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整个中华的儿子——近年来回族作家张承志对全国文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文坛论文,中华论文,儿子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阔的中国大地像一位慷慨的母亲，用血水和乳汁滋养着一代代忠诚的儿子。北方大陆孕育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以其十几年忠贞不渝的求索踏出了一条追求者的道路；在世相瞬息万变、文坛名人更迭的近年，他虽然没有成为都市里时髦的话题、潮流的标签，却在日益深远的范围里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挑起棱角分明的一极，平衡着向商业化、世俗化、西洋化倾斜的文学界、知识界。80年代末，他连续发表了《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等3篇艺术造诣精湛的诗体小说，集辑为《神示的诗篇》，以大陆、香港两个版本在海内外发行，1994年又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再次将它们辑入《张承志新诗集》。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初版近8000册迅速抢购一空，大量翻印本、复印本，包括手抄本层出不穷。1994年末北京《环球青年》杂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25岁以下的青年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心灵史》是他们“最爱读的文学书籍”之一。1994年问世的随笔集《荒芜英雄路》第1版1万册迅速脱销，3个月内再版1万册，据《文汇读书导报》统计，此书一度名列文艺本销量第一位。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收集了近年来的新散文30篇，也很快引起反响。由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树一帜的文风，小说家出身的张承志近年来被誉为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散文家之一。近两年来，数十篇评论文章散见于《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时报》、《读书》、《中国作家》、《作家》、《钟山》等全国性、地方性报纸杂志；《亚洲中心时报》发了《张承志评论小辑》、《海南开发报》发了有关张承志的专版，《当代作家评论》将发张承志评论特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评论文章涉题重大，思想严肃，不同于一般誉美之辞。在当代中国文坛，张承志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酝酿之中、逐渐成熟的力量的代表，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坚持清洁的精神
1993年，下定决心放弃海外教职，坚决回国工作的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不足2000字的散文，题为《以笔为旗》：“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成中国文学的旗。”他明确地表示，这面文学的旗是具有信仰的旗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面在文坛的萎靡之风中竖起的旗帜真的成了许多人紧紧追随的猎猎飘扬的战旗。1994年1月，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散文《清洁的精神》，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洁”的故事：“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洁’字，……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张承志的文学之旗开始呈现底色，那就是深藏于母血之内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1994年，中国新闻社记者邵燕君在第4期《法制与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的采访笔录，文中引述了张承志对当前文坛和知识界的尖锐批评：“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塌，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的愿望和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观，只要自己能捞到利益，哪怕民族被侵略、祖国被瓜分也不会在意。”“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我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信仰宗教，但人总要信一点什么，哪怕搞甲骨文的信仰甲骨文，搞语言实验信仰语言，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像旧衣服一样随时可以扔掉。