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学”到“人文”——关于“知识分子文化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学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人文论文,立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已经过半，如果试图清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批评界的思想走向，两股引人注目的潮流不可能不进入我的视野，这便是所谓的“后学话语”和“人文话语”。
在我看来，无论后学还是人文，都是知识分子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的应激反映，或者说，都是用自己的话语试图对时代作出定位和对自我作出选择。这就逼出了“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问题。该问题在“后学”与“人文”的分歧中由于显得暧昧，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冲突的症结在哪里？
后学“后”的是什么
严格地说，“后学”这个词并不妥当，为了表意方便，姑且采用。和人文话语一出场便获得大面积认可不同，“后学”的声音更多引起的是质疑与争鸣。但这并不表示我个人也对后学持否弃态度，相反，我认为它已成为人们难以否弃的话语存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九十年代以来面对文化与社会的变动，后学企图以自己的描述重新把握时代的发展脉搏，为时代宣传。这种做法本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这个位定得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中国的社情实际。正是在这点上，后学话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首先，定位超前。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用后学话语概括即“现代性的终结”。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前直溯五四，我们一直是奉守现代性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则是用后现代性来取代它了。这种逻辑无非昭明，现代性过时了，中国社会已由现代性的社会正日益向后现代性的社会转化。正如众多批评者一致批评的那样，中国社会非但谈不上这种转化，就连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尚在艰难之途。但是，“后学”话语又并非空穴来风，有关后现代的各种生活表征随着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而日益明朗，尤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玩世主义的风习盛行，所谓未得其所学，先得其所似。社会生产力尚未达到的一切，却在消费领域内超前的表现出来。应该说这是一种畸型现象，正需要我们悉加研究。但“后学”正是抓住社会表象的这一面，作出了有关时代本质变化的结论。因此，后学之误，倒并不在于“后”字本身，而是它看到了“后”却盲视了“前”。事实是，前后我们都有，唯独缺的是当中，所谓“前现代、后现代、当中缺的是现代”。
其次，定位偏狭。当后学仅以“后现代”囊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实际，偏狭注定发生。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手工与机械并作的农耕方式和农业人口的素质现状极大地累及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遮蔽于城市闪烁的霓虹灯，因此后学的眼睛看到的仅是MTV、卡拉OK、CD、D厅这一类城市消费状况。同样在文化领域，它看到了大众文化一面倒的喧嚣，但它却略过了知识分子在边缘化过程中的人文抗争，似乎也忽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我们看到，人文思潮的涌现，已经溢出了后学对当下文化状况的概括，而人文话语的努力恰恰又表现为部分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坚执，因此，面对这样一种多元杂陈的文化形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大众社会的后现代话语、知识分子文化的话语，后学又如何能着一“后”字而尽得风流？直言之，无论对社会状况还是文化状况的阐释，“后学”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其没有守住必要的边界，而是一意放大，故而最终导致了片面性。
在“后学”话语中，最重要的两根台柱是后现代与后殖民，其他皆为其衍生。后现代与后殖民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整个社会完成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转型，二是跨国资本的运作。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语境范围内，后现代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而言，后殖民则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后现代所以能介入于第三世界国家，除去其传播媒介空前发达外，主要就是通过资本的跨国作用。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内容消费与享乐，既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已不需要全社会把人的巨大的生命力注入生产领域，那么随着各种服务业的兴起，消费便自然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文化领域内大众文化的流行。大众文化又叫大众消费的文化，它的存在，用一位西方学人的话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可见消费的生活和娱乐的文化二合一就是后现代。那么从哪一个角度可以说我们的时代进入了后现代？着眼于生活整体水平和生产力领域，我们与后现代的间距恐怕还隔着一个时代。但一旦面临生活和文化方面，后现代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身边。这种错置，应该追索于传媒的作用和跨国资本的作用了，而这两种作用的有效解释又是一种“后殖民”。作为与军事殖民不同的侵略方式，后殖民乃是依凭强大的经济力量，抓住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的迫切需要，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文化方式伴其资本一道输出。
