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效率与分配制度改革(笔谈)——1.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2.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冷思考——3.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是当前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主要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笔谈论文,分配制度论文,结构性论文,较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
摘要：30年前，中国改革选择了“分配”为突破口，分配制度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的改革过程。“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不断成熟起来。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国家进入了特别发展阶段。在这一特别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目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次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新主张，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指南。
关键词：分配制度/经济改革/公平与效率/贫富差距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实践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前，分配制度改革又一次紧迫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特色。30年前，改革正处于发端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先作好改革的整体设计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分配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破解这一问题，绝对是很有理论旨趣的事情。现在看来，至少有以下原因：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深感耻辱，渴求富裕正成为人们最迫切的要求。以分配为改革的突破口，顺应了这一要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曾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开始了具有改革意义的“调整”。“大包干”、奖金制度的试验在较大范围内推开，并取得明显的成效。“文化大革命”粗暴地中断了这些试验。当这场运动归于失败，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这些试验也就很自然地重新启动起来，引发分配制度的改革。
——当时所进行的改革，不管是农村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还是企业的扩大分配自主权，都是不涉及产权制度的浅层次改革，比较容易启动。此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先易后难”的“渐进式”策略。
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这场改革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分配制度改革再一次成为改革的聚焦点。
从经济角度看，分配关乎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具有可持续性。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增长机制中，投资需求拉动的贡献率为40％，出口需求拉动的贡献率为25％，消费需求拉动的贡献率只有35％。很明显，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偏小。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令人乐观的。由于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使整个国民经济总是处在投资膨胀的压力之中。而对出口需求的过于依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是很有风险的。一旦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大的变故，致使出口严重受阻，必将导致国民经济全局性的被动。
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当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形成下降趋势时，必将在心理预期与支付能力两个方面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
从社会角度看，分配关乎中国社会发展能否具有稳定性。200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标志意义的。这一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的特别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引发各类利益摩擦增多，进而形成一个矛盾多发期(或称凸现期)。当前，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最突出的表象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压力。以基尼系数为评价标准，中国已达0.49，高出0.4的分界点，贫富差距已进入不合理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长时间地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沿海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也不可能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但是，由此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差距扩大的状态，又是需要予以有效地调控的。否则，我们无法在社会稳定的状况下平安走过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特别发展阶段。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古老的矛盾，两者不同的搭配方式，造成经济体制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是社会财富的代名词。效率是财富的源泉，效率越高，财富越多，反之亦然。而公平，作为人们美好的理想追求，并不是抽象的主观评价，它完全基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果。因此，公平与效率问题，实质是分配制度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无疑要面对这一问题，并给出中国式的答案。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大致提出过以下主张：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主张的提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一主张是在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一主张是这个决定中十分重要的一点。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和分配制度，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对“公平”错误的或教条式的理解，这一主张吹响了分配制度根本性改革的号角。既然是效率优先，改革的着力点就必然集中到创造效率、提高效率、追求效率上来。在制度设计上，公平仅处于兼顾的地位。显然，这是改革处在突破阶段的主张。
——“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改革在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成熟起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在一个成熟的分配制度中，仅仅有效率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公平，效率将是难以持久的，效率对于多数人来说也将是不可爱的。人们在这一主张中，试图在两个不同分配领域中实行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由于初次分配是财富创造领域的分配，因而主张效率。而再分配属于财富分配调节领域，因而主张公平。在这一主张中，效率与公平不再具有“优先”与“兼顾”的区分，充分表现出改革理念的提升。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最新主张。对于我们党来说，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当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时，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已发生崭新的飞跃。这一主张把公平引入初次分配，为再分配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进行再分配的社会压力与社会成本。而把效率引入再分配，充分正视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还没有条件建成高福利国家。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公平原则处于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最新主张，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指南。
