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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姚鼐，在致友人秦小岘的信中指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词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①在《述庵文钞序》中又指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②姚氏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相济，说明词章(或文章)在治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说加以引申：“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③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学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本文就“良史工文”这一命题略陈管见，与当今的史学同行们切磋、共勉。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
迄今为止，史学界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史学论著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似乎只有板着面孔进行说教，才能显示学问的严肃和高深。实际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著作就别开生面。他们的文笔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引人入胜。既可作为理论经典研读，又可作为史学经典研读，还可作为美文经典研读，在接受其理论启迪的同时，感悟其文采的魅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职业历史学家，却胜过职业历史学家。他们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历史情有独钟。他们研究19世纪世界历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历史的创获，使当时的历史学家望尘莫及。他们的历史著作得以超越时空，不胫而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拥有一副好文笔。套用中国一句古语并反其意而用之，则是：言之有文，行而必远。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通过1848年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检验他发现的唯物史观的“辉煌的成果”(恩格斯语)，也是他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经典文献。在这部名著中，马克思淋漓尽致地剖析了路易·波拿巴步其叔父拿破仑第一的后尘，演出“皇袍加身”的闹剧，内容丰富，文采斐然。开头就独出心裁，语妙天下，且与结尾巧妙呼应，珠联璧合：“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④
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他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要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⑤他对这个论断的阐释，坚持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辅相成，用逻辑思维深化形象思维，再用形象思维丰富逻辑思维，通过抽象推理与形象叙述的有机结合，准确、生动地揭示出路易·波拿巴颠覆民主共和、复辟封建帝制的深层次原因。
马克思指出：站在波拿巴背后的，是法国社会中人口最多的小农阶级。这个阶级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势单力薄又彼此隔离，无力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坐等救世主的庇护和赐予。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阶级这个致命弱点，实现其“皇袍加身”的政治野心的。
这种深刻的理论分析，是通过优美的文笔来表述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在对法国小农阶级透彻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出法国小农阶级的实质：“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的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在的旺代。”⑥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史经典。在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入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逐一揭示劳动二重性、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分配和流通等科学内涵，特别是“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如此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树，也是通过深入浅出的表述完成的。
