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敦煌音义汇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音义论文,初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只剩有限的时光了。现在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涵盖整个世纪的总结性的书,有的已捷足先登。然而20世纪之末并非“世纪末”,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最后几年的发展势头肯定会比以往更强劲,是“加速运动”!在学术上还会有高质量的论著出现的。刚刚问世的《敦煌音义汇考》就是这样的论著。这是现知全部的而且经过精心整理的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的第一次汇集,仅凭这一点就意义非凡,语言学家、敦煌学家、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都会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感到十分欣喜。
一提及“敦煌”,就得回溯到本世纪初,王国维向伯希和索得《切韵》残卷三种的照片,即抄录刊布,揭开了中国音韵学史的新篇章。此后历经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姜亮夫、潘重规诸家,至上田正《切韵残卷诸本补正》(1973)、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敦煌韵书的资料几近全备,敦煌韵书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敦煌的语言文献中,除了韵书残卷外,尚有音义书亦当视为珍宝。虽然《毛诗音》(斯2729)、《楚辞音》(伯2494)《文选音》(伯2883)等自披露以来,也曾有中外学者加以研究,但是许多音义写卷或默默无闻,或被误解,甚至连标名也不副实,音义书的整理状况及研究成果总的来说较韵书逊色,人们往往把诸种韵书残卷视作敦煌语言文献的代表,而音义书却从无人汇集。现今我们得感谢张金泉、许建平二位先生,《敦煌音义汇考》(以下简称《汇考》)的出版使我们了了世纪愿,圆了世纪梦。《汇考》对敦煌音义写卷和注音写卷作了全面的汇辑与认真的整理,洋洋大观一巨册,证明了敦煌音义写卷作为语言文献足可以与韵书残卷比肩方驾,使学术界一新耳目。
关于敦煌音义书的价值,容举数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五代末和宋初方始有印本,但删改不少,而敦煌《周易释文》(斯5735、伯2617)系唐玄宗开元年间写本,“传本无而残卷有的条目达72条之多”(《汇考》页2,以后径省书名),《尚书释文》(伯3315)“写本有而传本无者158条”(页61)。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敦煌写卷,“用以校勘今之传本,每每证其讹漏”,“保留了不少古本经文之文字,当有助于古经之整理”(页857)。《佛本行集经难字》(伯3506)“写卷存古经旧宇”(页1181)。这些只是一斑。
将这些具有高度价值的文献,搜罗齐全,汇为一编,是项大工程。张、许二位板凳甘坐六年冷,逐卷审读敦煌遗书,钩沉辑辍,辨妄存真,终于获得音义写卷643号,汇为33种;又爬罗剔抉,纤细不遗,将片音只注集为《四部书散音汇录》和《佛道经散音汇录》两种,分编为四部书、字书、佛道经音义三大部分,敦煌音义的全部蕴藏从此陈现于学界。这本汇集,其特点在“汇”,难点在“考”。例如《金光明最胜王经》,唐释义净译于长安三年(703年),敦煌写卷近千号,但多为残帙,《汇考》分别有注音与无注音、音义专书与经文卷末附音义及字里行间的注音,汇为二类三种编入(页1198)。伯3823,诸家敦煌韵书汇集皆未收录,《汇考》拟名为“韵书摘字”(页526)。《杂集时要用字七种》“自遗书发现以来,未有摹录和整理”(页745),《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残卷四号“发现至今,尚无应有的整理和研究”(页834),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张义潮变文》各只有一个反切注音(页501),凡此皆不遗漏,可见用力之勤,用心之细。众所周知,殷商甲骨片有缀合问题,敦煌残卷亦然。姜亮夫《敦煌碎金导言》:“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而《汇考》所做的缀辑工作在在皆是。如考辨伯3971、伯2948、斯5508、李39、斯3553五个卷子皆为释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抄卷,可洪之书早佚于中土,传世唯见高丽藏本而已,“写卷所据本比高丽本古”,更显珍贵(页1006)。
