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的动态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0）02-0083-06
国内外的比较文化研究由来已久，中国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盛况空前。在文化比较中，二分法已成为一种常规之法，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定型（stereotypes）成双成对，不下数十种。 其中形成鲜明比照的既有十分抽象的哲学理念，也有非常具体的交际行为。诚如高一虹[1]所论证的，文化定型作为一种认知的心理过程，有其功用，也有其局限。论其功用，它使难以确定的种种现象简化、清晰化、有序化，有利于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论其局限，它容易使人以为群体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群体内部的个体完全相等，而对任何群体的“典型概括”又难免都是“过分概括”。我们认为，文化定型的一大局限还在于如果应用不当，它容易使人以静止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文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征，所以我们要密切注视新事物、新现象，进而抓住带有普遍性和趋势化的特征，向旧的、粗略的“定型”挑战，建立新的“定型”。有鉴于此，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几种发展趋向做些探索。
一、个体意识增强
个人本位（个人主义）和人伦本位（集体主义）是中西文化比较中最常见的文化定型。我们认为，这一对文化定型是打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比较的一把钥匙，而个体意识增强是打开中国文化动态走向的另一把钥匙。[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大大增强。改革以前，大多数人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唯有依靠集体，个人才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可在搞活经济的今天，小集体有时可以独立于大集体，个人也可以独立于小集体，自找“副业”，自找致富门路。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只能与某一机构发生固定不变的聚合关系，而是可以与众多社会机构形成散发性的经济联系。这样，以个体为中心，向多方辐射的新格局在不少地方、不少机构出现了。即便在原来机构内，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大都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上钩，如何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主要指经济方面的）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
经济利益的驱使，使人们思想观念大转变。以前，中国人在人际往来中以情为重，不愿谈钱。现在不少人已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觉得礼尚往来很正常。以前提倡无私奉献，现在觉得按劳取酬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甚至觉得如果付出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那是个人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个体意识增强，传统的交际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例如：
——以前听到恭维话，受赞扬者十之八九要说些自谦的话；现在据有关调查表明，约有一半的人听到赞扬时说“谢谢”、“还行”或其他肯定的话。[3]
——以前请人帮忙心安理得，因为是互相帮忙；现在找人做事，如果不能马上“一报还一报”，非得送礼不可。
——以前别人离婚，会觉得“反常”；现在给予更多的理解，比较尊重他人的个人选择。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人们似乎已接受了这么一种观念，即突出个体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二、向一元时间制快速转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Edward,T.Hall ）根据人们利用时间的不同方式，提出一元时间制（monochronic time systems）和多元时间制（polychronic time systems）两大系统。[4] 一元时间制讲究长计划，短安排，一次只做一件事，已定日程不轻易改变；而多元时间制没有严格的计划性，一次时间可做多件事，讲究水到渠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属多元时间制，当代中国文化似乎介于一元时间制与多元时间制之间。多元时间制的生活与工作习惯到处可见，如：不提前预约，随便串门，打乱别人的生活秩序；边工作边聊天；不断更改既定计划，一时一个样；买东西，你推我挤，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
这些行为并不一定都是有意使坏，而是长期以来养成的多元时间制的习惯，或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得已而为之。当个体意识较弱、群体意识特强时，人们还习惯于不管大事小事，都互相交流，以达成共识，然后统一行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办事风格从多元时间制向一元时间制转化的速度加快了，一个人一天该干什么似乎都有一定的计划，不愿意“节外生枝”打乱原有的计划；现在在大原则统一的情况下，人们更喜欢各显神通，避开事无巨细步调一致的做法。
如今的中国人似乎产生了一种避繁就简的心理，由“慢性子”变为“急性子”，大家都在抢时间、争速度、抓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所以人们更愿意花时间去实现个人价值（主要指经济方面），而不愿意花时间于不断的“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上。这种心理必然会反映到日常交际与生活方式上：
——以前遇见熟人可以谈上半小时；现在不少人已改掉闲谈习惯，只是点头示意匆匆而别。
