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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6年,历史将步入21世纪。未来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科技高度发展,竞争空前激烈,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辉煌世纪。未来世纪,靠什么在经济战场上参赛并取胜?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深究并为之发奋努力的全球性问题——
21世纪,西方的瞄准点
自70年代新技术革命兴起以来,世界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工业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角逐不断升级,西方国家许多老牌跨国财团加快了分化组合的速度,力量对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加上冷战结束,更加增加了未雨绸缪的紧迫感。从今天推断未来,使西方的决策者们普遍感到,如不尽早秣马砺兵,必将在21世纪的经济竞技场上失去参赛的资格。
那么,21世纪的世界经济,哪些领域将成为各国角逐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说,要在下个世纪的世界市场上获得成功,应该主要瞄准哪些产品与技术?西方各主要国家和机构对21世纪的预测研究结果,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若干重要趋势。
日本有关专门机构预测,超高速计算机、数字通讯网络、存取时间只有十亿分之一秒的硅存储器都将在今后10年内进入市场。另外,到2013年,征服癌症的药物也将上市。到2020年,可以提供廉价和无污染能源的核聚变反应堆将进入产品成熟期。
德国联邦研究与技术部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后提出的预测报告表明,各类新型材料将成为下个世纪国际市场上的决定性产品。1988年,世界新型材料的市场销售总额已达3000亿马克,之后每年增长幅度达6.5%,科学家预计,未来新材料将决定超导、核聚变以及下一代半导体等21世纪的重要技术发展进程。在生物技术领域,1990年的全球市场总额为100亿马克,到下个世纪初将升至1700亿马克左右。作为主导性产品,微电子技术在未来世界市场上仍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科学家预言,21世纪,利用基因工程培育的基因作物将大量问世,这将使人类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基因是物种遗传的基本物质。基因工程或基因重组技术是指将不同物种的有用基因分离出来,拼接起来,植入受体作物的细胞中,成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作物。21世纪,将有更多的基因作物,为人类提供食物或工业原料。
环保技术是未来最具前景的另一个市场领域。据亚太经合组织预测,全球环保技术市场的经营额将从1990年的2000亿马克上升到下世纪初的3000亿马克。德国目前的该领域的市场比例名列世界前茅,占20%,高于美国的17%和日本的13%。
西方专家还预言,21世纪将是“光脑”时代。20世纪80年代,电脑被视为尖端技术,90年代中期,比其更先进的尖端技术——“光脑”应运而生。目前,世界上第一台“光脑”,不久前由欧共体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的70多位科学家研制成功,其运算速度比电脑快1000倍。
在通讯领域,目前全球每年终端机的销售量为470亿马克,据瑞士预测公司的估计,到下世纪初将增加到1000亿马克。
德国西门子尼克斯多夫信息系统公司副董事长纳斯科最近在欧洲技术论坛上指出,本世纪末人类将跨入信息时代。而在此一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提出了兴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一出台,立即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首先是欧共体及西欧各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对美国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网络的发展前景“纷纷感到不安”。
最近,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了题为《全球信息系统将促进发展》一文,又提出了把各国的信息基础设施网连接起来,以构成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方案。
按照这一设想,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巨大神经中枢,圆形的地球将如同一个具有智慧的大脑。从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到各国、后又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设想的提出与实施,只经历了短短一年时间。这一被称之为“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浪潮正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全球。
20世纪中叶,东方中国开始在落后中崛起
回顾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历史贡献。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满怀豪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国科技界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呕心沥血,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科学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历史表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一直把科学看作中华民族在国际抗争中求强自立的战略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和第二代领导核心,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做了大量的领导推动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科学论断的激励和指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在改革开放中突飞猛进。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的科学事业同样极其重视,寄于厚望。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技上的竞争,已经成为现代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在未来世纪中,中国科学技术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江泽民同志的关怀和重视下,中国科学院已开始着手制定中国科学院“九五”——2010年发展规划,目前已形成规划的草案稿。规划初步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在“九五”期间为国民经济服务的21个主要领域的89项重要任务,以及在基础性研究领域的165个前沿方向或重点课题。中国科学院正在遵照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朝着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培养造就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基地,成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的目标而奋进!
