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及海军战略（19～20世纪中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地缘论文,列强论文,海军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7）01—0115—05
地理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诚如学者们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一直重视地理学。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人们认为，地理位置和所控制的自然资源会使国家享有优势或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制定的或构建的国家对外政策也是源于环境的限制或机会”。[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几乎同时出现了地缘政治的权威性人物：德国的弗里德里克·拉采尔、美国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以及英国的哈尔福德·麦金德，等等。尽管这些学者及其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然而在此前后，欧美的地缘政治学还是深深地渗透进其对外战略之中。目前，对于历史中存在的欧美东亚地缘战略以及基于地缘之上的东亚海军战略，专文探讨较少。本文试图以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切入点，对该问题及其对东亚的影响作一初探。
一、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推进和缓冲战略
由于欧美列强与东亚之间距离遥远，它们都采取了较为相似的东亚地缘推进战略，即以距离东亚较近或者在东亚内的某一区域为基地，以东亚某些关键地区或关键点为战略枢纽，然后进行战略展开。英国长期经略印度，把印度视为进军东亚的基地。印度在军事、财政、资源等方面为英国向东亚推进提供了平台：英国设在这里的军事基地不断向东亚派出远征军，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更为重要的是，“征服次大陆使英国拥有了大量的资源，能够去征服亚洲最后一个堡垒：中华帝国以及以它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经济”。[2] 由于东亚地理上的广阔与复杂，英国还需要向东亚纵深推进的战略枢纽。19世纪初，当斯坦福德·莱佛士占领新加坡时便认识到了此举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你们只需看一下地图……我们停留的地方完全地从侧翼包围了马六甲海峡，为我们开往中国的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了一条通道。新加坡在东方可以变得象马耳他在西方那样”。[3] 随后英国又占领中国香港。毫无疑问，新加坡、中国香港成为其向东亚的核心区域进行战略展开的枢纽。
法国选择东亚某一区域为基地、再夺取战略目标的某一关键点为中转站或枢纽、然后进行战略展开的东亚地缘战略，首先被运用到对越南的占领中。早在1686年，法国印度公司的一个股东韦利到越南的昆仑岛开设商行。他给其公司的信中，便曾“建议设法夺取从欧洲到中国海的海上要道昆仑岛”。1817年，法国政府正式向越南顺华朝廷提出把具有重要枢纽地位的岘港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越南史学家写道：“回顾二十六年（1858—1884年），在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侵略者有整套的研究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他们有计划地稳步前进。在沱囊港的试探对方力量的第一声枪声响起了之后，他们就研究了建立一个基地，并决定用南圻作为根据地和跳板来逐步蚕食北圻和中圻。……直到完全征服了越南领土为止”。[4] 法国占领越南后，设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政府，把中南半岛的东部视为对东亚进一步推进的基地。1897年时任印度支那联邦政府总督的保尔·杜美撰文指出：“从各方面来看，……殖民地都是使法国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活动基地”。[5] 随后的历史表明，法国把对越南所运用的地缘战略不断放大运用：以越南为中心建立起向东亚进一步扩展的中南半岛基地，然后以中国广州湾等地为中转地，向中国进行战略展开。
美国、德国作为后发展的大国，因介入东亚的时间相对较晚，其由基地经关键点再推进的地缘战略上尚未完全展开，但两国都注意到对东亚关键点的占领，从而使之转化为战略基地。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就建议德政府：“欲图远东势力发达，非占领胶州湾不可”。[6] 19世纪末，德国政府正式开始将该地缘战略加以落实：一方面与俄国密切协调，以获取已把势力推进到中国北方的俄国对德国夺取胶州湾及山东半岛这一战略要地的理解；一方面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强租胶州湾。最终，德国在位于中国中北部、海陆条件兼备、可影响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山东半岛占据了优势。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东亚边缘岛链菲律宾群岛，成为其推进东亚战略的重要前沿基地。正如美国驻中国公使查尔斯所说：“菲律宾是我们在远东的立足点。占领它们能给予我们地位与影响，也带给我们富有价值的进出口贸易”。[7] 随后，美国的东亚地缘战略进行某种程度的展开，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由于欧美列强均以东亚为国家利益的获取区之一，并且各国东亚地缘推进战略的模式又极为相似，因此，如何规避和减轻欧美列强之间以及欧美列强与东亚之间错综复杂的地缘利益冲突，就成为欧美列强东亚地缘战略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缓冲区、防波堤战略应运而生。
