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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20亿元，增长2.8％，回落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0778亿元，增长11.5%，回落1.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993亿元，增长10.9％，回落0.4个百分点。从上述经济指标来看，国家的从紧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弱点。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7.8％，农村上涨8.7%。宏观经济出现增长放缓，通胀加速的迹象，如果不作出相应调整，则中国经济存在滞涨风险。
(一)货币政策无效的体制原因：银行上市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近几年来，政府陆续出台了系列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令其头疼的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仍然非常乏力。虽然，今年3月份CPI涨幅环比下降0.7％，但仍高达8.3％，离08年全年的调控目标4.8％的距离仍然较大。
纵观本轮的通货膨胀，不难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的推动、基础货币的过度投放是导致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正是希望适度减少货币的投放，来控制通货膨胀。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无可非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常常受阻。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政府部门的监管体制不完善，存在部门之间的一些政策目标相互冲突问题。典型的就是银行上市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矛盾。2004年中国银监会从央行中顺利“分娩”，加上此前已分离出来的中国证监会(1992年)和中国保监会(1998年)，构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结构。为了满足银监会的8％资本充足率和4％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银行资本扩张冲动很强烈。同时，银监会也鼓励银行改制上市，通过做大做强来消化银行运行风险和降低不良贷款率。一旦银行上市，资本市场就会对其盈利能力提出要求。因为，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必须要对股东负责，而对盈利仍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的上市银行而言，自然有强烈的资产扩张和信贷扩张的冲动。银行总资产的扩张，因受制于8％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往往取决于股东权益和附属资本的扩张。而银行信贷扩张又受总资产的限制。2006年以来，我国各大商业银行上市或增发，导致其股东权益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如图1所示，2007年南京银行A股IP0后其股东权益增长了256％；而2006年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境内和香港上市导致其股东权益增加了1400多亿元人民币。2006年以来，这十几家银行由于IP0或增发融资导致的股东权益总的增加了5000多亿元人民币。不考虑到附属资本的同倍增长，在满足资本充足率约束的条件下，多增加的5000多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70％的存贷率计算，可以增加4万亿左右的新增贷款。如果考虑到附属资本的同倍增长，可以增加接近8万亿的新增贷款。而2007年新增贷款3.6万亿元人民币，仅为其4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银行改制上市带来的资本金扩张和信贷扩张所释放的大量流动性，与央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即银行上市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效力。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该让银行上市融资，银行上市符合国际化银行发展的战略和思路，也有利于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银行的规范性的科学性运作以及加强其风险控制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务之急要加强各个监管部门的协调性，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货币政策以及我国银行业长期发展等相关问题，而不是独立的片面的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发展规划。
图1：2006年以来银行IPO或增发融资导致的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各个银行2006年年报、2007年年报
(二)信贷紧缩造成企业流动性资金短缺
当前，在宏观调控的各种手段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常规性手段效果已不是那么明显，而最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可能要数信贷控制了。今年央行在信贷控制上采用的是季度控制，其效果还是看得见的。2008年1季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无疑，季度控制显示了政府调控的决心。
为了预防经济过热，政府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本无可厚非，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经济“软着陆”的希望有可能只是个美好愿望罢了。在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空前巨大、信贷紧缩、企业的用工成本大幅增加等大背景下，企业生存环境恶化。许多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资金短缺问题。因此，在银行融资的渠道被大幅压缩的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保持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思考最多的问题。那些手中持有已解禁或即将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二级市场套现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以维持企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
从成本上看，在二级市场上买入投资者的持股成本是根本无法和企业相比的。比如，民生银行持有1.9亿股海通证券的成本大约6元左右，而海通证券二级市场价格仍在33元左右徘徊，是民生银行持股成本的5.5倍左右。实际上，在经历多次分红派息送股转增股后，很多企业持股成本非常低，有的甚至低于1元一下。由此可见，这些大小非一旦存在套现的动机，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如果众多企业达成了减持套现的共识，其共振的效应就会被放大，由此会进入—阵恶性循环。因为，企业的减持会侵蚀二级市场的资金总量，即使企业减持1%，往往也会带来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资金流出证券市场。一旦企业的减持行为具有持续性，那么，将会抑制A股市场的牛市氛围，可能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在前两年的牛市中，基本没有人会在意这些所谓的减持压力，可如今情况变了，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特别是投资机构一旦看清了问题的本质，肯定会义无反顾的跟随大趋势，并抢在企业的前头抛售股票，并在低位接回。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股市情况，不管是蓝筹股，还是绩优成长股，大家伙一起跟着下山。这好比滚雪球，山顶上下来的，就是山腰上的你不愿跟着一起下，他们推也能把你给推下山去。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对中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
