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4-0022-06
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对其作品的解读自然也就是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任务。《孔乙己》作为鲁迅创作于1918年冬的短篇小说，尽管只有三千字，却是鲁迅自己很喜欢的作品，其不仅反映了鲁迅早期的某些思想，而且还在鲁迅的整个小说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该作品的解读。如果把《孔乙己》置于文学史书写的变迁中，我们便会发现，对《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本文从大陆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王富仁、钱理群、严家炎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出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而借“一斑”而窥文学史书写的“全豹”，找寻到支配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
《孔乙己》这篇短篇小说，能够在文学史书写中获得清晰呈现，肇始于1950年代大陆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其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①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②。
王瑶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主讲过“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在朱自清去世、沈从文黯然离开了大学讲台的情形下，王瑶便是在大学从事文学史书写和教学的重要学者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最早曾于1951年初版刊行，其在1951年撰写的《初版自序》中就这样说过：“本书是著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③。由此说来，王瑶的文学史书写具有一定的奠基色彩。期间，尽管一些内容也“由作者加以修正和补充”，但在王瑶于1955年出版的史稿中，《孔乙己》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凸显。在其第三章“成长中的小说”中，王瑶在第一部分专门分析了“呐喊和彷徨”，却没有专门的话语来解读《孔乙己》。王瑶先对《狂人日记》进行了一番解读，然后就过渡到了《阿Q正传》，这也是其解读的重点所在。王瑶在用了大量的篇幅解析了阿Q这一形象之后，又突出了《一件小事》之于鲁迅的意义：“鲁迅先生是极富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的……《一件小事》所写的‘惭愧’与‘自新’就是具体的证明。”④由此出发，王瑶便自然地过渡到了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的解读上，并从正面肯定了作为农民阶级一员的闰土和爱姑等形象：“《呐喊》中一般的农民的典型是闰土和爱姑，闰土的坚韧，爱姑的倔强，是本质地画出了朴实善良的农村中之可宝贵的性格”。所以，王瑶在分析了《故乡》的结尾后指出：“这是对‘新的生活’寄予了现实的恳切的希望，仅只三十年，这希望在今天完全变成了事实。”⑤显然，王瑶在此突出了闰土和爱姑等农民形象，而遮蔽甚至遗忘了孔乙己等知识分子形象，尽管孔乙己是身负精神创伤的知识分子，具有对封建科举制度“控诉”与“否定”的某些作用，并且，其身上绝无子君、涓生那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标明1950年代知识分子已经从社会文化的中心向边缘过渡，其在文学史中已经大不如农民形象那般备受推崇，这主要根源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已经处于被否定的状态，而农民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政治上获得了特别推崇。至于农民形象所体载的国民劣根性，则部分地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状态，这正是政治意识形态视阈下农民形象的真实“影像”，尽管这已经离鲁迅塑造农民形象的初衷相去甚远——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作为接受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还是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收敛起了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皈依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当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地修订的过程。经过修订后于1982年重版的史稿，则从凸显农民的“宝贵的性格”，开始转向了对知识分子孔乙己形象的关注。王瑶在再版的史稿中便这样认为：“短篇小说《孔乙己》以简练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一个深受孔孟之道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可悲可怜的一生，对封建科举制度戕害人们精神的罪恶，提出了有力的控诉”⑥。在此，王瑶突出了孔乙己作为一个人，其“可悲可怜”的一面，这根源于其“深受孔孟之道”的毒害，而“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惨遭荼毒，则正是植根于体现国家意志的“科举制度”。如果科举没有作为一种“制度”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中，如果科举没有对“孔孟之道”的推崇，那所谓的“深受孔孟之道毒害”也就失却了附丽。显然，王瑶在修订后的史稿中，对孔乙己这一形象的解析，尽管凸显了孔乙己悲剧的政治性内涵，但较之早期的遮蔽来说，毕竟是“重见天日”了，这是否意味着，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开始了其漫长的“原罪”历程，这和曾经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精神结构上具有某种“同构性”。