《汇考》于每种写卷都有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含标题、年月、作者、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以及重要研究论文的简要评述,校记除考录异文,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即以拟名而论,力克以前敦煌学者的误拟、泛拟、分拟三病。如将《庄子释文残卷》改为《庄子集音》(页362),更《字宝碎金》为《字宝》(页545),将伯2901的泛拟名《残佛经音义》定为玄应《一切经音义》节抄(页914),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分拟的五个卷子归在《随函录》一名之下。该书辨正前人之失的地方也很多。如否定徐邈著作一种,又确认徐邈著作一种:斯2053,“王重民认为是东晋徐邈之《礼记音》,其说不确。残卷非徐邈所作之《礼记音》,乃是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另外一种《礼记音》。……不仅为研究南朝音系提拱了宝贵资料,而且其所用《礼记》为六朝之本,在校勘上亦有很高价值”(页210)。伯3602,“王重民定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残卷,学界宗之,今经详细考证,定为东晋徐邈《庄子集音》残卷。《庄子集音》残卷之发现,……对于我们考证两晋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通过残卷所集诸家之音,与《释文》比照,钩沉辑佚,得司马彪、郭象、李轨、李颐等训释《庄子》的音义佚文二十余条”(页362)。《注音本开蒙要训》(伯2578),罗常培先生曾充分研究此卷及其他资料,而成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然所据《敦煌掇琐》录文多讹误,虽有校正,锋未尽”(页531),《汇考》作者又复补正若干则。重视文字的考辨是《汇考》“校记”的特色,《字宝》(伯2717)平声“相□倚乌皆反”,《汇考》校记:‘’,俗字,字书未见。白居易《岁除对酒》诗‘醉依乌皆反香枕卧,慵傍暖炉眠’曾借‘依’字代之。至《龙龛手镜》始用‘挨’字,‘挨,乌皆反,倚也’,见卷二手部。”(页559)这则校记令人击节叹赏。白居易的做法是训读,《字宝》则用民间俗字“”,1986年《汉语大字典》未收此字。校记的重点之一是辨字音,“辨字音主要引《广韵》注音作声、韵、调对比”,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咎”的注音是“旧”,校记:旧,“《广韵》在宥韵,‘巨救切’;‘咎’在有韵,‘其九切’。浊上字与去声字互注。”(页1127)显然,只有工于音韵者才能作出这样的校记。
敦煌韵书是语言学的富矿,敦煌音义书同样也是语言学的富矿。
其首先是音韵学的富矿。例如东晋徐邈《庄子集音》(伯3602)等保存了许多《切韵》前或同时的反切,为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语音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至于可洪的《随函录》则对研究晚唐五代语音具有重要意义。唐代的音义写卷和注间残卷与切韵系韵书比较,互异的反切俯拾皆是,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若干语音现象。兹举其荦荦大端于下:
1、清浊声母字互注:见于《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妙法莲华经音》(页1187)等。
2、泥来不分、娘日相混:《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
3、歌麻互注:《金光明最胜王经音》(页1198)。
4、佳麻互注:《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音义》(页1111)。
5、泰队相混:同上,“最注‘子内反’,‘内’《广韵》在队韵;‘最’在泰韵,‘祖外切’。”(页1126)。
