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基础理论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财政理论，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
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国家分配论为主流的财政学理论体系，但在具体实践和研究中，一些财政学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往往简单地把财政学看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管理学或应用科学。其原因，一是在思想方法上，忽视了财政学的本质问题，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正含义，没有搞清楚财政与国家的关系，因而不可能搞清楚财政是国家职能的实现手段。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把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人为地分隔开来，进行孤立研究。这是不对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就财政论财政，就生产论生产，就消费论消费，就分配论分配，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解释、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分配和交换是中介环节。财政理论，如果不认识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如何能准确、全面地研究财政问题？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如何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应该说，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部门的经济管理学；是财政经济的基础理论，而不是纯应用性理论。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说被推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都把财政学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予以阐述。与此同时，西方财政学讲述的内容，也不是只讲财政问题，而是在对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对财政问题进行研究。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原理，马克思形成了科学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经济，必须不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生产力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在此基础上，使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国家这一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财政的分配关系是经济基础，国家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分配的依据是财政政策，手段是杠杆，这属于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行为，属于上层建筑；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职能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分配是通过制定政策以国家行为组织的，一切财政的分配行为，都是国家行为。它必须通过各种杠杆作用于经济基础。只有理解、研究这些问题，才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功效，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我们研究财政学，就必须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理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再生产原理为理论基础，用这个理论基础来构建我们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
二、研究财政理论，必须首先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
发展经济，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正确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财政作为分配、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就必须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了解新形势下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研究财政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我国幅员辽阔，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近两年出现了所谓的内需不足问题，使得不少经济学家感到迷惑。一些学者按照他们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如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放松银根，可以解决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近年来，国家7次下调利率， 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刺激国内需求。但从这些政策执行的情况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需求仍没有因降息而有所提高。为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致。实际上，我国的经济不是萧条，而是“货不对路”，是在满足有效需求基础上的供求新矛盾，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这是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今年1—5月份，我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9.7%，零售销售总额增长了7%，物价下降了3.02%。 零售总额的增长指数与物价增长指数相加，今年国内的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上升了10%以上。而去年我国的消费实际水平才比上年增长6.7%， 今年的消费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同时，储蓄额还增加了6000亿元，增长19.2%。面对这组数字，谁还能说我国的需求不足！
当然，我国目前的确存在着某些商品供大于求的问题，存在着有些商品卖不出去的现象。建国初，因生产力水平低，5.7 亿人口只有3200亿斤粮食，只能实行统购统销，搞票证制，只能是卖方市场。但现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很多产品出现了结构性的过剩。我们解决了“米袋子”，但却存在着大量的籼米卖不出去，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过去是“湖广熟，天下足”；现在是“湖广熟，农民苦”。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大量进口泰国米等优质粮食。其它如水果、牛奶、蔬菜等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那样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件。我们是纺织大国，但棉、麻、丝、毛各种纺织品都大量积压，卖不出去，没有一种能成为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我国是钢铁大国，总产量已达10，120万吨，居世界第二，却有40 %的钢材卖不出去，大量的优质钢还要依靠进口。以上种种，说明了什么？这是传统观念下追求数量而不讲究产品升级换代，产品不适应生产和人民生活在不断改善后新的要求而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不重视科技，不注意发展新科技、开发新产品、改进新品种，导致重复建设，致使产业结构老化的结果，是传统的小生产在现代经济中的体现，是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按照2050年的发展目标发展经济，导致产品结构落后的结果。由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还进一步导致了下岗工人的大量增加，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买方市场与经济萧条是两码事。建国初期，我们出现的卖方市场是生产力水平低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买方市场是两极分化的结果，即经济萧条。现在我们出现的买方市场，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没有经验，产业政策缺乏引导导致的结果。因此，如果不正确地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当前的形势作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
对国内形势要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同样，对国际形势也必须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客观分析。
不能否认，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国家。但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科技的发明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而英国的两大发明，即蒸汽机、纺织机，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开创了机器工业的新时代。再加上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好处，美国才能代替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而跃升为世界一霸。二战后，苏联的太空科技超过了美国，但因军事工业没有转化为民用工业，导致了落后。而美国却在二战后就把军事科技转为民用工业，才促进了美国的强大。
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导致广大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因此，必然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投资必然相对过剩，一部分资本要游离出产业部门，成为游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跨越了国界。
所谓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界的社会分工的产物。但这种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个社会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通过国际经济一体化，把经济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因此，在此同时，各不同地区才纷纷形成各自的同盟，联合起来，与资本剥削作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它不仅可以使集团区域内的生产力布局更为合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加大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国际矛盾的反映。
与此同时，作为资本的重要工具——金融，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自从1876年英国至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底电缆开通以来，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资本的运转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到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资本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这种金融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信用的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为资本在国际上寻找剥削对象提供的一条快捷之路。
