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回顾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依次经历了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三个阶段。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由于忽视了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文化等因素，造成发展的困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则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则代表了当前人类对发展问题最深入的思考，也是我国在发展进程中应遵循的发展原则。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指的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不发达阶段过渡到发达阶段的学说。它最初产生于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界，后逐渐拓宽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回顾，力图指出其理论得失及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着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问题，选择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显得尤为迫切。为了把这些落后国家的发展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44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所谓“第四点计划”。与此相应，西方经济学家们按照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各种发展道路，其著名代表人物是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沃尔特·罗斯托。在他们看来，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经济馅饼做得不够大，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把蛋糕做得大些”。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集中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罗斯托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其它。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学者还没有把“发展”和“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把发展、进步视同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当作衡量发展的尺度，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发展被仅仅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
然而，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的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结果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令人沮丧的现象。体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诸如人口膨胀、过度城市化、社会政治动荡、分配不均、社会腐败、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新问题。以巴西的发展为例：巴西在战后30年（1945～1975年）里， 巴西国内年产总值每年增长率高达 10.2%，巴西的发展被人们称为“经济奇迹”。但巴西的经济奇迹并未能使巴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本质的改善，相反在巴西经济奇迹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难题。①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巴西最低层50%的人占全部收入比重，1960年为17%，1980年降为12.6%，而最上层10%的人收入比重则从36.9%上升至50.9%，最高层收入1 ／5的家庭和最低层收入1／5的家庭收入差距为33∶1，全国有3200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巴西是世界上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②巴西的国营部门中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巴西159 家国营企业资产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0%，每年开支210亿美元， 而平均每年向国家纳税却只有100亿美元，许多人在国营企业中无所事事， 但这些企业却受到政治家的保护，政治家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大谋私利，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③外债负担过大，通货膨胀严重。巴西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投资大型项目高达52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依赖借外债筹集。1986 年巴西的外债高达1044.48 亿美元，1990 年增至1200亿美元，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933.62%。过重的外债负担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地阻碍了巴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也暴露了若干缺陷，如农村萎缩、社会动荡、两极分化、文化价值断裂、生态环境恶化等。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和发达国家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缺陷，使人们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了反思。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首先指出：“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增长仅仅只是物质量的扩大，“增长本身是不够的，事实上也许对社会有害：一个国家除非在经济增长之外在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方面趋于减少，否则不可能享有‘发展’”。〔1〕
进入8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2〕1983年，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的委托，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对综合发展观进行了哲学概括，他认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因此，“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3 〕以上的综合发展观摒弃了传统发展观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国发展水平的做法，要求把发展看成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价值观等多种因素作用的过程，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传统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提出了批评。如塞缪尔·亨廷顿强调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阿列克斯·英格尔斯强调了观念更新、文化融合和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法国学者罗兰·柯兰则把“社会进步指数”作为衡量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综合标准，而社会进步指数应包括技术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家庭系统、个人社会化系统、思想与哲学宗教系统等六大方面。由此可见，主张社会多方面、多目标、多因素的综合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也必须看到，这种综合发展观也有其内在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它虽较正确地看到了发展进程中社会内部诸要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但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没有从社会制度的层面进行，而且它较少关注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如：森林毁灭、大气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资源枯竭……，并陆续出现了若干直接影响人类生活的污染事件。此外，这种综合发展观较多关注的是人们的当前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少予以考虑。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二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和进展，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观是本世纪70年代提出的，80年代形成的，90年代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二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生产要素和科技投入，经济取得较大增长，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现代化，经济总量也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这些增长的背后是大量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被掠夺性地开采、利用，出现了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生态恶化、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比较著名的有罗马俱乐部。他们在1972年公开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指出：“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个系统就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4 〕由于粮食的短缺、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为此， 他们提出了“增长极限论”的观点； 1974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人类的转折关头》在《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上，提出要把那种只是量的增加的无分化的增长，改变成家生物体的有机增长的情况那样的均衡的、分化的增长，他们特别强调人口、能源对持续增长的意义。
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R ·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作了系统的阐述。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运用翔实的资料分析了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枯竭、粮食短缺四大问题；第二大部分则提出了“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三大途径，并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了若干描述。他指出：“持续发展社会同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将有所不同。人口规模多少处于稳定状态，能源利用将有效得多，经济将主要依赖可再生产能源来维持，其结果，人类和工业活动范围将更为分散；远不像靠石油支持的社会那样集中在城市”。〔5 〕布朗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获得了广泛的回响。1983年联合国任命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夫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要求她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领导制定全球发展规划。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实施的方法均作了阐述，进一步扩大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影响。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该议程所提出的面对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①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②由资源型经济过渡到技术型经济，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③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布局，开发应用高新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提高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量等措施，最终达到社会、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21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潮流。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当代社会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和危害，从而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的发展不能只限于今天，不顾明天，只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而不顾及未来人类的利益，只发展不顾环境的保护。可持续发展观客观上要求我们完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以便制止资源的退化，同时采用新的工艺和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并且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减少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观，它标志着当前人类对发展问题的最深层的思考，也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应遵循的发展原则。
三
从当代西方发展观的演变，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启示：
第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整体性的发展，要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社会发展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对于这一整体性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有别于传统发展观的整体发展理论，它突出强调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然而，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现象。他们认为，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就发展了。因此，他们或者认为精神文明的弱化是现代化建设所付的代价，“物质文明要上，精神文明要让”，或者认为当前讲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目的，而仅仅只是经济建设的手段，现在之所以讲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非经济因素把经济秩序搞乱了，提高了交易成本。以上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在中国的当代表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以及发达国家发展进程中所暴露的缺陷，证明了这种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的协调发展，才能从总体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第二，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必须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动力观。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由于忽视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等，这些国家的发展后劲显得不足。在有的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独占的现象，经济增长的成就为其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所抵消。我们应该吸取上述国家的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动力观。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而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它一些体制的改革。毫无疑问，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能低估。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6 〕同时还指出，不加强法制建设，打击犯罪活动，“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7〕为了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还提出了“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的新概念和论述了“精神动力”的思想。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同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爱国主义”等是中国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动力。他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为什么我们在“弱小”、“困难”的条件下能够胜利呢？这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还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只有“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8 〕邓小平还大力倡导振兴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9〕可见，坚持全面、综合的发展动力观何等重要。
第三，在发展方式上，我们应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①应避免走西方传统的经典发展方式，靠大量投入不可再生资源来取得社会进步的做法。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走的是一条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高数量低质量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仅以“八·五”计划前四年为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2%，但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和基建投资年增长高达36.7%和39%。 我国单产耗能是日本的6倍，是印度的2.6%倍。这种发展道路不仅导致环境恶化， 而且还极大地浪费了资源，造成资源短缺，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和利用，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大力扩展、完善物质和资源的回收和重复利用系统，避免资源的浪费，为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发展道路，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切实保证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协调、统一；②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将经济增长点建立在科技进步和科技投入上，增加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高达60%～80%，而我国则仅为30%～40%，应该讲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只有通过提高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才能真正做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总之，从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演变，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要保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应保持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二者的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并造福于子孙后代。
注释：
〔1〕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 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文集）第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第5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年版。
〔3〕《新发展观》，第165～166页，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
〔4〕《增长的极限》，第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第198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6〕〔7〕〔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54、190 、 357～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