譬如，马克思以犀利的笔锋，入木三分地揭露和鞭挞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血腥和暴虐：“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同时猛烈抨击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这个结论下面引用的一段拟人化注释，文字极也其俏皮，与他的论断相得益彰：“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⑦再譬如，马克思用冷峻、痛楚的笔调，揭露资本对劳动力压榨的虚伪和野蛮时指出：“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然而，一旦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人们就会看到，“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在科学预见资本对劳动者剥夺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则以充满希望的乐观笔调高歌：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⑧
恩格斯是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著书立说的文友。二人自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在共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漫长岁月中，形成了难分彼此的写作风格。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释家庭起源与发展，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国家产生的原因与实质，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理论力作。全书质文俱佳，论断精辟，文笔优美。
譬如，对国家产生原因的表述：“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个阶级之上，压制他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再譬如，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表述：“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⑨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至70年代中期的成就，深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的扛鼎之作，全书的理论亮点与文字表述相得益彰。
譬如，《引论》对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描述，简直是神来之笔：“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精彩文笔，远不止如上的举例。他们的其他历史著作，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以及他们论史的书信，都是史学美文经典。
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要善于从他们的经典性表述中发现和掌握他们“炼意”和“炼句”的功夫。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发泄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11)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二、学习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文笔
古往今来，喜读司马迁《史记》的人数不胜数。不管是业内的，还是业外的；不论是老年，还是青年；只要展卷披览，都会爱不释手。原因何在？司马迁剪裁史料匠心独运，运笔撰文出神入化。如唐朝史学家张守节所言：“笔削冠于史籍”，“善序事，辩而不华，质而不俚。”(12)
司马迁是中国“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之父”，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其撰史的特点是，善于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13)的史料中“择其言尤雅者”，(14)以典型史料支撑文章立意，将论断融于史料之中，夹叙夹议(叙为史料，议为论断)。明清之际史学家顾炎武独具只眼，发人所未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后人知此法者，鲜矣！”(15)
翦伯赞高度评价司马迁的文笔，他说：“两千年来，读《史记》未有不盛赞司马迁之文章者；诚然，司马迁的文章真是气势蓬勃，既沉重而又飞舞。”翦伯赞更推崇司马迁精于选择史料，量体裁衣。诸如“撰伯夷，则录其《西山之歌》，以显其气节；撰孔、孟，则录其言语，以显其大道；撰老、庄，则录其著作，以显其学派；撰屈、贾，则录其辞赋，以显其文章；撰儒林，则录其师承，以显其渊源；撰管、晏，则录其政绩，以显其文治；撰田单、乐毅，则录其战伐，以显其武功；撰张、苏，则录其游说，以显其纵横；撰货殖，则录其财产，以显其富厚；撰刺客，则录其敢死，以显其慷慨；撰游侠，则录其重诺，以显其侠义；撰滑稽，则录其笑谑，以显其讽刺；撰佞幸，则录其卖身投靠，以显其下流无耻。总之，他对每一个纪传的人物，都能够抓住他的特点，阐扬他的特点，使这个被纪传的人物，跃然纸上，萧疏欲动。例如他写刺客，不但从纸上飘起慷慨悲歌之声，简直是匕首当前，鲜血射面。像以上所述，就是司马迁的文章之所以成为千古的绝调”。(16)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7)笔者理解，“史家之绝唱”，指的是史学经典；“无韵之《离骚》”，指的是美文经典。
这里，不妨先从《史记》中掂出两例，试析司马迁剪裁史料的匠心和挥洒自如的文笔。