如果说在王瑶的文学史书写中，着力凸显了“封建科举制度”在孔乙己悲剧中的作用，那么，刘绶松则从阶级属性上对孔乙己有了新的解读。这标明刘绶松的初稿呈现出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揖让的某种迹象。刘绶松更多地聚焦于孔乙己阶级身份的确认上，并通过对其阶级身份的确认，进一步指出了其所蕴含的阶级属性。刘绶松由此出发，确认了《孔乙己》是“一篇暴露封建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后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无能而怯懦，有着不少的缺点，但他是善良的。……通过这个人物，鲁迅猛烈地打击了冷酷无情的封建社会和在封建社会里横行霸道的丁举人之类的地主豪绅。”⑦在此，刘绶松一方面着重强化了孔乙己受“封建地主”“迫害”，另一方面又着重凸显了孔乙己在物质生活上的“贫苦”和本性上的“善良”，这就使孔乙己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被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贫苦”和本性上的“善良”这三个元素所涵盖，因此，从阶级属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看，被“封建地主”“迫害”的“贫苦”“善良”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同路人”。如此一来，孔乙己的悲惨命运，也就被自然地提升到了对“封建社会”和“地主豪绅”的“打击”上。当然，刘绶松在此以“打击”来概括孔乙己对“封建社会”和“地主豪绅”的作用，尽管显得有些夸大其词，但还是较为贴切地反映了1950年代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至于以后被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仁修订为“抨击”⑧一词，则中和了暴烈的火药味，显示出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对既有文学史书写上的偏颇进行了必要的“修饰”。至于刘绶松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弥漫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的气氛”⑨，则显得大而无当了，尤其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冷郁阴暗”，在《孔乙己》中实在是难觅踪迹。显然，刘绶松的这种“感知”标明了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已经逐渐地失却了自我话语的能力，文学史书写者的话语乃至思想，已经部分地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置换。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刘绶松初稿中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正是奠基于毛泽东的阶级论基础之上的，而丰富复杂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被演绎为诠释和证明毛泽东有关阶级论的例证。按理说，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在嗣后的政治运动中，应该没有任何可以值得质疑的方面，但遗憾的是，这在“文革”时期，也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至于刘绶松则“横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⑩。
刘绶松和王瑶的文学史，基本上代表了大陆1950年代文学史书写的高度。相对于大陆稍晚一些时期，海外学者夏志清于1961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司马长风则在香港于1975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11)，他们站在自我的文化立场上，对《孔乙己》作出了不同于大陆学者的解读。
夏志清在其文学史书写中，先是简要概述了孔乙己的一生，然后是这样“抽象”地“提升”出孔乙己的悲剧意义的：“他的悲剧是在于他不自知自己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日渐式微，还一味保持着读书人的酸味。”(12)在此，夏志清突出了孔乙己的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不对称性在其悲剧中的作用，凸显了孔乙己所处的社会，已经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渐行渐远的社会，而此时的孔乙己，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一味地恪守着“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到头来只能使自己身处社会的夹缝之中，无法找寻到精神泊靠的港湾。这使孔乙己不仅在肉体上处于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而且在精神上还处于无所依傍的荒原状态。至于孔乙己的“阶级属性”以及类似的“科举制度”等抽象的政治术语，则完全地被遮蔽了。
与夏志清的文学史书写相似的是身居香港的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书写。司马长风在其新文学史的第二编第八章中，专门以“鲁迅小说——一枝独秀”为题，对《孔乙己》等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在新文学诞生期寥寥可数的小说作家中，值得特别说明的作家不外鲁迅、汪敬熙、冰心、叶绍钧这几个人。真正成功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司马长风认为，在《呐喊》中，“《孔乙己》和《药》都是佳作，都以相当短的篇幅，写出了气氛，写活了人物，充分表达了主题。”《孔乙己》“写一个破落的读书人，走向他可悲的末路。他虽然已成村民取笑的对象，可是仍还保持读书人的矜持，对儿童少年仍有几分‘有教无类’的胸怀。这三者交织在一起，读来每感笑中有泪，泪中有笑。”(13)显然，司马长风在此对孔乙己这一形象的解读，描述多于概括和提升，其所凸显的是孔乙己尽管已沦为“破落”的读书人，尽管也受到村民的取笑，但他依然保持着读书人的“矜持”，在这里，司马长风没有从中看到丁举人等地主的“迫害”以及科举制度的罪恶，显示出了迥异于大陆学者的文学思维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夏志清和司马长风在解读《孔乙己》时尽管也有意识形态，但其色彩不像大陆那样浓郁，他们在此用较为中性的话语，对其蕴含的人生意义进行了解读，指出了孔乙己在文化巨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文化认同上的“酸味”和“矜持”等特点，至于孔乙己这一形象所体载的政治价值和意义，则处于缺失的状态。这标明了海外学者在文学史书写中，往往凸显了生活化、世俗化的一面，而对政治性则持有一种抵触的态度——这种抵触以至于“恶屋及乌”，进而发展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否定。显然，这是另一种的意识形态隐藏其中。