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洁’这个字只有在公共厕所、垃圾站才能见到，然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关于一个人该怎样活着的重要观念。”访谈录引张承志的话说：“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我希望我不成为罪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之中划出。”这篇访谈录后被全国20余家报刊转载、引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1994年8、9月间，上海《文汇报》在《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展开了4期讨论，在显要位置引述了张承志上述谈话。4期讨论所发多数文章正面肯定了张承志在当代文坛的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思想，如南京军区政治部的王彬彬这样写道：“可以说，对于民族文化的现状，当代中国，谁的忧虑，也比不上张承志的忧虑更真诚，而在怎样重建中国文化上，谁的努力，也比不上张承志做的更大。”《文汇报》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波及包括《解放军报报刊资料》在内的许多国内主要书报信息。
张承志在当前中国文坛的影响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即张承志十几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和在浊浪冲击之下文坛不可容忍的堕落。散见于全国各类报刊的有关文章都表明了这一点。1994年5月19日的《海南开发报》发表了李少君题为《张承志，你还孤独吗？》的文章，文中写道：“张承志决非危言耸听！是的，在日趋萎靡的世纪末与日趋萎缩的文化人格愈加走向消沉与崩溃之际，张承志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力量与个性，给一潭死水的现代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张承志的意义，不在于其神秘色彩异族风情，而在于他以一种别样文化的激情，搅动了也搅活了这久已沉闷的氛围与局面，中国文坛将由此呈现一派新的生机！”
《作家》杂志1994年第8期刊登了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等4位学者关于张承志的笔谈，李振声教授说：“当整个中国正在被一种普遍的实利风气和商业文化搅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安的时候，一个提前远离这种嘈杂的孤旅者的背影，无论如何是有一种精神魅力的。那种‘荒芜英雄路’式的决绝姿态，尽管你可以挑剔说带有某种有意为之的矫情，但毕竟表明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一种与当今之世俯仰皆是的生命之轻格格不入的自由的人格质感，这个孤旅者的心灵还保持那么一份自主和自由，还能保持那么一点对社会的人格独立性。类似的这种生存的焦灼和压抑，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遭遇到，但由于身外和内在的原因，我们常常总是会在下意识的世俗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加以回避或缓解，感受就不会那么痛切、自然，拒绝也不会那么决绝。”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薛毅等4位教授举办的题为《虚无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讨论发表在1994年10月《上海文学》上，薛毅教授说：“张承志在当代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的激情确实给文坛带来了震撼。他把神圣的追求带进当代文坛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教学中对他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
李杨在《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一书中说：“张承志的存在已经成了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
对于张承志及其所代表的文学的关注，既反映了这位作家在当前文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人们在新形势下的精神渴求。1994年10月，张承志出席了一次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青年会主办的演讲，数百人的阶梯大教室里挤满了校内外慕名而来的青年人。从席间递上的几十张条子来看，许多读者不仅广泛阅读过张承志近期的作品，而且对其中的语句和思想相当熟悉，并就此进行过深入思考。他们说，这是一个金钱主宰的、失去意义和深度的时代，而您还在呼喊、捍卫理想，您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们喜欢您的作品，因为其中充满了热情。据说，北京高校的学生中有相当一批张承志的读者。有人这样描述：“北大的广播站播送着张承志的散文《无援的思想》：‘踩着贫瘠的土地，登上山顶攀上长城，远方蜿蜒的两条江河遥遥相望。这就是你我的家乡，清贫的祖国……。’当播音员读至这些朗朗上口的语句时，有些人停下脚步，坐在路边侧耳倾听，那样的情景是很感人的。”