改革与发展耦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策略。在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一定要着眼于增强发展的协调性，通过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
提高居民消费率，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另一是要改变居民心理预期。由此，在分配制度方面，应着力展开下述改革：
(一)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公平并不等于平均，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必须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只不过是其差距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国当前在分配方面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差距已进入不合理区间，并有不断趋于扩大、也就是不断趋于恶化的趋势。为此，必须予以扭转。在分配政策上，要着力采取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措施，通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收入分配差距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双重要求。
(二)着力推进“两个提高”，优化分配结构
在一定的发展横断面上，社会财富总量总是既定的，因而，分配结构的调整，是实现合理分配的基本途径。当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低至12％，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要实行倾斜政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定要让广大劳动者能够通过劳动富裕起来，一定要让广大居民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它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美好前景。实践证明，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条件下，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乐观的，从而改变储蓄偏好，转向扩大消费。当前，在再分配领域更加注重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改革中，一方面要实事求是，正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为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作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使占全国人口总量70％的农村居民享受到生活保障的阳光雨露。
(四)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提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命题，即要形成中等收入者为多数的分配格局。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当中等收入者在社会结构中占到多数，整个社会将出现超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中等收入者天生具有稳定偏好。只有在社会稳定状态下，其既得利益才能得以巩固与提升。仅仅靠劳动(特别是简单劳动)，是无法成长为中等收入者的，必须让广大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大力倡导创业，让更多劳动者在创业中创造并积累起私有财产。要健全法制，使广大居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此同时，还要放宽投资领域，拓展投资渠道，使人们在投资中获取财产性收入。
2.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冷思考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在改革进程中也伴随着一些消极因素，其中收入差距较大是全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本文认为，理论界及媒体不应过度渲染收入差距问题，而应该对与我国收入分配相关的问题进行“冷思考”，进行理性分析，通过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实现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公平与效率/社会和谐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率高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全国人民的收入增长水平和生活水平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近几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对改革的批评甚至骂声。是社会人心不古了，还是人民欲壑难填了？凡事总有原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收入差距拉大的强烈社会反应以及理论和媒体对收入差距过度的渲染，以致“贫富矛盾、对立与实现贫富和谐”成为近几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2007年上半年，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童话还是一厢情愿》的文章，提出“贫富永远不可能和谐”，竟然得到绝大多数响应文章的赞同。因此，本文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提出“冷思考”，旨在使得大家对这个影响社会全局的大问题多一些理性分析。
一、对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的冷思考
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间是要在改革攻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切入点”首先在于财富的分配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利益永远是社会矛盾的可能爆发点及社会和谐的平衡点。近几年来，我国比较利益产生了过度倾斜和分化，使利益相对过低和受损者的人数比例增加，他们的严重不满在较大的程度上牵动了整个社会。这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而要处理好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要照顾社会弱势阶层而回过头搞平均主义，又不能因为要激励效率而任凭强势阶层自由攀升而激化社会矛盾；既要反对对弱势阶层的冷漠心理，又要反对仇富心理，从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平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问题不仅在于“利益矛盾”，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改革攻坚的动力和阻力问题。一般说来，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改革的既得利益。但这并不是绝对规律。实际上，改革攻坚的阻力不仅仅包括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而且还往往来自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者对改革攻坚抱有“改革使利益受损恐惧症”，这好理解。而有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也会阻碍改革呢？改革开放中既得利益集团中的部分人，现在处于“最佳状态”，他们既反对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推进改革，害怕改革攻坚弱势阶层崛起和“清算资本主义”，所以会极力维持目前的利益格局。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并对我国的改革攻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改革的头20年，改革攻坚的火车头一驱动，各个阶层都争先恐后往车头上挂，生怕落伍，积极争当改革的“弄潮儿”；而近几年来，在改革攻坚的火车头上，许多阶层往往躲避不及。因此，关注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仅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确保改革攻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因此，在当今时代，更要高屋建瓴地分析和把握好贫富差距问题。第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本质要求，又是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党、政府和人民，有决心有能力把握好这一重大问题。