从上可见，由于后殖民的作用，后现代缺乏本土现实的原发性，起初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倒悬”现象而出现。复杂在于，也正是借助后殖民的力量，后现代正在日益获得自己的社会基础。跨国资本的入侵，有效地改组了国内的经济成份，合资独资之类企业公司的不断涌现，形成了一大批率领城市新潮流的管理白领阶层。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终结了所有制过去的僵硬的板块格局，一个生气勃勃的市民社会在迅速成形。这一切又不断地为后现代在中国的扩张提供现实性的土壤。因此我们尽管可以批评“后学”话语，但也不能指责其为“狼来了”的空对空。
既后又不后，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表述我们这个时代？换言之，后学“后”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而言，仅仅一个后现代或后殖民又是否能够了断？
这里，率先是一个如何看待“后”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关“后”的“认识论承诺”的问题。“后学”后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先弄清楚这个“后”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学语境中，“后”不仅仅是表示时间方位的词，它已被额外地输入了某种价值含义，即“反”和“超越”的含义。通常的理解，后什么即反什么，如后结构就是反结构，后现代即反现代，因此中国式的后学有“解构”和“终结现代性”之说。但这只是对“后”的一面之解。另一面，我觉得不妨把它视之为一种方式的延续。后学一贯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在这前与后的二元构成中，却不幸自陷其中。如果说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别确是很明显的话，固不妨以“反”示其区别，但在这“反”的另一面，难道就没有一种更为内在更为隐蔽的承继关系吗？王蒙曾以自身经历插科打诨这前后关系说“前部长其实就是后部长”，尽管部长的职位给反掉了，但部长身份的待遇和声誉不是被承袭下来了吗。正如美国学者阿拉克言：“‘后现代’同‘现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继续，这个问题依旧未获得全部解决”。其实只要不固执于二元对立的观点，在认识论上看到了“后”的另一面，那么这两者之间乃是既断裂又继续的关系即“反承”关系。此关系如用一汉语文言表示可能更准确：“逆”，既反且顺，二意俱兼。
现在若问后学后的是什么，结论应当明确了。不能只抓住后殖民或后现代这一鳞来横断整个时代，我们无法忽略其他因素的时代构成。它们的结合汇成了我们当下的社情总况。
人文“文”的是什么
“人文”讨论的声势之大，远超“后学”之上，甚至也出乎最初讨论者的意料，可见人文话语更切中知识分子的自身实际。二者相形，后学用力于对时代的描述与定位，“人文”的注意则是知识分子在当下时代的自我选择，后者用其自身的话“人文精神的提倡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救行为”。令我感到有趣的是，这种自救行为为什么发生在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只会讨论“人道”“人性”，而不会讨论今天的“人文”。如果注意一下，八十年代“人道”“人性”之人乃指普遍意义上的人和作为类的人，知识分子其时是以“人的解放”为己任来高谈阔论的；现在的“人文”之人已不复是普天下之人而仅仅指知识分子自己了，那么，人的外延的退缩，不难从中体味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化。回忆知识分子大谈“人性”“人道”之时是何等地意气风发，以启蒙者的姿态大声呼喊“救救孩子”。然而，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态急转直下，从救世的高峰一下子跌落自救的深谷，豪情一腔自然转化为满怀悲壮。这里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时代的变更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简言之，八十年代属于拨乱反正的“政治时代”，九十年代则是市场走向的“世俗时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由于体制的某种需要而居于意识形态之中心，九十年代又由于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重心交替，故而从中心又走向边缘。这是一个背景，一个人文精神讨论所以发生的时代背景。
应该说，讨论的展开在最初的发起者那里并没有明确的蓝图，只是一种难以释怀的压抑和冲动使他们在发言时选择了“人文”这样一个表意不甚明确的能指，并试图借助于它的提出帮助自己走出精神困境。而它的现实原因则是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新的社会因素的形成，如大众社会的兴起、流行文化的泛滥、世俗欲望的膨胀、拜金主义的盛行。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与意识形态大为不同的意象形态的时代，也正是这个时代才使得知识分子进退失据，不但无以像八十年代文化英雄那样占尽风流，而且更空前感到自己正日益陷落于“旷野上的废墟”。因此人文的呼吁一出场就切中了知识分子衰弱的神经，也契合于他们那失落的心态，干柴遇上了火星，于是一场人文讨论的大火便烈烈地燃了起来。但是，一燃烧便不免变形，“人文精神”的所指不明使它像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几乎什么话语都能往上磁。因而这场讨论的发展很可能已经背离了发动者的初衷。至少他们对讨论的现状并不满意，认为只是“开场白”的水平。不幸事实确实如此，更不幸事实不仅仅如此。一个隐蔽的问题即它的方向走偏，不知是否引起我们的注意。根据讨论现状，人文话语显然是把以意象形态为标志的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在这里“人文”针对的是“世俗”，“精神”对举的是“欲望”，因而“人文精神／世俗欲望”奇怪地构成了一对正反题。知识分子正是在世俗欲望的包围中，踏上“忧愤的归途”，进行着“抵抗投降”的战斗，试图重返人文精神的制高点。如此自救之路，不知是否为讨论者的本意，但在我看来，似乎无懈可击的外衣之下，实有一个内在的隐患。
