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研究，许多学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当然，只停留于强调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之中，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从而批判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批判的重构中，以下情况显得非常重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中，通过反思其哲学基础而形成的；这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必须在这些维度上同时展开。如果从这种复杂语境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的哲学理念，它更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哲学批判。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有其各自的理论视域与理论意义。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也有助于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一、生产逻辑的引入及其哲学意义
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并将生产逻辑看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那么首先就需要说明生产逻辑的引入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并从中说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自近代以来，哲学的探索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这种理性不仅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依据，而且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如果将社会历史生活划分为物质生活世界与精神生活世界的话，那么物质生活世界只是理性的附属品。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是不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得不出什么让人满意的东西。到了维柯之后，这一局面才得到初步的改变，人的历史生活成为哲学探讨的对象。
这就给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透视物质生活世界。在这一问题上，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给出了新的思路。虽然在哲学前提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验论为基础，但其关注的是当下的物质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构与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关注中，自然需要与劳动构成了两个立足点。
从人的自然需要出发，就涉及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问题，这将对人及人的发展问题的理解与物质生产世界联系起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是与劳动联系起来。这两点正是斯密的理论基础。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开篇讨论的就是“分工”，并以分工作为促进劳动的重要动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第5页）斯密认为，正是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产生分工的原因则在于人们不可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产品，因此人们有互通有无的自然倾向。在斯密看来，自然需要与劳动分工是相互关联的，自然需要是促进分工的原因，劳动分工则是满足需要的手段。他的整个经济学论述由此展开，并力图通过分析当下的经济生活过程揭示物质生活世界的规律。这一思路构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并直接影响到黑格尔的哲学理念。
在黑格尔那里，需要与劳动也是其哲学建构的两个重要构件。根据他的思想，只有到自我意识阶段，理性才真正地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升华的道路。在他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中，需要与劳动就是其理论思考的起点。这是其《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核心主题。为了满足自然需要，人与人相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并由此产生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辩证法中，劳动是自我意识建构的重要条件：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奴隶不仅内化了主人意识，而且通过陶冶自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实现了对主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双重承认，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生成。因此，对理性的考察离不开对物质生活世界及其历史的分析。黑格尔没有从物质生活世界出发来揭示意识与理性的建构过程，而是认为物质生活世界的历史是理性的外化存在，理性就是在不断地扬弃其外化存在而回到自身，最终达到理性的自由状态。这样一种对物质生活世界的理性反思，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需要与劳动也构成了黑格尔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既体现了理性的自由发展，同时也体现了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他关于劳动分工体系的论述、关于警察与同业公会的分析等，都意在揭示市民社会的内在悖论。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体现了理性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理性能够真正解决市民社会中理性的悖论。因此从总体逻辑上来说，物质生活世界仍然是理性的表现场地，是伦理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这仍然是传统哲学的理念。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对这种理性哲学的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才能实现。进入到政治经济学之后，劳动生产的逻辑就必然会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着人的原初需要，但只有通过物质生产这种需要才能得到满足。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对此的论述却改变了物质生活的生产与思想的关系，即物质生活及其生产过程是思想的历史基础，而不是相反。只有在这样的视域中，生产逻辑才能确立起来。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正是从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发现生产逻辑的人类学意义的过程。
结合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生产逻辑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话语，而且是一种哲学的话语；在这一基础上，传统哲学的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哲学是一种强调意识内在性的哲学，而在马克思哲学的新视域中，哲学发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都只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这才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念进行变革的意义所在。马克思的新哲学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考。在这一思考中，理念及其逻辑运演是哲学的核心。在《神圣家族》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都曾从思辨层面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理念。二是物质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这正是传统哲学所忽视的内容。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理性并不独立于物质生活世界之外，理性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需要揭示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建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新视域中，马克思才能辨识出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想要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当时的德国现实，但他们只是停留于思辨的层面来解构黑格尔哲学，而不能揭示这一哲学与当时生活的联系，这决定了他们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更不能真正地批判德国现实。对于马克思来说，当他真正理解了市民社会并揭示出思想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内在关联之后，他才能真正地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域，同时才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域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问题域，才能将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推进到对社会历史生活本身的批判，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当生产逻辑进入到哲学话语之中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才真正地合为一体。
