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罗涛涛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划时代事件，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百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五四运动”的概念、原因、性质、领导者和结果展开了广泛研究，研究内容和视角全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已经搭建好了“五四运动”研究的四梁八柱，为“五四运动”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学科规范和理论框架。但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大多侧重于宏大叙事和形式纪念，并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深化“五四运动”研究，需要国内学界结合宏观把握和微观探析，兼顾不同的运动面向和运动主体，在探明“五四运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纪念之、继承之。
[关键词] 五四运动；全面；宏观叙事；纪念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中华民族复兴征途开始的重要标志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背景，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五四运动”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纪念“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员，依据各自的立场和时代条件，与“五四运动”展开对话，将五四精神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可谓常说常新。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百年来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概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五四运动”的概念
如何界定“五四运动”？这是研究“五四运动”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活动。最初，这只是一件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学生示威游行事件。但事件逐步发酵，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爱国运动。由此，“五四运动”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深入民族记忆之中。“五四运动”概念究竟是在何时为何人所提，也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对象。胡适曾指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由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年5月26日)一文中提出。而周策纵注 作者周策众属于美籍华裔，但他是在国内接受的大学教育，他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国内学界的早期研究密不可分，故将其归入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行列。 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是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1919年5月18日)中提出[1]17。杨琥也认为，“五四运动”一词最早是由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提出，但时间是1919年5月14日，略早于周策纵所认定的时间[2]。相较而言，国内学界普遍认同周策纵的观点。而且，对于“五四运动”概念的具体界定，国内学界也各有侧重，主要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
(一)“五四运动”狭义说
在狭义观点看来，“五四运动”是对1919年五四学生事件前后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和罢课、罢工运动的总体概括[2]。在狭义概念下，孔凡岭将五四运动界定为一场发生在1919年5、6月间的群众爱国运动，其起止时间从1919年5月4日学生示威游行起至同年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为止[3]。
(二)“五四运动”广义说
广义观点认为，不能将“五四运动”局限于1919年。陈平原主张将“五四运动”追溯至晚清时代。在他看来，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两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4]5。而肖华平主张将“五四运动”扩展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起止时间应当是从1919年5月4日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5]。张德旺也认同此种界定，并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止[6]。余凯思认为，“五四运动”与1919-1925年的全球示威游行遥相呼应，故将“五四运动”的时间界定为1919-1925年，其内容也涵盖政治、社会及文化[7]。
总体而言，学界大多认可“五四运动”广义说，这从以上狭义说和广义说的数量对比可见一斑。作为历史存在的“五四运动”，在不断地与现实展开对话。所以，它不是一件存在于1919年的孤立事件，需要我们以更为宏观的视角看待。
二、“五四运动”的原因
中国也在成为别人的别处，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有去中国玩的经历。一个法国人给我讲他的特别体验：2000米高的黄山，居然有台阶上到山顶；上到山顶以后发现身边还有好几百人，抵得上一个欧洲小镇的市中心。这在阿尔卑斯山区是无法想象的：2000米的山峰攀到顶，身边连一只山羊也没有。
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样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
(一)诱发说
国内学界普遍肯定，“各党派各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领导、推动了其成员和群众投身反帝救亡斗争”[33]。在此基础上，部分作者突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邓拓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指导下开展的革命运动，其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领导骨干[34]。董德福对“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作了更为细化的研究。在“五四运动”前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而后期，运动的原有阵营发生分化，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35]。而且，部分作者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界定为无产阶级。孙思白认为，“五四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和目标等，均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24]。刘惠吾也指出，“五四运动”中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范畴”[36]。
观察组术后6个月的关节退变、囊性变、关节面塌陷、坏死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为8.5%（5/59），显著低于对照组的25.4%（15/59）（P＜0.05）。见表3。
(二)社会心理说
谢渝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民众的认知、需求等综合构成的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的“独立运动”，让中国民众看到了希望，民众的民族情绪得到了极大地鼓舞[10]。巴黎和会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社会舆论，即寄希望于巴黎和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但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令国人的希望化为泡影。民众心理落差之大、情绪愤慨之强烈，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心理落差，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11]。
(三)信息技术说
“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信息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熊玉文认为，电报技术的进步加速了信息的传递，印刷技术的进步便利了信息的制作，铁路运输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信息的扩散，由此才成就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政府试图通过禁止拍发电报控制事态蔓延，但报界顶住官方压力，登载了大量的学生爱国通电。同时，印刷技术和铁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使得新闻界能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报道和宣传[12]。
