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新论论文,科举论文,书院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宋代以来大多数学术学派一样，清代汉学家亦将原有的书院作为研究和传播基地，汉学各派的领袖人物和学术中坚或肄业、或执掌、或主讲于书院，书院因此而成为汉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场所。由于乾嘉学者采取了独特的教学内容与方式，汉学书院与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职能的考课式书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就使人们以为汉学书院的职能不是为科举服务，而是讲求学术，甚至视其为改革片面追求科举的考课式书院的榜样。20世纪30年代，书院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盛朗西先生就提出汉学书院“皆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与专试时文之书院固不同。”[1](P159)民国教育史大家陈东原先生则将汉学书院视为“专重经史，不及制艺举业之书院”。[2](P60)至80年代，李国钧先生指出汉学书院的出现“打破了专搞八股帖括的坏学风”。[3](P60)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汉学书院是改变“以课时文为主的积重难返格局”，“恢复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学风”的主要推动者。[4](P889-890)然而我们在关注汉学书院重视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同时，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类书院生徒的科举及第率都相当高，成为当地科第最盛的教育机构。这种形式与结果相背离的现象，凸现了重新梳理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的重要学术意义。（注：18世纪出现的以讲求汉学为主的书院与嘉庆五年(1800)出现的诂经精舍等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对待科举制度问题上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不涉及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等书院。）
一、山长延聘：学术造诣与科甲出身并重
18世纪汉学书院的数量不多，主要有苏州的紫阳书院、江宁的钟山书院、扬州的安定和梅花两书院、江阴的暨阳书院、徽州的紫阳书院、旌德的毓文书院等。汉学家纷纷受聘担任这些书院的山长或主讲，他们往往都有着较高的科甲等第。笔者将进士出身的著名汉学家陈祖范、卢文弨、钱大昕、戴震四人执掌书院的情况统计如（见表1）：
表1 陈祖范、卢文弨、钱大昕、戴震四人执掌书院的情况统计表
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些汉学家获得书院山长或主讲职位究竟是凭借科举出身还是学术造诣。由于学术水平是决定汉学书院社会声望的重要条件，因此与考课式书院片面强调科举出身不同，这类书院延聘山长或主讲时将其汉学造诣作为主要指标。如汉学大师陈祖范深入研究儒家元典，而且颇有心得，“于学务求心得，论《易》不取先天之学，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5](P13150)正是由于他在汉学研究上有著作等身的成就，加之训导有方，不少书院都竞相延聘其担任山长。《先正事略》载：“陈祖范字亦韩，……诸多大吏争先延请为师，先生勉应之。”（注：转引自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其他不少声名显赫的汉学家大都在多所书院讲学，以书院教学为终身职业者也不乏其人。吴派大师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执掌苏州紫阳书院16年，最后老死于书院之中。可见，著名书院在聘请山长或主讲时都将学术造诣作为主要条件。
由于汉学书院将学术造诣作为延聘山长的重要条件加以强调，而对被聘者的科举出身并未提出明确要求，因此在延聘山长这一关键环节上，书院与科举之间关系似乎显得十分疏离。但我们认为不将科举出身作为延聘的重要条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这一条件。张仲礼先生通过研究发现，科举功名是获取教职的重要条件，而且是比较基本的条件。[6](P89)层次较高的书院需要聘请获得较高功名者出任山长或主讲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了，因而无需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来加以强调，表1中主持书院的汉学家都是科甲等第较高者的现象亦可得到合理解释。因此，汉学书院在延聘山长这一环节上还是与科举制度有着直接关联的。
二、执掌书院：发展学术与科举教学并举
在典型的政教合一体制下，朝廷将教育事业作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各科乡、会试及第数量则是衡量各地教育事业发达与否的最直观数据，而学术风气的高下往往不会被列为重要的考核内容。随着清代书院的官学化，各级地方官吏将书院视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有相当一部分书院就是地方官吏为提高所管辖地区的科举及第率而兴建的，他们不大可能偏重书院的学术研究而忽视对科举及第率的追求。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汉学家执掌书院必须在重视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同时，通过科举教学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以提高书院生徒的科举及第率。
汉学家们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将汉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目的在于培养更多的汉学人才。以执掌多所书院的汉学大师卢文弨为例，他在27年的书院教学生涯中，完成了多部学术著作，笔者根据柳诒徵先生编著的《卢抱经年谱》列表如（见表2）：
