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一种可能的融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身体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1-0050-05
纵观当代国际美学的发展状况，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正日益成为国内外美学界广受关注的前沿论域。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力图打破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的分析美学传统，将美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环境里面”[1]2，从而建构一种关于环境的感知、体验与评价模式的学科体系。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的概念则由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出于对注重抽象玄思与逻辑演绎的意识化美学的反拨，舒斯特曼立足于实用主义，主张建立一门以身体为中心，倡导身心一体，知行合一的身体美学学科，致力于“对作为我们感觉—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之场所的身体及其经验与作用进行批判的、改善的研究”[2]267。
在这两个表面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的研究领域之间进行联姻，似乎难逃牵强附会、追逐时髦之嫌。但客观而言，在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之间建立联系，是新的时代语境下美学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全球化一时间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之时，所有的的文化形态都在全球化这个广阔平台中不期而遇，积极寻求自身的重新定位，以确定新的发展路径。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领域之间，不再囿于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自语独白，而是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由互不通约甚至互不相容走向了多元对话和互补共存。正如韦尔施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般地讲，今天我们正在意识到，不同的领域与学科取决于相互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这与现代的区分理论和分隔教条所想象的方式是截然对立的。这需要思维由分隔的形式转变为相互缠绕的形式。学科的纯粹主义和分离主义已变成陈腐的策略，超学科性与横向分析正在取代它们的位置。”[3]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同为美学新兴分支学科的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有必要在尊重和欣赏差异性的前提下，挖掘彼此在方法、范畴、功能等方面的交会点和互补性，在对话中开创一个融合创新、共生共荣的研究局面，合力推进美学学科的发展繁荣。
尽管全球化语境为环境美学和身体美学的联姻创设了必要的文化土壤，但真正的融通必须建立在丰富有效的契合点之上。如柏林特(Arnold Berleant)所言：“许多排列在一起，乍看之下截然不同的领域，经过深思熟虑，却发现有着互为支持的复杂联系。”[4]4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的亲缘关系，并非我们刻意为之的牵连，也全然不同于那种近乎偶然的相似，而是它们在哲学基础、理论内核、价值指向等方面本身就存在着互动的内在张力。
一、连续性与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关联性
如我们所知，作为继杜威、罗蒂之后的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舒斯特曼历经了由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再到提出身体美学的学术“三部曲”。身体美学的提出固然是舒斯特曼对西方传统哲学和美学进行反思与纠拨的理论自觉，但更是其实用主义思想深化拓展的必然结果。他通过反思罗蒂主义，并立足于杜威思想，对分析哲学与解构主义进行调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实用主义身体美学理论。无疑，实用主义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
与实用主义家族谱系中的成员舒斯特曼不同，柏林特虽极力反对被人贴上标签或划归到某一哲学流派，但他毫不讳言实用主义对他的影响，“有关那些影响，实用主义，特别是从形式上所采取的杜威哲学，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杜威的，似乎是我的思想基础。它是非独断的、灵活的，而且与人类经验和人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5]97。“我思想的核心是经验的理解力，这出自于并呼应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现象学”[5]98。事实也确如此，且不说其著作中多处可见对实用主义观点的引用，单是他用以作为其环境美学之哲学基础的“连续性”概念便是来自杜威。他在其代表性论著《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所有的章节通过连续性主题连接起来，而连续性正日益成为我思考的基础。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被称作‘自然的连续性’，因为它确定了将环境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潜在概念。”[6]4“连续性并不是只为环境所限制；它是实现更一般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的关键，就如同19世纪的的进化论一样。”[6]5