在一篇刊登于1993年7月《兰州晚报》的题为《大师，张承志及其他》的文章中，署名格罗的作者用文学的语言描绘道：“我用了整整半天的时光坐在书店的一角，凝视着装满张承志新著《神示的诗篇》的柜台。我奇迹般地发现，只是那些背影沉重默默无言的人，怀抱着他的书转身离开，犹如怀揣着一团热烈的火焰，带有未名的激动幸福，而对其它的印刷垃圾不屑一顾。那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噢，他们有福了。”这些模糊而又坚毅的背影更使人感到有一种追求在默默地相随。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的结束语中写道：“从黄河冲积扇，从黄海之滨的淤田原野，直至秘境帕米尔那墙一般的高原，是你我最大的立足场，也是你我最可信赖的朋友。再多走几步，再用些力气，走向这神圣的旅途吧。应该知道，背后跟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旗帜不追求成为石头砌造的墓碑。我总在想，旗帜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之后留下了什么——旗的追求是猎猎飘扬，激烈地抖着风，美丽地飘扬。”
他在自己的文学里寄托了对中国的希望、对中国青年的希望；而对于个人，他从来自认为一粒长风中的种籽，任随命运飘荡。作家的这样一种姿态、作家与读者的这样一种呼应打破了文学界的僵化格局，使评论家无从入手。他们只得把张承志称为一种“现象”、一种“景观”，上海文学评论家蔡翔在《血性的证明》（载上海《文汇读书导报》）中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如此的窘境：“对于张承志，我们不需要使用‘作家’或者‘写作者’之类的称呼。我们在叙述他的时候，只须说：关于这个人……，这就足以说明他的全部。”
向底层人民的历史寻求
《心灵史》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入了历史。张承志在上述抨击文坛堕落的访谈录里说：“文坛之所以如此堕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缺乏信仰基础，这正是我创作《心灵史》的重要初衷之一。因为我发现在中国这样一片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国土上，居然有这样一群哪怕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这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实在太大了。”
如果说《心灵史》在大西北的回族聚居区获得了支持和理解情有可缘的话，那么近年来《心灵史》在全国其他地区回族以外的人群中所得到的高度赞扬就更值得人们深思。海南的李少君在《〈心灵史〉的神话》一文中说：“在大西北，贫穷的回民家里，人手一册，视为《圣经》，每日早起，饭前必朗诵其中一段；在大学里，骄傲的学子们对本书五体投地，视张承志为他们心目中秘密的偶像；而文学文化界的精英们，也独尊从《心灵史》，1993年年初先锋派作家余华、苏童等人聚会时，开口就谈《心灵史》。这本书征服了并正在征服着更多的中国精华知识分子，使中国文坛失去了平衡。”新疆的黄进业在载于《亚洲中心时报》的《倚天抽长剑》一文中提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朱向前认为，《心灵史》是“对这种媚俗潮流所吹响的一声嘹亮的号角”；作家张炜、王安忆读后则感慨地说“这是一本多年不见的好书”。上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的笔谈中提到“甚至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代文学只要这本《心灵史》就够了”。
大型文学期刊《钟山》1994年第4期发表的长篇散文评论《分享张承志》，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部队作家朱苏进。他用热情洋溢的文学语言形容了《心灵史》掀起的思想大潮：“读罢《心灵史》，我知道文化界的上空掠过了一道闪电。那光锋过于炽烈耀眼，以致于那一瞬间苍天乌云都沦陷为透明的废墟。这是一部难以形容难以评价的大书，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是反对此书或是同意此书的人，都会认为它是杰出的书，甚至是本世纪中国一部杰作。”
1994年底，北京《环球青年》杂志召开了讨论会，在诸多文学议题中，与会者不由自主地用了整整半天的时间来专门讨论《心灵史》。
《心灵史》究竟为什么能在层次跨度很大的范围内引起这样深入人心的震动呢？许多人意识到，《心灵史》并不只是一本讲述一支回族人民光荣斗争史的历史小说，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它给人们的重要启迪在于信仰对于中国人的意义。1993年1月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黄河》杂志发表了丁东等4人的长篇笔谈，题为《在信仰的档案里——漫谈张承志的〈心灵史〉》，严肃探讨了《心灵史》的意义。在讨论中陈坪说：“读《心灵史》，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人的不可辱。信仰作为人类不屈的精神力量的神圣和伟大。张承志的这本书，简直就可以说是借记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史而谱写的一曲人的赞美诗。我们可以从书中读到诸如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不可让渡不可出卖的权利等一些最基本、最古老也最具有当代意味的人生命题。受着张承志激情的点染，读者也会思索一些过去从未深思过的问题。我读此书，最强烈的印象是张承志对‘人’的解答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谢泳说：“张承志之所以全身心地沉浸、投入到……的精神世界中，是因为当代中国人太缺少这种精神了。现在人们一方面可以高谈超脱，而在实际生活中又很庸俗，张承志自然不满。现在知识界之所以重视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因为痛感当代中国人缺少一种不屈不挠的殉道精神，而张承志以自己的书张扬了这种精神，同时张承志也以自己做人的实践张扬了这种精神。”