表2 卢文弨讲学书院期间学术成果统计表
在书院教学中，卢氏通过让生徒参与校勘工作来学习汉学，不仅能加快学术研究的进度，而且能培养生徒的校勘能力。严元照说：“抱经先生嗜古好书，每观罕见之本，辄课生徒分抄，抄竣，亲以朱笔校勘，所抄之书，卷以百计。”[7](P48)可见，书院确实是乾嘉汉学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基地。[8]
与此同时，汉学家还尽量适应生徒和社会的需要，开展科举教学。不少著名的汉学家执掌书院时，将科举教学作为书院工作的重点之一。杨绳武主讲钟山书院时，并不反对生徒从事科举之学，只是要求他们“经明行修，文章尔雅，不愧为读书种子，而后可不愧为书院之士”，旨在培养“开来继往，为圣贤不朽之业”和“砥节励行，为豪杰有用之才”[9]的生徒。为革除八股文空洞无物的弊端，杨氏主张通过学习经学来充实八股文的内容，使其能言之有物。由他订立的《钟山书院规约》明确要求生徒“穷经学”、“通史学”，并为生徒开列出了一个详细的经学书目，其中包括十三经、十三经注疏、五经大全等历代经书和注疏，将研习这些经学典籍视为写作优秀八股文的重要知识积累。
杨绳武的继任者卢文弨曾试图改变汉学书院科举教学和学术研究并举的做法，将科举之学排斥在教学内容之外。但这种努力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愿意跟随他研习汉学的学生寥寥无几。他在《寄孙楚池师书》中说：“在钟山几五载，幸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尽管这可以看作是卢文弨的谦逊之语，但也能传递出跟随者甚少的信息，以至于他不得不承认“渐染俗学已深者，始终不能变也”。[10]出于教授这些“染俗学”者科举之学的需要，进士出身的卢文弨有时也“不得已而看时文，讲时文”[10]（《答彭允初书》，P703），以满足开展科举教学的需要。
可见，汉学家执掌的书院同时兼顾汉学研究与科举教学，使书院不仅成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场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士人读书应举的要求，为汉学书院在科举社会中生存与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大的空间。
三、学习汉学：提高科场竞争能力的利器
由于对乾嘉学派的研究领域、治学方法的片面认识，不少学者将其视为专重考据而无义理的学派，因而称之为考据学派。而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又是以义理为主，特别是头场的《四书》文和第三场的策论更是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融会贯通程度和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而非单纯的诵记知识。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一个结论，即汉学书院的教学对生徒写作八股文没有太多的帮助。
其实，乾嘉学派绝对不是只讲求考据、没有义理的学术流派，只不过其讲求义理的方式与程朱理学不同而已。在乾嘉学派看来，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只是把握儒家经典的手段，其终极目标在于以此来阐发义理，讲学于书院的著名汉学家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都坚持这种为学理路。
而写作八股文不仅需要掌握固定的格式和行文技巧，更要求考生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汉学功底。汉学功底主要是指对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掌握程度。汉学家们大多将汉代古文经作为研习重点，不少人成为研究某一或几部儒家经典的专家，如惠栋之于《易》，钱大昕之于《春秋》、《尚书》，戴震之于《孟子》，卢文弨之于《春秋》、《周易》等等。当这些研究成果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以后，往往能使书院生徒形成更为开阔的经学视野，所作的八股文也不会空洞无物、索然寡味。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曾经要求在教学内容中增加经史知识，以纠书院片面强调科举之偏，上谕云：“嗣后书院肄业士子，令山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11](P256)可见，书院的汉学教学对生徒的八股文写作有相当大的帮助，他们所作的八股文被考官从数量众多的试卷中荐出的几率亦明显增大。
尽管科举考试头场的八股文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关键，但对二、三场考查的经史知识也有相当高的要求，因此平时研经治史的汉学书院生徒在应试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如台湾的《文石书院学约》明确写道：“今国家取士，乡会第二场，试经义四篇，所以重经学也。至于第三场，多有以史事策试者。史学亦何尝不重？是经之与史，有不容以偏废者也。”[12]卢文弨在书院完成的著作中，即涉及到《周易》、《春秋》和史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应试所需要的知识都是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提高，经史知识的分量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增加。自乾隆朝开始，不少地区在乡试的时务策试题中增加了对经史知识的考查，并要求考官在阅卷过程中平衡考虑三场的成绩，认为经义和策论是考察士人不同方面能力的重要手段。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廷再次要求考官重视第二场考卷，提出如果经旨荒疏、剿袭肤浅者，即使其余的答卷都合格亦不能录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乡试考题中经史知识的分量明显增加。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己亥恩科，浙江乡试策论题对经史考证知识的要求就相当高，出题云：“古有事于学者三，《月令》学正司舞释菜，其名见诸《周礼》与？周以前，有举者与？释奠之礼，视释菜、释币何若与？孰用尸用乐，孰否与？同谓之释何与？若山川庙祀之社，亦释奠与？……”[13](P22-23)此题既表现出考官推崇汉学而贬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亦表明乾嘉汉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这样的考题远不是一个只学习八股文写作技巧和程朱理学的考生能顺利回答的。
