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道[1]1997年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旨在通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普及教育的历史及课程探索过程的考察,总结各国普及教育中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研究课程适切性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从而为我国有效实施全民教育战略,在本世纪末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发展目标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此研究目的,笔者从亚洲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发展、以及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21世纪教育发展的倪端等维度,综合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定性与定量方法,力图由此获得对于以增强适切性为突破口的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理性高度的认识。 笔者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亚洲发展中国家近半个世纪普及教育的历史,实质上所反映的是探索在扩大受教育人口的学习机会如何获得质量保障;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课程对于社会及学习者发展的适切程度则成为实现普及教育目标的关键。研究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独立,各国在普及教育方面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总的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办学规模急剧膨胀阶段,教育质量及效益滑坡阶段,强调以满足基本学习需求的宗旨,进行课程改革阶段。从这样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亚洲发展中国家出于普及教育,为经济发展培养大批合格劳动力资源的急
高艳贺[2]2008年在《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rdore W.Schultz)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Schultz,1993:1)。同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国的教育发展道路,也就是懂得了许多真正的教育发展特征与模式。本研究以战后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究同属一个档次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教育发展之经验,力图整体把握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总趋势、规律与主要特征,明确未来教育发展方向,摆脱教育依附,实现教育解放,以便为教育决策提供参考,更加有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本论文包括绪论和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概念与方法。笔者首先从教育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三个维度阐述了研究的意义,并对重要概念(如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发展模式、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界定,然后指出本研究目的在于归纳并揭示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经济增长、社会正义、政治、文化模式,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的关系,揭示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效率与公平、依附与独立、数量与质量的博弈关系(见研究设计图1.0.1)。论文采用了理想类型、量化研究与历史比较的方法来探讨这一主题。第一部分主要归纳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经济增长、社会正义、政治与文化发展四种模式。第一章是发展与发展理论的学术史考察,重在梳理学者对发展的认识(如依附理论/世界系统论、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等)及发展的其他范式与学科视角。第二章至第五章运用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工具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四种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主要是经济增长与社会正义模式的博弈。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也包括政治、国际组织及文化模式。第二部分数据分析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指标是否存在差异,二者差异程度如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性别维度、人口维度和教育维度几个层面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社会正义、性别维度、人口维度和教育维度几个层面对教育指标在多大程度上有不同的影响?本部分采用量化研究,通过运行spss15.0,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探讨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正义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为历史比较研究,主要从历史与比较两个维度展开。历时比较部分追溯了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模式的演进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论文的最后一章从横向的教育效率与公平、教育依附与独立、教育数量与质量三个维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总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规律与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社会正义、政治、文化模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模式在效率与公平、依附与独立、数量与质量之间博弈。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把握其中的微妙平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调整。
朱艺丹[3]2018年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界范围内,贫困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顽疾。消除贫困作为联合国8个发展目标之中的首要目标,对各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各国探索适宜的减贫方式的进程中,深觉贫困不仅与经济因素有关,更与个人能力的“缺失”紧密相连,而弥补这一“缺失”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即是教育。近年来,我国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关注教育在减贫脱贫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构建出完善、系统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缔造了世人瞩目的“减贫奇迹”。在国家扶贫攻坚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教育贫困现状、教育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等各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期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经验。本文选择了分别分布在亚洲、美洲及非洲三洲的四个发展中大国,即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对四国教育扶贫政策制定的演进历程、重要主体、制度安排以及发展特征进行探究。试图厘清四国教育扶贫政策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阶段?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体是谁?其制度安排如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未来的政策趋向又将会走向何处?四国教育扶贫政策之间有什么区别?四国的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国又可提供哪些可借鉴的启示和经验?从而从宏观层面来把握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政策的全貌。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阐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对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陈述研究问题和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正文共有六章节,可分为三部分。正文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章,这也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该四章分别对应着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四国。每一章节之中分别对四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重要主体、制度安排以及发展特征进行了宏观探究。在发展历程梳理方面,本文主要焦距二战后四国教育扶贫政策的演进状况,根据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大致划分。在重要主体探索方面,本文主要从官方主体和非官方主体两方面进行分析。官方主体主要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非官方主体主要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等多方面进行总结。在制度安排方面,本文对四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度构建主要从法律保障、战略规划和援助计划这三个层面进行。在具体的援助计划层面,又根据各国不同的教育制度和体系将教育扶贫政策的执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在发展特征方面,本文主要从价值理念、扶贫机制和扶贫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正文第二部分即为第五章。该部分在前四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异同点进行了多维度比较,并且总结了四国教育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经验,对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合理预测,从而对四国教育扶贫政策进行了一个宏观、整体的定位。正文第三部分即为第六章。该章主要从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角度出发,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考察。在概括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之上,分析并总结四国教育扶贫政策对我国的启示,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而得出,我国要在顺应国际教育减贫理念和发展方向的同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并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政策。