二、对中国基尼系数的冷思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中国已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第二大的国家。
对待这一问题，我认为：既要高度关注，又不要恐慌。我赞同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切、理性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而不赞同对这个问题的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竞争的形成，养懒汉的机制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锅饭”平均主义被打破了；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问题，我们党和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再次，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用这一指标分析收入差距，但也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和迷信它。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一国通货膨胀的国际警戒线是4％。我国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1.7％，当时就有不少人叫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结果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发展。当时政府采取了过度的宏观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连续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国际理论和警戒线”，我们应当理性看待，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这里还是要用我的一句话：“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并非像有的媒体和有些人炒作的那样严重。正确的基本估计应该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但这是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过去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但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
三、对“仇富”思想的冷思考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只要有贫富差距，必然会有“仇富”思想，但对“仇富”思想要具体分析。一种是严重的平均主义思想，一看见别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出“红眼病”来，巴不得别人火烧房子、遭车祸、生大病、倒大霉。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过去、现在、今后都会存在。另一种是当贫富差距确实过度拉大了，少数人巨富并且对穷人态度恶劣，而多数人太穷并被歧视和欺负，不仅穷人自身强烈渴望公平，而且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富人和非富人，也是同情穷人并为穷人鼓与呼。
其实，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资、经营包括炒股发财的人；许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视、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因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或者因专利而发财者，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骂过、仇过、恨过。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是世界级巨富，有谁骂他们、仇恨他们呢？对这些富人，人们不仅不仇，而且还赞誉、崇拜和学习。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仇富”的对象搞清楚。我感到人们绝非见富就仇，真正“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力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鲸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那些不分青红皂白胡乱炒作“仇富”的人，要多一点清醒，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四、对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冷思考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社会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客观上都要求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社会弱势阶层。同情社会弱势阶层，为社会弱势阶层鼓与呼，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有的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运动和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和最终目标；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一切为了平民，一切通过平民。对这些民粹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列宁曾经予以了尖锐和严厉的批判。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强调我们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追求贫富和谐的同时，必须抑制片面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实现贫富和谐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这客观上要求个人收入的增长，首先来自生产和市场领域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二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绝不能把国家政策和经济体制建立在结果公平的基点上。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枯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五、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冷思考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拿效率说事，向效率开刀。近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10％的人口占有45％以上的财富。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讲多了，公平讲少了”造成的，或者直接是“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试想一下：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是不是效率讲多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许多发达国家。现在，全世界公认，中国“治污减排”的任务最重。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及时地、正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尤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承认，“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社会上总是存在着勤劳人和懒惰人、高技能人和低技能人之分，勤劳人和高技能人效率高，创造财富多；懒惰人和低技能人效率低，创造财富少。如果勤劳人和高技能人的回报与懒惰人和低技能人一样，人们就不愿意勤劳，就不愿意勤学苦练提高技能。因此要“奖勤促懒”、“奖高促低”。而“奖勤促懒”、“奖高促低”是通过收入差距来体现的。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适当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
必须永远清醒地记住这样两个最基本的原理：第一，发展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坚实基础，而市场机制——以追逐经济利益为动力的竞争，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基本动力；第二，一定的差距是激励效率的基本动力。例如，当人多面包不够吃时，每人平均分配少吃一点可以缓和一下饥饿，但这只是暂时的；而要从根本和长远解决问题，必须把大家造面包的积极性激励起来，从而把面包生产得更多一些。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差别太大必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究竟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和正在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也不能没有效率。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公平效率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六、贫富共济与社会和谐的制度建设
