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的新国际观和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浅谈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既趣味浓浓又发人深思的故事：有些事物乍看比较明晰，人人皆知，但一经提出，要你回答，往往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比如，“什么是人？”就是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道理。但哲人的说法，干脆利落，命中要害，值得赞赏。什么是人？第一、人是想问题的；第二、人是提问题的；第三、人是解决问题的。问题是人的灵魂、生活的发动机，也是聪明之本、智慧之源。没有问题，恰恰是平庸的根本原因、无能的客观表现。
想问题、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国际问题教学与研究的灵魂。我们应该提倡“问题教学”和“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新变化，中国面临20年的战略机遇期。这里至少有三大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这三个问题是：一、为什么点明时间？二、根本变化是什么？三、最大的“新”在何处？虽然这些问题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但总觉得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抓住关键，形成共识。
第一、关于国际环境变化的20年和机遇期的形成。时间是20年，不是10年，也不是30年，不长不短，属于中长期，正好一个战略周期。明确20年一个周期，事物发展有始有终，完成全过程，不至于破碎、片面，也不会事倍功半，半途而废。明确界定20年，要求重视20年内的现象、20年内的事件、20年内的动向、20年内的实践，至于20年后的发展和演变，虽然需要关注和研究，但不能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我们常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但要明确这里的实际，是20年内的实际，不是20年后的实际。与时俱进，依据的只是20年内的动向和发生的事。不能把20年后可能发生的事和动向作为今天与时俱进的主要依据。与时俱进，不能冒进，也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无论是事物的发展，还是时间的衡量，都是限制的，限定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之内。往前，那是历史；过于延后，则是未来，均不是今天的实事求是，当然无法与时俱进。
我们的战略机遇是以国家利益为依据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国家利益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时、因地、因力而变更，不像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可以长期不变。限定20年期限，有规可循，不至于难以决策。
第二，当今世界，变化无穷，方方面面，眼花缭乱，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必须梳理清楚。我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大战打不起来，世界也不太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属所有变化之本，创新之源，是世界性、全局性的根本变化；世界也不太平，指的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以恐怖主义的危害最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国际关系与各国内政外交无一不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和平是两次大战之间的间隙和战争准备；革命，包括世界革命则是制止战争的主要力量，这是战争与革命主题时代必然的主要的现象。作为世界战争和争霸战争策源地的帝国主义国家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性敌国。世界“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敌友分明。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以及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组建反战联盟与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始终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战争与革命主题的时代演变为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时代。进入新世纪的形势发展，世界战争可以制止，变成世界战争长时期打不起来。关于世界战争两种可能的发展，逐渐趋向打不起来的一种事实。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国际环境的这种深刻变化，从总的全局意义上构建了至少20年的战略机遇期。从此，世界进入了没有世界战争的年代、没有共同敌国的年代、没有世界革命的年代。世界不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敌友分明，而是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向多样化的统一发展，走“和而不同”的道路。
当然，当今世界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但今天的霸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两者之间虽然本质相似，但存在着重大的区别。霸权主义是国际关系中无视和践踏国际准则的政策和行为，不像帝国主义那样代表某种社会制度，专指某个国家，涉及所有的内外政策，更未形成世界战争策源地。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当然野心勃勃，但不能视之为共同敌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一定要鲜明，但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搞霸权主义，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反对谁，不必组成国际统一战线。既然世界战争在一个长时间内（至少20年，也可能40年、50年，或更长时间）打不起来，霸权主义也未潜心构筑世界战争策源地，我们就不要将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轻易的戴上“霸权国家”的帽子、斥之为共同敌国，并以此划线，区分敌友。
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突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新主题。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开始转移，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今天的和平，不应再简单的理解为两次战争的间隙和备战的同义语，而应同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联系起来，彻底消除贫困，实现民富国强，用强大的综合国力，杜绝战争之源，争取更持久的和平。和平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保障；没有发展，和平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和平既是无战争的和平，也是无贫困、不落后和没有两极分化的和平。发展，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的发展已成为一种硬道理。
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世界战争长时间打不起来的情况下，世界革命失去了客观依据，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也不能解决问题。最佳的途径只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为依据，走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稳定、改革、发展。这应该是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要走的必由之路。
第三、中国的新国际观与新外交思维
中国的国际观和外交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每次调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全过程。