——以前不约而访，人们习以为常；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讨厌“不速之客”。
——以前到别人家里作客，遇到主人请吃请喝，往往再三推辞，而后从命；现在不少人干脆得很，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不再那么温文尔雅，客气不停。
有人说，如今中国人情感交流少了，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多了。这话是否属实，暂存不议，但办事按既定计划行事的风格正逐步取代以往“眉毛胡子一把抓”，随情随景、灵活多变的办事风格。这种发展变化似乎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而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必定要实行一元时间制，否则工作效率跟不上，工业化无从谈起。
三、向弱环境交际靠拢
“强环境”（high—context）与“弱环境”（low—context ）是霍尔提出的又一对交际特征。[4] 由于大多数有关强环境与弱环境交际特点的解释都比较抽象，太“技术化”，因此我们以事例来说明问题。比如，一对结婚30多年的老夫老妻，仅从只言片语、一种眼神就能了解对方不少意思，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共同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使他们有可能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此例说明，这一对老伴是生活于强环境交际系统中——在交流中，除口头或非言语行为提供的直接明了的信息外，言外环境又补充进许多信息。与此相反，一位几十年生活于中国内地而且从未接触过美国文化的人一下子进入美国社会，撇开语言能力不说，他如果要与一个美国人交流，每谈论一件事，都要把每一个细节讲得清清楚楚，否则双方难以沟通，因为交际双方缺少足够的共同的言外环境来提供说明问题的补充信息。所以说，这两个人的交际是在弱环境条件下的交际，即不能指望可以由共同环境条件来补充“意会”的信息，点点滴滴都只能靠明白无误的“言传”。
西方学者将瑞士、德国、北美等划归弱环境文化，将中国、日本、朝鲜等划归强环境文化。为证明中国属于强环境文化，西方学者所举的最突出例子是说汉语有240个部首，如要查“星”字， 就得知道它是收在“曰”部之下，“曰”部成为“星”字的“环境”；又比如汉字有声调变化，声调变，意味着语义变，这么一来，四声变化又成为语义的“环境”。再有，汉语中有不少现成语汇含有典故，这“典故”又成为当代意义的“历史环境”。总之，在中国“要粗通文墨，就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4]
的确，汉语“意合法”可以说是强环境的一大特征。但以汉语本身的特点为依据，并不能说明中国究竟属于何种环境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证明当代中国正处于强环境文化。
首先，个人本位应该是弱环境文化的主要原因，而人伦本位是强环境文化的根由。例如，美国人口流动性大，崇尚个体主义，群体关系松散，所以不可能有许多共享的环境因素作为交际的辅助背景；中国人重群体关系，大家长期生活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可谓“低头不见抬头见”，共同的生活环境往往使大家对言外之意可以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样可以设想，在同一文化圈内，熟人之间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也有强弱环境之分。
其次，由于重群体关系，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最不愿意得罪人，对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对谁有意见，倾向于以委婉的方式以言甲而说乙，而对方也都能明白无误地获得“说己”的信息，这就是共有的环境或言外背景在起补充信息的作用。中国人还经常以大观小，先“铺垫”后切入正题，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为了制造一种氛围，一种交际环境，以免单刀直入显得突然。
至于中国人写文章喜用典故，虽然可以说也是强环境交际的论据之一，但这里牵涉到交际对象问题。可以说，一个作者运用太多典故，而又不作具体讲解的话，他心目中的交流对象应属于文史哲修养较高的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靠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来达到交流目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由强环境向弱环境转化。下面的事例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人以前办事，往往靠“你知我知大家知”的方法，合同观念较弱；现在开始重视“白纸黑字”的作用，尽量减少“口说无凭”的麻烦。
——生活节奏快了，谁都讨厌“马拉松”式的会议，领导发言最好能切中要害，马上进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生活节奏快了，人际之间以言甲而说乙的闲情逸致少了，委婉方式延误时间不足取。
与一元时间制一样，弱环境交际方式也是个体意识增强的必然结果。
四、留恋“热心肠”期待“铁手腕”
“铁手腕”喻指西方文化在维持社会秩序，维系人际关系方面主要依靠法律力量，而中国文化传统却主要靠“热心肠”的榜样力量。
西方文化之个人本位与权利本位必然事事服从律令，若没有一套严格周密的法令法规，个人权益就得不到保障。美国建国之父信奉“人之初，性本恶”。美国人觉得，每个人包括总统，都可能走歪路，都可能为一己私利而犯规，所以要有一个外在的约束系统，强迫其回到正轨上去，于是有了三权分立，有了多如牛毛的繁规细则让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犯法必究。当然，这是人们心理及理论上的认同，至于在具体运作中明知故犯、有法不依，则另当别论。
以人伦本位、义务本位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从来重视榜样力量。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里，中国人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断歌颂圣人，效法英烈，直至现代提倡“学习雷锋好榜样”，无一不是相信榜样的力量，相信公众舆论能使人抑恶扬善，能使人自律，培养出视违规犯法为可耻的纯洁心灵。毛泽东生前就曾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如何教人学好，而西方文化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人们学坏。前者是以情感人，后者是以法制人；前者是“廉耻文化”，后者是“罪感文化”。