众所周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两天后，“五四运动”便“突然”发生了。对于“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国内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均是见仁见智，鲜有定论。总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四)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说
“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渊源。彭明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盛行引发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社会力量得以形成和发展，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斗争，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等，这些因素构成“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13]2-10。周策纵认为，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侵蚀、国内反动军阀统治对世界革命潮流的抵触，是“五四运动”得以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1]7-11。
另外，部分学者围绕某一渊源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就社会历史渊源而言，李捷认为，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深受封建军阀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4]。“五四运动”的文化渊源极为丰富，正如陈平原所说，“1919年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15]袁会敏、张艳新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的必然结果[16]。姜迎春提出，“五四运动”的发生，离不开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传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17]。
三、“五四运动”的性质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8]558。国内学界大多将之作为判断“五四运动”性质的理论依据。但对于“五四运动”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运动，国内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认识，具体有以下几种判断。
(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利。拒绝巴黎和会达成的对中国不公平的和约，自然成为“五四运动”的基本诉求。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学界普遍将之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成果。周策纵认为，国民通过“五四运动”表明了抵抗外国强权、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从而达到了拒签合约的目的[40]。谢晓鹏也认为，北洋政府拒签和约，是“五四运动”的直接结果[41]。
当监管部门对Ⅰ类村镇银行降低监管强度△θ时，会致使I类村镇银行贷款违约概率由A点移动到C点;同时，将下降的监管强度△θ转移到对Ⅲ类村镇银行的监管，使得Ⅲ类村镇银行贷款的违约概率由B点移动到D点(如图1)。因此，Ⅰ类村镇银行预期收益率的变动为:△θ，Ⅲ类村镇银行预期收益率的变动为: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活动
针对“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判断，部分作者提出不同意见。郭圣福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存在一个由不成熟逐渐达到完整意义的准备时期。“五四运动”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其本身不能算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25]。朱务善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与“五四运动”的基本事实相矛盾。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没有明确说过“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另一方面，就“五四运动”的实际情况而言，工人、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青年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挥了领导作用。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以说，“五四运动”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活动，而不能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26]。
(三)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运动
抛开“五四运动”的阶级属性，部分作者从运动内容出发，将“五四运动”界定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或一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抑或是兼而有之。岑思认为，启蒙和救亡是五四运动承载的双重历史任务，两者相互促进。“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每一次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多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救亡图存的需要；而变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推动了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27]林慧勇也关注到“五四运动”面临的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但他认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致使中国偏离启蒙轨道[28]。虞和平提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和平的爱国救亡运动，是一场商人广泛参与其中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国民外交行动[29]。许冠亭也关注到“五四运动”的外交属性，其目的在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国家利益[30]。同时，有的作者关注到“五四运动”的文化内涵。石仲泉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内涵是解放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31]。沈世峰也提出，“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追求民主、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其核心目标[32]。
四、“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1939—1940年间，毛泽东同志在文章和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左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等到“六三”三罢斗争时，“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广泛参与到“五四运动”中来[18]700。自此，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学界围绕“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展开了讨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看法。
(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领导说
1919年4月22日，梁启超将“巴黎和会英法袒护日本，拒绝中国合理诉求”的内容电告国内。1919年5月2日，电报内容在报纸上刊登。两天后，“五四运动”便以示威游行的方式爆发了。俞辛焞认为，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诱发了“五四运动”[8]。但在熊玉文看来，真正诱发“五四运动”的是谣言的散播。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确切消息传回之前，国内已是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就如同为“五四运动”这把大火准备的干柴。如巴黎和会期间，国内报纸造谣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炫耀武力”以及来自南方军政府的巴黎和谈代表王正廷造谣梁启超阻止中日密约公布以及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与“卖国贼”曹汝霖的女儿订婚[9]。
(二)资产阶级或国民党领导说
