轼仕途失意的种种牢骚和“忧患已空忧梦怕”、“相看万事一时休”的悲伤（《子由复至齐安，以诗迎之》、《次韵〈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在慎长老“何必扬眉资目击，须知千里事同风”的通脱气度的启迪下，产生了深刻的反省和领悟。
这种反省和领悟，在数日之后的《题西林壁》中闪示了理性的升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超然卓世的取精用宏之笔，有高层建瓴之势；这出人意外的妙想奇思，离不开苏轼从禅机中获得的新奇的观照方法。如果说这是“一时性灵所发”，那么这是苏轼入仕以来苦觅穷通、忧患联绵的顿然醒悟；如果说其中有“不传之妙”，其精妙之处便在于：作者从自身政治生涯的反思中，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悟出了世事变迁的真谛；如果说其间涵有他人未曾道过的新思想，那便是儒佛老三家思想积极方面圆合贯通的新境界。这就是苏轼此后那种把儒家积极出世的精神、佛家兼济众生的思想和道家辩证的相对观照融会贯通，藉以处世应变的思想方法。上述结论不但出自苏轼诗中“禅悟”机智的自然演绎，而且表现为苏轼此行前后政治态度的迥然变异，也表现在苏诗中思想情绪的骤然转变之中。
二
苏轼少年时代便仰慕庆历新政的革新人物，“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入仕后主张“应时之变”，强调变法更章需要“渐变”，做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对其“进人太锐”的某些宗派主义手法颇为反感，因而成了攻击新法的中坚分子，被排挤外任，最终受禁于御史台狱，谪居黄州。政治地位的骤然下跌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也使他有可能对封建统治阶层保持一种静观的审视态度。王安石与苏轼的改革思想是各有特色的：王安石变法理财，其落脚点在于“骤财”，即充实封建王朝的国库；苏轼主张“丰财”则是直接服务于“裕民”的。苏轼敢于劝戒封建最高统治者要“府（俯）己就人”、“节用以廉取”（《省费用》），并大胆指责：“后宫之费，不减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御试制科策》）；“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上韩魏宫论场务书》）。他将“后宫之费”同敌国鲸吞相提并论，将民困国弱的原因归咎于朝廷，可见其胆识之一斑。由此可知苏轼对新法的指责，并非导发于他的“保守思想”，恰恰相反，是他“民本”、“仁政”思想的本能反应。由于他有如此牢固的思想基础，所以即使在累遭打击连处外任的时候，他也“每因法以便民”，做到“民赖以安”[9]。他还能逐步主动领会新法的某些优点，认识自己的偏见，在《与滕元发书》中十分深刻地认识到：“盖吾侪（辈）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这种自责之诚是王安石所没有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境界，使他经受住了乌台诗案对他的严酷打击。谪居黄州期间，他沉浸在世事沉浮的反思求索之中，特别是对变法派内部斗争倾轧的冷静观察，使他对自己曾经发出过的“致君尧舜知无术”、“坐对疲氓更鞭槌”（《戏子由》）的慨叹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痛苦的经验与深刻的观察，终于使他对封建上层统治机构这个庞然大物的“真面目”有了新的认识。此后苏轼政治态度的转变，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
苏轼走出庐山之后，取道金陵，特意拜访了罢相后闲居钟山的王安石，彼此相谈吟和，毫无戒忌。王安石曾“约坡卜居秦淮”（《潘子真诗话》），苏轼也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慨叹（《次荆公韵四绝》之三）。次年六月，苏轼赴登州知州任刚五天，又接诏进京，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在此连连升任之际，他的是非观念异常明晰，当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时，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免役法”，以致被洛党称为“王安石第二”。出知杭州以后，苏轼一反杭州通判任上寄情山水以求解脱的消极态度，利用自己手中权力积极从事扶民赈灾的政务，“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10]仅杭州知州任上的两年中，他就连续五次上书朝廷，请求“赈济浙西六州灾民”；他还解囊捐金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为民间服务的官办医院——“安济坊”；并亲自考察筹措，募役掘西湖、修六井，为杭州市民解决了紧迫的生计问题。苏轼两次为政杭州期间政治态度的变化，可以从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九）对《饮湖上初晴雨后》的评论中略见一斑：“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然皆在《钱塘集》中。其后帅杭，劳心灾赈，已无复此种杰构……”这简洁的评述，充分说明苏轼政治倾向及生活态度的转变：苏轼熙宁倅杭更多的是哀寄山水，自我陶醉，元祐守杭则是竭尽全力倾心农事、赈济灾民了。
元祐六年二月，苏轼受诏还朝，主动绕道湖、苏二州，考察水灾情况，随即上书乞朝廷兑拨三十万石与浙西诸州，借贷灾民。次年二月，苏轼由颖州改知扬州，舟过濠、寿、楚、泗等州，“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11]一到扬州，即上《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乞请朝廷停催各处积欠，以恤灾民。元祐八年十月出知定州后，在极端恶化的政治氛围中他仍然积极致力于扶民整军，务求强兵富民。
如此埋头政务、体恤民事的精神和政绩，在苏轼前期的政治生涯中是难以寻到的。这种鲜明的转变，应当说得力于苏轼思想上的崭新认识。对赵宋王朝的失望和对党争的厌恶，渐渐使他感到，唯有凭借个人有限的力量为民请命，才能尽瘁积德，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生存价值。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思想，成了苏轼后期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生支柱。
三