随着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深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4)，其主要的标志是学人逐渐剔除了“四人帮”左的思想的影响，逐渐地使文学回到了本体上来，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唐弢、严家炎、王富仁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唐弢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5)中，认为“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老童生，贫困潦倒，封建社会一方面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和践踏”，“作品通过人物的行动抨击了封建制度，同时也暗寓着对这种性格的鞭挞。……从这些流露着同情的描写里，进一步反衬出科举制度对他精神的戕害。孔乙己的没落是必然的。”《孔乙己》“点出封建制度怎样扭曲一个人的性格。”(16)唐弢在此尽管也把孔乙己看作是对“封建制度”的抨击，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和否定，但更多的还是观照了孔乙己的主体精神世界，模糊了孔乙己的阶级身份，用更为中性的术语“老童生”来概括孔乙己作为读书人的特殊身份，指出了他是这个“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社会所赋予给他的思想，并没有导引着他的人生走向光明，反而使他成为这种思想的牺牲者。因此，孔乙己的没落，正隐含着身处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客观世界的巨变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惰性所产生的深刻矛盾。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17)但遗憾的是，孔乙己因为没有“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随之完成“自我改造”，其结局是孔乙己自己最终成为被“拆除”的“旧有的世界结构”。孔乙己的悲剧，正是这大变动时代中因恪守既有的文化认同所造成的深刻悲剧，标明了新旧时代正处于艰难的“嬗变”之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唐弢在此凸显了孔乙己没落的必然性，较之以前的文学史书写凸显了“科举制度”的罪恶来说，意味着研究者开始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上，人的主体性开始获得了张扬。因此，唐弢除了对那种宏大的政治命题依然有着深深的情结外，还悄悄地置换进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等现代人文情怀，这种对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体命运沉浮的关注，未尝不可以看作“文革”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之再否定，属于文学史书写上的“拨乱反正”。
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除唐弢之外，还有一些学人，在文学史书写的主潮中，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孔乙己》有着一定的观照，这可以看作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这自然地垫高了文学史书写的基点。其代表性的研究是王富仁。王富仁站在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上，把鲁迅的《呐喊》、《彷徨》纳入到“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凸显了鲁迅作品在“思想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具体到《孔乙己》这部短篇小说，王富仁则凸显了由此所显示出来的“思想革命”的价值和意义，着力从其封建等级观念出发，抉发了其所隐含的主题：“在《孔乙己》中，似乎存在着两个互相平行的主题：一是由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思想毒害，揭露科举制度的罪恶；二是由咸亨酒店的酒客对孔乙己的残酷戏谑，表现封建关系的残酷实质。实际上，这两者都统一于一个更根本的主题意义，即暴露封建等级观念的极端残酷性”，孔乙己“仍不肯脱下长衫”，“极力维护着自己读书人的体面，其思想根源都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周围人对他进行残酷戏谑的内在心理根据，在于他实际沦落到了比他们更低的社会等级上，在于他的言行与他的实际卑贱地位的极端不协调性”，“正是这种封建等级观念，将似乎对立的双方——孔乙己和周围群众——在思想性质上联系了起来，把两个似乎平行的主题扭结在了一起。”(18)显然，王富仁从思想革命入手，在《孔乙己》中抉发出来的自然不再仅仅是以往的“科举制度的罪恶”，而是推进到了“封建等级观念”上。对“封建等级观念”的特别凸显，标明了1980年代重续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传统，尤其是重续“反封建”主题，已经成为“文化反思”后的自觉文化选择。因此，王富仁在此把孔乙己和周围群众都纳入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启蒙的行列中来。这显示了文学史书写已经挣脱了既有政治权力的干预，开始了向文学本体和文化启蒙回归的艰难历程。
当然，如果说唐弢于1980年代进行的文学史书写，还带有起承转合意味的话，那随之而开启的则是以钱理群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实践。1977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之后，钱理群、吴福辉等青年学者相继进入北京大学，他们一方面秉承了北大的优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亲炙了王瑶等老一代学者的人格熏染和学术启迪，在前辈学人的文学史书写的基础上，于1987年出版了代表其文学史书写新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但受其体例的影响，《孔乙己》仅仅被纳入到了其中的一个论题之下，进行了有限度的阐释：“为了充分地展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鲁迅在作品中十分注意对无意识‘无主名’的‘杀人团’的描写。在鲁迅笔下的悲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面对着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在《孔乙己》里，鲁迅干脆避开正面描写孔乙己被毒打，而集中笔力渲染酒店掌柜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冷漠反应。”(19)其尽管寥寥数笔，但已经埋下了他们十多年后的修订本有所深化与拓展的“伏笔”，显示了他们融文化批判于文学史书写实践中的某些端倪。