政府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此点危害。于是乎，在今年4月20日，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该公司股份总数1％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无疑，证监会发布的限售股转让指导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套现压力。但是，大小非仍有许多对策，套现压力仍不容乐观。比如，很多大非每月出售0.9％也够二级市场受的；有些上市公司小非很分散，且很多小非股东持有的比例不到总股份1％，但是这些小非加起来的总股份占实际流通盘的很大，有的超过10％、甚至20％以上。无疑，这些小非一旦套现仍然对市场的压力很大。由此可见，只要大小非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考虑到经济又存在滞涨风险，何时是尽头，现在谁都不敢下结论，资本市场前景堪忧。
实际上，政府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的信贷控制，往往又使调控走入了计划经济的老路。即一旦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甚至破产，还是由国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总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令人堪忧。
(三)CPI创新高下的思考：粮食和能源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发展
正如市场所预测的一样，食品类仍然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2008年1季度食品价格上涨21.0%，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其他核心CPI分项价格涨幅较为稳定。究其原因，粮食储备下降也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月13日发布报告预计，世界谷物储备将降至近20年来最低水平，全球粮食市场供应趋紧，价格高位的局势短期内难以缓解。这也不同程度影响了各国的CPI指数，中国也不例外。虽说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小麦和水稻的市场与国际市场还处在比较分割的状态，但食品类价格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目前来看，粮食问题必须引起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根据统计局最新的GDP修正数据来看，虽然过去两年的GDP增速大幅上调，而同期的农业增速却下调了近3%。另一方面，2008年的粮食意向播种面积为15.88亿亩，与2007年相比几乎未有增加(如图2)。考虑到农业增速的放缓以及2008年的播种意向，对未来的我国粮食生产而言并非吉兆。
从能源的角度来看，石油资源的缺乏，能源价格的高企，导致了生物燃料开发的兴起，从而挤占了人类的食物资源。据悉，生物燃料生产在近一段时期“吃掉”近1亿吨谷物，成为谷物市场重要消费源之一。其中，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玉米约为9500万吨，占世界玉米消费总量的12％左右。因此，随着生物燃料利润增加，越来越多的农田、水和资金会投入到生物燃料的生产中，从而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和价格不稳定，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民的日常生活，粮食和燃料之间的矛盾将不断升级。由此可以看出，粮食和能源之间的矛盾将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图2：1998年以来我国的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注：07年以前为实际播种面积、08年为播种意向数据)
一直以来，我国的能源价值就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因为“中国制造”是以低价能源以及低价劳动力为代价的，这也是我国能源方面的基础战略。国家对能源主要采取补贴政策，在总体生产成本低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倾向于不断扩张。因此， “低价能源战略”容易导致实际产能大于潜在产能及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能源价格不调整的话，我国经济产能过剩的现象将可能会持续。特别是考虑到今年以来国际上各种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能源价格的上调压力很大。可以说，我国能源价格上调是大势所趋。
但是我们认为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首先：结合我国现状来说，国家应该在通胀处于低位时进行调高，但目前我国通胀率居高不下，可能CPI在今年也难以大幅回落；再者：日化用品、化妆品等基础原料就是油脂，与油脂有关的衍生原料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今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5%～50％不等。如果再进一步调高能源价格，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全面性的上涨，进一步加剧全面通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第三、我们知道，日常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对富人不是问题，而对穷人则会带来压力，太多的穷人消费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从国家角度来说，重视能源问题，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两大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和民生目标。能源价格调整作为我国能源问题的核心环节，必然要服务于这两大总体目标。一方面，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我国面临的难点是对国际能源定价机制缺乏影响力，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时很被动。对此，长远来看能源价格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对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要运用价格机制来真实反映能源企业成本，限制过度开发带来的高利润，引导企业利润流向，缓解“中国资源需求威胁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民生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能源价格过度市场化可能会使公众利益受损。与国外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都远远落后，因此虽然能源价格低于国外，但实际公众支出成本的相对比重可能会更高。
我们再从电力公司的角度看，其成本主要是煤炭和输电网上网费，如果调高能源价格，输电网建设成本必然提高，那么煤价和输电网上网费必然会同时夹击电力公司的利润空间，也会进一步增大电费的上涨压力，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如果任由这种机制发展，可能导致电力供应短缺的现象加剧；如果任由发电企业长期亏损，那么投资者会退出这一领域，电力短缺现象将更加短缺。而目前CPI高企的情况下，居民和企业已经无法接受电费的上涨，所以调高能源价格的时机有待选择。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如果强行调整，必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国将会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付出相应代价。如果一定要调整能源价格，调节企业的能源价格会优于调节居民的能源价格，但企业的成本上升，一定会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四)中国企业转型面临新劳动法的挑战