《陈丞相世家》主要是写西汉第三任丞相陈平治国理政的才能，突出他乱世能“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治世能“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为了衬托陈平的超凡政绩，开头写了一桩意味深长的往事：“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是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一个区区小吏，尽心为社区乡亲分肉，父老夸他公平称职，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这里着墨不多，只凭一个情节和一句对白，就小中见大，为陈平日后成就相业做了坚实的铺垫。
《李斯列传》是写患得患失的李斯悲惨的人生。“闾巷布衣”出身的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鼠目寸光的李斯，从“厕中鼠”与“仓中鼠”的差异中，悟出为人的“贤”与“不肖”，遂把“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为了改变“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处境，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投奔秦王嬴政，辅佐他统一天下。嬴政登上皇帝宝座，李斯官居丞相，并与皇家联姻，“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他既陶醉于“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的殊荣之中，又怕“物极则衰”，失去已得的一切。秦始皇死后，公子胡亥与宦官赵高密谋篡夺皇位，矫诏将戍边的始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赐死。李斯经不起威胁利诱，与他们同流合污。事成之后，赵高反诬李斯欲“裂地而王”，胡亥下诏拘捕李斯并交赵高刑讯，李斯落了个杀身灭门的下场。以“仓中鼠”这一情节为主线，贯穿李斯成于荣华富贵，又败于荣华富贵的一生，对全传起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章学诚特别欣赏司马迁管中窥豹、举轻若重的生花妙笔，他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评论说：“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
下面，再举若干事例，继续诠释司马迁传人述事的精湛之处。
《萧相国世家》写汉高祖刘邦慧眼识才，叙事新颖，不落陈套：在秦末群雄逐鹿中得天下的刘邦“论功行封”，把萧何排在首位，追随他打天下的武夫悍将强烈反对：“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邦用“功狗”、“功人”的比喻力排众议，强调“追杀兽兔”与“发踪指示”的作用无法相比，其依据是：“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图书也。”萧何超群的表现与刘邦贴切的比喻，自然成为西汉首任丞相非萧何莫属的画龙点睛之笔。
《张仪列传》是写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活动。纵横家的特点是：身处天下大乱之时，心系天下大治之事，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力主“连横”的张仪，一次南下楚国游说，受到丞相府门客诬陷，蒙盗璧之冤，遭鞭笞之苦，受驱逐之辱，带伤回家又为妻子讪笑。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夫妻二人围绕“舌”的几句对话看似笑谈，却勾画出靠三寸不烂之舌四出活动的纵横家的鲜活形象。
《刺客列传》写的是战国时期一群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樊于期是这个群体中的典型。当时，燕太子丹面对强秦灭燕的威胁，向荆轲谋取刺杀秦王之策。荆轲提出，只有用秦国降将樊于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为见面礼，才能接近并刺杀秦王，丹不赞成对樊于期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荆轲“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传中穿插这个情节，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因为樊于期刚烈悲壮的举动，只有舍生取义的刺客才能做得出来。反之，也只有杀身成仁的悲壮情节，才能彰显刺客的特点。
西门豹治邺是古往今来家喻户晓的故事。战国时期，魏文侯命西门豹到邺地任县令。西门豹到任后，“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西门豹弄清“河伯娶妇”的真相之后，对长老说：届时“吾亦往送女”。待河伯娶妇之日，西门豹以河伯妇貌丑为由，令巫妪面告河伯，“更求好女，后日送之”。随后便使人将巫妪投入河中。接着又先后将巫妪的三个弟子和三老投入河中。廷掾见状，吓得魂不附体，跪地叩头求饶。“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对为民除害、治绩卓著的西门豹，《史记》没按成规列入清正廉洁的《循吏列传》，而是根据他能言善辩，正话反说，反事正做的特点，写进了《滑稽列传》。(18)
翻阅《史记》，名篇、名段俯拾皆是，或庄或谐，或褒或贬，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传人适如其人，栩栩如生，无千人一面之感；述事适如其事，娓娓动听，无千篇一律之嫌。刘知几强调：“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9)《史记》堪称“叙事为工”、“简要为主”的美文经典，其中有些片断被后人浓缩为成语即是明证。如《秦始皇本纪》中的“指鹿为马”，《高祖本纪》中的“高屋建瓴”、“一败涂地”，《项羽本纪》中的“拔山扛鼎”、“破釜沉舟”、“四面楚歌”，《陈涉世家》中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篝火狐鸣”，《越王勾践世家》中的“患难与共”、“卧薪尝胆”，《吕不韦列传》中的“奇货可居”、“一字千金”，《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毛遂自荐”、“一言九鼎”，《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淮阴侯列传》中的“秋毫无犯”、“多多益善”，《汲郑列传》中的“后来居上”、“门可罗雀”，《滑稽列传》中的“一鸣惊人”、“杯盘狼藉”，《西南夷列传》中的“夜郎自大”，等等。