面对21世纪,中国正视自己的差距
我们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说,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某些重要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还在增大。全民科技意识不浓,科技投入不足,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较差,科技队伍青黄不接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差距之一:全民的科技意识不浓。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全球性的科技革命正在来临,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叫响了多年,但国人似乎在自觉学科技、用科技方面还显得比较麻木,真正地自觉依靠科技发展生产,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人并不很多。在中国企业界,相当一部分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科技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把科学技术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调查表明,仅有10%的企业对技术进步有危机感。许多企业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产品畅销,缺乏依靠科技发展企业的长远战略眼光,以致于许多先进技术送上门也拒绝接受。
差距之二:科技投入不足。客观上是财力不足的原因所致,主观上也有重视不够的因素。中国的科技投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是十分低的。据《世界科学报告》记载,工业化国家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而我国仅占0.8%。如1982年,我国当年的科研费只有9.96亿元人民币,仅占该年全部基建投资的1.8%,而当年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科研经费投资却有518亿美元,比我国当年科研投资的绝对数多五六十倍。再以目前的化工行业为例,发达国家精细化工的研究经费占销售额的10%,而我国化工科技开发经费只占产值的0.5%。
差距之三: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率较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提高,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程度。据有关科技专家测定,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中的作用已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到目前的60%-80%。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发达国家投了大量的人力、资金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运用,缩短了科学成果的研究和应用周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果。而在我国,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中的贡献值只占30%左右,我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积累、高投入,采用外延办法来实现的,靠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和资源来发展经济。
差距之四:科研人才闲置浪费严重。国外有人把每10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小于4人,按人口平均的科研经费小于1至1.5美元的国家列为发展中的低级国家,而我国1982年每10万人中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仅有1人左右,按人口平均的科研经费则仅为0.3美元。尽管一方面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科技人员数按人口比例来讲是相当小的,但另一方面,人才闲置浪费的情况又比较严重。据国家科委1988年的一次调查,在我国的1003万专业技术人员中(不包括中小学教师),能够在工作中发挥全部能力的人员,只占14.6%,而有30%的人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差距之五:科技队伍人员老化和青黄不接的状况比较严峻。我国科技队伍老化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在专业技术队伍的年龄分布上,46岁以上的人在整个专业技术队伍中所占比例很大。这种状况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一组最新调查数字令人震惊:在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本营”中国科学院,1988年基础研究在研课题人员中,46岁以上人员占了48%,应用基础研究在研课题人员中,46岁以上人员占了47%。据中国科学院1992年统计,科学院系统的高级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53岁,到2000年,正好超过一个敏感数字—60,60岁意味着退出工作岗位的时间到了。
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着21世纪的激烈经济竞争,而痛感我国目前科技上的落后和新鲜血液的不够同时,我们将何以对待——
面向21世纪,中国正在实施跨世纪工程
面对落后,中国人不仅敢于承认,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能够在落后中发奋,在发奋中崛起。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真心依靠科学技术,才能在竞争空前激烈的21世纪中与人较量,并在较量中取胜。因此,中国自80年代起,就面向21世纪,着手实施着一系列跨世纪工程。
——“八六三计划”工程。这项工程始于1986年,即1986年我国制定《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这项工程实施以来,我国高技术科研队伍素质明显提高,高技术研究开发实力明显增强,在一些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上取得了突破,使我国高技术研究开始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国家科委负责的五个领域中,已取得研究成果650余项,达到国际80年代中、后期水平的有300多项。其中,部分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八六三”计划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支阵容整齐、精干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队伍。“八六三”计划的组织实施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的专家管理机制。其中每年直接参与“八六三”计划决策的专家近200人,间接参与决策的1000余人。参加五个领域“八六三”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已达1.5万人以上,这支高科技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引起世界的关注。
——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工程。这是我国一项迎新跨世纪国际挑战的产业工程。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增长势头迅猛。如果从最早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算起,它只有15年的历史;如果从第一个国家级试验区——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算起只有6年的历史。现在,我国已拥有52个国家级、40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遍及除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以外的各大中城市,星火燎原已成蓬勃之势。
中国21世纪的希望在于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以其更高、更新、更强的优势和冲击力,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明朗的前程。
——“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工程。这是建设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对信息的重视,始于80年代初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和研究。19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江泽民总书记认为,我国应在“八五”和90年代把信息产业与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支柱性产业并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加以推动,拿出当年抓“两弹”的魄力来抓电子信息化。于是,以“三金工程”为主的中国式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正式启动实施。