二、生产逻辑的哲学分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导言”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页）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类历史前提的描述是一致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前提，这正是生产逻辑所具有的人类学意义。物质生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之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参见马克思，第172页）这是对自然与对人的双重改造。要理解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就需要理解其基本的构成要素以及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条件。
既然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产，那么生产的一般规定就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段。如果将生产的共同规定抽象出来，就可以得出“生产一般”的概念：“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某些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页）这种生产一般有其必要的要素，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中，马克思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例进一步分析了一般物质生产过程的要素与构成。一般物质生产过程具有以下要素：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马克思，第166页）劳动对象就是广义的土地，这是未经人的协助就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同上，第167页）正是通过劳动资料，人才能将自己的目的实施到对象身上。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于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按照自己的意图发生变化，生产出供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时劳动与劳动对象统一了起来。
促进一般物质生产的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是劳动资料，甚至认为劳动资料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物质生产，而且是区别社会经济时代的标志。所以，生产资料的革新是推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协作、分工、机器生产有其人类学的意义。
下面以分工为例说明这一点。斯密就是从分工出发来揭示其物质生产的意义的。斯密认为分工不仅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文明的程度。分工之所以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的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斯密，第8页）马克思同样论述了分工的历史作用，把分工看做是产生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根源；分工使工人熟练于某种固定的劳动，提高了劳动者的特定技艺，促进了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些都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的产生则实现了协作与分工的重新结合，并以自然力取代人力，以科学代替了成规。“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因而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第389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虽然是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展开的，但主要讨论的是其在人类学的物质生产逻辑上的意义。也正是从生产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的一切社会所创造财富的总和，为人类走向未来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就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物质生产过程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交互性关系：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既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本身；第二，物质生产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劳动的展开，人通过目的性的劳动改变了自然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费尔巴哈深入地论述了这一点。费尔巴哈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近代以来的哲学，认识到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过程就是思辨理性逐渐摆脱感性存在并将感性本身加以抽象的过程，而“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第120页）这种新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人本学。如果现有的感性都被思辨理性所浸渍，这种新人学何以可能？正是在这里，费尔巴哈提出了自己的新“感性”的思想。我个人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新感性指的是一种没有经过现代理性污染的感性，这种感性是从原始的自然情感中引申出来的，如男女的自然性爱等。与这种感性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所污染的自然，这当然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过的自然。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想象”的自然乌托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是现代工业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而不是自其存在以来就始终如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下，人们所面对的首先是经过劳动改造了的自然，而不是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个没有经过人类影响的初始自然。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更多依赖于自然界并把自然界看作与自己同样的伙伴，甚至是高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则完全是以社会为中介而存在的。所以，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虽然有其哲学批判的意义，但在历史的维度上，这种批判只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思想高度。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黑格尔曾以主人—奴隶关系说明过这一点。在黑格尔看来，虽然奴隶听命于主人并成为主人享乐的劳动工具，但奴隶在陶冶自然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论述虽然有强烈的思辨特征，但劳动对人的发展的意义这一思想却被马克思继承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对象化”来描述工业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问题。“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概括了生产劳动的意义：“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能力发挥出来。”（马克思，第165页）人们在劳动中对对象改变到何种程度，人本身的意识和能力也就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会以这种发展了的意识来审视自然界。可以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正是生产劳动的发展，才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客观条件，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这一发展中，人们才能摆脱贫困状态，建立起普遍交往。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发生异化的情况下，物质生产过程仍然具有人类学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9－390页）这正是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