柏林特解释道：“连续性不是吸收或是消化，也不是分离的事物之间的外在联系。相反，它意味着与整体的联系而不是离散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内在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连续性的表现。”[6]114他将连续性运用在对环境的理解之上，他拒绝“‘这个’、‘那个’环境”的提法，也不同意将环境视为生态系统的观点，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是身心二元论的残余，“它将哲学方法设想为对意义的区分，以及通过一种分析、抽象和提取概念的辩证过程阐明观点”[6]4，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歧。由此，他主张采取“一种更多地认识到联系而不是差别，连续而不是分离，以及人类存在作为自然世界的认知者和行动者所具备的嵌入性方法”[6]5。连续性在强调事物之间联系的同时，并不否认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连续性允许差异的存在，虽然这些差异通常表现为一种渐进的层次而不是突然的转变。鲜明的对照可能会出现，但是它们仍然是一个更大的和谐的组成部分”[6]114。此外，连续性还广泛存在于环境和宇宙的每一个场合之中。尤其是知觉体验的连续性更是普遍而多维的，它将身体、认知、意识的连续性以及人与环境、艺术与生活、审美与道德的连续性都纳入并统一于其自身之中。
显而易见，柏林特对“连续性”的阐发和应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实用主义的继承。我们知道，与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同，实用主义热衷于进行联结而不是区分。表现在杜威那里，他力图以“活的生物”为基点，以“经验”为核心，通过对二元论传统的批判和对传统经验概念的改造，以恢复经验与自然、人与环境、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实践、审美与生活之间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对于舒斯特曼而言，实用主义则最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整体论和多元主义。一方面，实用主义具有从整体性出发看待事物的倾向，它坚持理论与实践、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文化、伦理和审美的统一性，并强调自我感觉、意识和审美经验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尤其欣赏多元主义的价值立场，它既赞赏整体，又尊重差异，注重自由选择，不固守极端，欣赏多重价值的互补性，反对非此即彼的相互限制[7]。正是因此，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力图将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精神、落实到底的见识与解构主义的洞察力、广泛关涉性有效融合，走一条调和与联结分析哲学与解构主义的中间道路。依此而论，连续性对二分观念的反对，对事物之间整体的、内在的联系之强调，对差异性的认可以及连续性自身的普遍存在性，与实用主义的整体性观念和多元包容的方法论立场是如出一辙的。
二、身体化的审美：作为“身体美学”的环境美学
与传统美学将艺术作为研究中心不同，柏林特的环境美学确立了环境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环境美学意义上的环境并非我们外部的自然，因为这种看法将人类隔离于环境之外。“我们日益认识到人类生活与环境条件紧密相连，我们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在我们呼吸时我们也同时吸入了空气中的污染物并把它吸收到了我们的血液之中，它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6]8。由此可见，人类与环境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环境是被身体体验着的环境，身体是被环境塑造着的身体，正是在环境中，身体才意识到其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基于此，柏林特指出，从身体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身体的概念不仅需要重新定义，其特别的边界也需要重新勘定”[8]。
以连续性为思想基础，柏林特坚决反对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传统。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将身体区分为不同的、敌对的种类的普遍划分——身体(抽象的)和化身的(特别的)、身体对象(作为科学的对象)和物质对象(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或是纯哲学的实体)，当然还有最显著的身体和意志或是精神——反映了通常的用以暗指实体层次的概念层次”[6]75。这种思维方式实质上“表达了一个关于差异、中断和霸权的哲学假定”[6]75，因为人从来都不是作为一种肉体与精神相分离的形式建构而存在，人本身就是一个灵肉合一、身心一体的生命有机体，心灵或者精神不过是身体的内化而已。与柏林特一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同样主张身心合一的观念，“心智的生活依靠身体经验，不能完全与身体脱离。我们通过身体来思考和感觉，尤其是要通过大脑和神经系统那些身体部位。同样地，我们的身体也受到心智生活的影响，比如某些想法会让面颊绯红、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身与心的关联是如此地紧密，以至于将身与心看做是两个不同的独立实体实在是有些误导”[9]。