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逐步认可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代表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黄金华、漆良燕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者和领导者[37]。刘永明更是指出，国民党不仅参与、推动了“五四运动”，更是在其中扮演了主要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的理论渊源和实践过程，均与国民党直接相关。1918年5月，国民党人鼓动和指导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被誉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北京“五四运动”和上海“六三运动”的爆发，都是在国民党人的鼓动和组织下开展。“五四运动的整个进程和发展规模，均与国民党人有直接关系。”[38]4-7
(三)进步知识分子领导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五四运动”的广泛开展。正如高增德所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在众多的理论、主义和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42]。龚书铎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在对各种主义进行比较并进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43]。“五四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情况也能证明这一点。正如赵曜所说，“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只在“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就达到400多种介绍和宣传马列经典著作和学说[44]。至于说“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陈运普、曾洁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时期文化发展繁荣孕育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科学性符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的结果[45]。
五、“五四运动”的结果
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带着各自的利益诉求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之中。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国内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了总结。
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800元。
(一)迫使北洋政府拒签和约
依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部分作者将之引申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或曰“五四运动”是一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19]。张岂之认为，“五四运动”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20]。金冲及提出，“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根本原因在于它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21]。李星认为，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无产阶级也已经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五四运动”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22]。陈慧道也认为，无产阶级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由此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23]。孙思白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与列宁的号召下发生的”，其指导者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其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和方向是“沿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发展”。所以，“五四运动”是一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24]。
(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其中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舒衡哲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观点予以驳斥。他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但并没有说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领导了“五四运动”。断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不过是对毛泽东同志相关论述的过度引申[39]151-153。朱务善则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26]。
(三)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五四运动”密不可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8]700冯俊认为，“五四运动”开辟了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其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也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契合，前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文化基础[46]。部分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入手，考察了“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刘秀萍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由改良人心、重塑新民的社会改良到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五四运动”的发生[47]。蒋伯英指出，邓子恢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48]。张家康提出，瞿秋白也是在“五四运动”期间逐步向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信仰靠拢[49]。所以说，“五四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四)推进国民思想解放
“五四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国民的思想解放。王晓朝、陈凯指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追求民主、尊重科学、崇尚自由[50]。龚书铎提出，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年代。人们破除偶像、拒绝权威，主张不同的学术思想“反复辩论”“参究互议”[43]。在“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大潮中，落后的中国国民精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51]。耿云志也提出，“五四运动”促进了国民的觉醒。社会各个阶层，如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军人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52]。刘昀献关注到“五四运动”对社会风俗的变革。“五四运动”冲破了数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的牢笼，打破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解构了传统的以孔孟之道为标志的封建意识形态[53]。
对于洪都拉斯的经济来说，农业至关重要，这从农业对GDP的贡献可以反映。除了传统作物如咖啡、谷物、香蕉、油籽和可可，新鲜果蔬作物的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显著。2001年，蔬菜和水果对GDP的贡献分别为3.7%和2.3%[2]21-22。蔬菜和水果部门分别包括大约15,000个和10,000个农民。除了那些大型养殖区的出口企业，这些大多是小型农场。
六、“五四运动”研究评价