欧美列强在东亚构建缓冲区的地缘战略不断被运用。英国在以印度为基地占领中南半岛西侧的缅甸后，与占领中南半岛东侧的法国冲突加剧，为了避免两强迎头相撞，法国建议法英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宣布处于两个殖民帝国之间的暹罗为缓冲国，法英最终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缓冲区。
由于英国和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持续争夺，英国视中国为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区，加之英国长期是在华利益最大的欧美国家，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英国在中日之间不断的斡旋，试图维持东亚的现状，尤其是中国的相对稳定。对此，欧洲强国心知肚明，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在给首相的电报中指出：“英国在列强中有最紧迫之利益”是维持中国作为“最大的缓冲国”。[8] 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英国的这一地缘战略动摇了。中国在战后衰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已无法充当英俄之间缓冲区的角色，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战胜国日本，最终形成了英日同盟。日本被英国视为在东亚对抗俄国的主要缓冲力量，中国沦为俄日角逐的利益场。然而，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俄国及随后的前苏联对英占领下的印度及东亚殖民地的威胁减轻了，英国谋求在东亚建立缓冲区的意义随之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持续近20载的英日同盟在前苏联建立后的1922年最终瓦解。
美国在19世纪完成了对美洲的控制，开始向东亚推进。在欧洲列强势力庞大的东亚与美洲之间，宣称“门罗主义”的美国谋求建立地缘上的防波堤。由于美国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才开始角逐东亚，此时日本已经把中国推入崩溃的边缘，因此，日本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逐渐崛起的国家实力，被美国视为防波堤。这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在日俄战争中，美国和日本、英国站在了一起。然而，与英国在东亚势力逐渐退缩的趋势相反，美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它在东亚地区处于扩张的发展势头。当它需要在东亚持续扩张、尤其是登上东亚大陆时，日本的防波堤作用便逐渐丧失。1918年，美国作为干涉俄国革命的一支力量第一个在东亚重要港口之一的海参崴登陆，压制和牵制日本无疑是美国的意图之一。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一直对日本采取遏制政策。随着美国在东亚大陆、尤其是在中国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视为防波堤，密切与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美形成了对抗日本的同盟；击败日本后，美国强化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扶蒋反共，对抗前苏联。可见，尽管中国持续的国内斗争干扰了美国的这一地缘战略，但美国一度把中国视为在东亚介于苏日与美国之间的防波堤。直至新中国成立，美国开始从东亚大陆收缩，中苏关系密切，美国与东亚大陆的对峙出现，日本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中的防波堤地位重现，日美同盟建立。
二、基于东亚地缘之上的海军制胜战略
诚如上文所述，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现实是：欧美列强与东亚距离遥远，虽然这种状况因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改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有效克服因欧美与东亚之间距离遥远所造成的交通迟缓、战略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巨大困难的主要是海军力量。“英国的宏大战略”的两个目标之一便是“保证通向大英帝国最遥远角落的航道畅通无阻”，[9] 而一定时期内保障航道畅通的唯一有效手段是海军。当有人以美国与东亚距离遥远为由质疑对菲律宾的占领时，美国的战略家回答道：“我们的海军将使它们成为毗邻”。[7] 因此，任何试图介入并左右东亚的欧美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海军强国。由于英国、法国、美国、俄国一直在海军排名中靠前，这保证了它们拥有跨越广阔水体、对东亚实施人员及物资的投送能力，因此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国在东亚一直拥有巨大的利益。
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技术、交通条件为欧美列强推行海军制胜战略提供了便利。东亚的大陆一侧海湾众多、海岸线曲折漫长，另一侧列岛星罗棋布、海道纵横，更为重要的是，东亚一侧的大陆海岸线与另一侧的岛屿链相连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地缘环境：即大陆一侧从北向南，有俄（苏）远东地区、朝鲜半岛、中国沿海、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再从南向北，有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台湾列岛、琉球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在堪察加半岛与大陆相连，其间海道分布，从而在中间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半封闭半开放的独立海域。这种独特的地缘环境在中世纪时期为东亚的文化、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形成了东亚海洋周边国家和地区虽然联系紧密但又未完全一体化的独特东亚体系和社会；而在近代以来，这种地缘环境则为欧美列强推行东亚海军制胜战略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这个自成一体、左右逢源的狭长海域内海军可获得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良港口、补充给养和燃料的储煤站以及重要的航道，海军的机动性得以有效发挥。