不仅如此，经史知识还被纳入科举考试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命题范围之内，而且分量亦不断增加。乾隆十年(1745)殿试题为：“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14](P82)有的殿试题目考察的知识更为细致，对考生的史学功底有更高的要求，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殿试题问：《通鉴》的“同撰者何人？分代者何属？采取者正史外何书？略而为目录，析而为甲子纪年，订而为考异，别而为《稽古录》，体例可陈欤？”[15](P127)考试内容的这种变化有助于学习汉学的考生在殿试中出类拔萃。（注：关于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变化与乾嘉汉学关系的论述参阅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4页。）因为与乡会试不同，经史时务策是殿试的唯一考试文体，时务策的优劣也因此成为确定士人等第名次的唯一依据。
尽管如此，由于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作为命题的主要依据，而乾嘉汉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二者的为学理路明显不同，如何避免在科场作文中因观点相异而遭淘汰是信奉乾嘉汉学的考生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对此，书院生徒往往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没有将与程朱理学相扞格的观点带进科场，更不会在其所作的八股文中直接表露出来，而是尽量与程朱理学保持一致。不少书院生徒在学习汉学之前已长期学习程朱理学和应试技巧，有的还有科场鏖战经历，甚至已经获得了较低功名，他们已经不需要汉学书院专门讲授诸如八股文写作技巧、诵记《四书》之类的初级应试知识了。所以虽然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的教学有显著的差异，但也不会对生徒应试产生不利影响。
四、教学效果：书院的科甲鼎盛
通过学习汉学知识，书院生徒不仅获得了汉学知识，而且提高了应试能力，为其在数以万计的士人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绝大多数汉学书院都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场所。
钟山书院在杨绳武的执掌下，出现了科甲鼎盛的局面。据杨绳武的《钟山书院碑记》载：“数年以来，书院诸生或以乡会举，或以实学优行举，以及学使岁科、节使采风，大都得之书院者为多。”顾镇进士及第之后曾任宗人府主事，以年龄原因辞官返乡之后，进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汉学，后北上执掌京师的金台书院，培养了大批的科举人才，史称“游门墙者千人，登科甲者百计”。[16](P503)苏州紫阳书院培养了大量的科举人才，如22岁的钱大昕入苏州紫阳书院肄业，两年之后便成为了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又登乾隆甲戌科进士。[17](P12)另一位汉学家王鸣盛求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也大致相同，他于乾隆九年(1744)23岁时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乾隆十二年(1747)考中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被取为榜眼。[18]如果汉学书院不教授科举之学，或者在书院所学习的经史知识对于应试没有帮助的话，他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金榜题名决非易事。
笔者根据支伟成编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和乾嘉汉学家年谱所载的求学经历，将乾隆时期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并获得较高科举功名的汉学家统计如表3。
表3 苏州紫阳书院获得科举功名生徒统计表
尽管由于史料欠缺，笔者无法统计每一位执掌书院的汉学大师门下生徒的科举及第率，但从上面的统计亦可以窥见苏州紫阳书院科举之盛，特别是乾隆十九年(1754)同时登科的五大汉学家（钱大昕、纪昀、王昶、王鸣盛和朱筠等五人）中，就有三人出自苏州紫阳书院，其中王鸣盛还被取为榜眼，这足以证明18世纪中叶苏州紫阳书院科第之盛。
尽管18世纪讲求汉学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与考课式书院大相径庭，但在科举制度已经成为朝廷“抡才大典”的社会大环境之中，为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要，由获得较高功名的汉学家执掌的书院在开展汉学研究、传播的同时，将科举知识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不仅有助于生徒应试时写出言之有物的八股文，而且还能提高生徒应答经史试题的能力，这可以从书院生徒的科举及第率上得到印证。汉学书院在成为汉学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的同时，也是其所在地培养科举人才的摇篮。可见，汉学书院不但不反对科举制度，而且还有助于生徒应举，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