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兴[1]2015年在《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研究：动因、进程与风险》文中认为能源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具有基础性作用。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关系到普通国民的日常生活。能源问题历来都对国际关系有着具有重大影响,它既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也可能带来国际合作。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能源短缺已成事实,各国都普遍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压力,使得能源、资源、环境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相互交织,且其严重性和复杂性正在不断加剧,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更为明显,能源问题已成为国家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中美在能源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洁能源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在近年来不断得到提升。在全球能源形势日益严峻,环境和气候问题愈发严重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都在大力发展本国的清洁能源,并在该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美在清洁能源上的合作正成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石之一,它不仅有利于两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保护问题,还有助于确保双方的能源安全、减少贸易摩擦,进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中美双方都具有保障能源安全共同利益的基础动因,提供国际环境公共产品的外部动力,经济效益和优势互补的内在动力,以及争取未来国际体系主导权的前瞻性目标。中美在过去的叁十多年内,在清洁能源领域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为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做出了努力。中美在合作中逐步确立了互惠互利、有效沟通、平等协商、多元发展、优势互补、协同保障的合作原则,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以及合作指针,为合作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具体和明确的约定,对合作意向、行动原则、行动指南和部分行动计划的以书面形式进行了确立,最终形成了主要由政府渠道、官民一体渠道、企业渠道、非政府组织渠道和多边框架渠道构成的“五轨”多渠道立体式合作格局。但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中美开展清洁能能源合作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要受到中美关系大局的影响。中美关系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风险性。近年来中美双方在有关清洁能源的经贸纠纷和摩擦不断显现,在双边技术合作交流上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同时,由于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战略互疑和相互认知风险也使中美在清洁能源上的合作存在一定风险。总的来说,竞争与合作并存是中美在清洁能源关系上的常态。作为中美多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清洁能源的商业开发、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等诸多将有助于缓解两国之间存在的摩擦和矛盾,双方所表现出的态势依然是合作多于竞争。未来中美双方将在保障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领域,以现有机制为基础,以重点合作领域为突破口,逐步消除合作中的障碍,力争实现更好的有效合作。
龙盾[2]2017年在《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文中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重要挑战之一,因为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出现的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在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缔约国以谈判形式推动全球共同行动。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成为谈判中的核心问题与现实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和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他们是否做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承诺并采取行动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关键。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中美如何实现从冲突走向合作?本文应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以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从冲突走向合作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身份和利益两个机制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本文认为,在哥本哈根和巴黎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影响中美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原因在于两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与利益机制判定变化下的行为选择差异。身份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对于是否承认作为责任者的定位,利益机制的判断影响了大国就气候减排是否对国家利益产生损失或增加考虑下的选择。受到身份机制的影响,大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在责任者和非责任者的选择下表现不同:责任者选择合作,非责任者因为选择不合作而出现冲突。受到利益机制的影响,利益损失使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走向冲突,利益获得则促使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选择合作。案例分析证明:在这两次谈判中,哥本哈根会议中的中美在身份定位上均为非责任者,并认为气候减排行动将造成国家利益损失,因此合作失败;在巴黎会议中的中美都承认大国在气候减排上的责任者身份,并以发展国内低碳经济为主导实现减排,从而实现了大国合作。
王亚栋[3]2002年在《能源与国际政治》文中认为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当代，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也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对能源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进行历史的理论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各国能源战略以及国际能源战略竞争形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确立中国的能源战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是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本文从能源的科技、经济分析入手，论证了能源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导致了能源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作用。正因为能源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各主要国家、国际组织制定、实施了不同的能源战略，各种能源战略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的演变和发展。在明了世界能源大形势大格局的情况下，中国也制定出自己的能源战略以维护中国21世纪的能源安全。由此，形成了层层相扣的递进式结构，各章节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能源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能源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能源与国际政治发生关系并进而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也是我们整个“能源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以对能源的科技、经济分析为切入点。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回顾世界能源开发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展开对能源的分析。对能源与科技革命、能源与人类文明、能源与经济增长、能源与国际贸易等关系探讨则具体论证了能源对人类生活、生产等社会各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对能源和国际关系也不例外。能源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决定了它势必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能源既是国际政治竞争中的重要目标，又是达到一些战略目标的有效的、必要的手段。同时，能源因素不仅参与了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而且还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动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能源在国际冲突和战争中的作用是能源直接影响国际关系的最佳例证，而能源价格波动则对国际关系产生着更长期和深<WP=3>刻的影响。能源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载体是世界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能源战略。本文有目的地选择了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如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欧佩克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能源战略和能源政策展开分析。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同，分析的侧重点也就不同。象美国就侧重于分析其能源现状以及其国内能源政策，特别是重点分析美国在全球构筑的能源战略框架。