——“攀登计划”工程。1992年我国正式实施了攀登计划,遴选出首批30个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给予较强的持续稳定的支持,力图在5到10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1992年国家增拨自然科学基金5000万元,全国有108个重点基础性研究项目和3378项基础性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助总金额达2.24亿多元。近年来,国家还拨出较多经费,用于实验室的建设和现有实验仪器设备的更新,进一步增加了对重点、开放实验室的运行补助费。我国的科技工作在很多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经过努力攀登、奋勇拼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成果开拓、建立和发展了新的科学领域;有的可望获得重大效益;有的推动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部门发展;有的对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综合性基础资料和开发方案,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依据;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为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星火计划”工程。即我国第一个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的指导性开发计划。“星火计划”实施9年以来,取得了6个方面的显著成果。一是把科学技术引入广大农村,显示了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截至1993年底,星火计划已累计安排示范项目5万多项,覆盖了全国85%以上的县市,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50%以上的项目已开花结果,很多项目都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已开发技术装备400多套;在全国形成43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71个产值超亿元、利税超千万元的区域性支柱产业。二是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起到了表率作用。星火计划首开科技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先河,为大批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直接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架起了桥梁,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开辟了有效途径。三是有力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四是唤醒了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和市场意识。星火计划实施9年来,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和管理人员2070万人次。五是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1990年7月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在中国星火计划的考察报告中提出:6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展了许多类似的计划均未成功,唯独中国找到了创新的路子,获得了成功,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有着普遍的借鉴和现实意义,应予以宣传推广。联合国开发计划南南合作局局长安巴楚先生称星火计划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星火计划。
——“绿色证书”工程。“绿色证书工程”是一项由农业部牵头,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农民进行岗位培训的教育工程。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接受和运用农业科技成果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要想在现在年产4500亿公斤粮食的基础上再增加500亿公斤粮,要使农业加快现代化进程,当务之急是使农民的文化水平在短期内有一个大的提高。为此,国家农业部从1988年起,着重抓了农村成人技术教育,并把它定名为“绿色证书工程”,实施以来,已制定出农业、畜牧、水产三大类12个岗位的达标规范。
——跨世纪人才工程。为了提高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世界竞争中的实力,共和国的四面八方很快形成合力,开始实施一项培养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的宏伟工程。这项工作已从几年前的少数部门地区,扩展到了全国。国家人事部根据现实情况和未来需要,经过大量调研制定的“百千万工程”计划提出:到2000年,在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学科门类,造就出100名45岁左右能够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享有盛誉的学科带头人;1000名45以下,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保持学科优势的学科带头人;1万名左右30-45岁之间,在各自学科领域里起骨干作用的年轻优秀人才。国家教委计划到本世纪末培养1000名优秀跨世纪的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百人计划”;上海实施“科技启明星计划”;北京和武汉分别实施“科技新垦”计划和“晨光计划”。清华大学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学校要有数十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水准的学科带头人,还要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年轻学术骨干。其他单位的这类计划也都具有鲜明的宝塔式、梯队型结构特点。为了帮助年轻学者充分施展才华,一系列专门为年轻人立项的科学基金出台了。它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青年基金”、“优秀青年人才专项基金”、“出国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基金”;国家教委设立的:“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霍英东青年基金”、“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另外,全国主要省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也都有为年轻人设立的专项研究基金。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推出了“放手让年轻人去闯”的人才工程。对一些初露头角的人才,他们大胆使用,委以重任,让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广州地质新技术研究所的“博士群”,全都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挑起了重担,并向世界科技的尖端领域发起冲击。耿安松博士、肖贤明博士、李献华博士、周永章博士、彭平安博士都在35岁以下,因其在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的大舞台上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取得成就,均被提名研究员。此外,“两院”还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职称、住房、生活待遇、夫妻分居等方面,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系列倾斜政策,让他们前瞻有信心,后顾无忧愁。“人才工程”的实施,使“两院”出现了良好的科研氛围,人才迭出、成果迭出。
我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未来的时代是科技与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富民强国的愿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正在逐渐变为现实,而能否尽快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将取决于我们在这跨世纪的二三十年中如何作为。
未来世纪:中国只有靠科技、靠人才、靠正确的政策方针和优良的宏观及微观环境,靠每一个中国人的奉献才能取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