苏试诗作中所表露的主要情绪，同上述思想变化循着相近的轨迹演进。以《题西林壁》为界，前后两期的主要诗作透散出两种全然不同的思想情绪。
先以苏轼两首最著名的政治讽喻诗而论，熙宁五年杭州通判任上所作的《吴中田妇叹》，把农民困苦的根源归结为“霜风”、“淫雨”等自然灾害和“要钱不要米”的官税政策，在诗篇结束的议论中，作者只能发出“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的无力哀叹。贬居惠州后写的《荔枝叹》却敢于直笔揭露当朝恶政，“宫中美女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所写虽然是历史，但实际却借助“血流千载”四字点破现实统治的血腥。“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等句，直书宋朝官僚为争新买宠而强夺民物、进贡讨好的卑鄙行径。“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更是对当朝皇上的严厉质问，揭示出弊政恶治的根源。查慎行对此作过深刻的评论：“乐天讽喻诸作，不过就题还题，那得如许天拓。”[12]黄山谷、洪驹父以士大夫眼光窥察此诗，责其“短处在好骂”，正好从另一个侧面照见东坡晚年诗作勇于针砭时弊的无畏精神。
就苏轼创作的主体情绪而论，东坡前期创作的主调可用“哀叹”二字概括。一叹空有壮志、于世无补。“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和晃同年九日见寄》）。二叹忠直之心无人所识：“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久不闻”（《赠孙莘老七绝》）；……无边的悲愁袭扰着他，几乎使他处于无力自拔的境地。
前人所说苏诗“黄州一变”，从创作题材的变化讲，此说有一定道理。苏轼谪居黄州，地位及生活面发生了变异，诗作题材自然而然地相应改变，但其黄州诗作中所蕴藏的思想情绪，始终未能从悲愁的吟叹中解脱出来。总括苏轼黄州诗作，可用“叹息无言揩病目”（《海棠诗》）和“相看万事一时休”（《迎子由》）来概括，诗人的主观情绪尚未从无边的哀叹中摆脱出来。就在离黄州、过九江时的《岐亭五首》中，他还反复沉吟：“一年如一梦，百岁正过客”；“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湿”。其情绪是相当低落的。
《题西林壁》后的苏轼，情绪有了明显的转变。下山后一路辗转奔波也觉得“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清”（《自兴国往筠》）。他在《和李太白》中所言“世道如弈棋”一句，正可作为“庐山真面目”某一意象的自注。由于他抱定了“此身定向江湖老”的决心，所以在“默数淮中十往来”（《淮上早发》）的曲折经历中始终不忘为民请命，就在升迁兵部尚书之际，也唯有“远来无物可相赠，一味丰年说淮颖”（《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往日那种“病马已无千里志”（《和晁同年》）的叹息，被“奋迅不受人间羁”（《次韵子由》）的情调所替代；昔日那种“新仇旧恨眉边绿”、“老来事业转荒唐”（《四时词》、《初到黄州》）的悲愁，也换作“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复来杭州》）的崇高气度。由于他将补天救世的人生理想，转到切切实实为民图利的事业之中，就使他在心理上找到了足以自慰的可靠支柱。因此，当他六十高龄而贬居南荒绝境时，他居然一到贬所就发出“欣然鸡犬识新伴”，“岭南万户皆春色”（《初到惠州》）的礼赞，远非《初到黄州》诗中“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的情绪所能比拟。那种“南来万里真良图”（《初食荔枝》）的高昂情调，也与黄州时“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诗》）的精神面貌全然不同了。即使偶尔产生“此生应安归，四顾真途穷”的叹息，但立刻便被“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行琼儋间》）的旷达情怀所消融。
深究其实，苏公这种超乎前人的旷达乐观的情感升华，全部导源于“父老相携迎此翁”、“口吹葱叶送迎翁”（《初到惠州》、《被酒独行》）的生活环境与和谐气氛。这种真正“与民同乐”的崇高精神享受，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没有第二人如此深切体味的。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深刻的体悟，使苏轼将孔子的执着追求与陶潜的恬淡超然融为一炉，帮助自己从民族思想的深厚底蕴中生发出透彻的领悟。他曾颇为得意地称许：“快意雄风海上来”，“粗识轩辕奏乐声”（《儋耳》、《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种强烈共鸣的旋律震颤，达到最高音符之时，便迸发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彻底的乐观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我以为苏轼的诗歌创作，就其政治态度、思想情绪的显著差别而言，就是“一变”——一个重大的转折，一个深刻的变化——政治上由补天济世转变成为民图利、与民同乐；情绪上由悲愁哀叹转变为畅达乐观、豪放自然。而这个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题西林壁》的创作。
注释：
[1] 《苏东坡全集》上册第37页，《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国书店1986年版。
[2] 陈师道《后山诗话》。
[3]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
[4] 据南宋朱牟《曲洧旧闻》卷九。
[5] 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所引《冷斋夜话》卷七语。
[6] 纪晓岚批注本《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三。
[7] 《初入庐山三首》其三引注，见《苏轼诗集》1210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8] 以上各诗及序言，引自《苏轼诗集》1212—1213页。有关时限，参见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22—23卷。
[9][10][11] 《宋史·苏轼》本传及宋代施宿所编《东坡先生年谱》。
[12]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