“欧佩克”一节则不仅分析其现在的能源政策，还对它建立发展以来的政策做简要的历史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它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求对欧佩克的能源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世界各主要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能源战略的介绍、评价，为进一步分析世界能源战略竞争的整体形势与格局打下了基础。各国能源战略的相互影响与竞争交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从墨西哥湾时代演变到波斯湾时代，又进一步发展到中心与外围对峙的新格局。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世界能源心脏地带和能源战略枢纽国家，并出现了能源全球化与地区化并存的新趋势。由于中东、中亚地区已经或即将对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图景的演变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对之加以重点分析。了解世界能源战略竞争形势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能源安全。明了中国的能源结构和能源供应、消费现状是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前提。针对中国能源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本研究详细论证了21世纪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应采取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分析了能源因素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最后总结提出了维护中国21世纪能源安全的十大政策建议。
王水和[4]2007年在《国际石油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中,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当今世界石油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由于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有限性的资源分布格局和不平衡的消费格局,使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从未停止并日趋激烈,石油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时有发生。为了获得稳定的石油供给和需求安全,寻求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石油合作应运而生。但是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第叁世界产油国为反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对石油的控制和掠夺而开展的石油合作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石油合作。伴随着第二、叁次石油危机冲击,国际石油合作机制在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的框架下得以发展并不断完善。20世纪末,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趋势日益加强。这一趋势在1997-2000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油价发生剧烈波动,一方面使人们似乎感受到了新一轮石油危机的征兆,另一方面也推动全球性和地区性能源政治活动趋于活跃。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展开了全球性大规模的反恐行动,在这种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为确保全球和地区石油安全而进行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当前国际石油合作中,石油外交成为合作的重要方式,国际组织在石油合作机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石油合作机制的缺陷和石油冲突使其面临困境。由于石油需求的增加和国际石油生产和消费格局的变化,使石油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但美国石油霸权仍是石油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作为重要石油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石油供给和需求安全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因此,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多边合作机制确保石油供应安全,推动亚太区域石油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妥善解决在南中国海与邻国的争端,是中国石油战略的必然选择和实现国际石油合作的重大举措。
谢文捷[5]2006年在《世界能源安全研究》文中认为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当代,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通过对能源安全内涵和外延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主要能源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梳理和研究,以确立中国的能源战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并唤起国人对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视,是本论文研究之目的所在。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入手,探讨能源安全问题形成的大背景,即经济全球化趋势与能源安全的相互作用,论证能源安全在经济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在对主要能源国能源安全战略考察之后,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进行了思考。各章节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能源安全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涉及到能源的生产、消费和能源的来源与运输,因而,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安全紧密相关。同时,能源安全问题又是安全概念,是一个涉及国家和地区及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既与传统安全相关联,又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因而能源安全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当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能源安全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能源战略中,本文有目的地选择了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影响比较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如美国、俄罗斯、欧盟及其主要国家、日本
陆胜利[6]2011年在《世界能源问题与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文中提出能源的广泛深入的使用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能源的大量使用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使人类的生存面临严峻的形势,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经历多次能源危机的冲击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把能源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体现在保护经济发展的速度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上,而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能源安全主要是指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上,可获得的能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结构上能够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生产和使用能源造成的危害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论文研究了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维护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能源安全形势面临的特点,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关系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安全。传统能源最终将消耗殆尽,人类的发展将最终依靠新能源,论文特别强调新能源对于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论文研究了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的能源安全战略,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且与中国面临相似的能源禀赋的美国和欧盟,与中国接壤并且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俄罗斯、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研究分析了它们面临的各自不同的能源安全环境以及所采取具有各自特色的能源安全战略,以期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加大。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大体与美国相当,中国能源安全存在的隐患主要包括:整个能源的使用效率低;消费结构不尽合理,能源的消费主要以煤炭为主;石油对外依存度2010年已经达到55%等。中国正进入一个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能源的依赖性将不断提高。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将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论文对中国能源安全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议,如加速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中心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建设,合理的能源价格配置能源,利用石油期货市场转移价格波动的风险;完善中国的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减轻短期冲击对能源安全的危害;运用综合措施保证中国能源的运输通道安全;加强能源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国际合作,使得能源来源多元化;与国际能源组织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能源安全。