物质生产的发展不仅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前提，而且创造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用于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用于发展自身其他能力的时间则越来越多，对这一时间的占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页）不仅在时间上是这样，在空间上也是这样。正是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才能摆脱空间的限制，从地域性的存在中脱离出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上述这些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逻辑的简要概括，许多具体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这里的关键在于：生产逻辑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逻辑，一旦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就不够了，这就正如马克思在《手稿》“导言”第一节结尾时所说的：“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页）对于理论建构来说，需要揭示的是这些要素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存在方式及其作用方式。这意味着必须要以新的逻辑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这一新逻辑就是资本逻辑。
三、生产逻辑的局限与资本逻辑的凸显
在《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作了一个限定性的说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同上，第22页。黑体为引者所标）这句话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同上，第71页）因此，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生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对这个“一定的”社会进行分析，而不能停留于一般的物质生产逻辑。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一定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般物质生产逻辑已经不够了，正如马克思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视角讨论使用价值的生产时所指出的：“只要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劳动的这个定义就完全不够了。”（马克思，第169页，注释8）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的一般界定就完全不够了呢？在这一问题上，学界的研究还需要进行深层的探索。当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思想割裂开来，那就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迈开探索的步伐。
虽然物质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前提，但将物质生产抽象出来作为解释人类历史的基础，这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事情。这种抽象的产生得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只有当资本主义的工业劳动获得了普遍性规定时，才能产生劳动价值论，并提出劳动一般理论。正是在“劳动一般”的基础上，才能提出“生产一般”的概念。虽然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以生产逻辑来反思历史却是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结果。虽然对历史的审视是以当下的历史情境为基础的，但人们又容易忘却理论所产生的特定情境而将之普遍化，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生产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以生产逻辑来面对资本主义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对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总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个人在表象层面都是自由活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为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当这种表象上的自由主体被抽象出来时，生产中的人也就成为孤立的个体，这正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理念，而且这种理念被投射到了原始社会中。在《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在对这种生产的个人进行了特定社会形式的界定之后，立刻批判了斯密、李嘉图在经济学中的想象，即将孤立的个体看做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接着马克思又批判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个体的想象，并指出产生这种想象的原因及其错误：（1）早期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对孤立的个体的想象，是对16世纪以来兴起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市民社会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就是原子式的个体的社会，这些个体组成一种外在的关系，并在18世纪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2）在早期社会中，生产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隶属于扩大为氏族的家庭以及后来的公社中，他们从属于一个整体，只是到18世纪之后，这种孤立的个人才真正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马克思在《手稿》第二篇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进行了具体的讨论。（3）这种关于孤立的个人的想象是现代发达生产关系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关于生产逻辑中劳动主体的分析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根据生产逻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就是两个孤立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他们之间进行的交换也是自由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在真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他们之间恰恰是一种非平等、不自由的关系。所以，要理解生产过程中主体间的关系，必须进入到特定的社会形式规定中，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就是资本逻辑所要揭示的问题。
第二，物质生产逻辑抽离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体现的是生产过程的一般要素及其技术结合。在前面关于生产要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逻辑的物质规定性，这种生产逻辑也是政治经济学家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视野。在这一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殊规定性不见了，人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等同于一般生产方式，资本与劳动都被简化为物质生产过程的要素，并获得了永恒存在的形式。“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27页）当资本成为生产中的物质要素时，任何东西都可以是资本，包括自然提供的对象如石头等，而且资本会存在于一切社会中。这正是斯密将原始社会的劳作工具也看做是资本的重要原因。“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同上，第214页）这种要素式的思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家看待利润形成的观念基础。不仅如此，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出发，资本就是人类生活中无法根除的存在，因为没有了资本我们也就无法进行生产。比如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勃雷认为：个人与国家的繁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劳动。2.必须要有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资本。3.必须要有交换。”（勃雷，第45页）这种面对资本的方式，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这种要素式的思维经过了双重倒置：先是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还原为一般物质生产，然后又从这种还原了的生产逻辑出发来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时一般生产逻辑也就成为评价的尺度。
第三，如果从生产逻辑出发，就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内在关系。如果将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一般人类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那么当下社会的问题就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这就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上述四者关系时所说的：“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同上，第30页）这时，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种三段论：“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同上）在这种理解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责备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太过于重视生产，而忽视了分配的重要性。一些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的。汤普逊认为：“没有比财富的分配这个问题再使人感觉兴趣的了，如果研究得正确，也没有比这个问题再有用的了；因为不仅每一个社会的物质享受被发现直接依存于财富的公平而明智的分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道德和同情、谨慎、宽仁之乐以及它所能取得的知识享受的多寡也算间接地与财富分配有依存关系。”（汤普逊，第25页）同样，还可以认为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应从交换手段出发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基于对此的反思，马克思认为，交换、分配等只是表象，只有从生产出发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特性，而要揭示这种生产方式，又必须走出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进入到资本逻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及其历史效果。