冷战时期的中国处于战争与革命主题的时代。中国对世界战争的判断是确认两种可能性：既不可避免又可以防止，但更为强调前者，因而制定了革命的外交战略，坚持区分敌友、“两分天下”和“三分天下”。
同处于战争与革命主题时代的列宁和苏维埃俄国相比，中国的国际观和外交战略有重大调整。中国虽然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但不像苏维埃俄国那样完全从社会制度出发，只突出“不可避免”，而是着眼于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承认具有两种可能性，也不像苏维埃俄国那样大谈战争和革命的关系，即不是战争就是革命，而较为重视和平，在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中加进了一个“和平”阶段，即希望有一个和平环境，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实现了同不同类型国家的和平共处。中国当时也说世界革命，认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不像苏维埃俄国那样着眼于社会制度的更替，主张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而主要是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也不像苏维埃俄国那样建立世界革命指挥部，组织革命指挥革命，更多地是从道义和物质上援助与支持亚非拉地区的反帝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当时革命外交的战略，是“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战略，将帝国主义区分为“最大的”和“次要的”，先后以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为依托，争取和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和第二世界，突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美两个超级大国。
冷战结束后时期的中国处于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时代。中国对世界战争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没有放弃两种可能的判断，但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因而制定了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包括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国的和平外交，虽然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不是作为敌国来反，更多地是从预防战争的角度出发。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过关于世界战争的问题，深入分析了世界局势的基本特点和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避免的观点。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有变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要求利用有利时机，“借助一切力量”，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其次就是改变了过去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要求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此时，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东西南北关系”的和平外交战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的新国际观和新外交战略的重大贡献在于，第一次在国际政治中用反对“霸权主义”取代反对“帝国主义”，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彻底排除了干涉内政的痕迹，真正从国家利益出发判断国家关系。中国明确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我国三大任务之一，并提到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纲领的高度。中国的反霸是以国际法准则为依据，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固定某个国家，不涉及社会制度与国内政策，不泛指所有对外言行。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的反霸，既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手段。邓小平说：“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在这个意义上说，反对霸权主义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因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中国的反霸，主张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仍坚持发展同推行霸权政策的国家的正常外交关系。反霸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求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旧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处于和平与发展主题时代的新阶段。中国对世界战争的判断明确肯定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根本不谈战争的危险问题，但认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新的世界大战长时间打不起来，使中国面临至少20年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制定了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即“和合战略”。
中国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是，第一次将反对霸权主义排除在中国三大历史任务之外，明确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宗旨，更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宗旨表明，不能将国际上的所有事情都同霸权主义联系起来，一切源于霸权主义。在恐怖主义危害上升的新形势下，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具有两重性，“合法”与“非法”并举。不要空喊反对霸权主义，要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依据，“以法治霸”。面对两种威胁相互交织，既要严格区分，有霸反霸，有恐反恐，又要弄清相互交织所在，趋利避害，严防一种趋向掩盖另一种趋向。必须注意，当前两种威胁，均未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危害、形成世界性的灾难、毁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中国的新外交战略，特别突出和平、合作、共赢。在进入和平与发展主题时代的新阶段下，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可以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大国间关系也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九部分，在短短的1500多字的“国际形势与对外工作”中，特别突出“共同”二字，诸如“共同愿望”、“共同利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推进”、“共同维护”、“共同协商”等等，总共用了十二个“共同”。出发点是“共同”，过程也是“共同”，结局目标也是“共同”，从形式到内容均未离开“共同”，“共同”贯穿全篇始终。这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文件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准确地反映了国际形势演变的客观现实和中国外交战略的新主张。
中国新外交战略是中国20年战略机遇期的新起点和新举措。在战略机遇期内，要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在这里，既要充分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又要保持警觉，严防一切损害战略机遇期的言行。必须以战略机遇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