人文讨论以来，使用率最高的辞汇都集中在道德、理想、崇高、良知、人格、正义、节操上（与这相反的辞汇则是堕落、沉沦、投降、流俗、放纵、游戏和虚无），这些概念以“人文”为统领越往后越实际地主宰了人文讨论的大局，而且获得了知识界不同程度的认同。比如，“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与道德”、“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等一系列讨论会都顶戴着人文的名目直接间接地通到了人文那儿。于是一场“泛道德化”的思潮充塞于人文的话语空间，也塑造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以至于，人文“人”的不是“文”而是“伦”。“人伦”正在取代人文或者成为人文。人文的“伦”化倾向不禁让人困惑，人文精神难道仅是一场纯粹的道德批判？
当一个时代由政治社会转化为世俗社会时，道德的衰退乃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看看中国的中晚明，再看看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莫不如此。这些时代，你可以称之为“堕落的时代”，其伴生现象就是“道德的普遍衰退和信仰的普遍解体”。有意思的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状况，马基雅维里很坦然地说：是“教会和它的代表们给我们竖立了最坏的榜样”。他这是从政治的身上去寻找道德堕落的原因，可谓独具只眼，仅一句话远胜过泛道德批判的千言万语。令人讶异的是，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恰恰是在这种道德批判的对立面中生长起来，它正是以世俗利益为驱动，由此建构自己的人文话语，这分明与我们今天的人文讨论颠了个倒。换句话说，当我们把世俗欲望作为人文精神的对应面，文艺复兴却借助这种力量把矛头对准了神权宗教。实际上道德批判论者的呐喊极易造成一种误区，它让人们误以为当今的世风日下是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结果，因而它同样让人误以为只要道德上去了，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其实，问题正好相反。道德堕落不是世风日下的原因，而仅仅是它的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倒是需要用另外的原因来说明，比如社会原因、体制原因、心理原因、分配原因等等。
人文讨论的“道德走火”，乃使人文真正地因“伦”而失落了“文”，这个“文”自不应是“伦理之文”而是“知识之文”。英国学者哈伊研究了人文主义的历史行程指出：“文艺复兴最初的兴起，事实上首先在于知识的发展”。那些人文学者们悉心搜集古代文献，认真研究古典遗产，率先在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历史学、诗学，包括道德哲学等具体知识领域内进行卓有建树的工作，从而使这些古典的世俗学科取代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他们似乎并不急于舍身投入人欲横流的道德批判，而是在知识建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贵族道德观不同的新的理想和新的价值，用以影响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工作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我们今天的人文走向如欲突出泛道德化的误区，是否可以用此作鉴？我想这不应当有什么疑问。与此不同的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主要是在知识学科上作了新开拓，我们今天则需要在“知识话语”上进行新努力。我们的知识问题不在学科而在话语，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学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的话语业已被意识形态代码化了，在文革期间，它们甚至沦为个人野心家夺权的工具。人文与政治，它们可以互相影响，或者交往，但不能彼此取代。况且语言是存在之家园，当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话语时，它的存在必然发生问题。接着，应该进一步建构“意义形态”，这是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一种知识话语，它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于它更为广阔地对人类精神的发展与完善负责。有关它的内涵我已另文专述，这里只强调它的功能意义。因为这种文化性、意义性话语乃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独立存在的根本表征。
在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面对大众社会及其文化的有力崛起，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发生了分化，“后学”与“人文”正是这种分化的话语表现。“后学”话语对大众社会与文化采取的是一种主动迎合的态度，尽管它总是以客观描述的面目出现，但其中所内蕴的价值取向无疑是肯定的。尽管它声称要保持批判的权力，但这种批判总是在对其作合理性的阐述面前延迟出场，以至于有的海外学人将素以激进面目出现的后学话语指陈为“保守主义”。相反，上海作为世俗气氛甚浓的城市，知识分子痛感自身为时代的商业气息裹挟而日益沉沦，故发出了人文自救的呐喊。当然这一举动绝不是反对所谓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力图在由此带来的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中重新找回自己失落的位置，因此他们的心态是焦灼的，批判也是峻急的。我以为应该让“后学”话语和“人文”话语在“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这一世纪末的切点上交汇起来。立足于此，克服后学的非批判倾向，纠偏人文的泛道德现象，将人文的道德批判转化为历史批判、文化批判、学科批判等等。这样，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在这一系列批判中逐步形成知识分子的话语谱系，以推动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