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教化：政治视野下的康雍乾帝王书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帝王论文,书法论文,视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与书法关系综述 在中国书法史中，帝王观念和趣味对于时代书风的影响，是书法史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汉字产生之初，即“仓颉造字”传说①。在汉字产生之后，作为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甲骨文”，是专门作为君王占卜的记录文字。至于金文，记载的往往是帝王的事迹，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有的记载的是帝王对于大臣的赏赐和劝勉，比如《毛公鼎》。嬴政统一六国之后，创立了“小篆”，新书体的产生不光有书法史上的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在长期分裂的时代之后，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当然，历史上书法与皇权关系最密切的例子在唐代，唐太宗推进书法楷模的建立，太宗不仅广泛搜求右军法帖，推动大臣学习书法，更是亲自作《王羲之传论》，认为其他书家都各有缺点，唯独王右军“尽善尽美”②，极尽溢美之词。政治还能通过取士制度影响书法，《新唐书，选举志》中就要求以“身言书判”为取士标准，其中“书”的要求是“楷法遒美”③。而“楷法遒美”不光是一种技能上的设定，也是在审美上对官方书法的一种规范。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对书法的要求不光是在唐代，在宋代也存在。④这种制度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士子们的书法取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代书风。《曲洧旧闻》载：“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⑤而在明代，明成祖极为推崇“二沈”，他们的书风也影响明初一百年。
姜宸英小楷《洛神赋》册页 在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帝王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如何赢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远超本民族的汉族的认可，特别是汉族士人的认可。而研习汉文化，就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方式。早在天聪三年(一六二九)，皇太极就曾表示对文教的重视：“朕思自古及今，俱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⑥康熙九年(一六七○)，康熙帝玄烨也提出：“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⑦ 康熙需要研习汉族典籍和书法，在研习的过程中，康熙也被书法深深地吸引，他曾说，自己“政事稍暇，颇好书射”⑧。清代帝王从顺治皇帝开始，一直到乾隆都很喜欢书法，乾隆皇帝更是终生痴迷，至老不倦，从禁宫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胜景园林，古迹名山，所到之处，挥毫题字，传世墨迹甚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不光是一种教化手段，而且事实上也成为了帝王的一种雅好。 总之，政治和书法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本文拟在发掘的大量史料基础上，深入探讨清代书法与皇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皇权与康雍乾帝王书法 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月二十日，康熙谕：“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⑨可见，和皇帝探讨书法是十分重要的日常工作。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十月十八日，《南书房记注》载：“巳时，上召臣士奇至懋勤殿。上正临摹草书，臣士奇得侍观宸翰，因奏曰：‘皇上运笔圆劲纵横，深得古人之意。’上曰：‘朕朝夕临摹，常恐未合古法耳。’”⑩“朝夕临摹”，可见康熙对书法的热爱绝非一时兴起，他希望通过临摹窥得翰墨堂奥，而将“博学善书”的汉儒汇集到身边，也是希望通过和他们的互动，通过外在环境的熏陶，使自己进入汉族文化之中。 这种熏陶效果显然极佳，而作为回馈，康熙对他们的赏赐也是十分的优厚。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六月二十七日《南书房记注》载：“辰时，上召臣英至瀛台便殿。上复诵‘初六，谦谦君子’六节，亲讲‘六四，无不利
谦’六节。是日，上赐臣英、臣士奇、臣讷御笔字各一轴。”(11)这些赏赐固然重要，但对于广大臣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皇帝的提拔。总体来看，已知的三十四位康熙朝的南书房翰林中，后来官至二品以上大员者，竟有二十四人(12)。屡受恩遇的善书者，以梁国治为例，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一月，奉旨梁国治来京在军机处行走。十二月署礼部侍郎。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正月入南书房。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七月上以底店贼匪剿办净尽，梁国治等承旨缮写，巨细无遗，交部议叙，寻部议军功加三级。(13)南书房入侍官员，升迁之快，非他处能及，令时人羡慕。 南书房作为皇帝和入侍汉臣研习书法的场所，在清代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皇帝通过和汉臣的交往，继续深入汉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统形象。另一方面，皇权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彰显，没有皇帝的提拔绝不会有他们的飞黄腾达。而优待近臣也使得他们感恩戴德，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凝聚力。他们走出南书房后，无论是京畿首辅还是封疆一方，都时时想着报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响身边的人，而最终皇权也得到稳固。 而在南书房书家中，最受帝王优待的书家是乾隆时的张照。《国史列传》载：“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上念张照资敏博学，尤工书，御制怀旧诗，列照五词臣中，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14)可见乾隆对张照推崇备至。而这从其谥号也可以看出，将他与赵孟頫(谥“文敏”)，董其昌(谥“文敏”)并列，称“三朝三文敏”，并有肖像画传世，足见其在清前期的书坛领袖地位。 乾隆学书崇尚正宗，将身为臣子的张照推至书圣的位置，引导了清中期朝廷书学的发展，教化了天下士子，但从深层次讲也是皇权彰显的手段，使书法的发展与其统治需要相适应。