三、学习现代史学大师翦伯赞的文笔
倡导“史之为务，必藉文传”的刘知几，批评唐代以前史家撰史“怯书今语，勇效昔言”。(20)其说甚是。因为无论任何时代，史学叙述的都是昨天或前天的人和事，但面对的却是今天的人，所以撰史者必须尽量使用“今语”，不可迷恋和模仿“昔言”。
现代史学大师翦伯赞是一位长于用现代语言著述的大手笔，其作古的年代距今又不遥远，他的文笔更易为当代史学工作者接受和借鉴。翦伯赞的史学著作叙事生动，析理透彻，文华而不失真，美词而不害意。他的文风如行云流水，不枝不蔓，清新隽永，神爽怡人。
《内蒙访古》(21)可以视为翦伯赞文笔的缩影。该文开头就用富有文学磁性的笔调写道：“内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地方，因为这里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的历史舞台。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又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活动，在世界史上也不能没有它们的篇章。”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从这个地区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相继或同时出现于内蒙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历史遗迹或遗物，零落于荒烟蔓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有些连历史遗迹也没有发现，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一些简单的记录”。“这个历史学的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因此，翦伯赞在访问内蒙的过程中格外重视这个“宝库”。他通过实地考察，紧密结合历史文献，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轨迹中，破译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这些民族大多先立足于呼伦贝尔草原，然后由东向西走上历史舞台？
翦伯赞破译这个“历史的秘密”，是把论断寓于抒情的文字中，引领读者边读边想，不由自主地走进曲终意未尽、余音仍绕梁的佳境。他是这样表述的：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内蒙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又是“历史舞台的后台”。“总想把万里长城打破一个缺口，走进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先在这个后台“打扮”成“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随后“走出马门”，“他们或者以辽河流域的平原为据点，或者以锡林郭勒草原为据点，但最主要的是以乌兰察布平原为据点，来敲打长城的大门，因而阴山一带往往出现民族矛盾的高潮”。两汉与匈奴，北魏与柔然，隋唐与突厥，明与鞑靼，都在这一带展开过激烈的较量。直到清初，这里还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如果这些游牧民族，在阴山也站不住脚，他们就只有继续往西走，试图从居延打开一条通路进入洮河流域或青海草原；如果这种企图又失败了，他们就只有跑到准噶尔高原，从天山东麓打进新疆南部；如果在这里也遇到抵抗，那就只有远走中亚，把希望寄托在妫水流域了。”
翦伯赞评论这个“历史的秘密”，也是哲理与诗情并重，令人赏心悦目：“所有这些民族矛盾斗争在今天看来，都是一系列的民族不幸事件，因为不论谁胜谁负，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一种悲剧。”“但是悲剧时代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时代，一个紧紧和喜剧时代衔接的时代。为了让我们更愉快地和过去的悲剧时代诀别以及更好地创造我们的幸福的未来，回顾一下这个过去了的时代，不是没有益处的。”
考证文章容易写得艰涩简古，曲高和寡。翦伯赞却把考证文章写得轻松活泼，风趣十足。他写的《我的氏姓，我的故乡》，严谨中透着幽默，朴实中夹带俏皮。开头就悬念骤起，使你非要知道结论不可：“我的氏姓，不见于中国史乘，亦不见于中国历代所撰的氏族谱，其果从何而来？见者多以为奇。如果我妄据经典，冒充华胄，我也可以说，我的氏姓是出于《周礼·地官司寇》的‘翦氏’之官，如此，则不但可以附会渊源，而且也可以自矜阀阅。”“但是我查阅我的族谱，我的氏姓与《周礼》‘翦氏’之官毫无关系，而是明代皇帝的赐姓，我的族人，也并不是‘黄帝’的子孙，或是大汉族的一个宗族，而是来自新疆，所谓西夷之人也。”
何以如此？他根据其十六世祖山胜在同治三年(1864年)写的《回部世系源流》，参照《元史·巴尔木阿尔忒的斤传》、明朝政府颁给其先祖的诏书以及顺治四年(1647年)修成的《桃源县志》等文献，把翦氏的族属、得姓与迁徙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目了然：“翦氏本姓哈，其先出于西域回部，宋时为西域回部望族。元太祖之西征，回部附之，屡从征伐。有哈勒者，尝从太祖征西夏部落，屡战克捷，以军功封折冲将军。自是族属东迁，世仕元代，是为翦氏东徙之始。”“明兴，其裔八十，佐明太祖征伐。八十勇武有韬略，屡著战功，太祖嘉之，以其翦除寇盗，赐之姓曰翦，更其名八十曰八士，是为翦氏得姓之始。”“洪武五年(1372年)，太祖封八士为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命其镇守辰常一带。……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卒于军，奉旨敕葬常德关外黄龙冈。是为翦氏南迁湖广之始。”“八士有子曰拜著，原任荆襄都督府总兵，自幼随父征讨，习于攻战。八士卒，拜著袭其官。”“拜著生二子，长曰常蒲，次曰常黎。拜著卒，常蒲袭职为常德卫正指挥使，常蒲旋辞官北归西域回部，八士之副将，亦多出随从回籍。惟常黎乐常桃之山水，遂家焉。……自常黎以后五世诰敕盈馆，棨戟临门，赫然为世禄之家。以后失其官爵，遂为黎庶，自前明迄今，子孙繁衍，分居湖广、广西等省，或力田为农，或服贾为商，皆聚族而居，尊奉回教。”