在反对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柏林特进一步指出，环境才是身体的起点和终点，身体不是具有固定界限的静态对象，而是文化的建构与环境的产物。因为作为文化环境的参与者，身体不仅仅是生理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肉体，它还在文化、历史和环境等诸多外在要素的包围中成长、发展和建构。它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和易变的，接受的和行动的，摄取的和表现的生物与社会现象，时刻与社会环境进行着动态的交换。“我们开始在一种文化形而上学中把握身体，不是将其视为纯粹的有机体，不是作为由社会影响塑造的对象，而是与人类世界的各种领域：文化景观、技术先进模式和食物、穿着、思想、行为的传统一起充分延伸的身体”[6]83。基于此，柏林特认为：“身体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居于环境背景中的文化爆发，它包括那些我们在思考中具体化为意识的知觉和思考维度。”[6]82
无独有偶，对身体的动态性内涵之认识，对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之强调，同样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题中之义。在舒斯特曼看来，“身体渴望运动，渴望向外界扩展——世界是它获取滋养、再生和行动的场所，身体有其自然的生长规律，生理系统也时时自我更新。直立的时候，身体基本上是头重脚轻——这样使得身体更容易在运动而非静止中获得动态的平衡。但是，即使在休息的时候，身体也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物体，而是一个复杂的场域：永恒的运动、奔涌的生命力、能量的四射——伯格森称之为生命冲动”[9]。此外，身体美学也不忽视身体与社会环境的融通。尽管由于对自我的关注，身体美学常被诟病为一种狭隘的个人本位主义和自私的唯美主义，但实际上，“身体美学更大的想法是，它比整个人更宽，它包含了整个社会，整个环境”[10]。因为我们的身体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处于动态的环境关系体之中，我们的身体感觉和身体经验也是借助于环境的引力感和空间感而产生的。舒斯特曼还提出“共生性的身体”这个概念，以阐明身体和环境的互动交往关系。“共生性的身体观念，应该激发我们更多地欣赏环境的他者(人类和非人类)——正是这些他者界定和维持着身体”[11]214－215。“这种具有共生性关系的自我概念激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身体改良主义观念，依这种观念，我们还负责照顾和协调身体化自我的环境适应性，而不仅仅是照顾我们身体自身的各部分”[11]215。
别无二致的身体观，为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的融通提供了交汇点。而以身体的参与和感知的联觉为特征的环境审美体验，则使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的深层融通成为现实。
出于对倡导审美无功利性的传统美学之反驳，柏林特试图建立一种以“审美介入”为特征的美学理论。“这种新美学，我称之为‘介入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它将会重建美学理论，尤其适应环境美学的发展”[4]12。审美介入强调一种动态化的审美经验，而非静态化的审美观照。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环境美学中的审美介入意味着人以全部的身体感官和身体意识在环境体验中作当下而直接的投入。这即是说，环境审美本质上是一种以身体感知的持续在场为特征的审美体验。
如前所述，在柏林特看来，人的身体是环境复合体的组成部分，环境又是身体得以栖居的场所，感知者(身体)与被感知者(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我们要欣赏环境之美，不能只以超然物外的心态，对环境作远距离静观，还必须介入环境之中，与其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通过更加公开地承认身体性，更大方地把身体性纳入审美的经验中，我们能够利用身体的接受能力和感觉能力的差别，来解释人们何以对于同样的审美刺激产生不同的反应”[12]。那么，身体是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环境审美之中并发挥作用的呢？如伯林特所说：“我们关注的并非是场所的心理学，而是一种场所的美学。在梅洛－庞蒂的经典著作《知觉现象学》中，他主张所有感觉的联合合作，包括触觉，因为我们并非通过相互分离并且彼此不同的感觉系统进行感知。一种关于环境感知的现象学也就必须更具包含性，把感知的联觉作为基础，并且如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从身体开始。”[4]136由此可见，环境体验中身体参与的核心在于感知力的持续在场。“感知不管对人类生活还是审美体验都位居于中心——意味着作为生活条件的环境自身就蕴涵着审美的萌芽”[4]141。在柏林特看来，人类环境便是一个由一系列体验构成的知觉系统，因为审美体验几乎遍及所有场合，其知觉力量更是构成了环境欣赏的中心。“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周围的声音、是否意识到了阳光的灿烂、是否意识到了街道或是院子的味道、是否意识到了空间与大众的相互影响，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并进入了我们的知觉体验”[6]16。由于知觉个体并非通过思考观察世界，而是敞开所有身体感官和身体意识，主动参与到体验的过程之中。因此，在欣赏环境时，我们不仅用“观看绘画的眼睛”来辨别光色和形状，用“欣赏音乐的耳朵”来倾听各种声音，还用手和脚去感受土地的质感，用皮肤去感受风和阳光的抚摸，用呼吸和嗅觉去体味空气的清新，用运动知觉去把握身体的升降与旋转……当然，真正的环境体验并非诸多身体感官意识的叠加，因为身体感知原本就是一个连续而不可分的整体。“对感觉进行分类只是为了适应生物学的需要，实际的体验并非如此。尤其对于环境体验而言，它存在于鲜活的感性意识中。这种意识超出了简单的合并意义，而成为知觉的持续生成与一体化。这才是真正的联觉(synaesthesia)，是感觉样式的全面统一”[4]28。通过身体的联觉感知，也即作为感知整体的身体意识的参与，我们的身体与环境和谐互动、相互贯通、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林特将环境体验视为一种“身体化的审美”或“审美的身体化”。