张照小变董字的秀媚为厚重，与乾隆统治下的“盛世气象”相暗合。启功曾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缉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15) 书法教化和帝王的汉化 张照作为典范被树立，是因为他的树立有助于引导书学发展，端正士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由时代背景看，在清朝以武力得天下之后，亟需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世人行为，使之符合伦理纲常，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要求。换句话说，清代帝王都希望“教化天下”。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十月谕：“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以垂世行久……国家累洽重熙之日，务学绩文者，正宜沐浴教化，争自濯磨，蕲近于大雅，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16)清代帝王希望将道统、治统归一，实质上是集权力于一身，而且这种文化选择得到汉族大臣的回应。魏裔介赞颂说，“我皇上继天立极，以君道而兼师道”，“道统治统，我皇上固已集其成矣”(17)。但我们若辩证地看，这种对世人宣布的教化，从更深层面来说，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被文化所深刻影响而对世人所发的声明。作为传统的汉人世界，早已处于教化之下，而皇帝的这一行为则无异于宣布自身已进入这一文化系统之中。
康熙行书《柳条边望月》中堂 回到书法上，为引导书法发展，清代帝王们不但树立典范，他们也有着内在的教化理念——这就是对“正”、“敬”书风以及对帖学正宗的推崇。康熙《佩文斋书画谱》御制序：“书者，六艺之一。昔柳公权言‘心正则笔正’。程子谓‘作字须敬，即此是学’。盖以纪事载言，行之天下，垂之久远，书诚重矣”(18)。即使在题跋中，清代帝王们也时时彰显其书学崇尚正宗的观念。如乾隆在《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题跋中均用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评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对王羲之风格的典型描述，反复运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书法以正宗为依托。在品评其他名帖时，乾隆也以正宗观念为参照。如在跋《蒙诏帖》中即提到“险中生态，力变右军”(19)当然，最能反映帝王书学观念的事件还是“三希堂”的建立，以及《三希堂法帖》的汇刻。乾隆酷爱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帖，他汇集古代法帖，刻印成册分赐下臣，这样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实物对应，对书法时风的引导也更加强有力。 清代帝王们不光自己崇尚帖学正宗，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影响臣下，在其中，赐书也是一种较为特别的方式。因为赐书不光会展现帝王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造诣，书写的内容也极为关键，更重要的是获帝王赐书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以康熙帝的赐书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玄烨南巡至孔庙行礼，为大成殿书“万世师表”匾额。命大学士明珠、王熙等宣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无可指称。朕向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接着又于诗礼堂赐衍圣公孔毓圻《御制过阙里诗》，孔毓圻感激涕零：“御墨精工，备极其妙。臣得此永为传家世宝，不胜感激之至(20)。同年十一月，赐江宁知府于成龙亲书手卷一轴，并传谕：“朕于京师，即闻尔知府于成龙居官廉洁。今临幸此地咨访，与前所闻无异，是用赐尔朕亲书手卷一轴。(21)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正月，玄烨第二次南巡途中，将装潢成册的孔子、孟子及周公庙碑文御书墨本分赐衍圣公孔毓圻、博士孟贞仁、东野沛然等(22)。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三月，第五次南巡途中，赐江南青浦孔宅“圣迹遗徽”匾额。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四月，玄烨为浙江省城书院书“浙水赋文”匾额，并赐法帖、书籍，此举使书院读书士子无比欢忭感戴(23)。玄烨亲为忠贞不屈、被三藩逆贼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为福州范承谟祠书“忠贞炳日”匾额(2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关键信息。其一，康熙赐书的对象极有针对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孔子、孟子等圣人的遗迹及后人、忠臣、封疆大吏。其二是赐书的内容多是褒奖和肯定，比如赐“万世师表”、“忠贞炳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在树立一种典范，这些人得到赐书之后会更加效忠康熙，别人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如此教化得以实现，所以从内在机理来说，这和康熙所提倡的“正”、“敬”书风，乾隆树立张照典范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清初，康熙提倡“正”、“敬”书风，引导朝廷以至全国书风，是以董其昌为楷模，这是因为其书风疏朗秀劲，流变妍润，而且董其昌在创作和理论上都代表了帖学大兴时期文人书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孙虔礼《书谱》云：‘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此香光之得右军也。”(25)在明末清初，董其昌书风处于绝对的正统地位，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康熙也不自觉地受到影响。 康熙在接受“香光”书风之后，便大力提倡董体，上行必下效，在朝廷之中形成了一股崇董的书风。在众朝廷书家中，陈邦彦专学董书，晚年几乱真，康熙癸未(一七○三)进士入馆选侍值内廷，乾隆初起原官仕至礼部侍郎。《石渠随笔》载：“内府陈邦彦小楷书，……临董其昌，仿《淳化阁帖》一部，几十册皆清华朗润，气韵风格独自擅一时。”(26)再如查升也是以董其昌为依托，深得其飘逸秀润之致，据传其在殿试中被定为状元也是因为书法精到。康熙朝入仕的学董代表书家，还有张英、高士奇、毛奇龄、姜宸英等。 清代帝王推崇董体，在书法的取向上，倡导“正”、“敬”书风，在科举取士中，在官方文书的书写上，推行统一规范的朝廷书法书写标准，这与端正人心、统一思想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科举中，对于书法的要求早在顺治时就提出来了，在之后一直沿用。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谕：“州县地方，分为三等，应选各官，吏部当堂考其身、言，糊名考其书、判。”(27)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者，首推海宁查升，以其族叔查嗣韩兼习“五经”，拔至鼎甲，升遂抑至二甲(28)。清代科举中，楷法不工者，难以入仕，而在文书的书写方面，稍有差池，就可能受到责罚。书为心画，在笔迹上的要求，可以规范内心的态度，这也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反复强调端正书写的用意。 在这种权力和书法的互动关系中，我们要看到两个层面的过程。其一是，书法被作为与汉族士人交流的工具，而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此中被逐渐认可；其二是，满族帝王也被汉化，被汉族文化所同化，而这也是帝王合法性能被承认的基础。