世纪之交，文学史书写经过了1980年代的喧哗后，进入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阶段。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那些曾经被低估了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这为文学史书写实现自我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情形表现在《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实践则是钱理群、王富仁和严家炎等学者对《孔乙己》的重新言说上，这给世纪之交的文学史书写带来了新气象。
钱理群等学者经过多年的学术积淀，其于1998年出版的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在诸多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情形同样体现在对《孔乙己》的解读中。钱理群等人从“被看/看”的模式出发，认为“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20)应该说，钱理群在此对前人的解读有一定的推进，其从新的模式中看到了孔乙己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便淡化了孔乙己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关联性，更多地从当下知识分子、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炼狱般生活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出发，强化了孔乙己作为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的沦落与人生命运的悲剧，特别是身处荒谬社会依然执着于自我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其所具有的悖论与荒谬。在此情景下，当代知识分子把孔乙己当作了“一面镜子”，这便超越了唐弢、王富仁等学者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上的解读，深烙上了由其所生活的时代而获得的某种现代性体验的印记。
王富仁虽然一直未能和钱理群等学人那样，矢志于文学史书写实践，但其在鲁迅研究上却是一直在用力的重要学者之一。时过境迁十几年，王富仁又把其目光落到了《孔乙己》这一文本上，他于2000年撰写的《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21)一文，虽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但却是我们探讨《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变迁中无法绕开的。该文从西方叙事学的视点，对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阐释，其中对《孔乙己》也有着较为详尽的“解码”，并深蕴着强烈的主体色彩。王富仁在此文中“只以一个读者即解码者的身份对鲁迅《孔乙己》的信息转换成”其“能够理解的意义，并以此感受鲁迅小说之能够被不同时代读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理解的奥秘”(22)，指出了“我们把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到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种解码方式，但这样的人已经在我的时代消失了。通过这种编码形式我已经无法把孔乙己编织进我的感受中，无法使他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他的那种‘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语形式，我却仍然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由此，我感到我和与我类似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孔乙己”(23)。王富仁正是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出发，对孔乙己产生了“感同身受”的情感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还对孔乙己的“偷书”行为所显示出来的“反抗强者”的意味，进行了深入的抉发，这贯通了孔乙己与当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所遭遇的相似命运。由此说来，王富仁在此站在弱势群体的文化立场上，对“丁举人”之类的强者之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了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富仁正是承继了鲁迅的文化批判精神，并借助鲁迅及其文本这一“符码”，实现了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任何的文学史自然也就是当代文学史，这样的解读，无疑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史书写的无限可能性。尽管到目前为止，类似于王富仁这种解读模式的文学史还没有“横空出世”，即便是有，恐怕也多被看作离经叛道，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王富仁的这篇皇皇长文能够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不能不说是对既有文学研究模式的极大颠覆。
如果说王富仁在新世纪以来对《孔乙己》的解读彰显了主体的思想情感的话，那么，严家炎等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则依然把启蒙的文化情怀融汇到学理之中，这便是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4)。参与该部文学史书写的专家，基本上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一流学者，正如该书扉页所标示的那样：本书“可以说集国内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大成、是多方面协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提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性、启发性的论点”。我们以此对照其对《孔乙己》的解读，便可以发现此言不虚。严家炎对《孔乙己》的解读，较之以前的解读，其突出特征是凸显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作者既揭示了科举制度愚弄和戕害读书人的悲剧，也鞭挞了孔乙己自己的病态性格，更痛心于麻木无聊的人们竟以观赏他人的不幸为乐的冷漠和残忍。小说着力写了酒店内外人群先后三次故意用孔乙己肉体或心灵的创伤来取笑他、折磨他的情景，委实令人颤慄，又发人深省。”(25)这样的解读，显示出著者一方面继承了前人对《孔乙己》解读中的合理性内容，另一方面还发展并深化了既有的解读，强化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酒店内外的人群，其人生尽管也是悲剧的，但他们在孔乙己这样的沦落人面前，则通过欣赏孔乙己人生的不幸，消弭了自我精神上的痛苦，这正是鲁迅对国民性批判应有的题中之义。这样的解读，相对于钱理群从“被看/看”的模式所作的解读，更接近于文本本体。