在发表于《环球青年》1994年11月刊上的访谈录《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张承志本人以明确的语言说明了他在《心灵史》中寄托的希望：“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最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只要十亿汉族有理想主义和信仰精神，回民就会获得被理解的可能。”
在光怪陆离的当代中国文学景象中，张承志选择了回族人民斗争史这样一个角度阐述自己的心情，对此文化界有许多解释。有些人用最时髦的西方文论语言说，在后结构主义时代，《心灵史》是边缘，即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权力中心的“解构”，也有少数评论将张承志的走向与作家群中有异于汉文明的宗教倾向相提并论。但是，这类语言都无力说明《心灵史》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关系。早在《心灵史》刚刚出版的1991年，一位回族读者就深深领悟了这一特殊题材的超越性，他在发表于10月18日《宁夏青年报》的《心灵的激情》里说：“有人说张承志是为伊斯兰教……辩护？不！真正的宗教无须谁替它辩护！也不应该认为《心灵史》只描写了他的母族——回族，不！张承志厌恶狭隘地理解。他笔下所倾诉的，其实就是他心中所追求的理想——从内蒙草原到东南沿海，从天山脚下到黄土高原，他苦苦思索、追寻和体验，终于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
在前述《黄河》杂志发表的讨论文章中，学者们认为张承志的双重文化背景使他得以从一个特殊而有力的角度对中华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例如邢小群说：“张承志毕竟是汉文化养育大的作家，虽然他……投入了非常炽热的情感，但他仍是以汉文化为中心来写作的，他需要和这个教派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不会这样冷静地取材，他的汉文化意识还是很强的。有人说……，意思是说他过于投入，宗教精神太强。我不大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虽然他写的很投入，很细，但正是通过这个民族的精神，通过他们如何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自由，他思考的是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永远追求和保持自己心灵的不受侵犯。”丁东说：“比起……回民，张承志多一重汉文化背景，比起一般汉文化熏陶出来的作家，张承志则多一重回文化背景，多一重对宗教信仰的身心投入。他有两个文化参照系，兼有两种背景。不但是理性知识意义上的两种背景，而且是情感体验意义上的两种背景。我们评论张承志，首先应当理解张承志。”
通过《心灵史》，张承志以一片赤子之心在汉族与回族之间，在信教者与无神论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丁东认为：“宗教是一种终极关怀，是一群人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很大，有的国家一分为几，有的国家合二为一。究其原因，为什么要分，为什么要合，就不能不从民族文化、从宗教信仰上找答案。这里有一些人本性的规律。一个民族，并不是有吃有穿，求得温饱，就可以满足。你剥夺他的精神乐园，你取消他的终极关怀，他仍然是痛苦的，不堪忍受的。《心灵史》也给我们一种启示，使我们感受到宗教信仰的民众性和不可改变性。我们当代人怎样重新认识宗教？我们汉族人体验不深，我们处于汉文化中心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宗教情绪尤其缺少亲身体验，因而往往产生一些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就这一点而言，张承志给我们搭了一座理解的桥梁。”陈坪认为：“这种宗教观还给予我们一个启示，要想从容地面对异质文化观念及其精神事物，就需要走出传统自我中心的文化怪圈。在今天的世界上，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他所能了解的事物总是有限的，他所缺乏了解的事物总是很多的，这其中，不少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是纯理智所难以理解的，这是人对世界的局限。人并不是神，不该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自居去裁判与他是陌生的事物甚至强行取消其存在。这又需要我们适当地提倡一些自我怀疑的精神，特别是对精神上的‘异端’，更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去压制，因为那是徒劳的，……心灵史就是明证。”