要使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调节贫富之间过大的阶层距离和心里抗拒，这首先就要从调节收入分配入手。
调节收入分配，使贫富共济实现社会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调节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来看，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廉政的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勤政的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第六个方面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没有忧虑，从而“贫而不穷”，使其能够“笃善其身”；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
对待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第一要有信心，不应该抱着历史悲观主义的态度，相信我们有能力驾驭贫富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第二，也不可盲目乐观。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利益竞争性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不仅利益的博弈永远存在，而且，利益的群体格局也会不断地动态变化着。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和谐→不和谐→再和谐→再不和谐→……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社会和谐与不和谐的历史辩证法。胡锦涛总书记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也可以说，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调节贫富差距，实现贫富同舟共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延安写了一本书《论持久战》，批驳对抗日战争的悲观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正确思想。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走好贫富同舟共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万里长征，让全民都共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果！
3.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是当前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主要根源
摘要：1983年以来，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架构内，并受技术进步、宏观政策、政府行为等影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当前比欧美低20多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余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若干主要结构性问题。当前提高劳动所得比重具有相当难度，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劳动所得/结构性问题/资本自循环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并逐年下降，是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问题。1983年以来，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根据测算，1983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为56.5％，2006年则仅为36.1％，比欧美低20个百分点左右乃至更多，比日本低10余个百分点[1]。这一状况虽然对经济发展有若干积极作用，也存在着相对的合理性，但也导致了较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严重影响长远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劳动所得比重过低原因的深入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的劳动无限供给，是当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且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下，全国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劳动要素缺乏对于资本要素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和低层白领的工资，长期难以较快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促使的效率提高，以及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规模效益增强，又使得生产率快速提高，资本利润较快增长。因此在劳动竞争力较弱、资本强势的双重因素之下，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上升。深入分析，当前对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挤压，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宏观政策、政府行为等多因素交织而成的。
1.后发国家资本对于劳动的较强替代，弱化了劳动对于资本的竞争力
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2006年与1998年相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原值由10.5万元提高到22.9万元，提高了1倍多，形成了资本对于劳动的较强替代。
——较多的资本只需较少的劳动。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98年至2006年数据为例，1998年，每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需956个职工，2006年减少到436个职工，是1998年的1/2弱。这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是改革深化所导致的。劳动边际需求减少幅度更大，2002年至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新增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按算术平均计算，只能新增213个职工。
图1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人均固定资产原价上升趋势(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较高的技术装备只需较低劳动技能素质的劳动。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不但对劳动的数量需求相对减少，对劳动技能素质的要求也相对降低。技术进步特别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各种机械电气装备的自动化水平，形成了技术装备“傻瓜化”所导致的对于劳动技能素质要求降低的趋势。原先要求有较高技能的岗位，现在只需较低技能；以前学徒多年才能学会的技术，现在甚至连三个月都不需要。这就导致在市场经济状况下，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学习曲线的下降，同时也降低了对于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薪酬水平。
——较快的增长只需较少的高素质劳动。我国在技术进步上采取全面的“拿来主义”，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完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整个国家对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和技术人员的劳动需求相对减少。如日本1980年时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13.7％[2]，我国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尽管我国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准相对较低，但仍较好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浙江在这方面尤为明显，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单位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4.9％，只有全国的61.2％，但同样较好地支撑了浙江经济30年来的快速增长。