6、止摄字遇摄字互注:《大般涅槃经音》(页1032)、《诸杂难字》(页1272)。
7、齐混入止:《金光明最胜王经音》(页1198),又如《菩萨布萨法》“底”注丁里反,《广韵》底为荠韵字,里乃止韵字(页1261)。
8、齿头音四等混入正齿音:《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
9、梗摄字齐韵字互注:《大般涅槃经音》(页1032)、《佛经难字》(页1210)。
10、阴入相通:《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页834),又如《俗务要名林》之伯5001卷《“髻”注“即”,前者为《广韵》去场霁韵字,后者乃入声职韵字(页738)。
11、浊上变去:见于《注音本开蒙要训》(页531)等。
南北朝时期韵书蜂起,陆法言《切韵》出,定于一尊。唐代是切韵系韵书繁荣的时代,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存》是研究切韵系韵书演变史的名著,魏建功先生遗著《韵书研究纲目》将在明年出版。如果我们要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继续研究韵书流变,《汇考》所搜集的音义写卷643件的大量注音是绝好的资料。如《字宝》序称“援引众书”:《翰苑》、《玉篇》、数家《切韵》”(页547),《字书(伯3016)》,“谈韵居阳韵之前,蒸韵在侵韵之后,俨然李舟以前之《切韵》次序”(页504),《韵书摘字(伯3823)》“观其分韵、字次及注音,颇同王仁曚《刊谬补缺切韵》,……但以其收字有超出王韵而见于《广韵》者,推测当是王韵以后唐代末年韵书,将有助于考溯(切韵)系统在唐代之流变”(页526)。而伯3823卷姜、潘、上田、周诸敦煌韵书汇集皆未收录,益显珍贵。敦煌音义书内也有唐代语言情况的记载,《字宝·序》:“今天下士庶同流,庸贤杂处,语论相接,十之七八皆以协俗。”(页545)于此可知唐代语言的统一和口语的优势。该《汇考》也提到“吴音”,《观世音菩萨咒(斯6978)》“吴音呼第(按,当为底)张第反”(页1268),此系吉光片羽。这批音义资料是研究唐五代词汇的宝库。《俗务要名林》,按义类分类,辑录当时日常用语并加注音义,凡此残卷共存语词1200余条(页645),《杂集时要用字七种》“可视为《俗务要名林》之无注简本或条目表”(页745)。《字宝》“全书辑录当时口语词480余条,逐条注音,唯很少释义,寓口语词闻音知义之意”(页545),《字书(伯3016)》“多收日常用字与口语”(页504)。《汇考》诸敦煌音义卷的数千条语词也足资考证唐代生产、经济、社会生活等状况。
敦煌音义更是研究唐代文学所必须利用的大宗资料,诸卷俗字可谓车载斗量,很多未为本世纪80年代的《汉语大字典》所采入。再者,斯388残卷是郎知年于贞观年间所撰的《正名要录》,佚失多年,今幸得重现人间(页790)。又如《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页834),其书名即揭示当时字样书之多,该书以“时要”为重,“正俗”并行。字样即规范字之意,可见唐代自初年就有不少有识之士重视文字的规范化。《汇考》收敦煌音义写卷分三大部分,字书是其一,为数甚夥。
对于研究中国书籍史及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家来说,敦煌遗书是道道地地的宝藏。这本《汇考》所收诸卷及其所涉上自六朝古籍,下至宋初,内容既有一般汉籍,又有佛道经;这都是辑佚的渊薮,意义巨大。
这本《汇考》以其搜辑的齐备、题解的精彩、校记的渊博必将得到相关学人的高度重视,而杭州大学出版社的胆识也应受到赞赏:竟然肯出这样一本具有学术价值却不能赚钱甚至要赔的厚书。
敦煌韵书的几次汇集,虽然《唐五代韵书集存》后出转精,然而有些图版印得模糊不清,实为憾事。不意13年后的这本《汇考》仍有若干图版模糊难识,如同甲金文有识字问题,敦煌俗字必然也存在多人多年不断辨识的过程。他年若出第二版,建议首先在图版和录文上加以改进。再将著者自己的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和其他学者的高见充实进第二版的题解和校记中去。
杭大是敦煌学中心,建议张许二先生再接再厉,将世界各国所藏的敦煌文献中的语言学资料全部辑录出来以飨学界。
我系初读《汇考》,初读者,粗读也,所言挂一漏万,望外即在引玉。
附注
《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大32开,1315+12页,印数1000,定价6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