当然还是张承志本人以最明晰的语言说明了这个关系。在前述《环球青年》上刊登的访谈录中，对于记者的提问：“有人说，你通过《心灵史》弘扬一种与中国文化抗衡的异质文化。你觉得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比较的异同如何？是否可能相融？你个人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如何？”张承志是这样回答的：“把中国回族的精神追求与中国文化对立，这是别有用心的观点。这暴露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祖宗有过信仰的精神，他们把腐朽的世见看成自己的文化。”“汉文明海洋中的中国回族以它的决绝、坚忍树立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仰精神，它同时也是中华和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他们以伊斯兰形式、宗教礼仪同时坚持了中国文化的知耻、禁忌、信义、忠诚的观念；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一般汉族人。中国的出路最终依赖于重新焕发出信仰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提高收入。我的《心灵史》证明了中国文化中的信仰者的汹涌血液。但是，中国回族的心灵追求与汉文明中那部分健康的精神价值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有些人一边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边却歧视底层人民的信仰？为什么每天成千万人大讲向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学习，而不能讲向自己内部的信仰者学习？除了商业文化潮流中的媚俗，媚权和媚洋也都是在中国树立精神信仰的障碍。”
也许，最为有价值的评论在于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张承志通过《心灵史》赋予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以新的含义。将在1995年年初的《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署名索飒的评论文章《永不孤独的孤独者》尝试解释这一点：“在美元、港币熏染人心的恶臭之中，张承志正义凛然；支持这一股正气的是他所坚持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如同自由、文化、人权这些文明词，人道主义一词也遭受着文明的污染。无数欺骗甚至罪行假人道主义的名义而行。当年，新生的美国人在奴隶的脊背上签署了‘人道主义’的自由宣言；今天，无视千百万民众存在的、如蚁群蠕动的文人雅士高挑着优雅的‘人道主义’大旗！‘彻底的’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而是宣战式的区别。只有以最底层的人民为出发点，才有可能擦去污、锈，让人道主义显露出原初词的纯洁光辉。因此，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可以更加简明地称之为穷人的人道主义。这个思想在一切伟大宗教的原始教义里，在一切彻底的革命理论里，都有过表现。”
不少读者注意到，在近20年的创作长旅中，张承志为自己的人生旅途不断增设的地理概念——北方、大陆、北亚、中亚等等与重复使用的语词——人民、母亲、民族，全部带有“群体”的语义蕴含。孤独的骑手偏偏醉心于群体性的价值范畴，他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所能迸发出的全部激情与对底层民众人生的深刻理解是不可分的整体。这一点在张承志这一代具有特殊经历的同龄人里很有代表性，同时对于“学而优则仕”传统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纠缠于所谓“救世与自救”的矛盾不能自拔、无所作为的中国文人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关于《虚无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讨论中，几位参加者都提到：“他的高傲劲头是针对文坛‘小痞子’的，而对劳苦大众，他一往情深，非常谦卑，充满一种圣洁的爱。”“张承志找到了真正的理想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底层劳苦大众，在此，他又一次获得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发现了革命的源头。北京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张承志的这种情怀类似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萌芽时期的情怀，这说法很有启发性。”
这种特质成为张承志鲜明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许多接触过张承志的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高楼大厦、华屋丽宇的海口星空下，破败的小瓦房，低矮的大排档似的穆斯林小餐馆里，张承志很快地与几位来自新疆的回族小伙子聊得火热了。他撇开一群又一群衣冠楚楚的慕名来访者，只与这样的普通百姓倾心交谈。他问他们读没读过书，问他们在海南生活如何，俨然一位兄长，俨然多年的至交。我感动中带有惭愧：我从未有过这种视下层民众为兄弟的真挚的感情，这种与底层百姓融为一体的平和态度。一时间，我的内心在净化，我的矜持在消退，直至我们吃完一大碗新疆拉面，店里的几个伙计与张承志依依不舍地道别，我才想起，我此生从未有如此的经历。”