四、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
如果说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双重逻辑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逻辑起着支配作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本生产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但却是资本逻辑统摄生产逻辑。这意味着：第一，如前所述，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第三，需要揭示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方式。
现在先讨论第二点。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同上，第49页）资本逻辑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形式与结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资本逻辑构成了我们透视历史上各种社会形式结构的基础。马克思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例进行了说明。马克思指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被认识之后才能得到理解。例如，体现为资本具体形式的货币在中世纪就存在，但这种“资本”形式隶属于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只具有征兆的性质。同样，商品交换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就有了，但这种交换只具有地方性的形式，只有当商品交换普遍化时，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支配地位之后，所有过去的生产方式都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而且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指出：虽然存在着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但这些产生的条件恰好意味着资本还只处于生成之中。而一当现实的资本存在时，这些条件和前提就消失了，并成为资本活动的结果。（同上，第452页）因此，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过程变成了资本生产的内部过程。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体现人的主体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被异化所支配，生产逻辑意义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分工变成了这种异化的现实根源。协作与机器的意义也同样被资本逻辑所改变，生产力发展所节约的时间本该成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时间，却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条件。在人类学意义上物质生产逻辑能够展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社会都被异化为人的空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逻辑意义上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同时，又设立了这种发展与解放的栅栏。可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工、机器等的说明，实际上是按照双重结构展开的：一是生产逻辑意义上的说明，一是资本逻辑意义上的说明。后者是对前者的重新审视，同时前者又构成了批判后者的重要参照系。资本逻辑批判在分析资本的运行中，最后要解决的正是特定阶段的生产逻辑所面临的被支配问题，从而使生产真正成为人的自由的活动。
随着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支配地位的确立，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必须做出改变。按照我的理解，这种认识的改变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以自身为自我再生产的起点时，就必须按照资本逻辑的自我生产过程来建构我们的认识。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运用经济范畴来理解当下历史时，不能按照这些范畴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序。第二，不可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还原为一般物质生产过程。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对生产逻辑的认识是一种回溯性的认识。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论述充分地表现了这一主题，即只有认清了资本逻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生产逻辑。“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同样，对资本逻辑的认识，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开始自我反思的时候才是可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同上，第47页）
综上所述，在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中，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交织在一起，但资本逻辑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瓦解资本的逻辑成为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指向。当然，这里将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加以区分，并不是说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真的存在着两个可以区分的生产过程，而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马克思的思想。至于资本逻辑的具体内容，需要结合《资本论》及其手稿加以分析，我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论述。
五、简要的结语：超越资本逻辑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支配一切，但这一逻辑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超越资本逻辑构成了其理论指向。这种超越的可能性既存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中，也存在于资本逻辑所具有的生产逻辑的意义中。就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来说，马克思不仅从商品交换层面进行了分析，而且从商品的生产结构层面进行了分析。商品二重性表明商品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但货币并没有解决这一悖论，而只是将这一矛盾普遍化了。就生产结构层面来说，马克思认为根本矛盾在于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这一矛盾又通过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表现出来，从而打开了通向未来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说，正是资本逻辑本身为我们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了条件与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逻辑的超越使生产逻辑的意义再次呈现出来，并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新的意义。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物质生产对人的发展与解放的意义，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人们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但是经过资本逻辑的中介，生产已不再是解决匮乏问题的辛勤劳作，而更多地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这时生产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就一致了起来，这正是生产逻辑的历史“本体论”意义。当生产逻辑的这一维度充分实现时，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也就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这正是马克思面对未来社会的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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