2.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于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图2 出口快速增加导致供需均衡点向右上方移动示意图
关于这一因素，我在先期发表的《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和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研究》一文中作了分析，这里按经典的供需曲线作进一步深入分析。
在一个没有外贸出口或外贸出口较少的经济中，供给持续增长会引起价格下降，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供需关系如图2左图所示发生变化。当供给不变，需求曲线亦不变，价格落在左图E点；当供给由于效率提高等因素而增长，即供给曲线向右方移动时，均衡价格下降到左图E′点。在这一点上，总利润增加，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时，尽管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会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但因利润率也在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各自占GDP的比重会保持相对稳定。
在一个外贸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中，由于需求增长较快，不仅将大大延迟供给增长所出现的价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导致价格上升，供需关系如图2右所示发生变化。这时，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均衡价格上升到E”点。在这一点上，由于存在着劳动无限供给,劳动难以分享到效率提高而价格稳定带来的收益，从而导致总利润大幅增长，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同时，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人均工资水平则因劳动无限供给而保持稳定，则每一单位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下降，导致利润总额增长快于工资总额增长，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表1的浙江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分析。
表1 1995-2006年浙江省财政总收入等指标的增长率比较
1995-2000
2000-2006
1995-2006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
(％)(％)
财政总收入(亿元)
21.5
25.523.7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亿元) 29.6
24.626.9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8.4
11.810.3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7.59.5 8.6
从直接观察看，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通过挤压劳动所得导致的，因此不仅没有损害劳动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长导致就业增长，从而提高了全社会工资总额。但考虑到人均工资水平并未变化，以及价格相对较高，全社会实际工资总额的提高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的相对损害。
一是降低了工资购买力。如果没有出口的较快增长，国内价格就将因效率提高和规模经济改善而出现下降，即使人均工资水平不变，单位工资购买力亦将有所提高，从而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居民实物消费水平，而这对农民尤其有利。
二是阻碍国内微利行业发展。由于全社会资本利润率持续较高，社会资金平均利率亦较高，微利行业不仅难以具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且由于缺少足够的利润激励而发展较慢，而这些微利行业如大众化的旅游、餐饮、零售、维修、家政、小规模制造企业等，原本可以安排较多的低层次劳动力。
3.政府重资轻劳，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
除了基层政府劳动执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项、迁就资本等外，税收政策也影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即使按2000元征收，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也还是存在着起征点过低问题。如浙江当前人均GDP几乎是全国平均的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全国平均的1.5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其合理性显然值得商榷。同时计税工资导致的双重征税，使得同一笔所得，分别对企业和职工征税，即经济性双重征税，既直接减少职工收入，又弱化了企业主增加职工工资的激励。
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则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比重的提高。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结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开始较快上升。至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达到18.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固然不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占GDP比重过快上升，也不利于国民经济。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则在资本所得挤压劳动所得的同时，又出现了财政收入对于劳动所得的挤压。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现在所看到的劳动所得比重较低并持续下降的局面。可以说，劳动无限供给是市场供求规律对于蓝领收入的打压；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则是政府对于白领收入的打压；长期低汇率政策则是在增加全社会就业的同时，由于物价未能随技术进步和企业效率提高而有相应下降，同时人均工资水平亦较少增长，在整体上降低了实际工资水平，特别是降低了农民和广大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
二、劳动所得比重较低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不利影响
图3 1978-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变量，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大多与劳动比重较低有关。
1.影响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未能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提高的局面下，资本利润难以按正常状况投资于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领域，其实质是国民经济消费积累的正常循环受阻。在这一情况下，资本出于利润最大化本性，一方面是只得持续地集中投资于投资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是转向股市、楼市以及其他投机性投资领域。
当资本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领域时，形成了一种“资本自循环”的增长形式。资本由于效率提高和价格稳定而产生高额利润，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推动资本快速扩张。在这一增长形式中，出发点是资本追求利润，结局点的主要客观效应是资本规模扩张，反映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较高的积累率。接下来则继续是资本追求利润，以及利润导致资本扩张的新一轮循环。在这一增长形式中，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成了资本扩张和出口，客观上不再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这一增长形式中，由于全社会剩余产品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虽然也较快，但则是长期持续低于GDP增长，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导致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相对减少，埋下了种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隐患。
当资本利润大量进入投机性投资领域时，出现了股市、楼市等的剧烈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尚不至于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但对中国的社会风气有较大影响，全民炒股，楼市疯涨，人心浮躁，投机盛行，部分社会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同时还降低了全社会要素效率。