《心灵史》在本质上证明的正是这样一种彻底的、穷人的人道主义。陈坪在上文提及的笔谈中分辨了这种人道主义与流行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区别：“读《心灵史》，可以明显地察觉到张承志对前些年知识界关于‘人道’的讨论怀有某种轻视，在他看来，沙龙里的知识分子对‘人道’的认识是肤浅的，因为它更多的是理智运作的结果，是纯思的产物，是通过诸如‘五七’干校一类的实践教训‘学习’到的东西，这种对‘人道’的认识，终归是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典型的‘实践理性’，就其本质而言，这更接近于一种以‘为他’的面目出现的合理的‘利己’主义。”
而《心灵史》中所记载的是一群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们以非功利、纯情感的态度坚持对人性、人道的根本追求，将基本的人权要求升华为追求永恒的热忱。
《心灵史》的诞生是这种人道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征服，作家张承志则通过写作《心灵史》获得了加入底层人民人道主义行列的资格。1993年1月16日的《兰州晚报》刊登了叶舟的一篇感人至深的短文《永远的张承志》，文章这样描述：“爱一个作家到了疼痛的地步而至死心向神往。五月，在西宁的街道上走过，我问一位卖熟青稞的回民老人：‘知道张承志吗？’她欣喜地说：‘知道。’‘读过他的书吗？’老人抚摸着一口袋粮食：‘没有，张承志——偌是为偌们回回们写书的人，知道！’十字路口涌动着高高低低的人群，我疼痛得潸然泪下。”
张承志自己在访谈录《美则生，失美则死》（载《环球青年》）中这样坦诚地披露胸臆：“《心灵史》是我和大西北的民众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通过写作《心灵史》，我为养育我的人民和母族尽到了一份责任。更使我激动的是，应该把自尊、高贵以及真正的赞颂还给贫苦的民众，使他们享受这份荣誉，这是文学的一项伟业，更是我个人毕生达到的唯一建树。”
张承志在《心灵史》里颂扬的穷人的人道主义并不止于回族和回族中的一个苏菲主义教派。李杨在前述博士生候选人的对话一文中说：“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感，这种人道感来自对历史的一种痛苦的抽象：它在告诉读者，在每一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他对印第安民族陨落的悲叹，对中国回民艰难的生存史的感怀，无一不散发着对这些弱小民族的理解与礼赞。”
这种基于底层人民根本利益的彻底的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张承志的基本世界观。
对于《心灵史》，有些学者还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分析，认为传统的学科分类无法界定《心灵史》的类属，传统的学术知识也无法解释《心灵史》的内涵。丁东在上述关于《心灵史》的4人漫谈中指出了它对于史学研究的启示：“最近，中国知识界很重视张承志的新作《心灵史》。我读了以后，感到这本书不仅是张承志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三年来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本书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史书，也不完全是小说，大体上可以说这是一本‘边缘性的作品’。我曾和一位研究历史学的朋友说起此书，他说这本书放在史学著作的领域里，是很有新意的，因为在这个领域，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要客观描述，要真实，主观因素受到排斥。可是在二十世纪西方史学领域，这种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方式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所持的观点是历史研究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方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也可以说都是心灵史。张承志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融进他所记述的历史中。”
当然，张承志的方法论来自他在中国大地上的独特实践。如果说这种方向与现代史学研究中的某种倾向有所吻合，那只能说明正义的也必然是科学的。
在同一篇文章里，谢泳指出：“《心灵史》不是张承志对……教派的全面评价。张承志只是抓住……一点或两点挖掘。一点是这个教派崇尚信仰，追求人道、人性，二是这个教派的牺牲精神，不管在多么残暴的统治下，都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张承志在书里舍弃了这个教派的其他方面。”
这些评论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客观关系，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然而更本质的问题应该是张承志本人所指出的学术和文学的正义性以及学者、文学家不可回避的选择。前述索飒的文章提到了这一点：“曾有人称张承志为学者作者，追踪他的读者已经发现，他拥有的渊博的学术知识、语言知识的确可以涵盖好几个领域。但是他并没有沿着一条美丽、宽广、完全的既定道路走下去。如同偷读过天书的人一样，用心灵之眼读懂了无字的心灵之史的张承志以学者和人民之子的双重‘内部人’身份向学术、向知识、向文化发出追根寻底、颠倒乾坤的质问，脚跟牢牢地踩在民众的营垒之中。”