十年来最重要的劳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已经颁布，并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该法律对现行《劳动法》及地方劳动立法的很多方面作了重大调整，比如，企业规章制度的有效性，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中的告知义务，试用期与劳动合同期限的关系，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劳动合同的效力及解除条件，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等。劳动立法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将对企业人力资管理的各个方面甚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巨大影响。
《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企业的发展将有新趋向，整个市场恐怕也面临着洗牌，谁能适应这一点谁就能有发展，有竞争力，这个严峻的挑战企业应该注意把握。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要有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的构建，与此同时HR要提出具体的劳动关系战略下的新策略。这一方面，对于众多企业来说都是薄弱点甚至空白点，这也是企业感到压力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压力，恰恰应该成为提高企业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契机。
新劳动法的推出，企业将为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给企业带来的最大的压力便是人力成本的上升，从而导致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大量该类型的企业破产，客观上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另外，如果工资上涨速度慢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则工资上涨可能使得居民的处境更加糟糕。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带来不和谐的音符，影响到底几何，还是个未知数。
应该说，新劳动法的实施对企业来说应该是把双刃剑。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企业如何在把握住机遇的同时面对其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国家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政府需要对企业进行引导，使众多企业进行平稳过渡。
(五)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从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红利角度来看，预计2010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达到最高峰，即15-64岁人口占比高达72％左右。随后将相对较为稳定几年后呈现降低的趋势。而从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来看，在2005年农村4.85亿劳动力资源中，约2亿农民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仍然需要1.78亿劳动力，剩余的大约1亿劳动力中有一半超过了40岁。这意味着，在当前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力度下，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规模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从而形成民工荒现象。
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澡盆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说明，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其他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则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创造了根本变革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的条件。
长期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企业，昔日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渐趋丧失，即正经历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转变，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拐点”。此刻中国企业正处在这个拐点上。以前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先后面临“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新古典经济学盛行，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从转折点的角度总结经验和教训。因此，中国在面临这个发展阶段变化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的。这对中国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出挑战，也提供了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经济科学的机会。
“阵痛”意味着危险与机遇的并存。越不过这个坎儿，会让我们的经济彻底丧失竞争能力；越过这个坎儿，中国经济将大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许多的变数，其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日后的进一步观察。尽管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存在分歧，但这至少给我们提个醒，我们不能对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抱有过高预期。
(六)对二季度经济的预测
由于一季度经济运行呈现出经济增长放缓、局部过热、高通胀，以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局面，其复杂性加大了未来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4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了今年的工作任务是“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在“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开始有可能下降的同时，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很大，这就使得政府经济政策将在短期内更倾向于继续谨慎、从紧的取向，维持今年以来的调控力度。但二季度后，随着汇率升值、发达国家需求增长放缓对中国出口的双重负面影响下，政策的关注重点将可能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也要维护经济增长。基于此，宏观调控在维持信贷控制的前提下，可能会适当放松资本市场的IPO融资或者放行产业投资基金。
总的来说，考虑到人民币的加速升值趋势、央行继续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次级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预计2季度的CPI通胀可能仍维持8％左右的水平，GDP增长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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