在考证的基础上，翦伯赞又锦上添花，对其族属东迁的历史原因作了生动说明：“历史上有些突然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想不到的。当我的远祖在塔里木盆地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东徙中国本部。但是十三世纪初鞑靼人的世界征服正像一阵狂风暴雨，横扫世界而过，许多弱小种族的人民便像沙砾一样，被这历史上的暴风雨卷上天空，又落到他们自己想不到的地方。我的远祖哈勒就在这暴风雨的时代中，不自主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徙向中国的内地。……谁知到十四世纪中叶，历史上又再飘起一阵狂风，把鞑靼征服者扫除了中原。在这一历史风暴中，我的始祖八士遂又像沙砾一样，被卷到湖南。他们虽到湖南，但也并没有预备居留下去，所以我的三世祖常蒲还是宁愿辞官不做，回到故乡去了。想不到常蒲的兄弟常黎，他却愿意留在湖南，这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从此以后，这原住在新疆的一个姓哈的氏族，被历史上两阵狂风接力吹送，便变成了湖南翦氏了。”(22)
翦伯赞史学专著的文笔亦精美绝妙，炉火纯青。1942年11月，当其《中国史纲》第一卷杀青之际，在重庆市郊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日常活动的郭沫若致信翦伯赞：“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为兄贺，亦为同人贺。我们极欢迎您写好后到赖家桥来为我们朗读，请您一定来，我暂不进城，决定在这儿等您。”郭沫若在信的末尾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现在略略伤风，更加渴望您用《史纲》来疗治。”(23)人所共知，郭沫若是文学巨匠，又是史学泰斗，他热情邀请翦伯赞为同人“朗读”《中国史纲》，绝非出于文友间的客气，而是对翦伯赞文笔的认同。
另一位现代史学大师侯外庐，也特别欣赏翦伯赞的文笔。他说：“伯赞的口才和文才都很不凡。一件事经过他的口和笔，总能变得趣味横生。伯赞的文章以优美潇洒见称于世。那文采，最反映他的风格。他献给读者的历史著作，篇篇读来都能朗朗上口，而他自己做学问的态度，则异常缜密、精细，异常严肃、刻苦。”“他有一个原则，凡写的东西，一定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懂并接受，所以，他不仅注重理论原则，而且特别肯在文字上下功夫。他的作品能寓科学性、党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凡读过《中国史纲》的人，无不有感于他锤炼文字的功力。”(24)
下面，就从《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25)选出几个精彩段落，与同行共赏翦氏“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
之一，以刚健的笔锋描绘中国最初的人类及其生活的时代，力透纸背，犹如以电闪雷鸣欢呼惊心动魄的沧桑巨变和祖先出世：“大约在地质学第四纪之初，亦即今日以前的五十万年的时代，地球上便到了一个冰河时期，这在中国历史上，就正是传说中九头十纪开天辟地的时代。当此之时，鸿蒙未辟，宇宙洪荒，整个的地球，都在混沌之中。皑皑的冰河正以清洁的冰雪替人类洗刷这个原始的世界。”“太阳虽然照在蒙古高原上，但它仍然不能消解由冰河带来之寒冷和潮湿的气氛。即因气候过于寒冷，所以植物不易繁殖。虽然如此，当时内海周围没有为冰雪所掩盖的山谷和大原野里，已经生长出耐寒的石松、枞桧、月桂树、无花果以及球根类的植物。此外，在卑湿的地方或溪涧的沿岸，则生长了地衣与苔藓。这些古生的植物，就用它们生命的色素，点缀这荒旷的原野。巨型的爬虫类已经灭绝了。现在驰逐于蒙古高原的，是披毛犀、毛象、剑齿虎、洞熊、鬣狗、麝香牛、北极狐之类的古生动物。它们弱肉强食，相互吞噬，用它们的咆哮，打破这洪荒世界的沉默。”“地球在转动，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海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26)
之二，再现项羽在楚汉之争中被围垓下、挥剑自刭的情景，惊天地，泣鬼神，是挽歌，又似赞歌，悲凉中闪耀着凄美：“夜已深沉了，在项羽的军幕中，点燃了巨大的蜡烛，四面皆有楚歌之声，于是这位三十岁左右少年英雄，开始结束他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楚歌的声音更逼近了，蜡烛快熄灭了，骏马在长嘶，卫士们都拔出了雪亮的刀剑，大概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虞姬与项王永别了。同时，项王也就跃上了他的骏马，带了八百名壮士，冲出了千军万马的重围。在项王军幕中留下来的，是酒，是泪，是血，是美人的幽灵，是英雄的歌声。”“现在项王走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北)之滨，乌江的亭长，杈船以待，劝项羽渡江。但是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乃下马，以其骏马赠送与乌江亭长。于是这一位‘一声叱咤，千人皆废’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带着敌人鲜血的宝剑，自刭而死了。”翦伯赞对项羽人生悲剧的描述精彩，评论也精彩：“余于亦不胜其钦佩。但可惜他是贵族的后裔，决定了他走向历史的反动方向，因而终于辗死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之下，实为可悲。虽然如此，他仍不失为封建社会中一个典型的英雄。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感情，都是英雄本色。即因他具有这样的性格，所以他才能领导起一个倒转历史的运动，而且也终于一手把历史的车轮倒转了。”“项羽的失败，不在他主观创力的不强；而正是由于他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垓下的悲歌，乌江的浩叹，正是中国初期封建的历史贵族之最终的悲剧。从此以后，这一个残余的社会层，遂永远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27)