有的评论提到，“在文学中完成英雄主义的情结是容易的”，然而《心灵史》带来的震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南京军区朱苏进在本文前面提及的那篇洋洋洒洒的散文体评论中指出：“一个作家写出这样一部书，证明他已大于作家，证明他已漫出了文学、历史、政治等等金牢，直奔某个渺无边际的大境界。”《心灵史》改造着作家，使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改造着被描写的对象，使他们焕发出内心久久压抑的自尊感；改造着中国文化，为它输入了新鲜的信仰者的血液；改造着有悟性的读者，使他们看到了异样的人生道路。《心灵史》是一次文学的实现和文学家人生的实现。
作家王英琦在《无需援助的思想》（载《中国作家》1994年第4期）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从他的作品中，你能读到一股很硬气的生命脉流的搏动；你能感受到一颗骚动激烈甚至是残酷的心灵冲突；你能悟出他狷介桀骜的性格背后的孤独和坚执；你能回味出他无情反讽负面的古道热肠……”，“在当代作家中，我还绝少看到内心搏斗有如张承志这样深刻旷久的，更绝少看到人格意识精神特征有如张承志这般强烈执著专一的。尤其是他文化人格中那种异常深沉的‘宗教美’，确是很魅人的。”
复旦大学教授李振声在上述笔谈中也提到“张承志也许是当代最忠于自己生命本能的作家”。有人曾草率地把张承志归于社会责任感强的“救世者”，使之与注重精神自由的“自救者”相对，然而这种区分在张承志身上失效了。他的人格是自由与正义不可分割的结合。
《心灵史》和张承志的其他作品给领悟者带来的震撼不是文学的冲动，而是人生的改变。晓钟在《守护内心的光明》（载《书讯报》1992年12月7日）一文里写道：“从有些人洋洋洒洒的‘大作’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些知识或常识，而我们在张承志的作品中吮取获得的却是认识，能让你从灵与知上产生奇异飞升的认识，就像《金牧场》曾经烤亮过我‘在路上’的信念，《心灵史》如今又成了黑暗中心灵的依傍。”
海口的莫晓鸣在《赤子的血性》（载《海南开发报》1994年7月28日）里写道：“我最初认识张承志是缘于他的散文集《绿风土》，那是一个彻底撼动我心灵的雨夜，我的眼光在一部坦露着温良和坚韧的心灵史上游弋，仿佛灵魂也得到了一场圣雨的洗礼。”
张承志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许多赞同他的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要跟上张承志并且彳亍远行，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需要一种反叛（包括反叛自己）的勇气，同时需要一个坚定的信仰支持。但是更多的人仍然在心里默默地同意着张承志。于是张承志在这默默的注视中孤独而又艰难地突围。
永不背叛的赤子之情
张承志的早期读者深爱他的《北方的河》。十几年来，这位当年胸中冲腾着祖国大江大河的作家又走遍了几块少数民族聚居的北方土地并积累了数年旅居国外的经历、感受，而他依恋中华大地的赤子之情有增无减，逐日浓烈。尤其在近年来，他为祖国的忧虑、呐喊频频出现在字里行间。
1994年8月的《朔方》杂志刊登了邬明的文章《走向深邃》。文章分析了张承志的长篇散文《夏台之恋》所反映的重要思想：“夏台的和谐在张承志的笔下栩栩如生……在张承志饱蘸心思的笔端下，还有一个他以往的作品里不多见的汉族人形象——红旗工农场的雷班长。雷班长只是一个象征，它告诉我们‘在夏台的美之中，也有汉族民众的创造’。张承志藉雷班长的形象宣言般地写道：‘过去我不喜欢过多的描写他们，是因为我更喜欢所谓异族情调，而今天不描写他们则是不义。……在西方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的聒噪声中，我发现无法讲清楚一句话——汉族也是人。’”“不怀好意的西方列强不会承认这一点，被鲁迅先生唤作智识阶级的中国文化上层也不会就此提一句；而深受西域异族之美又深刻抨击过汉文化之堕性的张承志却站出来，不顾一切地为祖国呐喊，因为他懂得，作为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应该知义，因为真挚的感情使他比别人更真切地看到盘旋在祖国上方的阴影。”“对于写过《北方的河》的张承志来说，祖国永远深藏在他心中。”“就这样，张承志在这篇新的天山献辞里酣笔记下了这个可以与梅里美笔下的直布罗陀相比美的夏台小镇，赋予它的形式以‘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并提醒人们珍视这份不可多得的团结和宁静。”“在国外讲学的日子里，西方人以为是回族当然会攻击中国，但是他们迎头碰上的是坚持正义的作家对他们的反击：‘正因为我有异族的血统、边疆的经历、伊斯兰的信仰，我才更要向一切危害人道和破坏美的东西宣布异义。’当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以攻击祖国为卖身投靠换取利益的捷径时，张承志直言不讳地揭露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歧视和肢解中国的野心——浩然正气一如既往。”