特别强调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崔波[7]2010年在《中国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文中指出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性重大威胁主要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性气候变暖。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紧张的形势，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制定了以低碳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始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行动，并已经从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技术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意欲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中为世界做出表率。另外，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英国、美国等已经进行了相关立法行动。同时，各国还积极部署低碳技术领域的前沿技术研究，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科技制高点。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技术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随着世界各地基于减排义务和自愿减排的各种地区以及区域性碳排放贸易体系的陆续建立，各类碳排放贸易体系的整合，即全球性的碳市场的形成，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将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降低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成本。以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全球性低碳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和大国合作的新领域，并且日渐影响国际体系变革和规范的重建。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瓶颈、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突出，为突破这些困境，低碳之路无疑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的途径。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发展挑战的能力。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经超出一般的环境或气候领域，其实质是各个国家、利益集团在争夺未来发展和经济竞争中优势地位的博弈。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讨论全球低碳转型背景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探索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路径。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决问题：一是政治层面，必须依靠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谈判，这是首要的前提，中国最大的原则是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首先，面临日益增大的国际减排压力，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如何处理好中欧、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外交面临的重大考验；其次，随着气候谈判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各自利益存在分歧，谈判立场日趋分化，中国如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调关系，维护好自身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任务非常艰巨；最后，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生态逆差”，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国家构筑的各种“绿色贸易壁垒”，中国企业在未来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制度尚待完善，如何寻求科学依据，参与设计规则，从而合理界定责任，履行适当的义务，需要作出努力。二是技术项目层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节能减排。通过自主研发、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等手段，实现低碳技术的“跨越式”进步。积极开发新能源，寻找替代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叁是经济层面，建设碳金融市场，从制度上建立体制和机制、建立中国的交易平台和代理机构，并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碳交易的经验，逐步实现国际化、建立碳资源储备。既有利于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又可通过长期摸索建立起适合中国自身特点的碳市场机制，避免在低碳问题上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四是社会层面。中国政府正在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应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逐步推进。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低碳转型必须在保障人民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逐步推进，不应影响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时，又要紧紧抓住机遇，加快低碳城市建设，构建低碳城乡，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方式转型。因此，中国需要从近期着手，结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新形势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第一，采取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加强气候谈判中各种利益组合的沟通，“合纵连横”，广结同盟，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第二，加强新兴低碳技术研发，开发利用新型替代能源，超前认识、超前部署、超前投资，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低碳技术，达到合理的减排效果，促进公平的减排规则的形成，以期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取谈判的主动权。第叁，加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更好地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服务，维护国家当前和长远战略利益，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必然选择。我国既有发展的优先权，也有保护气候的义务。在考虑发展目标时，要将气候目标与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统筹起来，寻找工业化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平衡点。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是走向低碳经济的外部保障；发展先进技术是走向低碳经济的突破点；碳金融与碳交易市场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是建设低碳社会的基础；倡导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是建设低碳社会的根本保证。低碳经济既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全球性问题。对于这样的综合性大问题，避免“单打一”的思维和决策，要通过统筹的方法，认识其中包含的不同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努力寻求“共赢”方案，谋求协同效果。
邓向辉[8]2010年在《非洲能源国际竞争与中非能源合作》文中认为能源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源,随着全球对能源渴求的不断加剧,能源不但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与竞争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着力点,是引发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世界各能源中心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大国争夺的焦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然的战略选择。而油气资源储量和产量丰富的非洲对能源消费国来说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近年来世界各大国纷纷抢滩非洲,围绕非洲油气资源的争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场争夺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奋起直追。非洲是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然而大自然在赐予他们财富的同时并没有赐予他们和平与安宁。由于能源的巨大吸引力,该地区成为各利益集团和跨国公司竞相争夺和角逐的热点。因此,在研究该地区能源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其丰富的能源储备,还要看到其背后各股国际政治势力的较量,看到能源与地缘政治格局的互动。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战略力量,但是他们的能源状况和能源利益各不相同。这些国家从本国实际和国家利益出发,纷纷制定了不同的非洲能源战略,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众多非洲产油国由此被推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围绕该地区油气资源的争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将直接影响到国际能源格局的调整和能源生产国及消费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有效解决能源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主动参与到国际能源的竞争与合作中去。中非传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政治关系稳定、经贸关系逐步深入的大背景下,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在实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已经将非洲作为一个重要来源区纳入战略考虑甚至将之视为中国石油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非洲油气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这对中非双方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变成发展优势,同时也可以缓解中国国内的能源短缺问题。