之三，回答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赋，何以失去了生命力？比喻恰当，阐释精辟。“汉代的辞赋，是从楚辞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学的形式，惟楚辞皆系优美的抒情之作，而汉赋则几乎看不出作者自己的灵魂。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一满怀幽怨之淡妆轻抹的思妇。”“中国的文学，何以到汉代便失去了以前的生动，一变而为死板的繁缛的汉赋呢？我以为这不能归结为文学家个人的性格或天才的差异，而是客观环境变异的结果。……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大汉帝国全盛的时代；他们所看到的社会，是平静的农村，繁华的都市，壮丽的宫殿，幽美的园林。他们所看到的人物，是雄才大略的皇帝，胜利凯旋的将军，高车怒马的贵族，拖朱曳紫的官僚，肥头大耳的地主商人。他们看到的历史演出，是皇帝千乘万骑出猎，四夷重舌九译来朝，贵族缇帷夹道出殡，将军远征旌旗飘摇，官僚封妻荫子，兼并列宅，商人地主，横绝沙漠，翻越葱岭的商队之车马萧萧。这些最光彩、最雄伟、最幽美的景象，就遮蔽了文学家的眼睛。”(28)
四、磨练一副博采众长的好文笔
良史工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磨练一副好文笔，这是历代史家必备的基本功。当代史学工作者也不例外。怎样才能具备这种基本功呢？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里提出一个主张，笔者认为切实可行。他说：“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他说的“多读”，就是不厌其多地研读前人和时人的史学美文经典，像蜜蜂从数以百万计的花朵上采集花粉然后酿蜜那样从中吸取写作营养。“少作”，就是树立精品意识，呕心沥血，写一篇是一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滥竽充数。“多改”，就是要惜墨如金，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修改，尽量将文中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掉。实现梁氏“两多一少”要求的关键是多写短文。因为文章由短拉长易，由长缩短难。短文必须言之有物，拒绝“注水”，容不得空话和废话。短文更要讲究文采。
说到文采，梁启超在《补编》中设有专节论述。他指出：文采的要素很多，最重要的莫过于“简洁”和“飞动”。所谓“简洁”，就是文章的笔削要精益求精。“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梁氏强调一篇文章的初稿，“要看可删的有多少”，定稿要做到“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种要求，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写作箴言。
所谓“飞动”，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他说：“为什么要做文章？为的是做给人看，尤其是历史文章”，“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学家要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29)梁氏在这里强调，要把历史文章写得生动感人，“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但是，他要求史学文章“飞动”，并非提倡华而不实、堆砌辞藻，而是要借助语言美，增加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文采和浮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翦伯赞在《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中也指出：“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强调“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30)
古往今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梁氏和翦氏的见解之正确。世间美文，确实短者居多。因为短文必须要有闪光出彩的“文眼”，使人过目不忘。反之，平淡无奇、“费辞”连篇的长文，容易成为过眼云烟，转瞬即逝。明清之际的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读书札记《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一直被学者奉为务实求真的学术精品。这部名著除个别条目是长文，其余均为短文，每篇或数十字，或数百字，超过千字的都很少。其中，自序只有六十一个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顾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他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前辈创获，不掠他人之美的治学品格。“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氏勤于探索，勇于修正，敢于留给后人检验的治学精神。这篇自序，如果减去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占用的十五字，仅剩四十六个字，可谓字字珠玑，精粹至极。