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导致了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直接导致了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同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决定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由于市场购买力不足使资本投入产业经济的边际效用下降，这决定了在垄断资本的条件下，有一部分资本必然游离出生产领域，而转向投机市场。由于投机市场脱离了现实生产和再生产，导致了泡沫经济，从而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导致经济震荡。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是没有国界、也没有感情的，只要哪里有利可图，就千方百计地投向哪里。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都会去逐利。而泡沫经济对经济的巨大不良影响，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打击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理若斯潘指出的资本主义的最大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原因。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特别是泡沫经济的泛滥，国际间竞争越来越激烈，决定了经济形势的多变性。
从以上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其本质，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主要矛盾的结果。财政学研究的是以社会再生产为前提的国家分配问题，因此，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结合现实生活，针对国内外形势来研究。
三、研究财政理论，必须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但财政又不等于国家，它仅仅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的一个环节，是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经济手段。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介环节。要使社会再生产有序有效的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分配环节，但不能用分配来代替整个再生产。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理论，还必须搞清楚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
国家的本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上已经作了明确的解释，他指出：“在社会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相应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因此，国家即公共权力，其本质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因此，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剥削的工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其国家职能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十分明确的区别，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我们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但并不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督，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种对宏观调控任务的阐述，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
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因此，财政的职能必须根据国家的职能来确定。社会主义的财政，必须建立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基础之上。
四、研究财政理论，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
由于国家制度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理论，既有着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特殊性的一面，也有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的普遍性一面，双方不能偏废，也不能用一个方面来代替全部。因此，我们既要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中吸收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些基本规律的东西，扬弃其特殊性的东西，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理论。
如何正确掌握特殊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使我们在吸收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普遍规律上不会出现偏差，在研究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时不会出现漏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时间、地点、条件，实事求是，认真分析财政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来研究我国的财政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其每一个理论，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如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是他们的理论，都是以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研究对象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的理论都代表了不同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提高资本剥削率，保护资本剥削制度。研究经济问题时，他们也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上进行了一些研究，试图寻找资本剥削的最佳比例和最大范围，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即广大工人生活水平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有相应提高的同时，保证资本剥削最优化和对外市场占有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经济学在微观管理上，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但在宏观上，他们提出的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只能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治表之策：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不可能救资本主义。二是他们的理论，是根据市场经济不同的发育程度来研究的。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缓和劳资关系，采取了社会福利政策，使资本能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下取得更大的利润。因此，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财政意义上讲，他们理论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而不断加强。国家从亚当·斯密时期的守夜人发展为今天影响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些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我们是应该吸收的。
但我们的财政学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学，因此，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必须要搞清楚我们的财政学与西方的财政学的异同。从共同点来讲，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商品货币关系，还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资本主义也要发展市场经济，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从不同点来讲主要有：一是生产目的不同；二是经济基础不同；三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同；四是调节经济的主体不同。
在研究财政问题时，必须要坚持从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扬弃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吸收其精华，而不能简单地搞拿来主义。目前的一些理论，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比如说，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把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公共性财政管理方法用于我国的财政实际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国的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确，公共财政论有一定的道理，如古代的祭天、农田水利建设等。但国家出现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公共支出已经分成为统治者个人服务（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皇陵）、为统治阶级服务（如警察、司法）、为社会服务（如国防、教育）三种，已经不能用公共财政来包括；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财政已经转化为第二重剥削，也不是公共财政。而且，所谓的公共财政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也就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它的支出带有很大的阶级性，也不能用公共财政来概括。因为，西方的公共产品论是以资本投入必须得到相应报酬即资本剥削剩余价值为依据的，而我们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支出则是以马克思生产资料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为依据。因此，把公共财政论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用于具体方法的研究上，是可行的，但却不能作为财政的基础理论。
五、社会主义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
从上述对财政学研究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建国50周年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好财政学理论，就必须要准确把握财政学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理论基础，站在社会再生产的角度，以社会总产品为分配对象，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标准，充分考虑国民经济的总体而不能局限于某个局部。这是我们研究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前提。
