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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政府改革已成焦点，当务之急是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以及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划分，而非政府部门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2008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大部门体制”。这对于减少机构重叠、提高办事效率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政府机构的调整，而是政府职能的界定；不是行政管理方法的技术性改善，而是从理论上厘清政府应该管什么和不应该管什么，在此基础之上决定机构的设置，并从法律上确定行政管理的手段、内容和程序。
界定政府职能的基本原则是拾遗补缺，凡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统统交给市场。如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仅在市场失灵时，政府才进行干预。
迄今为止，已知的市场失灵有“外部效应”(例如污染)、自然垄断、公共品的供应、信息不对称、收入再分配等。除了这几种情况，市场都能产生比政府管理或政府经营更好的结果，政府没有必要介入。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界定政府职能的第二个原则是应对措施有效性，即效率原则。市场失效不等于政府有效，行政管制和政府经营并不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天然最佳方案。
仅在市场失灵时考虑政府干预，以及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克服市场失灵，这两个原则意味着政府的经济功能降至最小。绝大多数的投资、产业结构调整、资产经营活动，都应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通过自愿和自发的市场交易来完成，没有必要设立政府机构进行管理，现有的经济职能部门应予以缩编和裁撤。
对于自然垄断和“外部效应”，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不一定是自己经营企业，甚至不一定是监管，而是建立如垄断经营权和污染权那样的市场，并负责维护市场规则与市场秩序。
目前中国固然存在着政出多门和机构重叠的问题，但对发展市场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过强，管得太多太细太死。究其原因，部门利益和“寻租”冲动为首，其次是认识上的偏颇，常见的就有“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公益性”“市场不完善”等似是而非的说法。
实际上，产业无论大小，哪个与国计民生无关？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如果都要政府管起来，岂不又回到了计划经济？至于市场不完善怎么办，回答是发育和完善市场，而政府的干预往往没有促进反而制约了市场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培育市场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解除政府管制，若非当年废除中央计划，就不可能有今天各类市场的繁荣。
对于一类特殊公共品的供应，政府的确比市场有效，这就是以法律和监管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法律就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其实也可以通过多次博弈，由市场参与者协商，自行制定和执行。政府的有效来自于规模经济，与各式局部和小范围的民间规范相比，统一法律体系的人均立法和执法成本更低，一项法律适用13亿人，并且因标准化程度高，产生误解和纠纷的概率也比较低。
从市场与政府分界的角度思考改革，政府机构的调整方向就异常清晰：在缩小经济职能部门的同时，大力加强立法和监管部门。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立法和监管机构独立于行政部门，二是实行以信息披露和市场规则为主的监管。目前行政部门立法过多，执法者立法，必然倾向于从部门利益而不是全局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必然是立法从紧，为执法留出更多的解释权和裁量权。
为避免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亟需加强全国人大的立法职能，特别是在全国性的法律和执行细则的制订方面。行政执行部门应回避与部门有关的立法，部委的立法职能和机构应逐步移交全国人大。同样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有必要恢复直属中央和地位超然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各项改革方案。
改革开放至今，政府改革已成焦点，当务之急是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而非机构的调整；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划分，而非政府部门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只有搞清了该管什么和不该管什么，如何管和由谁来管的讨论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