康熙行书《凤凰清听》中堂
张照行书《七绝诗》中堂 当然更进一步讲，被汉化的不只是满族帝王，也包括整个满族的汉化。满族入主中原，地理、自然、人文和经济环境完全改变，进入汉文化的汪洋之中，这种环境的改变急剧地重塑着这个民族，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满族的汉化是一个游牧民族，以一种突进的方式进入了农耕时代。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29)。满族统治者对于汉化其实持有极为矛盾的态度，这从满族刻意保持骑射、衣冠、语言文字和姓氏等本民族特色就可以看出。从皇太极到乾隆的历代皇帝也严厉打击被汉民族柔靡之风浸染的行为，严防被汉民族完全同化，但是汉民族的风俗却一直在潜移默化，这在帝王的身上就有显示。从康熙到乾隆，帝王越来越汉化，在抵制之中又被不自觉地吸引。在满族子弟中也可以看出，吟诗作对，崇尚文艺，蔚然成风。当然，书法在其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作为时风转变的指针，皇帝不光自己研习，还督导皇子学习书法，汤斌在家书中便谈到胤礽的书法：“皇太子自六岁学书，至今八载，未尝间断一日，字画端楷，在欧虞之间，每张俱经上朱笔圈点，改正后判日，每月一册，每年一匣。”(30)到乾隆末年，这种汉化基本完成，即使关外的满人也习汉话，通汉俗，“一一比皇畿”。
雍正行书《七言绝句》扇面 综上所述，在康雍乾三朝，书法有着双重角色。对于帝王个人，它是一种雅好，闲暇之余游心翰墨，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而从政治角度而言，入关不久，对于少数民族的清统治者而言，稳固统治和中央集权是第一要务，所以无论是崇尚董其昌的书风，还是规定科举取士的书法取向，抑或是御笔赐书，都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对于他们来说，书法也是一种皇权的体现和教化手段。而更进一步讲，满族入关进入汉民族文化中，满族子弟研习书法及汉族典籍，从人类学角度看，这也促使一个游牧民族进入农耕时代。 本文以“皇权和教化”为题，其中“皇权”和“教化”都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这种“皇权”是自上而下的强力性的外显的“皇权”，它推广自己认可的书法，皇帝居于主体，“教化”天下；另一层面则指代的是潜在的隐形的“权力”，而“皇权”的稳固也必须遵守其设定的游戏规则，它要求异族皇帝必须进入汉族文化，必须精通帖学正宗，如此皇帝则成为了被“教化”的对象。 ①尽管只是作为传说，但它却有着权威性的记载。在《史记》《汉书》中，“仓颉”是“黄帝之史官”的身份，而“造字”这一创举本身也是出于“黄帝”的命令。 ②潘运告《王羲之传论》，《中国历代书论选》，湖南美术出版社，二○○七年版，第一八至一一九页。 ③《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五。 ④宋代翰林书待诏、国子监书学博士等官员选拔方面，“以书取士”的影响一直存在，见李慧斌《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二○○九年版，第八五页。 ⑤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 ⑥王先谦《东华录》。 ⑦《清圣祖实录》卷三四，康熙九年十月癸巳。 ⑧《清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丙午。 ⑨《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三三一页、第三三七页。 ⑩(12)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九○年版，第三二页，第三三页。 (11)《历史档案》，一九九六年第四期，第八页。 (13)蔡洛冠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一九八四年版，第一四三页。 (14)清梁章钜《吉安室书录》，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三年版，第八○页。 (15)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一九九○年版。 (16)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文海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六五二页。 (17)魏裔介撰《兼济堂集》卷二，畿辅丛书本，清光绪定州王氏谦德堂刊本。 (18)文渊阁本《佩文斋书画谱》序文，《四库艺术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之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第一页。 (19)《三希堂法帖(一)》，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二七页。 (20)《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一二五四至一二五五页。 (21)(24)《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二四八页，第一三一八页。 (22)《康熙起居注》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一八二五页。 (23)《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浙江巡抚徐元梦奏谢赏赐匾书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一○七页。 (25)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五九三页。 (26)清梁章钜《吉安室书录》，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三年版，第七四页。 (2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一册，卷四四，第五五二页。 (28)王士禛《分甘馀话》。 (29)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七一页。 (30)清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中，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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