另外，东亚在技术、交通上的落后加强了东亚独特的地缘环境带给欧美列强的海军优势。欧美海军成为远距离投放能力的主要兵种，是欧美列强长期海洋实践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使他们拥有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优势。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铁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海军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东亚的技术及陆地交通状况却并未对欧美海军的地位构成致命的威胁：中国虽然有广阔的领土，但铁路网极为有限，陆军装备水平很低，因此不会对海军的攻击构成大的威胁；日本虽然铁路交通相对发达、陆军装备精良，但其属于狭长的列岛国家，陆地战略纵深极其有限，因此对日本的进攻或威慑更多取决于海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及群岛河流纵横、落差很大，无论在陆地还是群岛上都布满热带丛林，以陆地进攻代替海上攻击得不偿失；俄（苏）远东则拥有面积广阔、气候酷寒的陆地战略纵深，尽管那里存在着一条世界上唯一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但其运输能力在当时还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距离遥远的欧美列强而言，依靠海军进攻技术及交通落后的东亚是一回事，依靠陆军占领陆地广阔、岛屿星罗棋布的东亚则是另外一回事。于是，欧美列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视海军为影响东亚的有力手段，制定了相似的东亚海军制胜战略：夺取储煤站、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重要航道，以小规模海军舰队威胁对手或关键时刻集中海上力量击溃对手，支撑起欧美列强的东亚战略，实现各自的东亚利益。
其一，夺取储煤站、建立海军基地、控制重要航道，三位一体。传统海军强国英法一直高度重视在东亚沿海陆地及岛屿修建储煤站。对此，德国代理外交大臣布洛夫曾在外交纪录中，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列强重视在东亚建立储煤站的海军战略和盘托出。1897年8月17日，布洛夫写道：“德国东亚商业的发达使它有必要在东亚海洋内常驻一些帝国军舰保护这个商业，因此需要象其他东亚商业有关的国家一样，有一个在中国沿海地点，在这个地点我们的军舰能暂时停留”，“能补充其煤斤”和“必要的修理”。[8] 东亚储煤站的不断修建，意味着欧美列强的海军在东亚作战半径在不断延伸，海军基地的功能在不断发挥，对东亚关键航道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其东亚战略在不断被推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个海军强国美国出现在东亚。对美国及欧洲列强地缘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马汉提出：美国应在关键地区广泛建立加煤站，控制亚洲、太平洋、大西洋及主要海峡、航道。[10] 随后美国制定了以关岛和菲律宾为依托，储煤站、海军基地与航道控制三位一体的海军战略。时任舰队司令的斯托克顿，在他写给世界上首座海军最高学府美国海军学院的创始人、海军少将卢斯的信中，便提出了这一战略：“长期被美国捕鲸船作为集合地的关岛是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直航线，它所处的位置正好使这里乘船到日本、韩国、中国上海和香港，……如果我们在菲律宾确保维持一个加煤港，我们就可以从旧金山或巴拿马地峡运河去夏威夷，从夏威夷到关岛，再从关岛去菲律宾”。而海军军官麦肯则以关岛为依托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海军战略：如果关岛建成美国一流海军基地，将能够保护和威慑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全部战略地区，保护和威慑从澳大利亚到埃斯奎莫尔特交通线侧翼的战略要地。[7] 事实上，这一海军战略在冷战后仍可见其踪影。
其二，以小规模海军舰队威胁对手，关键时刻坚决集中海军力量谋求制胜，影响东亚。东亚特殊的地缘环境，沿岸国家技术、交通的落后，利于欧美海军的战略展开，即使规模很小的舰队就可控制大部分海域，对沿岸国家构成巨大的威慑。这在英国体现得极为明显，“在1841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因此，“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活动，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11] 英、法、美、德均在东亚派驻了舰队，只要有需要，它们的舰队便会出现在东亚海域的任何角落。
三、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海军战略对东亚的影响
首先，19～20世纪中叶欧美列强东亚地缘战略的推进存在这样的模式：获取战略基地→抢占战略枢纽→进行战略展开，为了规避和缓解列强之间的矛盾，推行缓冲区、防波堤战略，这对东亚及三国关系产生了影响。
该地缘战略是沿印度半岛、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中国东部边缘、日本列岛呈弧形展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东亚传统国际体系和社会瓦解、衰落的模式：梯次瓦解与沦落，即先是东南亚地区成为欧美的殖民地——19世纪之前荷兰占领东南亚群岛，19世纪中后期英法占领中南半岛，随后19世纪末处于东南亚、东北亚中间地带的中国被半殖民地化，而处在东北亚纵深地带的日本经过短暂的殖民地化风险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快摆脱殖民地风险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