财政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手段，因此，研究财政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基础。而要科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哲学原理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发展史方面的具体运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力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生产方式再生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全面的理解。财政学研究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须从整体上了解社会再生产的过程。通过分配对消费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目的，确定财政政策的目标；通过分配对生产的研究，明确社会再生产的手段，研究实现财政政策的措施；通过分配对交换的研究，明确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实现的形式，研究财政为实现再生产目的而采取的方法；通过对分配本身的研究，确定财政工作的理论和操作机制，从而使财政能对整个国民经济都能发挥其制导作用，使国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分配的主体，从而确保财政真正地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使财政学真正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财政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财政学必须研究社会的三大基金和六项扣除。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全方位的分配，因此，财政学研究的对象也必须包括各阶层的分配。尽管在分配形式上有直接分配、间接分配。直接分配，如预算分配、税收分配；间接分配，如价格、利息、汇率、工资、财务体制等。但不管是直接分配，还是间接分配，都是用来调节各阶层的分配关系，都必须由国家制定政策，由国家有组织地指导分配。因此，社会主义的财政学，也必须是国家分配论的财政学。
国家分配论有其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根据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践，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形成的，经受了从供给制、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考验，是当前我国财政理论界中比较全面的一个理论体系，体现了财政学作为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特点。尽管如此，它在市场经济的研究、在价值规律的研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等方面，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但不能推倒重来。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总的讲，其主要的观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评论蒲鲁东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这句话，进行了分析，说这句话一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之下，加了评述：“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个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的所有者，而是纯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积累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我们讲的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就以国家为主体，以社会为主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基础的。这是在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的主人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是不适用的。所以，主体论，实际上是一种革了资本的命的分配理论，是革命的分配制度，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国家分配论认为，要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的职能，一是要通过财政调控手段，调整好生产关系；二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调节生产力结构，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形式，是促进小生产走向大生产，小商品走向大市场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要求。因此，我国的财政工作，也不能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忘记了其目的，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通过国家分配，达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2.制导论。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的两方面的职能，决定了分配的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不是简单地对预算收入的再分配，更不是简单地制造公共产品，限于公共消费。因此，财政学研究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消除三大差别；如何通过分配环节，来制导生产、消费和交换，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有序、高效地运行，使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得以实现。
制导论的另一层意义是：国家对经济的制导是主观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不是瞎指挥。财政制导论必须是科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制导。财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点，尽管这种反映有一定的滞后性，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相关性，其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为确保财政在制导经济中的主动性，财政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问题，充分掌握各方面发展的规律，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财政的关系，提高财政工作的能见度，加强可控度，使财政真正按战略目标有步骤分阶段地有效制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3.结构论。社会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需要。而要使这种需要被满足，就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因此，财政制导经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使生产力不断地向现代化发展，使生产关系结构也要随着生产力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起点，过“左”的历史，给予我们很多教训，必须加以纠正。因此，必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由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是十分相关的，每个环节对其他三个环节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结构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要从再生产四个环节入手，研究财政如何采取措施，影响另外三个环节，并通过社会再生产的运行，体现国家的意志，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4.机制论。分配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机制论，就是研究利益关系。每个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机制的研究，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的运行，有着自身的规律。同时，它对其他三个环节的影响，也有着自身客观的规律。因此，财政学研究，还必须研究分配领域的有关规律，深入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分配领域的规律，研究分析分配和再分配的运行机理和机制，使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更符合社会再生产的需要。
由于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因此，财政机制，必然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企业）、个人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区域之间的分配关系。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此，财政机制，必然要考虑利益机制，按照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
机制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研究清楚如何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手段之后，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使这几种手段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使我们的财政工作能真正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体现国家的目的。因此，我们实际工作中面临的国家预算管理、税收管理、财税制度、财政体制，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套等等，都涉及到这方面问题，都需要通过对机制论的研究，找出其发展规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国家分配论也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今后，国家在调控经济中的职能将会发生很大变化，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体现也将出现新的形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将日新月异，国内外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很多不可测因素。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也是不断演变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家分配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就是希望在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过程中，广大财政研究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的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一部分，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使我国的财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达到小平同志提出的“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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