洪丽[4]2010年在《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它会自动转为下降不必政府干预,还是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更有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跳出就中国问题论中国问题的局限,把视角转向国外,系统研究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政策,将对正确看待并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早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他们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类似倒U型曲线。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根据从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MID2c)整理的13个经济发达国家、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17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序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类似“U型曲线”,转折点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还通过实证模型得到了验证,结果不仅支持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的观点,也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相吻合,因为“U形曲线”与“倒U假说”考察的时期并不一样,库兹涅茨等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U形曲线”则阐述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新的信息化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倒U假说”中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后期下降的阶段正好与“U形曲线”中收入差距前期下降的阶段相吻合,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缩小,还是后一阶段的扩大,都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缩小的趋势,除了与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等自然因素有关,还受益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强力干预,这段时期的政府再分配政策倾向于保护穷人、干预力度较大,高额的累进税及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有效调节了过高收入,另一方面使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家庭,两者结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自由流出、“南北贸易”和外来移民增加,技术进步,政府再分配政策干预力度减弱,工会力量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都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量力量。这一系列相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多数在实证检验中都得到了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库兹涅茨“倒U假说”相符的模式,影响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也并非简单的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而是表现出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当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分配时,一般会伴随收入分配的恶化；当政府不仅关注经济目标而且也关注社会的公平时,收入分配状况通常会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库兹涅茨“倒U假说”这种单一的模式,很可能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模式。经济转轨国家由于都发生了特殊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转变,其收入差距的变化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经历了转轨初期的混乱之后,许多转轨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蒙古等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转向下降。这也再次证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呈现绝对的“倒U模式”。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当前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还非常大,巴西、哥伦比亚、南非、肯尼亚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5以上,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南非、巴西等国家相比要相对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任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指出采取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其当前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或还“处于合理区间”,都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能期待收入差距会自动转为下降,而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来缩小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从国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情况来看,一类是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另一类是对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放任政策或者政策不当或失效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的众多国家、亚洲的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等。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低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协调城乡发展,加入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多种政策优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加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垄断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税制结构,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收入；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困难群体的就业岗位,缓解贫富差距；等等。
汤浩[5]2005年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教育》文中提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非正规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在亚洲的泰国、印度、孟加拉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非正规教育在普及教育、扫盲、劳动者的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曾天山[6]1991年在《试论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的若干问题》文中认为一、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进步的不利条件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发展中国家可分为四类:①中东石油国家;②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亚洲四小龙、拉美国家;③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④最不发达国家,如黑非洲和南亚国家.本文主要分析后三类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问题.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城乡教育异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姆博先生认为:世界上最缺乏现代教育的地方就是农村.前国际教育发展委会主席埃德加、富尔提出:这个星球上构成一大片黑暗而愚味地区的主要是农业地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发达国家城乡教育水平接近,城市居民甚至倒流农村;而发展中国
参考文献：
[1]. 亚洲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研究[D]. 张铁道. 西北师范大学. 1997
[2]. 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 高艳贺.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政策比较研究[D]. 朱艺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4]. 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 洪丽. 武汉大学. 2010
[5]. 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教育[J]. 汤浩. 中国青年研究. 2005
[6]. 试论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的若干问题[J]. 曾天山. 教育理论与实践.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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