我们通过现代中国文学史对鲁迅的《孔乙己》这一文本书写的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文学史的书写者，以一种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姿势，努力地拓展着对《孔乙己》认知的深度与广度，并从中获得具有当下价值和意义的阐释。孔乙己这一形象，从王瑶一度被农民形象所遮蔽，到刘绶松的文学史书写中又被纳入到了阶级的框架中，意味着19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已经逐渐地远离了文学研究对象本体所具有的特质，开始了“被提升”、“被概括”的痛苦历程；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相左，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学者，则对《孔乙己》进行了世俗化、生活化的还原。大陆学者文学史书写上的政治化与海外学者文学史书写上的世俗化，显示了大陆与海外文学史书写相互区别的“政治立场”，具有相互制衡的“矛盾对立”的某些意味，标明了冷战造成的东西方两大阵营是如何潜在地影响了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情形，到了1980年代开始出现转机，文学史的书写者开始逐渐地回归到了《孔乙己》的本体中——这未尝不可以看作王富仁在当时所提的“回到鲁迅”口号在文学史书写实践上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回归”中，孔乙己这一形象身上所肩负的艰巨政治使命，开始逐渐地弱化；与此同时，从“文革”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其所经历的艰难人生，也使他们没有了足够的底气来嘲笑孔乙己——相对来说，孔乙己的悲惨遭遇，比那些投湖自杀、上梁自尽的知识分子，也难说悲惨到哪里去了。他们从孔乙己这一形象中，不期而遇地发现了同为知识分子的自我的某些影子。至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中日益被边缘化，孔乙己的人生及其生存境遇，又成为知识分子“浇胸中块垒”的“酒杯”，当代学人在渗透着无奈的言说中，发现了孔乙己超越“科举制度”等显现层面的局限，洞察到知识分子共有的人文情怀，显示出一种更为决绝的文化姿态——毫不妥协地坚披着那件标示着知识分子身份的“长衫”，尽管这“长衫”“又脏又破”，甚至与当下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伴着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渐行渐远，《孔乙己》这一文本，也开始褪去了其所肩负的诸多使命，向着本体回归，这便是《孔乙己》作为一个优秀的文本，尽管其阐释的空间是如此之大，但其主要方面恐怕还是凝聚着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精华，其中既有对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制度所显示出来的“吃人”的一面，这可以看作鲁迅对其《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的自然延伸；同时，这还可以看作鲁迅有关国民性思考的载体：尤其是当文学史书写者把围绕在孔乙己身边的“看客”特别地予以凸现时，便意味着处于社会转型的当下，从根本上改造“看客”的文化心理，依然是文化重铸的艰巨使命。所有这些情形都清晰地表明，《孔乙己》依然处在“被”文学史不断地重新书写的历史链条中，并因此显示出文学史书写变迁是如何潜在地受制于时代语境整体规范这一基本规律。
注释：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②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③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84-85页。
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5年版，第86页。
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82年版，第98页。
⑦⑨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⑧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⑩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修订再版书后》，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
(1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06页。
(14)朱德发：《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5)严家炎在该书的第三册中则和唐弢并列为主编，由此可以看到，198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第二代学者还没有完全浮出历史地表，他们似乎还被第一代学者的巨大身影所遮蔽。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在场”。
(16)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8-99页。
(1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页。
(18)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0页。
(1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
(2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21)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4期。该文后收录《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可见出王富仁对该文的特别偏爱。
(22)(2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页，第450页。
(24)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5)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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