欧美列强的东亚地缘战略最终展开的重点区域都集中在中国，这便深刻地塑造了中、日、俄的地位和关系：中国不断成为欧美列强东亚博弈的竞技场，中国的地缘经济地位持续走低，从而最终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日俄则一直处于相对优势。
英法以暹罗为缓冲区，英国先后以中国、日本为英俄缓冲区，美国先后以日本、中国为美俄（苏）缓冲区和防波堤。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如下两种现象：英法之间、英俄之间、美苏之间尽管在东亚的利益冲突激烈但很少演变为双方大规模直接的正面战争，英国、美国都曾出现过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的战略选择。
其次，基于地缘之上的欧美列强海军制胜战略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亚及中、日、俄三国关系。事实上，欧美列强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海上，对东亚传统国际关系和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9世纪中期，英国第一个对东亚传统国际体系和社会的核心中国发动了海上进攻。英国并没有投入大量的陆地作战，清王朝战败。不久，美国佩里舰队在日本沿岸示威，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中日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东南亚群岛沦陷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和社会开始崩溃。法国在与英国发动了以海军为主导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发动中法战争。尽管法国在陆地上战绩不佳，但却胜于海上：在马尾海战中击溃了中国的福建水师，一支法国分舰队随后还占领了湄公河，最终迫使中国同意法国拥有对其藩属区域印度支那的统治权，东亚朝贡体系进一步坍塌。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海上战局决定了中日两国的命运。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海战开始，以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地区舰队的覆灭促使战争最终结束，俄国开始在东亚有所收缩。一战初始，英国让日本在东亚参战的目的是：在中国沿海发现并击沉德国战舰。二战开始后，欧美列强对日本在东亚陆地上的进攻并未出兵制止，而以海上突袭战开始、被欧美视为挑战其海上战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列强才倾力在海上与日本展开争夺。
中国不仅拥有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且拥有从东南亚通向东北亚最漫长的海岸线，其在海军战略中的价值是诱人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在东亚发动或参加的主要战争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征服印度支那战争、中法战争、美西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干涉苏联革命、太平洋战争等，共约8次。在这8次战争中，有4次针对中国，针对俄国、日本的各1次。中国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逐渐认识到海军的战略作用，一度发展起自己的海上力量。但是，其相对落后的海军战略连同海上力量在列强及中日甲午海战的不断打击下，几乎丧失殆尽。二战中，日本数艘陈旧的战舰便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
日本在东亚较早地认识到海军战略的巨大意义，注意强化海军建设，以实力赢得盟友、扩大自身影响。[12] 当法国和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结成同盟后，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结成同盟，当时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考虑到日本的海军因素：“根据1901年英国海军部的一份备忘录分析，中国水域上的法俄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9比4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11比9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优势。英日结盟将大大加强英国的海军力量，在与法俄同盟作战时，就会发挥其效力”。[13] 日本利用其在东亚海陆两方面都拥有相当大的投送能力，全面挑战欧美列强在东亚的地位。
与中日相比，俄国与西欧地缘最为接近，在三国中对海军战略的了解最早，在近代的三国关系中也最先处于优势地位。但从一定意义而言，恰恰是与西欧地缘上的接近，使俄国的东亚海军战略受到其重视欧洲这一总战略的巨大牵制。日俄冲突加剧时，在备战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当其东亚太平洋舰队逐步被击溃后，不得不从遥远的欧洲调遣波罗的海舰队驰援东亚，等待这支跨越半个地球舰队的只能是一场灾难。至此，与日本相比俄国在东亚的海军力量锐减，日俄关系逆转，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美英彻底击毁日本海上力量、前苏联海军重新在东亚大规模出现之时。
［收稿日期］2006—05—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研究”（02 JAZJDGJW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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