2.导致消费比重较低和投资比重较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消费比重较低，投资比重较高。199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50％以下，2004年以来则进一步下降到40％以下，2006年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0％。与此相应的是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上升，2004年为43.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有42.5％，比2000年高7.2个百分点。
从有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费比重和如此高的资本形成比重。2002年，在表2所示的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消费比重最低的新加坡占国民收入的42.2％；最高是美国，占国民收入的70.3％；算术平均为58.1％；资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国民收入的26.5％，最低是俄罗斯，占国民收入的16.3％，算术平均为20.3％。十分明显，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如果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则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偏低约2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比重偏高约20个百分点。
表2 2002年有关国家和地区消费与投资结构
居民消费(％)
国内总资本形成(％) 净出口(％)
新加坡
42.2 24.3 0.0
马来西亚 45.0 23.818.4
俄罗斯
48.9 16.312.7
法国54.8 19.3 2.1
加拿大
56.3 20.2 4.4
日本57.2 23.6 1.3
香港58.3 26.5 5.1
德国58.6 17.9 4.3
巴西60.6 21.2-0.9
台湾63.1 16.9 7.4
印度64.2 22.9-0.8
英国66.4 16.5-3.0
印尼67.4 16.7 8.5
美国70.3 18.2-4.1
平均值
58.1 20.3 -
最低值
42.2 16.3 -
最高值
70.3 26.5 -
资料来源：[日]矢野恒太纪念会编辑发行《世界国势图会》
图4 我国劳动所得比重与居民消费比重正相关(％)
出现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较高。1978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相关系数高达0.883。由于在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之间还存在着消费倾向因素，因此两者不可能完全相等。从图4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总体收入较低，消费倾向较高，消费比重的下降慢于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倾向有所下降，消费比重的下降开始快于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
3.导致产业结构长期难以优化提升
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较低，制造业层次亦较低，深层次原因其实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生活服务业发展受到居民缺少购买能力的制约。生活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城乡居民购买劳务消费。但由于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在购买必要的物质消费之外，就很少再有较大的支付能力。在这一状况下，居民要么是选择价格较低的劳务消费，要么是以自我服务来替代劳务消费，所有这些都阻碍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居民收入相对较少还直接制约了金融、投资理财、房地产等的发展。
制造业优化提升同样也受到了居民收入较少的制约。居民收入较少直接导致市场需求长期以价格较低的中低层次商品为主，同时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也在一些领域影响了资本和技术对于劳动的替代，弱化了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
服务业增加值还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资是服务业的主要成本，在劳动力价格较低情况下，同样功能的服务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较少，从而大大低估了服务业在GDP中的地位。这也使得服务业的发展较难产生相应的利润和税收，进一步弱化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积极性。需要说明的是，制造业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术装备价格的国际化，加之工资比重较低，因此增加值低估问题尚不严重。
4.影响社会发展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较高，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投入亦相应较少，用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支付能力也较低，从而直接制约了社会发展。这还影响到居民预期寿命、价值认同、社会分工等社会发展诸因素。进一步看，劳动所得比重较低也影响了社会结构的提升优化。
三、充分认识劳动所得比重上升的难度
党和政府已开始高度重视劳动所得比重持续下降和过低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从当前国内情况看，近期内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预期并不乐观。
1.政府不宜直接干预
尽管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对于宏观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较多问题，但这是一个市场决定的变量，而且因劳动无限供给，政策空间有限，因此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应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2.劳动供需关系仍不利于工资上升
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也只是审慎地认为当前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3]，尚未出现劳动力全面短缺。特别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及其薪酬水平下降，更是威胁着中低层白领工资水平的提高。即使若干年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也会由于资本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而延缓工资提高。这就是说，近期仍会存在着不利于劳动所得比重提高的市场因素，且还会出现局部强化状况。
3.劳动要素竞争力仍相对较弱
当前我国劳动力还存在着多重的竞争力较弱状况。高端劳动较难和境外同行竞争，如中国科技发明水平仍较低，又如麦肯锡在中国咨询项目的收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国内咨询机构收费至多几十万人民币。低端劳动既较难和工资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竞争，也较难和现代装备竞争。
4.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劳动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结构越来越偏“重”，这些行业大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由于国内外竞争加剧，传统产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有利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而不利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
当前，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提高城乡居民劳动收入是事关中国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实施执政治国根本理念的基本要求，要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一是积极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计税工资征缴办法，根据全国区域发展差距和消费性支出差距较大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征缴标准，用税收杠杆促进企业主提高工资。二是严格劳动监督执法，定期按一定比例抽查企业劳动执法状况，建立县市政府定期向社会公布劳动报告的制度，还要通过限制加班、发放和提高加班工资等手段，促进企业主增加用工。三是支持和引导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有组织地建立与企业主的工资协商机制，增强工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四是普遍建立农民工劳动保障制度。五是大力扶持微利型企业等的发展。六是适当加快提高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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