从纵向来看，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始于1939年即“五四运动”二十周年，至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9年至改革开放前。1939年以后，“五四运动”慢慢远去，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学界开始关注“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显著成就，“五四运动”研究逐渐衍生出一种中国共产党的解释模式，即将“五四运动”看作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该解释模式，肇始于毛泽东在1939年和1940年相继发表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讲话和文章，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开展的政治运动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中得以强化和巩固，直至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到来，“五四运动”精神再次得到弘扬，“五四运动”研究也步入繁荣时期，形成了一批视角独特、内容新颖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五四运动”研究范围大大拓宽，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一方面，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五四人物”，尤其是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言行，日益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时期的期刊、社团、报纸、信件等历史素材，逐渐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形成了一批精细化研究成果。而1919-1939年，则属于“五四运动”范畴，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对象。尽管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在20年代便结束了，但其所开启的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大戏并没有落幕，“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仍然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所以说，1939年以前，“五四运动”依然保持历史在场，胡适、毛泽东等亲历者对运动本身进行了大量的回忆和评价，为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从横向来看，百年来国内学界对“五四运动”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一方面，研究内容全面，涉及“五四运动”的概念、原因、性质、领导者和结果。另一方面，研究视角全面，具体包括广义和狭义、宏观和微观、主观和客观以及长远和短期等视角。而且，研究内容之间、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使得“五四运动”研究呈现出系统性、立体化的特点。国内学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出发探析“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宏观视角侧重于客观的历史发展大势，旨在阐明“五四运动”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并揭示“五四运动”的长远意义；而微观视角往往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参与者、领导者等主观因素，力图阐明“五四运动”的短期效果。而且，探析“五四运动”发生原因的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别与界定“五四运动”概念的广义说和狭义说一脉相承。
总体而言，百年来国内学界已经搭建好了“五四运动”研究的四梁八柱，为“五四运动”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学科规范和理论框架。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件，相关研究应当建立在精确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求准确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坐标，进而更好地与后世展开对话。显然，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国内“五四运动”研究侧重于宏大叙事，而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把握。正如孙伏园所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54]11821世纪的今天更是如此。缺乏具体场景和人物的“五四运动”，其研究意义仅限于喊口号、树旗帜，难以深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尽管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相关史料作了比较精细的挖掘，但也仅局限于部分学者和部分学科。第二，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五四运动”研究侧重于纪念意义，而对其内容本身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从国内学界每年发表的“五四运动”研究文章的数量对比可见一斑。以“五四运动”为篇名检索中国知网的文献可知，每逢“五四运动”整十周年，国内学界发表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多，如1979年、1989年、1999年和2009年，文章数量分别为90、188、345、233，而其他年份每年文章数量平均为一二十篇。“五四运动”犹如工具一般，在关键时间节点被取出纪念一番，过后便回归沉寂。第三，国内学界对于“五四运动”基本概念的认识大多承袭毛泽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对于“五四运动”，国内学界大多以毛泽东同志的相关论述为依据，再结合各自的学科背景，得出一定的结论。如对于“五四运动”性质的判断，毛泽东同志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8]558。国内学界便以此为依据，将“五四运动”定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深化“五四运动”研究，国内学界需从以下两点着手：第一，“五四运动”研究要兼顾宏观把握和微观探析，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是中国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需要我们给以宏观把握；但它也是社会各阶层群众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更需要我们从细微处着眼，深入不同群体内部，挖掘运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如此才能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和精神深深地嵌入民族记忆之中。所以，“五四运动”研究应当回归运动本身，细敲运动的基本内容，深挖运动的基本事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所说：“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55]在这方面，国内学界应该学习日本学界。1973年4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为期五年的“五四运动”研究班，对“五四运动”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研究班采取分头研究、共同讨论、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分工合作方法。前半段时间，研究班成员共同阅读“五四运动”时期的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并展开讨论。后半段时间，研究班成员开始撰写各自承担的子课题，形成论文。利用这五年的时间，研究班对“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某些问题上破旧说、立新说[56]。
三抓绩效考评运行创新，构建长效保障机制。积极推进农开项目绩效管理，开展项目验收考评工作，构建考评、绩效相结合的长效保障机制，对考评差、工程质保期内工程质量反馈差的建设单位纳入黑名单，限制其准入，确保工程项目保质保量地实现预期目标。
第二，“五四运动”研究要兼顾不同的运动面向和运动主体。首先，“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57]就内容而言，“五四运动”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三大部分。“五四运动”不光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其次，“五四运动”的主体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商人等。“五四运动”的多面向、多主体，要求研究者给以多角度分析。
关于在黄河流域实施纳污红线管理的整体构想是：以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和 《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为依据，以建立和完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黄河水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为前提，以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相衔接，做好纳污红线管理顶层设计，科学核定水域纳污能力，从严控制入河排污总量，严格水功能区达标考核，加强水质监测站网建设，构建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工程体系，深化基础规律与关键技术研究，逐步形成有黄河流域特色的水功能区纳污红线管理模式和工作格局。
参考文献：
[1]周策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周子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3]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涵义的演变[J].中共党史研究，2001，(03).
[4]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肖华平.试论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05).
[6]张德旺.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1990，(02).
[7]余凯思.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N].文汇报，2014-05-05(3).
[8]俞辛焞.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J].历史研究，1979，(05).