随着中非交往的日益密切,合作内容也由过去单一的石油贸易扩展到石油勘探和开发领域,中非能源合作呈现良好势头。与此同时,中非能源合作也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积极致力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以实现与非洲国家平等互利互惠的“双赢”目标。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中非之间必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中非之间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会走的更稳、更远。本文从梳理国际能源格局的演变入手,在分析非洲能源状况及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非洲能源战略,主要研究了当今世界上比较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大国和大国联盟,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非洲能源战略。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国,为了确保本国能源安全,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将非洲作为其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之一。本文在研究中国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和能源战略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非能源合作的现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与中非传统友好关系对中非能源合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加强新世纪的中非能源合作。虽然非洲地区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不能代替中东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不能从根本上打破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格局,但是随着非洲石油储量的不断增长,将影响到国际石油航线的走向。这不仅对21世纪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而且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世界石油市场的分布格局。
伍福佐[9]2007年在《能源消费国家间的能源国际合作：一种博弈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能源国际政治系统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管理分配稀缺且分布不均衡的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因此，石油需求超过自身的供应能力而不得不依赖进口石油的能源消费国家在寻求能源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自助”。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能源消费国家之间为了确保稀缺石油资源安全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消费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为能源安全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长期出路。理解在无政府的世界中能源国际合作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对于发展促进未来能源合作的战略至关重要。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能源国际合作只能够以一种外部机制的存在加以解释——前者提出美国霸权，后者提出国际能源机构。然而，两种范式都无法解释实力大致相当而又没有外部机制存在的国家之间为什么出现能源合作以及这类合作是如何实现的。本论文就研究这类能源国际合作发生的原因及其实现的条件。本文运用博弈理论方法来研究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能源消费国家之间战略互动的不同类型，并在每一种类型的博弈中，用一个特殊的历史案例来进一步考察这种互动的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能源博弈自主合作模型”，该模型显示，在完全信息的状态下，这两个国家基于自身效用计算的基础上能够实现能源合作，并且，“经济人质”、“互惠”和“问题联系”叁大配套战略影响着合作均衡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模型的有效性，本文以中国与印度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油气资源而展开的互动作为案例研究。模型的应用显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能源合作均衡是“能源博弈自主合作模型”叁大配套战略直接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能源自主非合作均衡则是由于“问题联系”战略的负面影响强于其它两大战略作用的结果。
孙丽娟[10]2007年在《国际能源竞争背后的政治学思考》文中认为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攸关一国经济的有效持续运转和国家战略安全，对于世界各国的战略利益具有重要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复杂且多重因素的作用，能源再次成为牵动人们神经的敏感问题，围绕能源所进行的竞争在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但是，能源竞争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之争，它总是与各个国际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本文带着对国际能源竞争的深切关注，试图利用政治学理论分析国际能源竞争，对能源竞争的政治主体，主体间关系，能源竞争的实质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的能源战略提供借鉴。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引论。笔者简要的论述了选题的意图和研究意义，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有关能源政治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本文的新意和特点。同时简要说明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二、能源竞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从能源的定义入手，分析了全球能源的分布与供求状况，指出世界能源分布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能源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成为全球能源竞争激烈的导火线。接着，笔者从全球化的视野下，分析了全球能源竞争的基本态势和能源与全球政治的关系，认为能源自工业社会以来，便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能源使国际政治变的异常敏感。因此，各国纷纷制定了自己的能源战略。本文主要介绍了几个对世界能源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实体的能源战略，如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同时，笔者简要的论述了世界能源角逐的几个热点地区：中东、中亚—里海、非洲地区。叁、能源竞争的政治学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笔者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能源政治的行为主体，各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能源竞争的实质。笔者认为，在当今的能源政治中，主要的行为主体有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国家是各行为主体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主体，它通过积极的参与国际能源领域的各种外交活动，调节国内的能源政策，影响国际政治。国际组织有利于协调国际能源领域一些冲突的利益和突发的事件，但是国际组织也面临着国家利益与组织集体利益的冲突的矛盾。能源跨国公司是最早的跨国公司，今天它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它掌握着能源业的最新技术以及大量的资本，所以，它在今天的国际能源竞争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国际能源政治中各主体的关系有冲突和合作两种，笔者通过案例，详细论述了各种不同主体间的冲突、合作以及冲突与合作的模式。最后，笔者指出，能源竞争的实质，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之争，是国际社会中各主体的权力之争。因此，国际能源竞争的出路，必须是充分尊重各主体利益的，超越零和的、相容性的有序博弈和竞争。四．中国的能源战略。随着中国能源依存度的不断上升，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国外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使中国的国际能源战略更加举步为艰。要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与老牌能源大国、世界主要能源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协调，竞争与博弈，将是中国能源战略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中国的能源战略，将应该坚持从自身节能做起，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国际冲突，实施积极合作的国际能源战略。
参考文献：
[1].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研究：动因、进程与风险[D]. 熊兴.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2]. 身份、利益与大国合作[D]. 龙盾. 外交学院. 2017
[3]. 能源与国际政治[D]. 王亚栋. 中共中央党校. 2002
[4]. 国际石油合作问题研究[D]. 王水和. 湘潭大学. 2007
[5]. 世界能源安全研究[D]. 谢文捷.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6]. 世界能源问题与中国能源安全研究[D]. 陆胜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7]. 中国低碳经济的国际合作与竞争[D]. 崔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8]. 非洲能源国际竞争与中非能源合作[D]. 邓向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9]. 能源消费国家间的能源国际合作：一种博弈的分析[D]. 伍福佐. 复旦大学. 2007
[10]. 国际能源竞争背后的政治学思考[D]. 孙丽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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