1994年初，张承志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散文《无援的思想》，文中的许多段落写于身处异国的日子里，充满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焦虑，流露出对祖国一片难言的深情。这篇散文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沉思。李书磊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华读书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投降与尊严》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我的朋友方炜专程赶来，送给我张承志的这篇《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1期）。我想这篇仅止万字的散文一定是深深牵动了我们作为中国儿子的感情，才会在朋友们之间这样默默地流传。张承志的《心灵史》被人称为是‘背对着人群的作品’，而在这篇散文中他回过身来，面对他的祖国和同胞倾诉他流浪世界时所感到的一个男人的伤痛与愤怒，他在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呼求援助。张承志在这里提起的是一个我一直都在回避的话题，阅读他的文章我终于无法克制那种我久久克制着的情绪。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国男性，一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这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那种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心绪。”
作为中国的儿子，张承志紧紧依靠着祖国的大江大河，丰富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作家，张承志更深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甚至视之为保卫中华文明的重要手段，他在近期的文章（见《环球青年》1994年第11期）里情真意切地写道：“中国曾是一个懂得美的民族。我们的文学中有过陶渊明、黄巢的咏菊和杜牧、毛泽东的咏梅；中国的穷乡僻壤蕴藏着知识分子缺乏感知的美的意识。今天流行的科学技术主义和价值观念上的商品味威胁着美感的生存，这是短见更是危险，因为，失美的民族将不可拯救，这曾是历史的规律。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到，中文的美是不可抗拒的。但古典中文的美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溶入神秘莫测的永恒。不管中文的美是否能让世界感受，只要我们有能力继续创造用中文写作的美文，厚重的中国文明就永远可能不被消灭。”
张承志正是在这样的挚情激励下将生命化成鲜烈、优美的文章。有不少评论涉及张承志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文字魅力，但这些都与他独到的思想和人格浑然难解，他的文章的确文如其人，无法归类，无从效仿。传统的先主题、后风格式评论在他的文字面前如过时的家什无从使用。我们随手举几个例子，都会读到评论者的这类印象：“一篇好的文章或一本好的书，都有一个闪光的内核，可以说是思想，也可说是文章的精魂。它有时深隐于字里行间，有时又集显于几句话之中。这些光亮的有无大小强弱，于每一个作家每一篇作品来说又是不尽相同的——这虽是古今中外从文者谈老的一个话题，可我是从张承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凸兀感觉。他那沉实厚重的文字中时时闪耀着灼灼之光，有时竟又是那么光亮刺眼。”“语言是很微妙的，就那么些不同的字码颠来倒去能组成表达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语境。好的独特的语境往往能一下子抓住你的眼睛和心灵。张承志的语言就有这样的魅力。他的文章中涌动着一股磅礴之气，仿佛这气是由强大的磁场所结构，只要你看一眼，就会被它深深地攫住，如长剑从剑匣抽出的刹那，剑、光、气浑然成的‘势’一样。比如《北庄的雪景》的开头：‘那一年在河州城……’又比如《狗的雕像》（载《收获》1993年2期）的开头：‘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令你不得不往下看。当然，在这样的‘势’面前，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感触和心态。”“连他那些在其他人眼里谁都可作的小块文章，如他在《亚洲中心时报》辟的专栏文章，也都给人一种不凡的气势，都有一种独立的人格深潜其中。他那个格调的文章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而就的。那气势、那语态、那毫无忌讳的话语还能见之旁人之手吗？”
朱苏进也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他对于张承志的语言的感受：“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涌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他有独到的专业学术功底，他的海外旅学，他的宗教信仰和不尽的九洲长旅，将文章铸造成一锭锭合金。那光景儿早不是漂浮在海面冰尖，确确地有三分之二埋在水下。他经常冲刺般掠过稿纸，以便追上脑内念头，经常弃甲裸体，所以你尽可拾掇他暴露的破绽。他不是那种打磨刨光不留毛病、整体却一无可取的匠人匠作，他的毛病也属于残剑断矛那样钢蓝色毛病，你可以连这毛病一并欣赏；他经常抵达天人合一的那片刻极境，读之，觉得旅人此时此处已非汗泪之笔、已非浴血剜心，简直就是射情！他已醉入绝唱、准备着封笔盖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其文章人品同时激动着我们的，旅人则是其中一个。文章与人格一旦脱节，写作即成仿真，对更高生命的临摹。旅人自身先是作品，然后才产生作品。”
无论世道、潮流怎样变幻，张承志始终坚持独立的思想和艺术品格，从不趋炎附势，而支持这种独立性的内里，正是他对民众，对祖国，对理想永不背叛的忠诚。
随着人们对精神追求迫切感的加强，张承志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