著名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作家和新闻记者约翰·里德，以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写出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宁为该书美国版写的序言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全文只有四句话，译成现代汉语，连标点在内共有204字，却讲了三个重要内容：一、向“各国工人”推荐这本书；二、推荐这本书的理由；三、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原文不长，全录如下：“我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由衷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记述了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现在正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所作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31)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有关部门报送的材料“读后脑中无映象”。缺点“在理论和文词”方面，具体表现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究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还风趣地规劝道：“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微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32)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语重心长的提示，至今对理论界和学术界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很值得史学工作者深思和笃行。
为了适应新世纪、新形势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中，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让史学著作进一步走出史学家个人的书斋，走出少数史学同好者的沙龙，“工文”应当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必修课。这样，史学才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样，史学工作者才能在史学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更有作为。因为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都需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乃至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述。精湛的文笔能给史学著作插上腾飞的翅膀，平庸的文笔则会拖累史学著作翅膀的飞动。史学工作者要永远铭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3)
注释：
①《惜抱轩文集》卷六。
②《惜抱轩文集》卷四。
③《文史通义·史德》。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688—6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7—678页。塞文系法国南部良基多克省一个山区，1702—1705年此地爆发过农民起义；旺代是法国西部一个山区，1793年贵族和僧侣在此地唆使农民发动叛乱，反对法国大革命。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26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5—176、268—26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296页。
(12)《史记正义》序。
(13)《史记·太史公自序》，本文所引《史记》各篇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4)《史记·五帝本纪》。
(15)《日知录》卷二六。
(16)《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2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7)《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18)关于滑稽，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
(19)《史通·叙事》。
(20)《史通·言语》。
(21)《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399页。
(22)《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3—409页。
(23)《郭沫若同志给剪伯赞同志的信和诗》，《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24)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37、138页。
(25)这两部名著自20世纪40年代成书以来多次出版，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校定本分别更名为《先秦史》和《秦汉史》。
(26)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27)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
(28)翦伯赞：《秦汉史》，第558页。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一171页。
(30)《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第371页。
(3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368页。
(33)《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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