中国传统重善行的榜样，重以情感人，应该说在历史上这一方法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争取个人权益的呼声日渐高涨，随着团体之间、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尖锐，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热心肠”的榜样力量实在很有限。因此，加强法制建设成为保障现代化建设的一只“铁手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法规陆续出台，使团体之间、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法律的制定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在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的初始阶段，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争取个人权益，而不能自觉地形成这么一种观念，即尊重他人权益也是维护个人权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上“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僧多粥少’的现状，于是便出现了先抢先占，我的是我的，你的也可以是我的这种一时无序的“抢吃风”。在这种“抢吃风”中，无力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的人，或过于“传统”而羞于伸手的人开始怀念那种“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多数人都能严于律己的时代。美好的回忆，理想的憧憬都无法代替严峻的现实。在如今中国内地，平民百姓对“热心肠”榜样的留恋之情已转化成对实施“铁手腕”的强烈要求：先以“铁手腕”约束犯规行为，直到绝大多数人都能遵守文明习惯，才有希望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
五、文化的发展变化与亚文化群体的差异性
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区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前者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后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5]作为一个“静态的凝固体”， “传统文化”的说法可以被人接受、容易被人理解，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女子缠足等，但“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传统”容易使人以为当代文化只是“传统的延续”。因此，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动态的流向”，最好把当代文化看作是以传统文化（这里不是指已经过去的“凝固体”）为主体，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吐故纳新的一种实体。之所以说“以传统文化为主体”，是因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在时间上不论距今是远还是近，只要过去了的就属于传统，昨天的文化不可能在今天骤然消失，其中大部分会以主体形式延续下去，同时今天的新风尚、新现象又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辽阔的土地上，在12亿人口中，变化的质与量有年龄上的差异，有职业的不同，有地区的不平衡性。在如今，中国内地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处处可见，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因此，非此即彼的传统二分法往往难以囊括客观实际。这就促使我们思考比较文化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问题。
胡文仲曾指出，我们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国际方面，还未涉及国内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文化差异和文化适应的问题。在这方面似乎也可以开展一些研究”。[6]推而广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不同年龄、 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职业形成的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都存在文化差异，因此对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或许能弥补中西文化比较的过于笼统的结论；同时，对主流文化的变化发展力争“捕捉”那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趋向。
我们认为，西方文化自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三权分立确立以来，其文化主流的变化发展似乎主要是量变，而非质变；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发展，绝非仅仅是量变，在许多方面应该说具有质变性质。群体意识减弱，个体意识增强，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古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嬗变。当然，这一变化发展才刚刚开始，随之而来的工作、学习、休息、娱乐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各方面变化，使人兴奋，使人不安，使人矛盾，传统人际关系是否会被新风尚、新模式完全取代，将取决于这一发展变化是否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或必经阶段。
收稿日期：200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