[9]熊玉文.巴黎和会、谣言与五四运动的发生[J].民国档案，2012，(04).
[10]董立仁.民族心理的嬗变和五四运动[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2).
[11]谢渝.社会心理与五四运动的爆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04).
[12]熊玉文.信息传播技术与五四运动[J].社会科学动态，2018，(07).
[13]彭明.五四运动史[J].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李捷.五四运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百年潮，2009，(6).
[15]陈平原.“五四”：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N].北京日报，2015-09-14(7).
[16]袁会敏，张艳新.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J].宁夏党校学报，2013，(06).
[17]姜迎春.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特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6).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洪世林.阐释“五四运动”的三种模式[J].社会科学论坛，2015，(03).
[20]张岂之.“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J].法学研究，1959，(02).
[21]金冲及.五四运动的两个特点[J].百年潮，2009，(06).
[22]李星.试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J].学术月刊，1963，(05).
[23]陈慧道.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朱务善先生商榷[J].教学与研究，1963，(01).
[24]孙思白.略谈五四运动革命性质问题[J].文史哲，1963，(03).
[25]郭圣福.五四运动不是完整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06).
[26]朱务善.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J].历史研究，1962，(04).
[27]岑思.启蒙与救亡——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些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02).
[28]林慧勇.启蒙的悲剧与悲剧的启蒙[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04).
[29]虞和平.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J].近代史研究，2000，(02).
[30]许冠亭.谁领导了五四运动[J].史学月刊，2009，(12).
[31]石仲泉.五四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J].党的文献，1999(3).
[32]沈世峰.五四运动与七八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渊源流变[J].理论与改革，1999，(01).
[33]张德旺.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1990，(02).
[34]邓拓.谁领导了五四运动？[N].人民日报，1950-04-29(5).
[35]董德福.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三个问题——从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谈起[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36]刘惠吾.试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N].文汇报，1963-02-26(7).
[37]黄金华、漆良燕.也谈“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性质[J].理论探讨，1988，(05).
[38]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9]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C]//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0]周策众.我所见五四运动的重要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3).
[41]谢晓鹏.五四运动与北洋政府的废约外交[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
[42]高增德.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J].社会科学研究，1989，(04).
[43]龚书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J].求是，1999，(08).
[44]赵曜.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是什么——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作[J].红旗文稿，2009，(08).
[45]陈运普，曾洁.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
[46]冯俊.五四运动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03).
[47]刘秀萍.五四运动对毛泽东选择救国道路的影响[J].社会科学论坛，2000，(05).
[48]蒋伯英.“五四”运动以后青年邓子恢的活动及思想转变[J].党史研究与教学，1982，(12).
[49]张家康.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信仰[J].红岩春秋，2018，(11).
[50]王晓朝，陈凯.“五四”运动基本精神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启迪[J].浙江学刊，2009，(04).
[51]朱华.论五四运动前后的改造国民性思潮[J].探索与争鸣，1990，(03).
[52]耿云志.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J].历史研究，2004，(05).
[53]刘昀献.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选择[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03).
[54]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J].人民文学，1954，(05).
[55]习近平.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04-21(1).
[56]张契尼.日本京都大学的五四运动研究[J].历史研究，1982，(6).
[57]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5月4日)[J].求是，1999，(10).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Past 100Years
LUO Tao-t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
Abstract ：The“May 4th Movement”is an epoch-making event in China's modern society and has a heavy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In the past 100 years，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concept，reason，nature，leaders and results of the“May 4th Movement”.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perspectives have been comprehensive and form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have set up the four beams and eight columns of the“May 4th Movement”research，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academic norms and theoretical structure for the“May 4th Movement”research. However，most of the“May 4th Movement”research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focuses on grand narratives and formal commemorations，and shows a clear ideological tendency.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May 4th Movement”require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to combine macro grasp and microscopic analysis，taking into account different orientations and subjects，and commemorating and inheriting on the basis of discovering its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comprehensive；grand narratives；commemorate
[收稿日期] 2019-04-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08JJD710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罗涛涛(1990—)，江西南昌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3-0017-08
[责任编辑： 王旻]
标签：五四运动论文; 全面论文; 宏观叙事论文; 纪念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