基于上述分析，环境审美的身体化或可理解为身体美学在环境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延伸。“美学欣赏，和所有的体验一样是一种身体的参与，一种试图去扩展并认识感知和意义可能性的身体审美”[6]86。正是这一点，不仅使环境美学和身体美学的融通落实为现实，而且使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彼此的一种理论后援而相互比照、相互启发。
三、伦理生活的审美化：终极旨归的一致性
如果说连续性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的融通奠定了哲学基础，而环境审美的身体化，使环境美学在拓展和改善审美感知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广义的身体美学，那么，建立美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引导人们去追寻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则是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共同的终极目标。
环境美学作为一个丰富多样的领域，“它把传统美学的领域扩展到包含许多我们参与的不同环境——从房间到建筑到街道和邻近地区；从村庄、城市到乡村和荒野，从个体的出现到社会群体的积极参与”[6]30。将更多的对象纳入环境美学的研究视野，不仅意味着美学边界的拓展，而且预示着一种普遍性的审美体验的扩散。因为当我们投入全部身心去欣赏环境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山一石之时，我们那被文明的坚硬外表所遮蔽的知觉体验的敏感性将被唤醒，人对环境的谦卑感和敬畏心也会油然而生。人类不再对自然进行占有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而是以人性化、审美化的态度融入自然，像珍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自然，我们也将在一个人道的、富于美感的环境中与自然和谐共存。“我们必须学会像对待我们的家一样对待我们的地球。不是通过专制的控制，而是通过共同的合作。一种人性化的环境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一种审美鉴赏力贯穿到所有其他的价值中，并使我们回归爱默生和梭罗的期望”[4]170。当然，在柏林特看来，环境美学的价值远不止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更为根本、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美学并不是逃离道德领域之外的一个子虚乌有之乡，它最终将引导和实现伦理”[4]13。环境美学的伦理关怀将从自然领域延伸到人类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深刻影响我们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它鼓励深层的政治变革，主张抛弃等级制度、权力争斗，而走向共同体。人类能自由工作，共同参与实现目标。它赞成人情化的家庭伦理，反对独裁统治，鼓励合作与互惠，最终放弃滥用、独占，促进分享、团结，实现包容、友谊和关爱”[4]13。
与环境美学通过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化的审美体验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审美与伦理的统一，从而实现人的审美化生存不同，身体美学主张恢复哲学和美学作为生活艺术的本义，并通过对身体感觉和身体意识的培育和改善，来实现我们对审美化生活的追求。舒斯特曼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和美学在根本上要指向人生的保存、培育和完善，它的首要目的不在于对事实的理论描述，而在于对完美生活的现实追求[13]。而在他看来，对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和美学而言，身体则至关重要，因为身体是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媒介和场所。基于此，舒斯特曼倡导建立身体美学学科，来培育和增强身体的感知力，以使我们的感觉和意识变得更加愉快和敏锐，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优雅和从容。显然，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是身体美学最基本的目标。而成就整个社会的幸福和美德，也即公众领域中伦理生活的审美化则是身体美学的终极追求。在舒斯特曼看来，伦理生活审美化就是将审美作为美好生活的伦理理想、首选模式和评判标准，它不仅指向私人伦理领域，即个体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以求得自我完善和自我创造，而且它能扩展到社会公众领域，体现为善的社会应当如何的问题[1]237－238。那么，伦理生活的审美化如何落实为现实生活中可供实施的具体方案？罗蒂通过对“新的道德反省语汇”即新异的语言叙述之追求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状态，以求得审美满足和自我丰富；福柯则试图用身体不断尝试吸毒、性虐待等新异的边界经验，将自我塑造为一件个性独特的艺术品。舒斯特曼克服了罗蒂式的虚幻性和福柯式的极端化，主张通过温和而规范的身体实践来培养我们的身体愉快，增进我们的身体经验，改善我们的身体行为，从而在自我实现的同时，以我们行为举止中的美德去影响他人，影响社会，最终实现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完善。“对身体的审美修养可以为按照优雅与和谐的方向来培养一个人的整个品性提供一种媒介，而且通过个人与公众领域的交往以及通过激发他人以同样的优雅与和谐的行为，这种富有魅力的榜样可以有助于使更大的公众领域变得和谐”[14]。
综上所述，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在哲学基础、思想内核及目标指向等方面都具有融通的可能性。在跨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中，深入发掘两者的契合点，进行有效的综合创新，无疑对于建立广泛的美学共同体，建构多元一体的世界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